第三章　民主桥头堡 　　欧洲是美国的天然盟友。它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大体相同的宗教传统，实行一样的民主政治，并且还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祖籍地。欧洲带头通过一体化把民族国家组成共同的超国家经济联盟，最终组成政治联盟。在此同时，它也为超越民族主义时代狭隘观点和破坏性情感而建立的国家消亡之后更大的组织形式指明了道路。欧洲已经是当今世界组织上多边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图11）政治上统一的成功，将在欧洲创造出一个生活在民主屋顶之下，享有与美国相当的生活水准，且拥有大约4亿人口的单一实体。这样的欧洲必将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欧洲也是向欧亚大陆腹地逐步扩展民主的跳板。欧洲的东扩将巩固九十年代民主的胜利。它将在政治与经济方面与欧洲基本文明的范围差不多。这个范围被称为“耶酥使徒彼得的欧洲”，其版图是由起源于基督教西派教会的欧洲古老和共同的宗教传统确定的。这样的欧洲早在民族主义时代之前就一度存在过，在欧洲分裂成为美国和前苏联分别控制的两个部分之前已经存在了很久。这样一个大欧洲将对那些位于更远的东部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并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建立起关系网络，使它们参与越来越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并使它们转而信仰共同的民主原则。它将最终成为美国所倡导的大欧亚大陆安全合作架构的关键支柱之一。 　　不过，欧洲首先是美国在欧亚大陆必不可少的地缘政治桥头堡。美国在欧洲有着巨大的地缘战略利益。与美日之间的联系不一样，大西洋联盟在欧亚大陆上直接确立了美国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在美欧关系的目前阶段，欧洲盟国仍极大地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欧洲的任何扩大都将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直接影响的范围的扩大。相反，若没有跨大西洋的紧密关系，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也就会很快地不复存在。那样，美国对大西洋的控制以及它使自己的影响和力量达到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能力将受到严重限制。 　　然而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欧洲人的“欧洲”并不存在。这只不过是一种憧憬、观念和目标，还不是现实。西欧已经是一个共同市场，但还远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政治上的一个欧洲尚未出现。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据的话，那么波斯尼亚危机已痛苦地证明欧洲仍然并不存在。严酷的现实是，西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美国的保护地，中欧也越来越是如此。美国的这些盟国使人们想起在古代的仆从国和附庸国。这无论对美国还是对欧洲各国来说都未必是好事。 　　更糟糕的是，欧洲内部的活力正更加普遍地下降。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合法性，甚至连正在露头的欧洲人格意识，都显得十分脆弱。在一些欧洲国家，人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信任危机，创造性的势头丧失殆尽，且在世界的一些大问题面前采取孤立主义和逃避主义的内向态度。绝大多数欧洲人是否想让欧洲成为一个主要大国以及他们是否准备朝着这个方面努力，尚不清楚。就连目前已大为减弱的残留的欧洲反美主义情绪也有些玩世不恭：欧洲人对美国的“霸权”耿耿于怀，但他们却又乐于受美国“霸权”的庇护。 　　对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记忆犹新，对经济复兴的渴望以及前苏联威胁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曾经是形成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势头的三个主要动力。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这三个动力已经消失。经济复兴已基本实现。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那么欧洲面临的问题越来越是：负担过于沉重的社会福利制度正耗尽经济活力，而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强烈抵制正使欧洲政治注意力内向。前苏联的威胁是消失了，而一些欧洲人希望摆脱美国影响而独立的愿望却并未转化成促进欧洲大陆一体化的强大动力。 　　欧洲一体化的事业越来越依靠由欧洲共同体及其继承者欧洲联盟这种庞大机制所产生的官僚机构本身的势头来支撑。一体化的思想虽仍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但由于缺乏热情和使命感，这种支持趋于冷淡。一般说来，今天的西欧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多，不齐心，尽管生活舒适却存在一系列社会问题，没有共同的较远大眼光。欧洲一体化正越来越成为一个进程而不是一项事业。 　　尽管如此，法国与德国这欧洲两大主要国家的政治精英大体上仍然承诺要实现把欧洲变成真正的欧洲的目标。因此，他们是欧洲的主要设计师。若齐心协力，他们能建立起一个无愧于欧洲的历史和潜力的欧洲。然而这两个国家对欧洲建设的看法和意图却又不尽相同，而且两者都没有强大到能单独实现自己的目的和主张。 　　这种状况便为美国的决定性干预提供了特殊机会。这使美国以维护欧洲团结名义的介入有了必要性，因为不这样做欧洲的一体化就将陷于停顿，甚至逐渐发生逆转。但美国对欧洲建设的任何有效参与都必须以美国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的明确思想为指导：一是美国希望看到并愿意促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欧洲，一个平等的伙伴还是一个小盟友；二是欧盟和北约的最终范围应该有多大。此外，美国还必须谨慎处理它与欧洲两个主要设计师的关系。 　　辉煌与救赎 　　法国寻求欧洲的转世再生，德国则希望通过欧洲而获得救赎。这两种不同的动机是理解并确定法德对欧洲的不同设计内容的深层原因。 　　对法国来说，欧洲是恢复其昔日伟大辉煌的途径。法国严肃的国际问题思想家早在二次大战前就对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中心地位不断下降而忧心忡忡。在冷战的几十年中，这种担忧变成了对“盎格鲁撤克逊人”统治西方的愤懑，更不用说对与此相关的西方文化的“美国化”的蔑视了。创造一个查尔斯·戴高乐所说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真正欧洲，就是为了纠正这种糟糕的情况。这样的欧洲，由于将由法国领导，将为法国重新找回其辉煌。法国人至今感到这种辉煌仍然是法国的特定命运。 　　在德国看来，投身欧洲是德意志民族得到救赎的基础，而与美国的亲密关系则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关键。因此，德国认为一个过分自信且独立于美国的欧洲并非可行的选择。对德国来说，救赎＋安全＝欧洲＋美国。这个公式决定了德国的态度和政策，它既使德国成为一名欧洲真正的良民，又同时是美国在欧洲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德国把它对欧洲的热心承诺看成是对自己历史的净化以及对其道德和政治信誉的恢复。德国通过欧洲使自身得到救赎，既可重振昔日的雄风，又可在自然而然地不引起欧洲对德国的怨恨与担心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使命。若德国人寻求自身的民族利益，那就将冒被其他欧洲人所孤立的风险。而若德国人致力于促进欧洲的共同利益，则将得到欧洲的支持和尊重。 　　在冷战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上，法国是一个忠诚、有献身精神和坚定的盟友。每当关键时刻，法国总是与美国并肩战斗。无论是对柏林的两次封锁，还是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法国从未动摇过。但是法国希望表现出自己单独的政治人格，并维护法国自身必不可少的行动自由，特别是在牵涉到法国的全球性地位或欧洲未来问题时的行动自由，这又减弱了法国对北约的支持。 　　法国的政治精英仍然抱着法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观念，这实在有点荒谬。1995年5月阿兰·朱佩总理在法国国民议会重申历届前任总理的思想并宣布：“法国能够也必须坚持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天命”，议会厅立即响起了自发的鼓掌声。法国坚持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其主要动机是法国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它自己的行动自由，同时又能使自己在美国做出有关西方联盟整体安全的生死悠关的决定时获得对美国施加影响的能力。法国谋求提高自身的地位并不是为了对付前苏联，因为即使从最好的角度看，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也只能对前苏联发动战争的能力产生十分有限的影响。巴黎倒是觉得自己拥有核武器可以使它在冷战中最高级别和最危险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法国认为拥有核武器不仅加强了自己是全球性大国的主张，而且还使自己拥有全世界都不得不尊重的发言权。这也加强了法国作为五个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之一的地位。这五个成员统统是核大国。在法国看来，英国的核威慑力量仅仅是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延伸。之所以如此，尤其是因为英国遵守对美英特殊关系的承诺并在建设独立欧洲的努力中往往弃权。（法国核力量的发展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暗中支持，但法国人却认为这对法国的战略考虑没有任何影响。）在法国的心目中，法国的核威慑力量还加强了它作为欧洲大陆主要大国所具有的领导地位，而且法国是唯一拥有这种地位的真正的欧洲国家。 　　法国的全球抱负也表现为，它坚定地致力于在大多数法语非洲国家继续维持其在安全方面的特殊作用。尽管法国在长期作战后失去了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放弃了法帝国范围更广的地盘，尽管现实情况是法国基本上只是后帝国时期的一个中等欧洲国家，这种安全方面的使命以及法国继续控制着分散在太平洋中的一些岛屿（这些岛屿为法国有争议的核试验提供了场所）的事实，使法国的精英更加坚定地认为法国确实发挥着全球性作用。 　　所有这些一直使法国要求继承欧洲的领导地位。英国已使自己成为次要角色并基本上依附于美国的力量。而德国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又处于分裂状态并仍然为它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所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可以拿欧洲概念大做文章，宣扬自己是欧洲概念的代表，把欧洲的概念说成与法国的观念一致。法国这个最先发明主权民族国家概念并把民族主义变成民众信仰的国家，很自然地把自己看成是独立和联合的欧洲的化身。法国在这样看待自己时所抱的热情，与它当年一度对“国家”概念所抱的热情一样地炽烈。法国领导下的欧洲辉煌也就成了法国辉煌。 　　这种由深刻的历史责任所产生并由独特文化自豪感而增强的特殊使命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法国必须保留一块在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的主要的地缘政治地域，或者说保留一块至少也要防止一个比法国更强大的国家出来主宰的地域。这块地域在地图上可以划为一个半圆形。它包括伊比利亚半岛、西地中海的北岸以及从德国到中东欧的广大地区。（图12）它不仅是法国安全的最底限度辐射范围，而且也是法国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地域。只有在确保南欧国家以及德国支持的情况下，建设一个由法国领导的统一独立的欧洲的目标方能实现。但很明显，在法国所拥有的地缘政治轨道内，一个日益更加强大的德国必将成为法国最难对付的国家。 　　在法国看来，通过在法国领导下的欧洲统一同时结合美国在欧洲大陆的首要地位逐渐下降，就可以实现独立统一的欧洲这一重要目标。但若法国要营造欧洲的未来，它就必须既让德国参与又加以束缚，还得逐步剥夺美国对欧洲事务的政治领导。而这将导致法国陷入双重政策困境：一是如何在不断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存在的同时，保持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法国仍然承认这一承诺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如何在阻止德国领导欧洲的同时，使法德伙伴关系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发动机。 　　如果法国是货真价实的全球性大国，那么摆脱这些困境并实现其主要目标也许并不困难。除德国外，欧洲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怀有法国那样的抱负及被同样的使命感所驱使。就连德国也可能受到诱惑而在统一但是独立于美国的欧洲中接受法国的领导，但这只有在德国认为法国确实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且可以像美国那样为欧洲提供德国无法提供的安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然而德国明白法国实力确实有限。法国在经济上远比德国弱，而它的军事力量也并不够（正如1991年海湾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法国的军事力量足以平息发生在其非洲卫星国内部的军事政变，但却既无力保护欧洲，也无力向远离欧洲的地方投送大量军事力量。法国不大不小正好是个中等的欧洲大国。因此，为了建设欧洲，德国还是愿意纵容法国的自大。但是为了真正维护欧洲的安全，德国却不愿意盲目地追随法国的领导。因此，德国一直坚持美国应在欧洲安全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这个对法国的自尊心来说颇为痛苦的现实，在德国统一后变得更为明显了。而在这之前，法德和解确实表现为法国依靠德国的经济活力心安理得地享有政治领导地位。这种看法事实上对双方都是合适的。因为这一方面缓解了欧洲传统上对德国的担心，另一方面通过造成欧洲建设由法国领导而得到经济上富有活力的西德支持这一印象起了加强和满足法国的幻想的作用。 　　然而，即使对法德和解有些错觉，法德和解在欧洲形势发展中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其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它为艰难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所有进步提供了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基础。因此，它与美国的利益完全一致，也与美国长期以来对促进欧洲跨国合作的承诺相符合。法德合作的失败对欧洲将是一个致命的倒退，也将给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带来灾难。 　　美国心照不宣的支持，使法德共同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可能。而德国的统一又增加了法国把德国束缚在有约束力的欧洲框架之内的动因。因此，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在1990年12月6日承诺将致力于实现欧洲联邦的目标。十天后，在罗马举行的讨论欧洲政治联盟的政府间会议——尽管英国持保留态度——明确责成欧共体十二国外长拟订一项政治联盟条约的草案。 　　然而，德国的统一也急剧地改变了欧洲政治的实际形势。这无论对俄罗斯还是法国都是地缘政治上的失败。统一的德国不仅不再是法国的政治小伙伴，而且自然而然地成了西欧无可争议的首要大国，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尤其因为德国是支持重要国际组织的主要出资国例如在下列组织的总预算中，德国出资的比例分别为：欧盟28．5％；北约22．8％；联合国8．93％。此外，它还是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最大股东。。新的现实使法德都不再对法德关系抱多少幻想。因为德国现在能够也愿意说明并公开地推进它自己对欧洲未来的设想。虽然德国仍然是法国的伙伴，它却不再是受法国保护的对象。 　　法国政治影响力的减弱已对它的政策造成了一些影响。法国不得不在北约内重新获取更大的影响——为抗议美国的控制，法国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北约——并通过更多的外交运作来弥补自己的相对弱点。重返北约也许可使法国对美国施加更多的影响，而不时地拉拢莫斯科或伦敦则可从外部对美国和德国施压。 　　结果是法国重返了北约的指挥系统。不过这只是法国的政策策略运用而并非真要重返后去争些什么。到1994年，法国又重新成为北约的政治军事决策事实上的积极参与者。而到1995年末，法国外交和国防部长也开始定期出席北约的会议。但法国为此提出了要价：一旦完全重返北约，法国重申决心对联盟结构进行改革，以使美国的领导与欧洲国家的参与之间更为平衡。法国人希望欧洲集体的因素能起更大的作用和影响。正如法国外长德沙雷特1996年4月8日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对法国来说，（与联盟和解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在联盟内维护运作中可信，政治上可见的欧洲特性。” 　　与此同时，法国毫不犹豫地在策略上利用它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来制约美国的欧洲政策，并在凡是有用的时候就重温它从前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以抵消德国在欧洲不断加强的首要地位。法国外长1996年8月对此说得接近露骨。他宣称：“如果法国发挥一种国际作用，它一定会得益于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存在，得益于帮助俄国重新成为一个主要大国。”俄国外长随即对此做了回应：“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中，法国人是在同俄罗斯关系中最接近采取建设性态度的。”转引自1996年8月12日《观察家报》。 　　法国起初对北约东扩的支持不冷不热——其实是对北约东扩是否可取几乎不加掩饰地表示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获取与美国打交道时的影响力而制定的策略。恰恰由于美德是北约东扩的主要倡导者，对法国最适宜的才是采取冷淡态度，有保留地行事，为北约东扩对俄国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忧，从而扮演欧洲与俄罗斯的最合适的对话者的角色。法国人甚至给一些中欧人这样的印象，即法国人并不反对俄罗斯在东欧有一个势力范围。因此，法国打俄罗斯牌不仅牵制了美国并向德国传达了一个并不十分隐晦的信息，而且增加了对美国的压力，要美国认真考虑法国提出的改革北约的建议。 　　北约的扩大归根结蒂需要16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巴黎知道它的默许在达成一致中将举足轻重，而且为了避免来自其他成员国的阻力，法国的实际支持是必须的。因此，法国毫不隐讳其意图，就是把它对北约扩大的支持作为抵押品，要挟美国最终接受法国改变联盟内部力量对比及其根本组织结构的决心。 　　法国原先在支持欧盟扩大方面也同样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这一进程主要由德国带头。美国也给予支持，但没有像介入北约扩大那么深。尽管法国在北约内往往争辩说欧盟的扩大将为那些前共产党国家提供更为合适的保护伞，但当德国开始力争更迅速地把欧盟向中欧扩大的时候，法国却立即开始提出技术上的问题，并要求欧盟对欧洲南部不受保护的地中海一翼给予同样的重视（这些分歧早在1994年11月法德首脑会晤时已经出现）。法国强调后者还收到了赢得北约南部成员的支持的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法国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筹码。但法国这样做的代价是扩大了法德两国在欧洲地缘政治观上的分歧。1996年下半年法国最终同意波兰加入北约与欧盟，才部分地缩小了法德间的这一分歧。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法德之间的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民主的西德就一直认为法德和解是在分裂的欧洲西半部建设一个欧洲大家庭所必需的。这种和解对德国恢复历史名誉也十分重要。因此，德国为此付出接受法国的领导这一代价还算公平。与此同时，前苏联对脆弱的西德持续的威胁又使忠于美国成为德国能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就连法国也承认这一点。但在苏联崩溃后，为了建设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再从属于法国就既无必要也无好处了。统一的德国实际上已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伙伴，所以平等的法德伙伴关系对法国来说是再公平不过的事情了。因此，法国没有其他选择而不得不接受德国更愿与大西洋彼岸的盟友和保护者建立最重要安全联系这个事实。 　　冷战结束后，这种联系对德国来说变得更为重要。从前它既使德国避免了外来直接威胁的侵害，也是德国最终统一必要的先决条件。随着苏联的解体及德国的统一，德国与美国的联系现在又为德国提供了保护伞。在这一保护伞之下，德国可以更公开地在中欧起领导作用，同时又不对其邻国构成威胁。这种同美国的关系提供的不仅仅是德国行为端正的证明书，它还向德国的邻国保证，若它们同德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就意昧着与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些使德国更容易比较公开地阐明自己地缘政治的优先考虑。 　　德国这一航船安全地停泊在欧洲。美国在欧洲可以看得见的军事存在又使它变得无害而可靠。因此德国现在可以力促把新近获得自由的中欧国家融入欧洲框架。这将不再是旧时德帝国主义的中欧，而是一个在德国的投资及贸易带动下经济复兴并更为友善的大家庭。德国还将扮演赞助者的角色，最终把这个新的中欧正式纳入欧盟和北约。由于法德联盟为德国扮演更具决定性的地区角色提供了重要舞台，德国就不再需要在其特殊利益轨道内表现自己时羞羞答答了。 　　在欧洲地图上，德国的特殊利益区域可用一个长方形来表示，在西部当然包括法国，在东部则覆盖中欧新获得解放的原共产党国家，还包括各波罗的海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甚至延伸至俄罗斯境内。从许多方面看，这个区域与德国在历史上曾有过的建设性文化影响范围相一致。这个范围是由德国城市和农业殖民者于前民族主义时期在中东欧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区域内营造出来的。他们在第二次大战过程中已被扫除干净。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把法国（前面已有论述）和德国特别关注的地区放在一起在下面的地图中进行观察的话，这两个地区实际上勾画出了东欧与西欧的界限，而两个地区的重叠部分则突出了法德关系在地缘政治上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欧洲的重要核心。 　　九十年代中德国与波兰的和解，标志着德国在中欧扮演更为公开自信的角色的关键性突破。尽管开始时有点犹豫，统一的德国(在美国的推动下)正式承认了奥得－尼斯河为它与波兰的永久边界。此举又消除了波兰与德国建立更为密切关系的唯一的最重要的障碍。在双方进一步采取了一些相互友好和谅解的姿态以后，德波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双边贸易迅猛发展（1995年波兰超过俄罗斯而成为德国在东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德国成了波兰加入欧盟最主要的支持者，还与美国一起成了波兰加入北约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如果有人把到九十年代中波德的和解在中欧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同法德和解早先对西欧的影响相提并论，这一点也不过分。 　　德国的影响可以通过波兰向北辐射到波罗的海诸国，向东可以到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而且波德和解的范围通过波兰不时地参与法德关于欧洲前景的重要磋商而有所扩大。所谓的魏玛三角（由于第一次法、德、波三边高级磋商在德国城市魏玛举行而得名，这一磋商后来定期举行。）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拥有三个国家总共1．8亿人口和十分明确的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地缘政治轴心。一方面它进一步加强了德国在中欧的主导作用，但另一方面德国的作用又因波兰和法国参加三方对话而有所抵消。 　　德国对欧洲主要组织东扩十分明确的承诺使中欧更易于接受德国的领导，对那些较小的中欧国家来说更其如此。德国作出这样的承诺就使自己肩负起了与根深蒂固的西欧观念很不相同的历史使命。按照西欧那种观念，发生在德国和奥地利以东的事情多少已超出真正欧洲所应关注的范围。早在18世纪初博林布鲁克勋爵参阅他所著《欧洲史：从比利牛斯和平到路易十四之死》。就明确声称，东部的政治暴力事件不会对西欧人带来任何影响。这种态度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时又重新出现。九十年代中在波斯尼亚冲突期间，英国与法国也再次采取了令人悲叹的态度。在目前有关欧洲未来的辩论中，这种看法仍是一股暗流。 　　与此相反，在德国真正引起辩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北约和欧盟哪一个应该先扩大。国防部长支持北约先扩大，而外交部长则主张欧盟先扩大。结果是德国成了建立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的无可争辩的倡导者。德国总理曾经把2000年定为欧盟实现第一次东扩的目标，德国国防部长也最先提议把北约成立五十周年作为实现北约东扩的有象征意义的适当时间。这样，德国对欧洲未来的看法就与它的欧洲主要盟友有了差别：英国人明白表示他们宁可建立一个更大的欧洲，因为他们把扩大看成是淡化欧洲统一的途径。法国人则担心扩大会增大德国的作用，因此支持搞一个范围较小的一体化。而德国对这两种想法都支持，从而在中欧获得了它自己的独特地位。 　　美国的总目标 　　对美国而言，主要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一个具有生存活力、与美国始终联系在一起并能扩展合作与民主的国际体系范围的欧洲。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有效运作主要依赖这一体系。因此，这不是一个在法德之间作出取舍的问题。缺了法国或德国，便不会有欧洲。 　　从前文所述大体上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美国必须介入欧洲统一事业，以补救已在削弱欧洲活力的内部士气与目标危机，克服欧洲普遍流行的关于美国最终并不赞成欧洲真正统一的疑虑，并为欧洲联合事业注入必要的民主兴奋剂。这就要求美国就最终接受欧洲是美国的全球性伙伴作出明确的承诺。 　　2．从短期看，在策略上反对法国的政策并支持德国的领导地位是有道理的；从长远看，倘若真正的欧洲确实应运而生，则欧洲联合必须具备更鲜明的欧洲政治和军事特性。这就需要逐步对法国关于跨大西洋体制内权力分配的观点作出某种迁就。 　　3．法国和德国均未强大到可单独建设欧洲或同俄罗斯解决在确定欧洲地理范围方面的固有麻烦。这便要求美国有力地、专注地和义无反顾地参与进来，特别是与德国人一道来确定欧洲的范围，并以此应付诸如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乌克兰在欧洲体系内的最终地位等这些特别是对俄国来说十分敏感的问题。 　　在广褒的欧亚大陆的地图上扫一眼，即可感受到欧洲桥头堡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及其地域上的相对狭小。维护该桥头堡并使它作为民主的跳板而扩大与美国的安全直接相关。美国对稳定和与之相关的民主传播所怀有的全球关注与欧洲表面上对这些问题的漠不关心（尽管法国自诩拥有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之间存在着鸿沟，需要填平。只有当欧洲越来越更加具备邦联特性时，这一鸿沟才能变窄。欧洲不会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因为欧洲多种多样的民族传统都很顽固。但欧洲可以成为一个实体，通过共同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多地体现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在民族价值观的普及中明确自身的利益，并对欧亚地域上的其他居民形成磁铁般的吸引力。 　　如果让欧洲人放任自流，他们就有陷入内部社会问题而不能自拔的危险。欧洲的经济复苏掩盖了表面成功背后的长期代价。这些代价会在经济上，同时也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损害。西欧日益面临政治合法性和经济活力方面无法克服的危机，深深植根于受国家庇护的社会结构的普遍膨胀，这助长了家长作风、保护主义以及目光短浅的狭隘性。结果是营造了一种集逃避现实的享乐主义和精神空虚于一体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可能被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或教条主义的理论家所利用。 　　如果这种氛围大肆泛滥，就可能对民主和欧洲概念造成致命的损害。就欧洲面临的新问题而论，民主和欧洲概念事实上是互相关联的。暂且不提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不致引起政治动乱的改革这一需要，所有的新问题，不管是外来移民或是美国或亚洲的经济技术竞争力，都越来越多地只能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得到有效应对。一个比其各组成部分加在一起更大的欧洲，即一个在促进民主和广泛地改变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信仰方面要发挥自身的全球性作用的欧洲，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与政治极端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或社会享乐主义划清界线的欧洲。 　　无需唤起对德俄单独互相迁就的旧有恐惧，也无需夸大法国与莫斯科策略上调情的后果，只要欧洲仍在进行联合的努力失败，人们就会对欧洲地缘政治的稳定和美国在欧洲的地位感到不安。欧洲联合的任何失败事实上可能使欧洲人有必要重新使用一些相当传统的手法。这肯定会为俄国或德国在地缘政治方面自行其是提供机遇。不过，如果欧洲现代史上还能给人以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么俄、德都不可能在这方面获得持久的成功。然而德国至少在界定自身民族利益时可能会变得更加我行我索和直截了当。 　　当前，德国的利益与欧盟和北约的利益是一致的，甚至在后两者的利益中得以净化。甚至绿党左翼联盟发言人也主张扩大北约和欧盟。但是，如果欧洲的统一和扩大受阻，便有理由推论，将会出现一个更带民族主义色彩的德国有关欧洲“秩序”观的诠释，从而对欧洲的稳定构成潜在的损害。联邦议院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科尔总理可能的继任者沃尔夫冈·绍伯勒在说下面这番话时就反映出这种思想状态。他说，德国不再是“反对东方的西方堡垒；我们已变为欧洲的中心”，并有针对性地补充说：“在中世纪的漫长年代，德国曾被卷入创立欧洲秩序”1996年8月2日，黑体是引用者所加。。按照这一思路，中欧地区会成为确立德国明显的政治主导地位的地区和德国对东方和西方进一步实施单方面政策的基础，而不再是德国仅仅占据经济优势的一个欧洲地区。 　　欧洲到那时就不再是美国力量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和向欧亚大陆扩展全球民主体系的跳板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欧洲统一毫不含糊而且非常具体的支持必须维持不变的原因。尽管在欧洲经济恢复时期和在跨大西洋安全联盟内美国频繁表示支持欧洲统一及欧洲的跨国合作，但在行动上美国好像更喜欢与一个一个的欧洲国家而不是与欧盟打交道，来处理棘手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美国在欧洲决策过程中偶而地固执己见，似乎强化了欧洲的疑虑：当欧洲服从美国领导时美国就支持欧洲人之间的合作，而当欧洲制定自己的欧洲政策时美国就不支持欧洲人之间的合作。这是一个不应传播的错误信息。 　　美国在明确宣布它不但准备接受欧洲成为真正欧洲的后果，而且准备采取相应行动之前，已在1995年12月美欧马德里联合宣言中强有力地重申美国对欧洲统一的承诺，但这听起来依然空洞无力。对欧洲来说，最终结果必须是它与美国结成真正的伙伴，而不是受优待但仍是小伙伴的那种地位。真正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共同决策并分担责任。美国对欧洲统一事业的支持将有助于使跨大西洋对话充满活力，并促使欧洲人更认真地致力于在世界上发挥一个真正举足轻重的欧洲可能发挥的作用。 　　可以想象，在某个时候，一个真正联合和强大的欧盟可能会变成美国的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对手。欧盟当然可能变成一个难以驾驭的经济技术竞争者。与此同时，它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然而，事实上这样一个强大的和政治上专心致志的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与美国立国之初时的情况不同，欧洲对复兴民族国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面对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热望则显然已经消退。 　　未来10年或20年有以下三种现实可能的选择：或者是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统一的欧洲，尽管犹豫不决和有起有伏，仍然追求欧洲大陆统一的目标；或者是一个僵持的欧洲，其一体化的程度和地理范围基本上不超越目前状况，而中欧则继续处于地缘政治真空；或者是作为僵持状态的可能后续，出现一个恢复旧时的强权角逐且逐渐走向分裂的欧洲。如果出现一个僵持的欧洲，德国对欧洲的那种自我认同感几乎将不可避免地淡化，促使德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界定更具民族主义色彩。对美国来说，第一种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这是一种如果要实现就需要美国全力支持的选择。 　　在欧洲建设犹豫不决的当前阶段，美国没有必要直接介入诸如以下复杂问题的争论：欧盟是否应以多数赞成制（一个得到德国特别支持的立场）来作出对外政策决定，欧洲议会是否应该获得立法决策权及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是否应成为事实上的欧洲行政当局，实施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协议的时间表是否应适当松动，欧洲最终是否应成为一个涵盖广阔的邦联或者成为一个以联邦实体为内核加上较为松散的外围周边地带的多层次实体。这些问题都应由欧洲人自己去研讨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进展很可能不平衡，会停停走走，而且最终只能靠复杂的妥协被推动前进。 　　不过，人们有理由认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将在2000年以前应运而生，最初可能由欧盟现有的15个成员国中的六至十个成员国组成。这将加速欧洲在货币领域之外的经济一体化，同时进一步促进政治一体化。于是，伴随着断断续续的进程，一个拥有更为一体化的内核和较松散的外围的单一欧洲将会出现并日渐成为欧亚棋局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棋手。 　　无论怎样，美国都不应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美国更喜欢一个尽管包括的地域更广内涵却含糊不清的欧洲联合。美国应该通过言辞和行动重申，它最终愿意将欧盟视为美国全球性的政治和安全伙伴并与之打交道，而不仅仅把欧盟视为由通过北约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地区性共同市场。为使这一承诺更可信并超越关于“伙伴关系”的动听言辞，美国可以建议并启动在新的跨大西洋双边决策机制中与欧盟的联袂规划。 　　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北约。维系北约对跨大西洋的联系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美欧意见极为一致。没有北约，欧洲不但可能会脆弱得不堪一击，而且几乎立即会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北约确保欧洲的安全并为寻求欧洲统一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这便是北约对欧洲具有历史性至关重要意义的依据。 　　然而，随着欧洲在犹豫中逐步走向联合，北约的内部结构和进程将不得不作出调整。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是有点道理的。不能设想，有朝一日会有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却同时又有一个仍然以一个超级大国加上十五个依附国为基础的一体化联盟。一旦欧洲伴随着欧盟逐渐履行某些超国家政府的职能而开始表现出其自身的真正政治特性，北约将不得不在“1＋1”（美国＋欧盟）公式的基础上作出改变。 　　这不会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再重复一次，走向这个方面的进展将是步履蹒跚的。但是这种进展必须在现有的联盟安排中得到体现，否则，缺少这种调整本身就会使进一步进展受阻。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是1996年联盟决定组建联合特遣部队，由此设想到以联盟后勤保障和指挥、控制、通讯及情报系统为基础，进行某种纯欧洲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如果愿进一步迁就法国关于增大西欧联盟在北约内的作用，特别是在指挥和决策方面的作用的要求，那么美国的这种态度也将表明美国对欧洲统一更真诚的支持并有助于缩小美法之间在欧洲最终自我定位问题上的分歧。 　　从更长远看，西欧联盟有可能吸收一些由于种种地缘政治或历史原因而不会寻求加入北约的欧盟国家入盟。属于这类国家的可能有芬兰或瑞典，甚至还可能有奥地利。这三个国家都已在西欧联盟内获得观察员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芬兰和瑞典具有影响的舆论都已开始讨论与北约结盟的可能性。1996年5月，瑞典媒体报道，芬兰国防部队司令员提出了北约在北欧领土上作一些部署的可能性。1996年8月，瑞典议会国防委员会在一项表明要逐步与北约开展更密切的安全合作的决定中建议瑞典加入只有北约成员国参加的西欧军备集团（WEAG）。另外一些国家也可能会谋求与西欧联盟建立联系，并以此作为最终加入北约的预备性步骤。西欧联盟在处理与欧盟未来成员的关系时也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仿效北约和平伙伴关系的做法。所有这些步骤都有助于在跨大西洋联盟的正式范围之外编织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安全合作网。 　　与此同时，在一个更大和更统一的欧洲出现之前（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这样一个欧洲也不会很快出现），美国必须与法国和德国通力协作，共同促进这样一个更统一和更大的欧洲的出现。因此，美国关于法国的主要政策难题，仍将是如何在不损害美德联系的情况下诱使法国更紧密地参与大西洋的政治和军事一体化；而关于德国的主要政策难题，则仍将是美国如何既可以依赖德国在大西洋主义欧洲的领导地位中得利而又不引发法国、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安。 　　美国在联盟未来结构的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会，有助于最终争取法国对北约东扩的更大支持。从长远看，使德国的两边同处于一个一体化的北约军事安全区之内可以把德国更牢固地定位在一个多边框架内。这对法国应该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联盟的扩大还将使“魏玛三角”（由德国、法国、波兰构成）变为在某种程度上制衡德国在欧洲领导地位之微妙手段这种可能性增大。尽管波兰加入联盟有赖于德国的支持（波兰对法国在联盟扩展问题上态度暖昧颇为不满），然而一旦波兰入盟以后，更可能出现的却是法国与波兰在地缘政治上持共同观点。 　　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华盛顿都不应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有关欧洲特性或北约内部运作等问题上，法国只是暂时的对手。更为重要且华盛顿应该牢记的事实是，在把一个民主的德国永远拴在欧洲之内的重要任务中，法国是必不可少的伙伴。这便是法德关系的历史性作用。欧盟和北约东扩均应强化以法德关系作为欧洲内核的重要性。最后要说的是，法国不够强大，既不足以阻挠美国推行其欧洲政策中地缘战略的根本原则，又不足以使自己成为欧洲的领袖。因此，法国有些怪僻甚至发点脾气，都是可以容忍的。 　　注意到法国在北非和法语非洲国家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也是恰当的。法国是摩洛哥和突尼斯不可或缺的伙伴，同时还在阿尔及利亚起着稳定局势的作用。法国作这样的介入有充分的国内原因：约500万穆斯林现在居住在法国。因而北非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对法国利害攸关。然而这种利益又能给欧洲安全带来广泛的好处。若没有法国的使命感，欧洲南翼将更不稳定和更具威胁性。整个南欧对地中海南岸地区的不稳定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威胁正越来越感到不安。因而法国对整个地中海地区事态的强烈关注同北约在安全方面的关注并非无关。美国在偶尔不得不应付法国关于其特殊领袖地位的过分要求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德国另当别论。德国的主导作用不可否认，但在公开赞同德国在欧洲的领导作用时却必须谨慎行事。这种领导作用可能会对某些欧洲国家暂时有利，比如那些赞赏德国为欧洲东扩采取主动行动的中欧国家。西欧人对此也可以容忍，只要这种领导作用被置于美国的首要地位之下。但从长远看，欧洲建设不能以德国的领导作用为基础。太多的记忆仍在萦纡，太多的恐惧可能显现。一个由柏林建设并领导的欧洲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就是为什么德国需要法国、欧洲需要法德联系、美国不能在德法之间择其一的原因。 　　关于北约扩大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一个与欧洲自身的扩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进程。如果欧盟将成为一个地理上幅员更广大的共同体，成为一个由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法德领导核心加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外围组成的共同体，如果这样一个欧洲把自身的安全建筑在与美国继续结盟的基础之上，那么，其地理上最暴露的部分中欧，就自然不能被明显地排斥于通过跨大西洋联盟而享有安全感的欧洲其他部分之外。在这一点上，美国和德国意见一致。在美国和德国看来，扩大的动因是政治的、历史的和建设性的。推动扩大的不是对俄国的仇恨，也不是对俄国的惧怕，更不是孤立俄国的愿望。 　　因此，美国须特别紧密地与德国携手合作推动欧洲东扩。在这个问题上美德的合作和共同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美国和德国联袂鼓励其他北约盟友同意欧洲东扩并且在俄罗斯愿意妥协的情况下与俄罗斯有效地谈判相互迁就方案(见第四章)，或者两国在建设欧洲的任务不能从属于莫斯科的反对意见这种正确信念的指引下采取果断行动，则东扩就会成为现实。为获得所需的北约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特别需要美国与德国联合向其他成员国施加压力。倘若美德共同致力于获得这种一致意见，任何北约成员国都没有能力予以阻挠。 　　说到底，与上述努力利害关系最大的是美国在欧洲的长期作用。一个新欧洲尚在形成之中，倘若这个新欧洲在地理上仍然是“欧洲－大西洋”空间的一部分，则北约的扩大就是必不可少的。确实，如果美国业已启动的扩展北约的努力停滞或徘徊不前，美国便不可能有什么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全面政策。这种失败将使美国的领导信誉扫地，将使“欧洲正在扩大”的观念被打得粉碎，将使中欧人灰心丧气，也还可能重新唤起俄罗斯现已休眠或行将泯灭的对中欧的地缘政治企盼。对西方而言，这将是一种自伤自残，使在未来任何一种欧亚安全结构中形成真正的欧洲支柱的前景受到致命损害；对美国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失败，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失败。 　　指导欧洲渐进扩展的底线必须是这样的主张：现有的跨大西洋体系之外的任何国家都无权否决任何符合条件的欧洲国家加入欧洲体系并进而加入其跨大西洋的安全体系；任何符合条件的欧洲国家都不应最终被先验地排除在欧盟或北约之外，尤其是极易遭受武力攻击且日益符合条件的波罗的海国家有权知道它们最终也可以成为上述两个组织的正式成员，同时还有权知道，它们即使不去迎合扩展中的欧洲及其美国伙伴的利益，它们的主权也不会受到威胁。 　　实质上，西方特别是美国及其西欧盟友，必须回答瓦茨拉夫·哈维尔1996年5月15日在亚琛十分雄辩地提出的问题：　　 　　我知道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联盟均不能一夜之间向所有渴望加入它们的国家敞开大门。这两个机构毫无疑问能够做的和在为时太晚之前应该做的是：向被视为一个有共同价值地区的整个欧洲明确保证欧盟与北约都不是封闭的俱乐部。二者应该制定出一个明确和详尽的渐进扩展政策。这一政策中不但已含有一个时间表，而且还有对这个时间表内在逻辑的解释。 　　欧洲的历史性时间表 　　尽管在现阶段欧洲东部的最终界限既不能明确说明，也不能最终确定，但从最广义而言，欧洲是从共同的基督教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共有文明。欧洲的比较狭隘的西方定义是与罗马帝国及其历史遗产相联系的。但欧洲基督教传统中还包括拜占庭及其俄罗斯东正教的成份。因此，在文化上讲，欧洲的含义比耶酥使徒彼得的欧洲要广，彼得的欧洲则又比西欧广得多，尽管近年来西欧一直在盗用“欧洲”的名义。甚至仅仅对地图14扫一眼便可确信，现在的欧洲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欧洲。更糟的是，这是一个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一个能对双方产生吸引作用的无安全保障的地区，并必然导致紧张和角逐的欧洲。 　　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欧洲（仅限于西欧）在冷战期间由于客观的必要性而又有了意义，但这样的欧洲现在却成了畸形怪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日渐统一的欧洲除了是一种文明以外，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水准和不受种族和领土争端困扰的有共同民主程序的政治实体。这样的一个欧洲，目前在正式组织上范围要比其实际潜力小得多。几个较为先进、政治上稳定的中欧国家均属西方彼得的欧洲传统。主要有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可能还包括斯洛文尼亚。它们已明显具备了资格也渴望成为“欧洲”及其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成员。 　　在当前的形势下，北约看来很有可能大概在1999年实行扩展而接纳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在这一初步但却重要的步骤之后，北约的任何后续扩展可能将与欧盟的扩展同步或紧接其后进行。欧盟扩展涉及更复杂的程序。这既表现在取得资格要分若干阶段，又表现在入盟必须达到的要求上（图13）。因此，即使是接纳首批中欧国家加入欧盟也不可能早于2002年，或许还要晚一些。然而，当北约首批三个新成员加入欧盟后，欧盟和北约都必然会把接纳波罗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最终还可能有乌克兰）的问题提上日程。 　　值得注意的是，最终入盟的前景已在对未来的成员国的情况和行为发生建设性影响。意识到欧盟或北约均不希望被成员国之间在少数民族权益或领土要求方面的更多冲突所困扰（士耳其与希腊的争端已经够麻烦了），已使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受到必要推动，力争达成符合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标准的妥协。只有民主国家才有资格入盟这一更为笼统的原则，也在发生着同样的作用。要求不被遗弃在北约和欧盟的外面的愿望，正在对新兴的民主国家产生着有力的重要影响。 　　不管怎么说，欧洲的政治联合与安全不可分割，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如果不同美国达成共同的安全安排，事实上便很难想象有什么真正联合的欧洲。由此而论，有资格开始并被邀请同欧盟进行入盟谈判的那些国家，从此时起也应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事实上已被置于北约的假定保护之下。 　　与之相适应，扩展欧洲和扩大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过程很可能分若干深思熟虑的阶段向前发展。假定美国和西欧始终如一地履行承诺，则一个纯属推测但又谨慎地符合实际的发展阶段时间表也许可以开列如下： 　　1．到1999年，首批中欧新成员国将被接纳加入北约，尽管它们加入欧盟的时间可能不会早于2002或2003年。 　　2．同时，欧盟将启动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入盟谈判，北约同样也将开始运作以解决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加入的问题。这些国家可能于2005年完成加入北约的程序。在此阶段的某个时候，其他巴尔干国家也可能成为加入的对象。 　　3．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可能会激励瑞典和芬兰考虑加入北约。 　　4．在2005年至201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乌克兰应能随时与欧盟和北约开始认真的谈判，特别是如果在这段时间中该国在国内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成功地被外界更为明确地认定为一个中欧国家。 　　同时，法国－德国－波兰三方在欧盟和北约框架内的合作可能已大大加深，特别是在防务领域。这种合作可能成为任何扩大了的欧洲安全安排的西方核心，这一安全安排最终可能将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包括进来。鉴于德国和波兰在乌克兰独立问题上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最终很可能也被逐渐吸纳进法国－德国－波兰的特殊关系。到2010年时，包括2亿3千万人口的法国一德国一波兰一乌克兰政治合作关系可能演化成一种加大欧洲地缘战略纵深的伙伴关系。（图15） 　　上述情景究竟是以平和方式还是在与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出现，事关重大。应不断地向俄罗斯作出保证欧洲的大门对俄国是敞开的，就像最终加入扩大的跨大西洋安全体系和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加入新的跨欧亚安全体系的大门对俄国是敞开的一样。为使这些保证言而有信，应有意识地推进俄罗斯与欧洲在各个领域内的各种合作联系。（俄罗斯同欧洲的关系及乌克兰在这方面的作用将在下一章中得到更充分的探讨。） 　　倘若欧洲在统一和扩展方面以及俄罗斯与此同时在巩固民主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均取得成功，则俄罗斯在某个时候也可以有资格与欧洲结成更牢固的关系。这又将使跨大西洋安全体系与跨欧亚大陆安全体系的最终合并成为可能。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提出俄罗斯正式入盟的问题。如果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理由的话，这恰恰是不能毫无意义地对俄国关闭各种大门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要说的是，伴随着雅尔塔欧洲的消失，还必须使凡尔赛欧洲不再重现。欧洲分裂状态的结束不应成为将欧洲推回到众多民族国家争吵不休的状态的一个步骤，而应是一个出发点，营造一个因北约扩大而得以加强、因与俄罗斯的建设性安全关系而更加安全且幅员更大和日益统一的欧洲。因此，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地缘战略目标可极其简明地归纳为：通过更加真实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来巩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以便使扩大中的欧洲成为向欧亚大陆传送国际民主与合作秩序的更有活力的跳板。

第四章　黑洞 　　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1991年末的解体，在欧亚大陆正中心造成了一个“黑洞”。这就如同地缘政治学家所描述的“心脏地带”突然从世界地图上被挖走了一样。 　　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新形势给美国带来严峻的挑战。可以理解，美国的紧迫任务当然是减小这个正在分崩离析却仍拥有强大核武库的国家陷入政治混乱或重新成为敌对的专制政权的可能性。然而美国的长期任务则依然是：如何促进俄国的民主改革和经济复兴；同时避免重新出现一个欧亚帝国，阻碍美国实现建立一个能把俄国稳定安全地联在一起的更大的欧洲－大西洋体系这一地缘战略目标。 　　俄国的新地缘政治环境 　　苏联的垮台是庞大的中苏共产主义集团逐步分裂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个集团曾在短时间内与成吉思汗帝国的地域相当，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后者。但这个存在年代较近的横跨欧亚大陆的集团，寿命却很短。铁托的南斯拉夫反对和毛的中国不听号令，早就显示出共产主义阵营在比意识形态的约束更有力的民族主义的企盼面前的脆弱性。中苏集团持续了大约10年，苏联持续了大约70年。 　　但更具地缘政治意义的是长达几个世纪的莫斯科统治下的大俄罗斯帝国的灭亡。这个帝国的解体缘于苏联体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总失败，虽然由于其一贯的保密制度和自我孤立，其中许多弊端几乎到最后垮台时才得以暴露。因此，世界被苏联看起来十分迅速的自我灭亡惊呆了。1991年12月短短的两个星期内，苏联先是由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首脑们公然宣布解散，然后正式被一个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以外包括原苏联的所有共和国在内的称作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含糊不清的实体所取代。苏联总统无可奈何地辞职引退，苏联国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降落。最后，一个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有1．5亿人口的俄罗斯联邦成为前苏联事实上的继承者，而共有另外的1．5亿人口的其他共和国则不同程度地取得了独立的主权。 　　前苏联的解体在地缘政治上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仅仅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俄国人民突然发现他们不再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的主人，总体说来他们对苏联的解体比外界更无思想准备。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退回到了19世纪；在中亚则是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更有戏剧性和令人痛苦的是在西部，俄的边界退回到了1600年左右即“雷帝”伊凡四世统治之后不久。高加索的丢失重新唤起了对土耳其影响卷土重来在战略上的担心。失去了中亚，使人感到丢掉了这一地区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对伊斯兰的潜在挑战忧心仲仲。乌克兰的独立则动摇了俄国是泛斯拉夫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这一说法的根本。 　　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沙皇帝国占据、四分之三世纪以来则由俄罗斯主导的苏联占据的地盘上，现在出现了12个国家。除俄国外，大多数国家对真正的主权毫无准备。这些国家从有5290万人口的乌克兰到仅有350万人口的亚美尼亚，大小不等。它们是否能生存下去不能确定，莫斯科是否愿意永远接受这一新的现实同样不可预测。2000万左右说俄语的人现在成了外国居民，更加重了俄国人受到的历史震撼。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受民族主义越来越强的精英们统治。在经受了几十年来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性的“俄罗斯化”后，他们决心要表现出它们各自的特性。 　　俄罗斯帝国的垮台使欧亚大陆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力量真空。不仅新独立国家虚弱不堪，十分混乱，俄国本身也因为动荡，特别是因为在政治动荡的同时企图抛弃旧的苏联社会经济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全面危机。俄国因担心穆斯林在新独立的塔吉克斯坦上台而进行了军事介入，使民族问题更趋严重。对车臣政治经济上付出高昂代价的可悲的残酷干预，更使问题雪上加霜。最令人痛苦的是俄国的国际地位大幅下降。虽然仍拥有庞大但越来越陈旧的核武库，曾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俄国现在却被许多人视为只不过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地区性大国而已。 　　俄国严重的社会危机扩大了地缘政治真空。四分之三个世纪的集权统治给俄国人民带来了伤害。大批最有才能和干劲最足的人被杀害或死于古拉格劳动营，人数达数百万。另外，在本世纪内，俄国还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蹂躏、一场长期内战中的死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和破坏。俄国政权推行压制性的教条主义的正统思想，断绝了俄国与世界的联系。俄国经济政策对生态问题完全漠然视之，环境和人民身心健康深受其害。据俄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至90年代中，仅约40％的新生儿是健康的；约五分之一的俄国小学一年级学生有不同形式的智力低下问题。男子平均寿命下降至57．3岁。俄国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俄国的社会状况实际上是典型的中等第三世界国家水平。 　　对本世纪俄国人民遭受的恐惧和苦难，无论描述得如何严重也不为过。由于以下一系列事件的社会影响，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未曾有机会过正常的文明生活： 　　——1905年的俄日战争，以俄国战败蒙辱而告终； 　　——1905年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引发大规模城市暴力活动； 　　——1914－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死伤几百万人，经济陷入极度混乱； 　　——1918－1921年内战，再次造成几百万人丧生，国家遭到严重破坏； 　　——1919－1920年，俄波战争，以俄战败而终； 　　——20年代早期建立古拉格劳动营，革命前的精英遭到杀戮和大规模逃离俄国； 　　——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运动，造成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大规模饥荒和几百万人死亡； 　　——3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大清洗和大恐怖”，几百万人被关进劳改营，100多万人被枪决，几百万人死于虐待； 　　——1941－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平民和军人伤亡人数达数百万，经济破坏惨重； 　　——40年代晚期再次实施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从而再次发生大规模的逮捕和频繁的处决； 　　——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长达40年的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造成社会贫困； 　　——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为把苏联的力量扩展到加勒比、中东和非洲地区而耗尽财力； 　　——1979－1989年劳民伤财的阿富汗战争； 　　——苏联的突然解体，社会动荡，痛苦的经济危机，血腥而又耻辱的车臣战争。 　　俄国的内部危机和国际地位的丧失令人苦恼和不安，对俄国的政治精英来说尤其如此。俄国地缘政治形势也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西部，由于苏联的解体，俄国国界被十分令人痛苦地更改，地缘政治影响的范围大大缩小（图16）。自18世纪以来，俄国一直控制着波罗的海诸国。现在失去了里加和塔林港，使俄国进出波罗的海更受限制，且受失去冬天的不冻港之苦。虽然俄国总算对在形式上新获独立但高度俄罗斯化的白俄罗斯保住了政治主导地位，但也难保蔓延的民族主义最终不会在那儿占上风。在原苏联疆域之外，华抄条约组织的崩溃意味着以波兰为代表的前中欧卫星国正迅速倒向北约和欧盟。 　　最麻烦的是丢掉了乌克兰。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出现不仅迫使所有俄国人重新思考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民族特性的性质，而且也是俄国在地缘政治上遭受的重大挫折。乌克兰从300多年的俄罗斯帝国历史脱离出去，意味着俄国失去了一大块潜在富裕的工农业经济和在种族与宗教上同俄国人极为接近的5200万人口。而这些本足以使俄国成为一个真正庞大而自信的帝国。乌克兰的独立也使俄国失去了它在黑海的主导地位，因为黑海的奥德萨是俄国与地中海地区以及与距离更远的国家贸易的重要通道。 　　从地缘政治上看，丢掉乌克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这使俄国的地缘战略选择受到极大限制。即使失去了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一个依然控制着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充当一个自信的欧亚帝国的领袖，主宰前苏联境内南部和东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丢掉了乌克兰及其5200多万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国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中。与车臣的战争也许仅是第一个例子而已。另外，由于俄国出生率日益下降而中亚人口急剧增加，任何没有乌克兰而仅建立在俄国力量之上的新欧亚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欧洲化色彩将不可避免地减弱，而更加日趋亚洲化。 　　丢掉了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不仅是重要的，而且起了催化作用。正是乌克兰1991年12月宣布独立以及在贝拉维扎的关键性谈判中坚持由一个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取代苏联，尤其是乌克兰采取政变式的突然行动，强行夺取驻乌的苏军部队的指挥权，才使独联体没有成为仅是一个更加邦联化的苏联的新名称。乌克兰的政治自决使莫斯科目瞪口呆，并成为一个榜样，原苏联的其他共和国虽然开始时仍较胆怯，然后均纷纷仿效。 　　俄国失掉其在波罗的海的主导地位的一幕在黑海重演，不仅由于乌克兰独立，也是因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这些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为土耳其恢复其一度失去的在本地区的影响增加了机会。1991年以前，黑海是俄国海军力量进入地中海的出发点；到90年代中，俄国在黑海仅剩一小条狭长的沿岸地带。为苏联黑海舰队的残余部分使用在克里米亚的基地，俄国同乌克兰仍争执不休。俄国眼睁睁地恼怒地看着北约－乌克兰联合进行海军和登陆演习，土耳其在黑海地区影响不断扩大。俄国还怀疑土耳其向车臣抵抗分子提供了有效的援助。 　　在更远的东南部，地缘政治的动荡同样极大改变了里海盆地乃至中亚地区的总的地位。苏联解体之前，里海实际上是一个俄国的湖，仅南部一小部分属于伊朗。一个独立和民族主义十分强烈的阿塞拜疆出现了，蜂拥而至的急切的西方石油投资者又加强了阿塞拜疆的力量。加上同样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出现了。这一切使俄国现在仅是里海盆地财富的五个争夺者之一。俄国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认为它能够自行处理这些财富。 　　中亚国家的独立意味着俄国东南部边境在有些地方向北退了1000多英里。这些新独立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储藏，必然会引起外国的兴趣。几乎可以肯定，不仅那些国家的精英，而且不久以后它们的老百姓，民族主义情绪也将越来越强烈，可能会在对世界的看法上更趋伊斯兰化。哈萨克斯坦土地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在其近2000万人口中，哈萨克人和斯拉夫人的人数基本相当，语言和民族纠纷极易激化。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约2500万，民族要单一得多，领导人喜欢强调历史上的辉煌岁月。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日益自信地强调本地区在后殖民地时代的新地位。土库曼斯坦在地理上因隔着哈萨克斯坦而与俄国没有直接联系。为减少以前为进入世界市场在通讯方面对俄国的依赖，土库曼斯坦正积极开拓与伊朗的新联系。 　　由于受到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的外来支持，中亚各国并不像许多俄罗斯人继续希望的那样，愿意用它们的新政治主权来换取能带来实惠的与俄国的经济一体化。至少它们与俄国之间的某种紧张和敌对是不可避免的，而车臣和塔吉克斯坦令人痛苦的先例说明，不能完全排除比这更糟糕的情况。对俄国人来说，与在其整个南翼（再加上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总共有3亿多人口）的各伊斯兰国家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不能不使他们感到严重的不安。 　　最后，俄罗斯帝国解体之时，虽然远东地区并未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化，俄国在该地区也面临不祥的地缘政治新形势。几个世纪以来，中国至少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一直比俄国弱，也比俄国落后。每个关注俄国国家前途和对十年来急剧变化感到困惑的俄国人，都无法忽视中国正逐步变得比俄国更先进，更具活力，更成功这个事实。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其12亿人民活跃的精力结合在一起，正从根本上逆转着两国之间的历史方程式，而西伯利亚的空旷空间几乎在召唤着中国去殖民。 　　这个令人惊诧的新现实定将影响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安全感和在中亚的利益。不要很久，其地缘政治意义甚至可能会超过丧失乌克兰对俄国的影响。俄国后共产主义的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后来又担任俄国杜马外事委员会主席的弗拉季米尔·卢金充分阐述了其中的战略意义： 　　过去俄国虽然落后于欧洲，但却自认为比亚洲先进。但从那以来，亚洲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我们发现自己不再处于“现代化的欧洲”和“落后的亚洲”之间，而是处于“两个欧洲”之间的一个奇怪的中间地带《我们的安全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2年秋季）88卷，第60页。。　　 　　总之，俄国直到最近仍是一个领土辽阔的大帝国的缔造者，并领导着一个从欧洲中心一度延伸到南中国海的一批卫星国组成的意识形态集团，现在却成了一个麻烦甚多的民族国家，在地理上没有便捷的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在东、西、南三面都面临着与邻国爆发会削弱自己的冲突的潜在危险。似乎只有北部无人居住和难以通行的、几乎永久冰冻的地区，才是它地缘政治的安全地区。 　　地缘战略的种种幻景 　　后帝国的俄国出现一段历史和战略上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令人吃惊的苏联垮台，特别是大俄罗斯帝国出乎一般人意料和令人目瞪口呆的解体，在俄国引起了深刻的反思。人们就俄国在当前历史中应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展开了范围广泛的讨论。人们公开和私下激烈地争论多数大国从未想到过的一些问题：什么是俄国？俄国在哪里？做一个俄国人是什么意思？ 　　这些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对问题的任何答复均蕴含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含义。俄国是一个纯粹由俄罗斯种族组成的民族国家，还是俄国从定义上讲范围要更广（就如同不列颠比英格兰要广一样），因此注定要成为一个帝国？从历史、战略、种族的角度看，俄国恰当的边界在哪儿？如果从这样的历史、战略和种族角度看，乌克兰的独立是否仅是暂时出了偏差（许多俄国人都愿这样想）？俄国人是否必须在种族上是俄罗斯人（Russkyi），抑或他可以在政治上是俄国人，但在种族上不是俄罗斯人（也就是说是“Russyanin”，相当于“英国人”却不是“英格兰人”）？例如，叶利钦和一些俄国人认为，车臣人确实也可以和应该被认为是俄国人（这种说法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苏联垮台前一年，在已看到俄国末日来临的为数不多的人中，有一名俄国民族主义者曾绝望地断言：　　 　　倘若这个对俄国人民来说不可想象的可怕灾难真的来临，国家四分五裂，在其千年历史中深受贫困和欺骗的人民突然最后变得孤独无援，他们不久前的“兄弟”收拾起行李，登上“民族救生艇”，驶离正在倾覆的航船，——那么，我们是无处可去的…… 　　体现着政治、经济、精神的“俄罗斯思想”的俄罗斯国家将要重建。它将汇集已一下子突然化为乌有的1000年王国史和70年苏联史的全部精华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中央集权主义的悲剧》，载于《俄罗斯文学月刊》，1990年1月号，第4－5页。。　　 　　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找到一个能为俄国人民接受又切合现实的答案很难。俄国国家自身的历史性危机更使其难上加难。几乎贯穿俄国整个历史的是，国家既是领土扩张又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这个国家也从未刻意地按西欧传统把自己看作纯粹的民族工具，而是把自己定位为特殊的超民族使命的实施者，用宗教、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等术语赋予“俄罗斯思想”以不同的解释。现在这个使命突然遭到摒弃，因为国家的疆域已缩小到主要限于一个民族的范畴。 　　此外，俄罗斯国家（可以说是其“本质”意义上的国家）的后苏联危机的加重，不仅由于俄罗斯面对其帝国传教士使命突然被剥夺的挑战，而且由于：为了缩小俄国社会发展的落后状态与欧亚大陆较发达地区的巨大差距，俄国国内的现代化派（及其西方顾问们）正逼迫国家不再扮演社会财富的指导者、所有者和安排者这一传统的经济角色。这要求对俄罗斯国家的国际和国内作用进行政治上不折不扣的革命性的限制。这严重破坏了俄国国内生活已牢固地确立起来的模式，给俄国政治精英带来了因在地缘政治上失去方向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的感觉。 　　在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背景下，如人们可以预料到的，“俄国何去何从和什么是俄国”的问题立即引出各种各样的回答。俄国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早就预先决定了其精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后帝国和后共产主义俄国首任外长安德列·科济列夫在他任期之初试图确定新俄国在国际舞台应如何为人处世时，有一次就重新确认了这种思维模式。在苏联解体还不到一个月时他就说：“在放弃乌托邦思想后，我们开始推行实用主义，……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地缘政治正取代意识形态”。1992年1月12日《俄罗斯报》刊登的专访。 　　总的说来，苏联解体后，可以说有三大派地缘战略设想在俄国应运而生。三种设想相互有部分重复，但最终每种都与俄国最关心的相对于美国的俄国地位问题有关，每种也都包含着一些内部的变异。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派别可以归纳如下：　　 　　1．优先考虑与美国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对赞成这一主张的一些人来说，这实际上是共同统治全球的代名词。 　　2．强调“近邻外国”是俄国的中心问题，其中一些人主张建立某种莫斯科主导的经济联合，但也另有一些人希望最终恢复某种程度的帝国控制，并以此建立一个能与美欧抗衡的大国。 　　3．反联盟，即建立某种反美的欧亚联盟来削弱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　　 　　虽然第一种设想开始时在叶利钦的新执政班子中处于主导地位，但第二种设想不久就在政治上占了上风，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叶利钦的地缘政治的政策重点。第三种设想出现得稍晚一些，大约在90年代中期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苏联以后的俄国地缘战略模糊不清和屡屡失败之后作出的反应。从历史角度看，这三派想法均不成熟，是从对俄国当前国力、国际潜力和国外利益看法的种种幻景中派生出来的。 　　前苏联刚解体时，叶利钦起初的立场是把俄国政治思想中从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老观念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主张俄国本来就属于西方，应该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并应尽可能地在国内政治中与西方亲近。叶利钦本人及其外长均持这一观点。叶利钦十分明确地谴责俄帝国的历史。1990年11月19日，叶利钦在基辅以乌克兰人和车臣人可随后用来反对他的言辞雄辩地宣称：　　 　　俄国并不想成为某种新帝国的中心。……由于俄国曾长时间充当这种角色，俄国比其他国家更懂得这种角色的可恶。俄国从中得到了什么？结果是俄国更自由了吗？更富有了吗？更幸福了吗？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统治别的民族的民族不可能幸福。　　 　　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国新领导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鼓励着俄国外交政策部门中的后苏联的“西化派”。这既加强了俄国新领导的亲美倾向，也诱使俄国新领导要求直接成为西方的一员。俄国因为新领导人同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最高决策者相互直呼其名而感到高兴。他们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当美国人提出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时，在俄国人看来，似乎这就认可了由一种新的美俄民主共同统治来取代原来的美苏争夺。 　　这种共同统治的范围将是全球性的。俄国因此将不仅是前苏联的合法继承者，而且是在真正平等基础上全球和解的事实上的伙伴。正如俄国新领导人不厌其烦地宣称的，这不仅意味着全世界应承认俄国是美国的平等伙伴，而且没有俄国的参与或同意，任何全球性问题都不能得到处理和解决。虽然没有公开说出来，这种幻想明显地包含着这样的想法：中欧将仍然是甚至将自愿地成为在政治上对俄国有特殊亲近感的地区。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解散将不会导致其前成员国倒向北约，甚至也不会仅仅倒向欧盟。 　　与此同时，西方援助将使俄国政府有能力进行国内改革，让国家退出经济生活并使民主机构得以巩固。然后，俄国的经济复兴、作为美国平等伙伴的特殊地位和俄国巨大的吸引力，会鼓励最近才独立的新独联体国家，与俄国实现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因而也会扩大俄国的范围，增强俄国的实力。独联体国家因为俄国不再对它们构成威胁而谢天谢地，并会逐步意识到，与俄国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会收到实惠。 　　问题是这种主张既不符合国际现实，也不符合国内实际。“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观念虽然好听但却靠不住。美国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与俄国分享全球性力量，甚至即使它愿意也做不到。新俄国的国力虚弱不堪，社会极其落后，已不能充当美国真正的全球性伙伴。在华盛顿看来，德国、日本和中国至少也与俄国同等重要和有影响。而且，在欧洲、中东、远东等有关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地缘战略问题上，美俄两国的目标大相径庭。一旦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歧，政治实力、财政力量、技术创新和文化魅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将使“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一句空话，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感到这个说法只是故意造出来欺骗俄国的。 　　如果美国在早些时候，在美俄蜜月时期就开始着手北约的扩大，并同时向俄国提出一项“难以拒绝的交易”，即在俄国与北约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俄国的失望感或许可以消除。如果美国明确和坚决地奉行北约扩大的设想，并保证俄国将被包括在这一进程之中，也许俄国后来对“成熟的伙伴关系”的失望也可消除，克里姆林宫内西化派的政治地位也不会逐步削弱了。 　　1993年下半年，在叶利钦8月间公开赞同波兰加入跨大西洋联盟的意向并称这与“俄国的利益”相一致之后，正是美国那样做的太好时机。但克林顿政府当时仍奉行“俄国第一”的政策，于是又折腾了两年多。在此期间克里姆林宫的调子变了，对于在美国已经出现但飘忽不定的有意扩大北约的迹象越来越敌视。到1996年，美国决定把扩大北约作为建立更大、更安全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政策中心目标时，俄国人对此已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了。因此，可以说1993年是失掉历史机遇的一年。 　　必须承认，并非所有俄国关于北约扩大的担忧都毫无道理，或出于恶意。的确有些反对派，特别是俄国军方人士带着冷战思维，认为北约的扩大并非欧洲自身成长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是美国领导的一个仍然敌视俄国的联盟对俄国的进逼。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些精英，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前苏联官员，坚持他们长期形成的地缘战略观点，认为美国无权插足欧亚大陆，而北约扩大主要的动因就是美国企图扩大其势力范围。还有一些反对者怀有这样的期望，即一个游离于任何集团之外的中欧，在俄国一旦恢复元气之后，将再一次回归俄国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 　　但俄国许多民主派也担心北约扩大将意味着俄国被排斥在欧洲之外，政治上遭放逐，被认为没有资格参与欧洲文明的机制化框架。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加上政治上的担忧，使俄国感到北约扩大似乎是西方蓄谋已久的孤立俄国政策的顶峰，使俄国在世界上孤立无援，十分易受其多种敌人的攻击。此外，俄国民主派既不知道中欧人对莫斯科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怨恨有多深，也不了解他们对加入一个更大的欧洲－大西洋体系的期望有多高。 　　总的说来，俄国西化派的失望和削弱可能都难以避免。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新的俄国精英内部分歧严重，而总统和外长又都不能在地缘战略方面提供始终一贯的领导，他们没有能力清楚地说明新俄国在欧洲究竟要得到什么，也不能现实地评估俄国的虚弱所带来的实际局限。莫斯科政治上准备战斗的民主派无力使自己勇敢地申明一个民主的俄国不反对这个跨大西洋的民主大家庭的扩大，而且俄国愿意与之结交。与美国共享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幻想，使莫斯科的政治精英也很难放弃在前苏联地区，甚至在前中欧卫星国家中，建立俄国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的思想。 　　这些情况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正中下怀。到1994年，他们已在重新开始发表意见。军国主义分子也利用这些情况，此时他们已成为叶利钦在国内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了。他们对中欧国家的抱负作出越来越强烈和不时带有威胁性的反应，只是增强了那些前苏联卫星国寻求北约安全保护的决心，因为他们珍惜刚刚从俄国统治下争取到的解放。 　　克里姆林宫不愿否定所有斯大林进行过的对外征服，进一步加深了美俄两国的分歧。西方舆论，特别是北欧和美国的舆论，对俄国关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感到不安。俄国虽然承认它们的独立，也不强迫它们加入独联体，但为了使在斯大林时代有目的地移居到波罗的海各国的大批俄罗斯人群体得到优惠待遇，甚至俄国民主派领导人也不时使用威胁手段。克里姆林宫明显地不愿意谴责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的导致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被强行并入苏联的秘密协定，更使气氛笼罩上了阴影。甚至在前苏联垮台五年以后，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在1996年9月10日的正式声明中还坚持说波罗的海各国是在1940年自愿“加入”苏联的。 　　后苏联的俄国精英显然也曾期望西方会帮助，或至少不阻止俄国在后苏联空间重新发挥主要作用。因此，他们对西方愿意帮助新独立的后苏联各国巩固其独立的政治存在感到愤懑。俄国一些资深的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家尽管警告说“与美国对抗……是应该避免的一种选择”，但他们也不无道理地指出，美国正力图“在整个欧亚大陆重组国家间的关系，……从而使这个大陆上不会出现一个主要的大国，而是有许多中等、较稳定、相当强大的国家，……但这些国家无论是单个的还是整体的实力均不能超过美国。”A·博加图罗夫和V·克列缅尤克（两人均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资深学者）所著《美国人自己是永远也不会停下来的》，载1996年6月28日《独立报》。 　　在这方面，乌克兰至关重要。特别是到了1994年，美国越来越重视美乌关系并帮助乌克兰保持其新的民族自由的倾向，使许多俄国人甚至俄国的“西化派”都感到，这是一项针对俄国把乌克兰最终重新纳入自己的范围这一重大利益的政策。乌克兰最终将以某种形式与俄国“重新一体化”是许多俄国政治精英的一个坚定信念例如，据国际文传（1996年11月20日）报道，连叶利钦的首席顾问德米特里·留里科夫都把乌克兰视为一种“临时现象”。《大众报》（1996年12月10日）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俄国可能在乌克兰东部遇到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民众的普遍不满……将导致提出由俄罗斯来接管该地区的请求甚至要求。在莫斯科有不少人会支持这种计划。”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土要求，以及1996年末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在晚间天气预报节目中故意把塞瓦斯托波尔列为俄罗斯城市的那种挑衅性做法，当然无助于减少西方对俄罗斯意图的担忧。 　　。结果，俄国从地缘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对乌克兰的分离地位的疑问，正好与美国关于一个帝国型的俄国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俄国的观点迎头相撞。 　　此外，纯粹的国内原因也证明两个“民主国家”间“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现实的。俄国太落后，被集权统治破坏得太严重，不可能成为美国切实的民主伙伴。这个重要现实是关于伙伴关系的动听言辞掩盖不了的。而且后苏联俄国只是部分地清算了过去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民主派”领袖人物，即使对苏联的过去已真正幻灭者也不仅仅是苏联体制的产物，而且是原先统治集团精英中的高级成员。他们不像波兰、捷克的领导人那样是原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前苏联的重要权力机构，虽然已被削弱，士气低落，腐败不堪，却依然存在。 　　新的民主精英因俄国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在政治上更脆弱。俄国经济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使俄罗斯国家不再干预经济。俄国因此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寄予厚望。这些援助，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援助数量确实逐渐增大，不过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能使俄国经济很快恢复。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满更使那些失望的批评家的鼓噪之声越来越大。他们声称，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是假的，有利于美国，而损害了俄国。 　　总之，在苏联刚刚解体后的几年内，建立一种有效的全球性伙伴关系的主观和客观先决条件均不具备。那些民主的“西化派”要价实在太高，而自己能做的又太少。他们想与美国建立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或者叫共同统治，在独联体内比较随心所欲地行事，并在中欧建立一个地缘政治上的“无人区”。但他们对前苏联的历史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他们对充当全球性大国的想法不切合实际，俄国国内经济危机深重，他们又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这一切使他们不可能捧出一个作为平等伙伴关系概念中应有之义的稳定而真正民主的俄国。俄国必须先经历漫长的政治改革过程、同样漫长的民主稳定过程和更加漫长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然后，不仅在中欧，而且特别在前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就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进行一场从帝国心态到民族心态的深刻变革。只有在这以后，与美国的真正伙伴关系才能成为可行的地缘政治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近邻外国”优先的主张成为对亲西方政策选择的主要批评和初步成为外交政策的另一选择就不足为怪了。该主张认为“伙伴关系”这一概念忽略了对俄国最重要的东西，即俄国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近邻外国”成为重点强调需要在前苏联曾占据的地缘政治地区内重新建立一个以莫斯科为决策中心的有效框架的主张的略称。在此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重点倾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策成果太少，代价太大。那种政策只会使西方更易于利用苏联解体造成的机会。 　　但是，“近邻外国”学派之下又包含了几种不同的地缘政治观念。它不仅包括认为独联体会转变为由莫斯科领导的欧盟式组织的那些经济机能主义者和经济决定论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西化派分子”），也包括那些把经济一体化看成仅是恢复帝国的工具之一的人。这样的经济一体化既可在独联体框架下进行，也可通过俄罗斯－白俄罗斯或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在1996年作出的）特殊安排进行。它还包括主张成立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组成的斯拉夫联盟的斯拉夫浪漫主义者，以及那些支持把欧亚主义这种有点玄妙的概念定为俄国的长期历史使命的人。 　　“近邻外国”优先的主张最狭义的表达形式所涉及的只是一个理由十分充分的立场，那就是俄国必须首先集中力量搞好与新独立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因为在苏联有意加强它们相互间经济依存关系的政策下，事实上它们仍与俄国联系在一起。这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都是有意义的。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忽视俄国新一代领导人经常提到的“共同经济空间”这一现实。合作，甚至某种一体化是经济发展所必要的。因此，为扭转前苏联政治上的解体带来的经济混乱和四分五裂状态，加强独联体的联合机构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可取的。 　　对一些俄国人来说，推动经济一体化是对已发生的一切的行之有效和政治上负责的反应。人们经常把后苏联俄国的形势与欧盟作类比是有道理的。主张经济一体化的温和派明确反对恢复俄罗斯帝国。例如，早在1992年8月由一些著名人士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发表的一份题为《俄国战略》的有影响的报告中，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把建立“后帝国开明的一体化”作为建立后苏联“共同经济空间”的恰当计划。 　　但是强调“近邻外国”并不仅仅是主张地区经济合作的政治上仁慈的学说。其地缘政治内容带有帝国味道。甚至较为温和的1992年报告也谈到恢复了元气的俄国将最终与西方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并宣称在这一关系中俄国应起“调控东欧、中亚和远东形势”的作用。其他支持“近邻外国”优先的人则更直言不讳。他们明确谈到俄国在后苏联空间的“独特作用”，指责西方向乌克兰及其他新独立的国家提供援助是奉行反俄政策。 　　俄议会外事委员会1993年的主席依·阿姆巴祖莫夫的论调虽并不极端却很典型。阿是“伙伴关系”优先政策的前支持者，他公开宣称前苏联空间是俄国独家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1994年1月，阿的论调得到了此前积极主张亲西方政策的外长安德列·科济列夫的响应。科称俄国“必须在几个世纪来一直是俄国利益范围的地区内保持军事存在。”事实上，1994年4月8日《消息报》称，俄国成功地在新独立的各共和国领土上保留了至少28个军事基地。如果在地图上把俄国在加里宁格勒、摩尔多瓦、克里米亚、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和千岛群岛的军事存在用线联起来，实际上大体与前苏联的外部边界相当。（图17） 　　1995年9月，叶利钦总统发表俄国对独联体政策的正式文件，把俄国的目标概括为：　　 　　俄国对独联体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在国际社会上占有适当位置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盟，以巩固俄国在后苏联空间建立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新体系中的领导力量的地位。　　 　　人们应注意到该文件侧重于政治领域的努力，强调地提到一个单一实体及“它”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并强调俄国在这个新实体中的主导作用。在强调这些时，莫斯科还坚持俄国必须加强与新成立的独联体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系；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军事指挥体系；独联体各国的武装部队必须通过一项正式的条约联结在一起；独联体的“外部”边界必须由中央（即莫斯科）控制；俄国军队必须在独联体内的任何维和行动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在独联体内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其主要机构必须设在莫斯科（而不是原先在1991年商定的明斯克），并由俄国总统主持独联体首脑会议。 　　而且还远不止这些。1995年9月的文件也宣称：　　 　　应保证俄国电视台和电台在近邻外国的广播，俄国新闻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应得到支持，俄应为独联体各国培训民族干部。 　　考虑到有必要以与俄国友好关系的精神来教育独联体各国的年轻一代，应特别注意恢复俄国作为苏联以后的地盘内的主要教育中心的地位。　　 　　在这样的气氛下，1996年初，俄国杜马竟宣布苏联的解散是无效的。同年春天，俄国与独联体中较随和的成员国签署了两个协议，密切相互间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关系。其中一个大张旗鼓地签署的协议实际上是规定要在新的“主权国家共同体”（俄语缩写为SSR，是对前苏联缩写USSR的十足怀旧）范围内建立俄国与白俄罗斯的联盟。另一个由俄国、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签署的协议要求在远期创建“一体化国家共同体（CommunityofInt egratedStates）”。两个协定均表明俄国对独联体内部一体化进展的缓慢已不耐烦，并决心坚持推动这一进程。 　　“近邻外国”政策强调加强独联体的中央机制，因此把客观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中的一些成份与很强的建立帝国的主观决心结合了起来，但却并没有从更高的哲学高度或地缘政治角度回答仍然令人烦恼的问题：“什么是俄国？”“俄国真正的使命和恰当的范围是什么？” 　　同样强调“近邻外国”且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欧亚主义思想，要填补的正是这个空白。这个以颇有文化意味甚至玄妙的术语阐明的主义，所指方向的出发点有这样一个前提：从地缘政治和文化的角度看，俄国既不完全是欧洲的，也不完全是亚洲的，因此，俄国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欧亚特性。这种特性是俄国对从中亚到太平洋海岸辽阔土地的独特控制所遗留下来的，是莫斯科四个多世纪向东扩张所建立的帝国的遗产。俄国通过扩张，把一大批非俄罗斯人和非欧洲人纳入俄罗斯，从而也形成了独特的欧亚政治文化特点。 　　作为一种学说，欧亚主义并非在后苏联时期才出现。它始于19世纪。但作为前苏联共产主义明确的替代物和对所谓西方堕落的反应，兴盛于20世纪。俄国流亡者积极宣传这一学说以取代苏维埃主义，因为他们认识到前苏联内部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觉醒需要一种起支配作用的超民族的学说。他们担心共产主义的最终失败也会导致古老的大俄罗斯帝国的瓦解。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一个重要的欧亚主义的倡导者恩·思·特鲁别茨科伊王子便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写道：　　 　　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欧洲主义，旨在破坏俄罗斯生活的精神基础和民族独特性，宣扬实际统治欧美的唯物主义观点…… 　　我们的任务是当俄国不再是欧洲文明的扭曲反映时，当俄国再次回归自我成为俄罗斯－欧亚，自觉地继承和维护成吉思汗的伟大遗产时，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不同于欧洲文明的我们自己的文化恩·思·特鲁别茨科伊：《成吉思汗的遗产》，《逆流》1990年第9期第68页。。　　 　　在后苏联的混乱情况下，这种观点大有市场。一方面，共产主义被指责为背叛了俄国正统思想，也背叛了特殊的玄妙的“俄罗斯思想”；另一方面，西方主义也受到了批判，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被认为是腐败的。文化上反俄罗斯的，意在剥夺俄国在历史和地理上对欧亚大陆独有的、渊源很深的控制权。 　　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人种史学家列夫·古米勒夫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给欧亚主义作了学术上解释。他的《中世纪的俄罗斯和大草原》、《欧亚节奏》以及《历史上的人种地理》等书，有力地阐述了欧亚大陆是俄罗斯人民的独特“人种”的自然地理背景，是俄罗斯人和大草原上非俄罗斯居民之间的历史上共生的结果，从此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欧亚文化和精神特性。古米勒夫告诫说，适应西方，对俄国人民来说只能意味着失掉自己的“人种和灵魂”。 　　这些观点得到俄国各种民族主义政治家更为直觉的响应。例如，叶利钦的前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曾宣称，“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很显然，俄国代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罗马《咖啡店报》的专访，1994年7月15日。。1996年大选中叶利钦的共产党竞争者根纳季·久加诺夫尽管是搞马列主义的，但也推崇欧亚主义对俄国人民在欧亚大陆广褒土地上特殊的传教士精神作用的玄妙强调。久加诺夫争辩说，俄国有独特的文化使命，也有特殊的地理优势来充当全球的领导。 　　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努苏尔丹·纳扎尔巴耶夫也提出一种更稳重实用的欧亚主义思想。纳在国内面临着人数几乎相等的土生土长的哈萨克人和俄罗斯移民之间的种族矛盾，同时也为了寻找减轻莫斯科要求政治一体化压力的方式，他提出了“欧亚联盟”这一概念，以取代面目不清和效率低下的独联体。虽然他的想法没有更为传统的欧亚主义的玄妙内容，当然也并不赋予俄国人充当欧亚领导人的特殊使命，但其思想起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地理范围与前苏联相当的欧亚大陆是一个有机整体，也必须有政治的含义。 　　在某种程度上，俄国地缘政治思想把“近邻外国”放在最重要位置上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从安全和经济角度看，在后帝国的俄国和新独立的国家间实现某种秩序和妥协十分必要。但使大部分讨论具有一种超现实色彩的是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观念：从某些方面来看，不管前帝国的政治“一体化”是（因为经济原因而）自动实现，还是作为俄国最终恢复所丧失的力量的结果而实现（且不用说是作为俄国特殊的欧亚或斯拉夫使命而实现），这种“一体化”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 　　在这一方面，人们经常与欧盟作比较，但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同点：欧盟，即使考虑到德国的特殊影响，也不是由一个在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和领土面积方面都超过其他所有国家总和的国家主导的；欧盟也不是一个民族帝国的继承者，其获得解放的成员也不深深怀疑“一体化”就是重新被统治的代名词。即使如此，若德国像前面提到的俄国于1995年9月那样正式宣布其目的就是加强和扩大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人们也不难想象欧洲国家会作出什么反应。 　　与欧盟作比较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开放的和较发达的西欧国家已为民主的一体化作好了准备，而且大多数西欧人看到了这种一体化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西欧的那些相对贫穷的国家也能从中得到大量的补贴。相反，新独立的国家则把俄国看作政治上不稳定却仍然盛气凌人、野心勃勃，并且在经济上是它们参与世界经济、获得急需的外资的障碍。 　　乌克兰特别强烈地反对莫斯科的“一体化”思想。乌克兰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这样的“一体化”，特别是在俄国对乌克兰独立的合法性持保留态度的情况下，最终将会导致乌的民族主权的丧失。而且俄国对新独立的乌克兰国家采取的高压政策——不愿承认乌克兰的边界，对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权利提出疑问并坚持俄国对塞瓦斯托波尔港独享治外法权的控制，使乌克兰已经觉醒的民族主义有了明确的反俄倾向。在一个新国家历史成形的关键阶段，乌克兰民族国家的自我定位因此从传统的反波兰或反罗马尼亚的方向，转为集中反对俄国提出的任何建立一个更为“一体化”的独联体或斯拉夫共同体（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或欧亚联盟等建议，把这些建议都看成是俄罗斯为重建帝国的策略。 　　外部的支持鼓励了乌克兰维护其独立的决心。虽然开始时西方特别是美国迟迟不承认分立的乌克兰国家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到90年代中期，美国和德国均已成为基辅分立特性的有力支持者。1996年7月，美国防部长宣称，“我无论怎么说都不会夸大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整个欧洲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9月，德国总理虽然坚定地支持叶利钦总统，却也进一步宣称“乌克兰在欧洲的牢固地位再也不能受到任何人的挑战，谁也不能再对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提出争议”。美国的决策者们也把美乌关系称为“战略伙伴关系”，故意用与描述美俄关系同样的词语来描述美乌关系。 　　正如前面所述，没有乌克兰，以独联体或以欧亚主义为基础重建帝国都是不可行的。一个没有乌克兰的帝国最终只能是更“亚洲化”的离欧洲更遥远的俄国。而且，欧亚主义对新独立的中亚各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很少有中亚人热心于与莫斯科结成新的联盟。乌兹别克斯坦特别坚决地支持乌克兰反对俄国把独联体提升为超国家实体，反对俄国意在加强独联体的倡议。 　　其他独联体国家也警惕莫斯科的意图，倾向于团结在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周围反对或躲避莫斯科要求更紧密的政治和军事一体化的压力。同时，几乎所有新独立国家的民族意识正逐步加深，更加有意识地谴责过去对莫斯科的顺从是殖民主义，努力消除其各种影响。因此，甚至在民族问题十分脆弱的哈萨克斯坦，也与其他中亚国家一道废除了西里尔字母，而用土耳其早些时候改造过的拉丁字母取而代之。实际上，到90年代中，为阻止俄国用独联体作为政治一体化的工具，由乌克兰悄悄挑头，已非正式地形成了由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有时也包括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组成的集团。 　　乌克兰坚持有限的、以经济为主的一体化，进一步使“斯拉夫联盟”这一概念失去了实际意义。这个由一些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培育起来的，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支持下名噪一时的主张，一旦被乌克兰拒绝就自动失去了其地缘政治含义。“斯拉夫联盟”仅剩白俄罗斯一国与俄国在一起。由于哈萨克斯坦北部的俄罗斯人聚居区也可能成为该联盟的一部分，“斯拉夫联盟”还有可能使哈萨克斯坦分裂。这种可能性当然不会使哈萨克斯坦的新统治者感到放心，而只会激化反俄的民族主义倾向。在白俄罗斯，一个没有乌克兰的斯拉夫联盟只能意味着白俄罗斯被俄国兼并。这也将激起更强烈的民族不满情绪。 　　“近邻外国”政策的这些外部障碍，因俄国人民的情绪这个重要的内部制约而大大增强。尽管政治精英之间就俄罗斯在前帝国范围内的特殊使命大作文章，在政治上鼓噪不止，可能是由于厌倦了，也可能仅仅出于常识，俄国人对恢复帝国的任何宏伟计划几乎都没有什么热情。他们赞成开放边界，开放贸易，人员自由流动以及俄语的特殊地位，但对政治一体化，特别是这个一体化牵涉到经济代价和流血牺牲时并不热心。“联盟”的解体令人遗憾，恢复令人高兴。但公众对车臣战争的反应表明，任何超出运用经济影响或政治压力的政策均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总之，“近邻外国”优先的政策在地缘政治上最大的不足，就是俄国在政治上还不够强大，还无力把其意志强加于人；在经济上也无足够的吸引力来吸引新的国家。俄国的压力只会使它们更多地寻求与外部的联系，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与西方的联系，但有时也会寻求发展与中国和南部重要的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当俄国针对北约的扩大扬言要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时，它回避了“与谁’’的问题，而且它还回避了更令人痛苦的回答：最多也只可能与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 　　新独立的国家，因为担心潜在的政治后果，对即使是最合理和急需的与俄国实行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也越来越不信任。与此同时，关于俄国所称的欧亚使命和斯拉夫不可言传的性质的思想，也只是进一步使俄国远离欧洲和整个西方而孤立起来，加深后苏联时期的危机，并延缓俄国社会按照基马尔·阿塔托克在奥斯曼帝国灭亡后在土耳其所做的那样实现急待进行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因此，“近邻外国”政策没有给俄国提供地缘政治的解决方法，相反只带来了一种地缘政治的幻想。 　　如果与美国共同统治行不通，“近邻外国”政策又不灵，那么俄国还有什么地缘战略可选择呢？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未能实现建立一个在全球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民主俄国”的理想，这使民主派大为沮丧。“民主俄国”只成了一个口号，而与现实无缘。在不得不承认老帝国的“重新一体化”最多也仅是个遥远可能性的情况下，又使一些俄国的地缘政治家玩弄起某种针对美国在欧亚大陆霸主地位的反联盟主张。 　　1996年初，叶利钦总统解除了亲西方的外长科济列夫的职务，以更有经验但正统的前共产党国际问题专家，长期来一直对伊朗和中国感兴趣的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代之。一些俄国评论家猜测，普里马科夫的倾向可能会促成一个以三个在削弱美国在欧亚大陆首要地位问题上有最大地缘政治利益的大国为核心的新的“反霸”联盟。普里马科夫上台伊始的几次出访及讲话加深了这一印象。而且现有的中国与伊朗的武器贸易关系，以及俄国愿与伊朗合作加快其获得核能源的倾向，与更紧密的政治对话和最终的结盟是完全符合的。这一结果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把世界上最主要的斯拉夫大国、世界上最好战的伊斯兰大国及世界上人口最多力量最强的亚洲大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联盟。 　　要搞这种反联盟，首先必须恢复中俄双边关系，并利用两国政治精英对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不满。1996年初，叶利钦去了北京，签署了一项宣言，明确批评了全球性“霸权主义”倾向。这也就暗示两国将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同年12月，中国总理李鹏回访，两国不仅重申反对“由一个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且同意加强现有的关系。俄国评论家们欢迎这一发展，并把这视为全球大国间相互关系的一个积极变化和对美国推动的北约扩大的恰当反应。有些人甚至高兴地说中俄联盟将对美国实施它应得的惩罚。 　　但是，只有在美国十分短视地同时对中国和伊朗采取敌视政策时，把俄国与中国及伊朗结合在一起的联盟才能搞得起来。这样的结局当然不能排除。1995－1996年，美国的所作所为看来几乎就在贯彻要同时与德黑兰和北京敌对的思想。但伊朗和中国却都不准备把战略赌注下在既不稳定又虚弱的俄国身上。两国都意识到这种联盟一旦超出了某种偶尔为之的策略协调范围，就会危及它们各自与较为先进的世界的关系，而只有这个先进世界才有能力向它们投资和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先进技术。俄国却没有什么可向它们提供，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反霸联盟的伙伴。 　　实际上，并无共同的意识形态而仅是在“反霸”情绪下结成的任何联盟基本上将只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反对第一世界的最先进部分的联盟。它的各个成员都不会有多少收获，中国尤其有失掉大量外资流入的危险。正如一位持批评态度的俄国地缘政治学者指出的，对俄国来说也是如此，“俄中联盟的幽灵……将大大增加俄国再次被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拒之于门外的可能性”。阿列克赛·博加图罗夫：《俄美当前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前景》，载《独立报》1996年6月18日。 　　不管它是由三国还是两国组成，这种联盟最终会使所有的参加者长期地孤立，共同落后。 　　另外，中国将在任何俄国认真努力拼凑的这类“反霸”联盟中成为老大。中国人口众多，人民勤劳，勇于开拓，生气勃勃，对俄国还有某些潜在的领土要求，将必然使俄国沦为一个小伙计。而同时中国也缺乏手段（可能也缺乏真正的意愿）去帮助俄国克服其落后状态。俄国因此将成为不断扩大的欧洲和扩张主义的中国之间的缓冲区。 　　最后，俄国一些外交问题专家仍然企盼欧洲一体化停滞不前，包括西方内部对北约未来前景发生分歧，认为这至少也许最终会给俄国创造一些策略性机会与德国或法国拉拉关系，来破坏欧洲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系。这种观点其实毫无新意。整个冷战时期，莫斯科都在过一段时间就试图打德国牌或法国牌。不过某些莫斯科的地缘政治学家也不无理由地认定，欧洲事务的停滞会提供可资利用的策略机会，而对美国造成不利。 　　但是能够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最多也就是一些纯属策略上的机会而已。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都不可能放弃与美国的关系。虽然不能排除特别是俄国有时在一些小问题上会拉拢法国，但只有欧洲事务中出现大的动乱，欧洲统一事业和跨大西洋联系的垮台，联盟在地缘政治上才会逆转。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欧洲国家也不会谋求与迷失了方向的俄国发展真正全面的地缘政治联盟。 　　因此，说到底，没有一种反联盟政策是可行的选择。摆脱俄国新的地缘政治困境的出路不在于反联盟，也不在于与美国建立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幻想，更不在于在前苏联范围内建立某种政治经济上的“一体化”体系。所有的政策都回避了对俄国来说实际上唯一可行的选择。 　　一个抉择的两难困境 　　俄国唯一真正的地缘战略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国得到改造自身并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欧洲，而是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扩大的欧盟和北约的欧洲。正如本书第三章已阐述的那样，这样一个欧洲正在形成，而且这个欧洲也可能仍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要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危险地孤立，这就是俄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欧洲。 　　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如果美国不培育出一种环境使俄国人相信与跨大西洋的欧洲越来越结成有机的联系是俄国的最好选择，俄国就更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虽然俄中、俄伊（朗）长期战略联盟尚不可能形成，但明显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应避免使俄国偏离其所需的地缘政治抉择。因此，美国在制定与中国和伊朗关系的政策时，应尽可能把它们对俄国地缘政治分析的影响考虑在内。坚持庞大的地缘战略选择的幻想，只会延误俄国为结束其深刻危机所必须作出的历史挟择。 　　只有一个愿意从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接受欧洲新现实的俄国，才能从横跨大陆的商业、通讯、投资、教育等广大领域的欧洲合作中获益。因此，俄国加入欧洲委员会是方向十分正确的步骤。这是新俄国与正在扩大的欧洲间进一步建立机制性联系的尝试。这也意味着俄国若要走这条路，除了最后仿效奥斯曼帝国以后的土耳其，决定放弃其帝国野心，决意走现代化、欧洲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外，别无其他选择。 　　一个现代化的、富有的、民主的又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欧洲能给俄国带来的实惠，是任何其他选择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俄国是一个不搞扩张的、民族的、民主的国家，欧洲和美国就不对俄国构成威胁；它们与俄国之间也不存在不稳定的具有潜在冲突危险的边界，而俄国与其以南的穆斯林国家却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在领土上都界线不清，因而肯定有潜在冲突的危险。相反，对欧美来说，一个民族的和民主的俄国正是它们地缘政治上所期望的实体，是动荡复杂的欧亚大陆稳定的一个源泉。 　　俄国因此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如果为了得到实惠，作倾向欧、美的抉择，那么首先就要明确、公开地抛弃俄帝国的过去；第二要对扩大的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不表示异议。第一个要求意昧着俄国应接受在前苏联范围内已形成气候的地缘政治多元性。接受这一点，并不是排斥以过去的欧洲自由贸易区模式进行的经济合作，但不能对新独立国家的政治主权进行限制。原因很简单：它们不愿意受这种限制。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俄国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存在，承认乌克兰的边界和独特的民族特性。 　　第二个要求可能更难接受。不能把与跨大西洋共同体的真正合作关系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即仅仅因为俄国不愿意就可以把那些想加入的欧洲民主国家排斥在跨大西洋共同体之外。这个共同体的扩大无需匆忙，当然也不应以反俄为主题来促其扩大。但这一扩大不能，也不应被一纸只能反映一种过时的欧洲安全关系概念的政治宣言阻挡不前。一个扩大的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的限制。 　　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这个抉择的两难困境可能在开头并在一段时间内难以解决。这需要用政治意志采取一个大动作，可能还需要一个杰出的领袖有能力作出抉择，并表现出建立一个民主的、民族的、真正现代的、欧洲的俄国的远见。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不会发生。克服共产主义和后帝国的困难不仅需要比后共产主义中欧的转变更长的时间，而且也需要一个有远见的、稳定的政治领导。目前俄国的基马尔·阿塔托克尚未出现。但俄国人最终将认识到俄国民族的重新定位不是投降，而是得到了解放1996年初，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出版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帝国的消亡抑或俄国的重生》，载1996年4月26日《今日报》，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他们必须承认叶利钦1990年在基辅关于俄国将来不应成为一个帝国的讲话是完全切中要害的，而且一个真正非帝国的俄国仍将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迄今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强大国家。 　　不管怎么说，对“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重新作出回答也许只能分阶段进行，而且还需要西方作出明智和坚决的姿态。美国和欧洲必须提供帮助。他们不仅应让俄国与北约签订一个特殊的条约或宪章，而且也应着手与俄国一起探索建立一个远远超过松散的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OSCE）的最终横跨大陆的安全和合作体系。如果俄国国内民主体制得到巩固，并且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就不应排除俄国与北约和欧盟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应实行使俄国这一抉择的两难困境一直持续下去的政策。后苏联的新国家保持政治经济稳定，是使俄国有必要进行历史性自我重新定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支持后苏联的新国家，在前苏联地区内实现地缘政治的多元化，必须是吸引俄国毫不含糊地作出欧洲抉择的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些国家中，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尤其重要。 　　独立的阿塞拜疆可以成为西方进入能源丰富的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的通道。相反，阿塞拜疆被征服就意味着中亚将可能与外部世界隔绝，阿塞拜疆也就在政治上易受制于俄国要求重新实现一体化的压力。从民族的角度看，乌兹别克斯坦是人口最多、最有活力的中亚国家，也是俄国重新控制该地区的主要障碍。乌兹别克斯坦的独立对中亚其他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乌兹别克斯坦也最不容易受制于俄国的压力。 　　但最重要的是乌克兰。随着欧盟和北约扩大，乌克兰最终将有资格选择它是否愿意加入这两个组织。乌克兰为加强其独立地位，一旦这两个组织与其边界接壤而其内部变革又使它开始达到加入的标准，乌克兰很可能会愿意加入这两个组织。虽然这还要一段时间，但西方在进一步加强与基辅的经济和安全联系的同时，现在就开始把2005－2015年定为乌克兰逐步加入两组织的合理的时间表，以减少它担心欧洲扩大会在波乌边界上止步的担忧，为时已并不太早了。 　　俄国尽管抗议北约扩大，但可能到1999年会默认北约吸收几个中欧国家，因为俄国与中欧的文化和社会差距在共产主义垮台以来已扩大了许多。倒是俄国要默认乌克兰加入北约会困难得多，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承认乌克兰的命运不再与俄国的命运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乌克兰要以独立的国家生存，就必须成为中欧而不是欧亚的一部分；如果乌克兰要成为中欧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必须充分参与中欧与北约和欧盟的联系。俄国接受了这些联系将说明俄国自身也决定真正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俄国拒绝这样做，就等于拒绝欧洲而要保持自己孤零零的“欧亚”身份和存在。 　　必须记住的关键问题是：若乌克兰不属于欧洲，俄国就不能属于欧洲，但若俄国不属于欧洲，乌克兰却仍可属于欧洲。假如俄国决定把赌注押在欧洲，那么乌克兰被纳入扩大的欧洲体系最终将符合俄国自身的利益。的确，乌克兰与欧洲的关系可以成为俄国自身发展的转折点。但这也意味着确定俄国与欧洲的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乌克兰决定倒向欧洲将使俄国在对它下一阶段历史作出决策时陷入危机——或者也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或者成为欧亚的一个弃儿，既不真正属于欧洲，又不真正属于亚洲，在同它的“近邻外国”的冲突中一筹莫展。 　　人们希望，扩大的欧洲和俄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会从正式的双边关系发展到更有机的和更有凝聚力的经济、政治、安全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在下个世纪头二十年中，俄国会逐步成为包括乌克兰并延伸到乌拉尔山脉甚至更远地区的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国与欧洲和跨大西洋体系发生联系，甚或形成某种形式的成员关系，又将为迫切希望发展与欧洲关系的三个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敞开大门。 　　无法预料这个进程会有多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果推动俄国走向这一方向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形成，同时排除了其他诱惑，那么这个进程会发展得更快。俄国同欧洲靠拢的速度越快，欧亚大陆的黑洞就会越早由一个越来越现代化和民主的社会填补。实际上，对俄国来说，这一个抉择的两难困境已不再是作出地缘政治抉择的问题，而是面对自己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的问题。 　　

第五章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 　　在欧洲，“巴尔干”这个词使人联想到种族冲突和大国的地区性争夺。欧亚大陆也有它的“巴尔干”，但欧亚大陆的“巴尔干”面积更大，人口更多，在宗教和种族上的差异也更大。它位于第二章所描述的那个标出全球主要不稳定地区的长方形地理区域之内，包括东南欧的一部分、中亚、南亚的一部分、波斯湾地区和中东。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构成了这个巨大的长方形区域的内核，而且它在一个独特的方面有别于其外围区域：这是一个力量真空地带。在波斯湾和中东地区，虽然大多数国家也不稳定，但美国的力量是那个地区的最后裁决者。所以这个不稳定地区的外围区域是一个单一的大国霸权地区，并受这个霸权的调节。相比之下，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国家的确令人想起那些更加古老而熟悉的东南欧的巴尔干国家：它们不仅政体不稳定，而且还吸引和诱使较强大的邻国的入侵，而入侵的每个大国又都决心反对任何一个其他大国主宰这个地区。正是这样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力量真空和对外界力量吸引的结合才使它们名正言顺地有了“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称号。 　　传统的巴尔干代表争夺欧洲主导权的斗争中的一个潜在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在地缘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将控制一个必将出现的旨在更直接地联结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从安全和历史野心的角度来看，它至少对三个与它直接接壤的较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有重要意义。中国对这一地区也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兴趣。然而，作为一个潜在的经济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重要性更加无法估量：本地区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储藏以及包括黄金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 　　世界能源消费在未来20或30年内必然会急剧增加。据美国能源部估计，从1993年到2015年世界能源需求将增加50％以上，而消费增长最大的将是远东。亚洲经济增长的势头已经产生巨大压力，促进了新的能源产地的勘探和开发。中亚地区和里海盆地被认为蕴藏着大大超过科威特、墨西哥湾或北海的天然气和石油。 　　得到其资源并分享其潜在的财富成了各方寻求的目标，这个目标激起了民族的野心，引发了集团的兴趣，重新挑起历史上关于归属的争端，唤起了帝国的理想，同时也激化了国际的争夺。由于这个地区不仅是一个力量真空而且内部也不稳定，局势就变得愈加变化无常。每一个国家都有严重的内部困难。所有国家的边境不是与邻国有主权争议，就是存在着种族仇恨，单一民族的国家极少，有些国家甚至已经陷于领土、种族或者宗教等的暴力冲突之中。 　　种族的大熔炉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包括九个以某种方式符合上述描述的国家，另外还有两个国家被视为潜在的候补成员。这九个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它们都曾是已垮台的苏联的一部分——还有阿富汗。可能加入这一行列的还有土耳其和伊朗。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更有活力，也都在欧亚大陆的巴尔干范围内积极争取地区影响，所以两者都是本地区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同时，两国都很容易受到内部种族冲突的打击。如果它们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同时出现动荡，本地区的内部问题就将变得无法控制，任何抑制俄罗斯对该地区控制的努力甚至都可能变得徒劳无功。 　　高加索的三个国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可以说是建立在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民族基础之上的。所以它们的民族主义往往广泛而强烈，而外部冲突成了它们面临的主要挑战。相比之下，五个新的中亚国家可以说是在更大程度上处于国家建设阶段，仍有很强的部落和种族意识，所以内部纠纷成为它们的主要问题。在两种类型的国家中，这些问题已经开始被它们的更强大的、有帝国意识的邻国所利用。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就像一个由不同种族组成的镶嵌画。（表1、图19）其中各国的边界都是在二十世纪20和30年代各苏联加盟共和国正式成立时由苏联的地图绘制员们主观划定的（阿富汗由于从来就不是苏联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例外）。它们的边界主要是以种族为标准划定的，但同时也反映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意图，那就是保持俄罗斯帝国南部地区内部的分裂以使其更加俯首帖耳。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人口统计数据（表1） 　　/ 　　阿富汗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人口（百万，95年） 　　21.3 　　3.6 　　7.8 　　5.7 　　17.4 　　4.8 　　6.2 　　4.1 　　23.1 　　预期寿命 　　45.4 　　72.4 　　71.1 　　73.1 　　68.3 　　68.1 　　69.0 　　65.4 　　68.8 　　种族划分（95年估计数） 　　普什图 38% 　　亚美尼亚 93% 　　阿塞拜疆 90% 　　格鲁吉亚 70.1% 　　哈萨克 41.9% 　　吉尔吉斯 52.4% 　　塔吉克 64.9% 　　土库曼 73.3% 　　乌兹别克 71.4% 　　塔吉克 25% 　　阿塞拜疆 3% 　　达吉斯坦 3.2% 　　亚美尼亚 8.1% 　　俄罗斯 37% 　　俄罗斯 21.5% 　　乌兹别克 25% 　　俄罗斯 9.8% 　　俄罗斯 8.3% 　　哈扎拉 19% 　　俄罗斯 2% 　　俄罗斯 2.5% 　　俄罗斯 6.3% 　　乌克兰 5.2% 　　乌兹别克 12.9% 　　俄罗斯 3.5% 　　乌兹别克 9% 　　塔吉克 4.7% 　　乌兹别克 6% 　　其它2% 　　亚美尼亚 2.3% 　　阿塞拜疆 5.7% 　　日耳曼 4.7% 　　乌克兰 2.5% 　　其它6% 　　哈萨克 2% 　　哈萨克 4.1% 　　- 　　- 　　其它2% 　　奥塞梯 3% 　　乌兹别克 2.1% 　　日耳曼 2.4% 　　- 　　其它5.9% 　　鞑靼 2.4% 　　- 　　- 　　- 　　阿布哈兹 1.8% 　　鞑靼 2% 　　其它8.3% 　　- 　　- 　　卡拉卡尔帕克 2.1% 　　- 　　- 　　- 　　其它5% 　　其它7% 　　- 　　- 　　- 　　其它7% 　　国内生产总值（10亿美元）购买力平价：1994年摘自世界银行对1992年的估计。 　　无数据 　　8.1 　　13.8 　　6.0 　　55.2 　　8.4 　　8.5 　　13.1 　　54.5 　　主要出口产品 　　小麦 　　黄金 　　石油 　　柑橘 　　石油 　　羊毛 　　棉花 　　天然气 　　棉花 　　牲畜 　　铝 　　天然气 　　茶叶 　　黑色及有色金属 　　化学品 　　铝 　　棉花土库曼斯坦是世界第十大棉花成产国，它的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五位，其石油储量也很丰富。 　　黄金 　　水果 　　运输设备 　　化学品 　　葡萄酒 　　化学品 　　棉花 　　水果 　　石油产品 　　天然气 　　地毯 　　电力设备 　　油田设备 　　机械 　　谷物 　　黑色及有色金属 　　植物油 　　电力 　　化肥 　　羊毛 　　- 　　纺织品 　　黑色金属 　　羊毛 　　鞋类 　　纺织品 　　纺织品 　　黑色金属 　　宝石 　　- 　　棉花 　　- 　　肉类 　　机械 　　- 　　地毯 　　纺织品 　　- 　　- 　　- 　　- 　　煤 　　烟草 　　- 　　- 　　食品 　　所以，莫斯科拒绝了中亚民族主义者建议的把中亚各个民族（其中大多尚无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称为“土耳其斯坦”——的方案，而宁愿建立五个单独的“共和国”。它们都有自己的新的名称和犬牙交错的边界。可能是出于同样的意图，克里姆林宫放弃了建立单一的高加索联邦的计划。所以，在苏联瓦解以后，无论是三个高加索国家还是五个中亚国家对它们的新独立地位和必要的地区合作都没有充分的准备，也就并不奇怪了。 　　在高加索地区，人口不到400万的亚美尼亚和有800多万人口的阿塞拜疆很快就陷入一场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位的公开战争。纳－卡地区在阿塞拜疆境内，但大部分人口是亚美尼亚人。冲突引起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成千上万的难民和被驱逐的居民双向逃亡。鉴于亚美尼亚信奉基督教，而阿塞拜疆是个穆斯林国家，这场战争还带有宗教冲突的色彩。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使两个国家更难巩固自身的稳定和独立。亚美尼亚被迫更加依赖向它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俄罗斯，而阿塞拜疆取得的独立地位和内部稳定则因失去了纳－卡而大受损害。 　　阿塞拜疆的脆弱性对本地区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因为这个国家的位置使它成为地缘政治的支轴。它可以被形容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软木塞”，控制着进入一个装着里海盆地和中亚富饶资源的“瓶子”的通道。油气管道从这里通向在种族上与它关系密切，在政治上支持它的土耳其。独立的、讲突厥语的阿塞拜疆使俄罗斯不能独霸进入该地区的通道，这样也就剥夺了俄国对中亚国家政策的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阿塞拜疆极易受到来自北方强大的俄罗斯和南方伊朗的压力。在伊朗西北部生活着人数两倍于阿本土的阿塞拜疆人——有人估算为2千万。这一现实使伊朗担心它的阿塞拜疆人中间的潜在分离主义倾向，于是就对阿塞拜疆的主权地位抱有矛盾的心态，虽然两国都信奉伊斯兰教。结果是，阿塞拜疆同时受到俄罗斯和伊朗的压力，限制其与西方的交往。 　　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种族非常单一的情况不同的是，格鲁吉亚600万人口中约有30％是少数民族。而且，这些小的群体在组织和特性上还有相当程度的部落特点，而且一直对格鲁吉亚人的统治非常反感；因此在苏联解体时，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就借格鲁吉亚内部政治争斗之机试图分离出去。俄罗斯对此暗中支持，以便压格鲁吉亚向俄国让步而留在独联体之内（格鲁吉亚起初曾想完全摆脱独联体），并且使格鲁吉亚同意俄国在其土地上保持军事基地以阻止土耳其向该地区的渗透。 　　在中亚，内部因素一直是引起局势不稳定的更重要原因。从文化和语言上看，五个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中有四个是突厥语世界的一部分。塔吉克斯坦在语言和文化上属于波斯语系，而不属前苏联的阿富汗是帕坦、塔吉克斯坦、普什图以及波斯等种族的大杂烩。这六个都是穆斯林国家。多年来，它们中的多数都处于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的轮番影响之下。但这种经历并没有在它们之中培育起一种关于共同地区利益的意识。相反，不同的种族构成却使它们很易受内外冲突的打击。这些冲突积累起来又往往吸引更为强大的邻国的入侵。 　　在五个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最重要的两个。哈萨克斯坦是本地区的屏障，而乌兹别克斯坦是本地区多样化的民族觉醒的灵魂。哈萨克斯坦的面积和地理位置保护了其他国家免于直接受到俄罗斯的实际压力，因为只有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接壤。然而，在它的1800万人口中有约35％的俄罗斯人（全地区的俄罗斯人口都在逐渐下降），另外还有20％也是非哈萨克人。这种情况就使新的哈萨克族统治者更难以在民族和语言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这些统治者自己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但他们却只代表了全国大约一半的人口。 　　在这个新国家居住的俄罗斯人自然对哈萨克领导充满忿恨，他们作为过去的殖民统治阶级受过较好的教育，地位比较优越，所以害伯失去特权。而且，他们往往以几乎不加掩饰的文化上的鄙视看待新的哈萨克民族主义。哈东北和西北地区都居住着大量的俄罗斯移民，如果哈俄关系严重恶化，哈萨克就会面对领土被肢解的危险。同时，有几十万的哈萨克人居住在哈俄边界的俄罗斯一侧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北部，而哈萨克认为乌兹别克斯坦是与他们争夺中亚领导地位的主要对手。 　　实际上，乌兹别克斯坦是担当中亚地区领导的首选国家。虽然在面积上和自然资源上都逊于哈萨克斯坦，但它有更多人口（将近2500万），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人口构成远比哈萨克斯坦单一。由于本土人口的出生率更高，而且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人逐渐迁离，不久其人口的75％将是乌兹别克人，而只有为数不多的俄罗斯人作为少数民族留下来，主要居住在首都塔什干。 　　另外，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有意将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新国家说成是中世纪庞大的帖木儿帝国（1336－1404年）的直接继承国。曾是帖木儿帝国首都的撤马尔罕成了本地区著名的宗教、天文学和艺术的研究中心。这一联系给现代的乌兹别克斯坦注入了比其邻国更深的历史继承感和地区使命感。一些乌兹别克领导人的确认为乌是一个单一的中亚实体的国家核心，并认为塔什干应成为这一实体的首都。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精英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民已经越来越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观素质，并决心不论国内有什么样的困难永远不再回到殖民地状态。他们的这种意识比任何其他中亚国家都更加强烈。 　　这种情况使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培育一种后种族的（POST－ETHNIC）现代民族主义的领袖，同时也使其邻国对其感到某种不安。虽然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在国家建设和主张促进地区自给自足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但这个国家相对更大的民族同一性和更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其与相邻的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甚至哈萨克斯坦的统治者担心乌兹别克的地区领导地位会演变为对地区的统治。这种担心制约了新的主权国家之间地区合作的发展——俄罗斯本来就不鼓励这种合作——也使这个地区的脆弱性永久化。 　　然而，与其他国家一样，乌兹别克斯坦也不是完全没有种族矛盾。乌南方的部分地区，特别是重要的历史文化中心撤马尔罕和布哈拉周围地带，居住着大量的塔吉克人。他们对莫斯科划定的边界仍然十分不满。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在塔吉克斯坦西部有乌兹别克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重地费尔干纳谷地（这里近些年来已经发生了流血的种族冲突）有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更不必说在阿富汗北部还居住着乌兹别克人， 　　从俄罗斯的殖民统治下倔起的其他三个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只有土库曼斯坦在种族上是比较有凝聚力的。土450万人口中大约有75％是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俄罗斯人各占不到10％。土库曼斯坦受天然屏障保护的地理位置使它离俄罗斯相对遥远，而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却在地缘政治上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有更大的关系。一旦通向这个地区的管道建设起来，土库曼斯坦真正巨大的天然气蕴藏就会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展现出一个繁荣的未来， 　　吉尔吉斯斯坦的500万人口则复杂得多。吉尔吉斯人占总人口约55％。乌兹别克人大约占13％。俄罗斯人最近从20％以上降至略高于15％。独立前，俄罗斯人是该国工程技术人员等知识阶层的主要部分，而他们的离去给这个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损害。虽然吉尔吉斯斯坦富于矿产资源，而且因有美丽的自然风光使一些人把这个国家称为中亚的瑞士（从而成为一个潜在的新的旅游胜地），但它夹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中间的地理位置，使它的独立地位严重地取决于哈萨克斯坦成功地保持自身独立的程度。 　　塔吉克斯坦在种族上仅比吉尔吉斯斯坦略为单一。在其650万人口中，塔吉克人不到三分之二，占25％多一些的是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对他们有一些敌意），仍留在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只占大约3％。然而，像其他地方一样，即使是占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也以部落为单位相互尖锐对立，甚至发生暴力冲突，现代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城市里的政治精英之中。结果是，独立不仅带来了国内的争斗，而且给俄罗斯继续在这个国家驻扎军队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由于大量塔吉克人居住在边界另一侧的阿富汗东北部，塔吉克斯坦的种族形势就更加复杂。实际上，在阿富汗的塔吉克族几乎与在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族人一样多，这是破坏地区稳定的又一个因素。 　　阿富汗虽然不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其目前的混乱状况同样是前苏联遗留下来的。由于苏联的占领和长时间的抗苏游击战争使阿富汗四分五裂，其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和哈扎拉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同时，反对俄罗斯占领者的圣战已使宗教成为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方面，在本已非常尖锐的政治分歧中又注入了教义的狂热。所以阿富汗不仅必须被看作是中亚种族难题的一部分，而且在政治上更完全是欧亚大陆巴尔干的一部分。 　　虽然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以及阿塞拜疆的人口主要都是穆斯林，它们的政治精英大多仍然是苏联时期的产物，而他们的世界观几乎都是非宗教的。这些国家在形式上也都是世俗的。然而，随着他们的人口从主要站在传统的宗族和部落立场上转而表现出更加现代的民族自觉，他们的伊斯兰意识可能会不断加强。实际上，伊斯兰的复兴已经不仅得到伊朗而且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外部支持，很可能成为不断蔓延的各种新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并决心反对俄罗斯控制下的因而也是异教徒控制下的——任何形式的重新一体化。 　　诚然，伊斯兰化的进程也可能会传染给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他们大约有2000万人，比留在独立的中亚国家受外国人统治而没被感染的俄罗斯人（大约950万）多一倍以上。这样，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约占到俄国人口的13％。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将在要求维护自己独特宗教和政治特性的权利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即使这种要求不像在车臣那样以要求实现完全独立的方式表达出来，它也将加重俄罗斯由于最近一次帝国式的卷入和在新独立国家中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存在而在中亚面临的困境。 　　使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更加不稳定并使局势更具有潜在爆炸性的一个事实是：历史上都在本地区有帝国、文化、宗教和经济利益的两个相邻的主要民族国家，土耳其和伊朗，本身在地缘政治取向上就变化无常而且内部也蕴含着脆弱性。如果这两个国家出现不稳定，很可能整个地区就会陷入巨大的混乱，使正在发生的种族和领土冲突失去控制，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地区平衡将被严重破坏。所以，土耳其和伊朗不仅是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而且是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它们本身的国内局势对本地区的命运有关键的重要性。两者都是中等大小的强国，都有着强烈的地区意图和历史自豪感。然而这两个国家未来的地缘政治取向甚至其民族的凝聚力都仍然是不确定的。 　　土耳其，作为一个后帝国的国家仍处于重新界定其身份的过程之中。它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三种观点中每一个都设定了不同的战略轴心。自从基马尔主义革命以来，它们之间的冲突第一次使土耳其的地区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而且，土耳其本身也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区民族冲突的牺牲品。尽管其大约65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土耳其人，其中约80％属突厥语系（也包括切尔卡西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等不同人种），然而多达20％或许更多的是库尔德人。集中在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土耳其库尔德人已越来越多地被卷入由伊拉克和伊朗的库尔德人发动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土耳其内部发生的任何涉及这个国家总体方向的紧张局势都无疑会鼓励库尔德人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以寻求独立的民族地位。 　　伊朗的未来取向更是问题很多。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取得胜利的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革命可能正进入其“热月”阶段，这使伊朗的地缘战略作用更加不确定。一方面，无神论苏联的崩溃为伊朗北方新独立的邻国改变宗教信仰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伊朗对美国的敌视使德黑兰采取至少在策略上亲莫斯科的态度。由于伊朗担心阿塞拜疆新取得的独立会对其内聚力产生影响，这种态度更加坚定。 　　这种担心来自伊朗面对种族矛盾时的脆弱性。这个国家6500万（与土耳其人口数量相似）人口中，只有略高于一半的人是波斯人。大约四分之一是阿塞拜疆人，其余的人口包括库尔德人、俾路支人、土库曼人、阿拉伯人和其他部族。除了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以外，其他的种族都没有能力威胁伊朗的国家完整，特别是由于在波斯人中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甚至帝国的意识。然而这种情况会很快发生变化，特别是一旦伊朗政治中发生新的政治危机，就更加如此。 　　而且，有两个事实对伊朗的库尔德人以及所有其他少数民族发生感染作用，一是目前本地区已存在着几个新独立的“斯坦”，二是连100万车臣人也能够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了。如果阿塞拜疆成功地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很可能愈发坚定地忠于建立一个更大的阿塞拜疆的理想。这样德黑兰政治的不稳定和分裂状态可能会升级为对伊朗这个国家的内聚力的挑战，那么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所涉及的范围及利益就会极大地扩大。 　　多重竞赛 　　传统的欧洲巴尔干牵涉到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三者间面对面的争夺。还有三个间接的参与者，它们担心其在欧洲的利益会因某一个主角的胜利而受到负面的影响。德国惧怕俄罗斯的强大，法国反对奥匈帝国，英国则更希望由一个逐渐衰弱的奥斯曼帝国控制达达尼尔海峡，而不愿看到其他两个主要竞争者中的任何一个控制巴尔干。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些大国成功地遏制了巴尔干的冲突且并未损害任何一方的根本利益。但到1914年，它们却没能做到这一点，从而给所有各方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今天在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展开直接争夺的同样有三个相邻大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尽管中国最终也可能成为一个主要角色。比较远距离地参与竞争的还有乌克兰、巴基斯坦、印度以及遥远的美国。三个主要的最直接的竞争者都不仅受到未来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而且也都受到很强的历史推动力的驱使。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曾在某个时期是本地区政治或文化上的主导国家。每一个都以怀疑的目光看待其他几个。虽然它们之间发生迎头相撞的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它们在外部争斗的影响积累起来会给本地区造成混乱。 　　俄罗斯人对土耳其人的敌视态度近乎过分。俄罗斯的媒体将土耳其人描述成一心想控制这个地区并煽动当地力量反对俄罗斯（车臣事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的阴谋家，并认为土耳其对俄罗斯的整体安全造成了与土耳其实际能力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威胁。土耳其人则针锋相对，认为自己担当的是解放者的角色，目的是把教友们从俄罗斯的长期压迫下解放出来。土耳其人和伊朗人（波斯人）历史上就是这一地区的竞争者，这种竞争近年来又重新抬头，土耳其树立了一种现代的和世俗的形象，以取代伊朗观念下的伊斯兰社会。 　　虽然可以说这三者至少都在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的情况则是：莫斯科的野心涵盖的范围要大得多，因为人们对其帝国统治相对来说还记忆犹新，在这个地区还有几百万俄罗斯人，而且克里姆林宫也渴望使俄罗斯重新成为一个主要的全球大国。莫斯科的对外政策声明已经表明，它将整个前苏联空间看作是克里姆林宫有特殊地缘战略利益的区域，并且认为应当把任何外来的政治的甚至是经济的影响排除出这一地区。 　　相比之下，虽然土耳其获得地区影响的愿望带有一些尽管是更加陈旧的、过去的帝国的影子（奥斯曼帝国的额峰是在1590年征服高加索和阿塞拜疆的时候，虽然当时其版图并不包括中亚），这种愿望似更深地植根于与本地区的突厥语民族（图20）在种族和语言上的认同感。鉴于土耳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更为有限，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势力范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土耳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松散的突厥语大家庭的潜在领袖。为此它利用其令人羡慕的相对现代化水平、语言上的接近以及它的经济手段，力图在目前这一地区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把自己确立为最有影响的力量。 　　伊朗的意图就更加含糊，但从长远看对俄罗斯的野心同样构成威胁。波斯帝国是一个更加遥远的记忆。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左右的鼎盛时期，它的领土曾包括现在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三个高加索国家以及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虽然伊朗目前的地缘政治抱负没有土耳其那样大，主要着眼于阿塞拜疆和阿富汗，但本地区的整个穆斯林人口，甚至包括在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人口，都是伊朗宗教利益的目标。确实，中亚伊斯兰的复兴已经变成伊朗当前统治者野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相互竞争的利益在地图21上得到了说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扩张用两个向南直指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箭头表示；土耳其是一个向东穿过阿塞拜疆和里海指向中亚的箭头；伊朗则是两个箭头，一个向北指向阿塞拜疆，另一个向东北指向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这些箭头不仅相互交叉，而且可能相互碰撞。 　　目前，中国的作用比较有限，它的目标也不那么明朗。有理由认为中国更希望在其西部面对一群相对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俄罗斯帝国。这些新生的国家至少可以充当一种缓冲，但中国同时也担心其新疆境内的突厥少数民族可能把中亚新独立国家看作自己的有吸引力的榜样。正因为如此，中国已在谋求哈萨克斯坦保证压制跨边境少数民族的激进主义行动。从长远看，北京对本地区的能源资源必定会有特殊的兴趣。直接获得这些资源，而不受莫斯科的控制，必定是北京的主要目标。这样，中国的整体地缘政治利益就会与俄罗斯追求主导地位的努力发生冲突，却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意图相互补充。 　　对乌克兰来说，主要问题是独联体未来的性质，以及能否更自由地获得能源资源，以减少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依赖。在这方面，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更为密切的关系对基辅十分重要。乌克兰对那些更有独立意识的国家的支持是加强它自身对莫斯科的独立的努力的延长。同样，乌克兰支持格鲁吉亚成为阿塞拜疆向西出口石油的通道的努力。乌克兰还与土耳其合作以削弱俄国在黑海的影响，并支持土耳其为将石油从中亚直接输送到土耳其终端的努力。 　　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介入就更为遥远了，但它们对新的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可能发生的事情也都不是无动于衷的。巴基斯坦的首要利益在于通过其在阿富汗的政治影响获得地缘战略的纵深，不让伊朗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发挥政治影响，并最终从连接中亚和阿拉伯海的输油管道的建设中获益。印度为了对巴基斯坦作出反应，同时也出于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长期影响的担心，更支持伊朗在阿富汗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内更多的存在。 　　美国虽然相距甚远，由于它的利益是在后苏联的欧亚大陆保持地缘政治多元化，美国出现在背景之中并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也许是间接的棋手。它显然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且要阻止俄罗斯单独主导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美国这样做不仅是在谋求它更大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而且也通过争取毫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至今还封闭着的地区，维护其本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和远东的利益。 　　因此，在这个难题中有利害关系的包括地缘政治力量、潜在的巨大财富的获取、民族和（或）宗教使命的完成以及安全利益。然而，竞争特别集中在能否进入该地区的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之前，进入该地区的途径完全由莫斯科所垄断。所有的铁路运输，油气管道，甚至航空运输都得通过莫斯科这个中心来运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希望这种情况一直保持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谁控制或主导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谁就最可能赢得这一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大奖。 　　正是由于这种考虑才使油气管道问题成为影响里海盆地和中亚的未来的主要问题。如果连接这一地区的主要的管道继续穿过俄罗斯领土到达俄国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即使俄国不公开地炫耀实力，这种情况的政治后果也会自然地显现出来。这个地区仍将在政治上依附于俄国，而俄国在决定如何分配该地区的新财富问题上就会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反过来，如果另有一条管道穿过里海通到阿塞拜疆再经土耳其到达地中海，或者还有一条管道经过阿富汗到达阿拉伯海，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大国垄断进入该地区的途径了。 　　麻烦的现实是，俄国政治精英中有些人的行为表明，如果俄罗斯不能完全控制进入该地区的途径的话，他们宁愿让该地区的资源根本得不到开发。如果外国投资可能导致外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在该地区更直接的存在，俄国宁愿仍然对这里的财富不加开发。这种财富拥有者的心态有历史根源，改变它需要时间和外部的压力。 　　沙皇在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持续进行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但俄帝国最近的终结却突然得让人吃惊。随着奥斯曼帝国实力的衰落，俄罗斯帝国向南沿着里海海岸向波斯推进。它在1556年占领了阿斯特拉罕可汗统治的领地，并于1670年到达波斯。它在1774到1784年间征服了克里米亚，然后于1801年占领格鲁吉亚王国，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席卷了散居在高加索山脉的各个部落（车臣曾进行了殊死抵抗），在1878年完全占领了亚美尼亚。 　　对中亚的征服主要不是压倒了一个对抗的帝国，而是降伏了一个个基本上相互分离的半部落性质的封建可汗统治地和酋长国。它们只有能力进行零星的、孤立的抵抗。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是在1801年间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远征后被占领的，而土库曼斯坦是在1873到1886年的长期战争中被打败和兼并的。然而，到1850年，对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已基本结束，尽管零星爆发的地方抵抗运动即使到前苏联时期也仍然时有发生。 　　苏联的解体导致了戏剧性的历史逆转。1991年12月，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俄罗斯在亚洲的地盘突然缩小了约20％，俄国在亚洲控制的人口从7500万减少到大约3000万。另外，高加索的1800万居民也脱离了俄国。这种逆转使俄国政治精英感到更加痛苦的是，他们知道这些地区的经济潜力正成为外国利益集团的目标，而这些利益集团拥有金融手段在此投资、开发和开采直到不久之前仍然只有俄国才能获得的资源。 　　然而俄罗斯面对着一个困境：它在政治上过于孱弱，无力完全隔断外部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在财政上也过于贫困而无力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发这个地区。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敏感的领导人认识到，新独立国家正在发生的人口爆炸意味着如果它们不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俄国整个南部边界地区就会出现一种爆炸性的形势。特别是当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势力在从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间重新兴起时，俄国在阿富汗和车臣的经历可能再现于从黑海到蒙古的整个边界线上。 　　所以俄国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适应后帝国时期的新现实。它试图抑制土耳其和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存在，防止新独立的国家向俄国的主要对手靠近，阻挠中亚形成任何真正独立的地区合作，并限制美国在新主权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所以这已经不再是重建帝国的问题。重建帝国代价太高而且会遭到强烈的抵抗。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限制新独立国家的新关系网并保持俄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为实现这一任务而选择的工具主要是独联体，不过在有些地方使用俄国的军事力量和娴熟的外交手段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也同样维护了克里姆林宫的利益。莫斯科利用其影响，力图使新国家最大限度地顺从其建立越来越一体化的“共同体”的想法，并大力推动对独联体外部边界实施集中指挥的控制体系；寻求在共同对外政策框架中实现更紧密的军事一体化；以及进一步扩大现有的（原苏联的）油气管道网，并且不让铺设任何能绕开俄国的新管道。俄国的战略分析已公开表示莫斯科把这一地区看作是自己特有的地缘政治空间，虽然它已不再是其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克里姆林宫一直寻求在新独立国家的领土上保持俄国的军事存在，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俄国地缘政治意图的线索。莫斯科利用阿布哈兹的分离运动取得了在格鲁吉亚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它利用亚美尼亚在对阿塞拜疆的战争中需要支持这一机会，使俄国在亚美尼亚领土上的军事存在合法化。俄还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对哈萨克斯坦施加压力，使其接受俄的军事基地。另外，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使前苏联军队得以继续留在那里。 　　莫斯科在制定其政策的时候是从这样一些明显的预期出发的：它与中亚在后帝国时期的关系网络将逐渐削弱每个势单力薄的新国家的主权实质，并将它们置于一种从属于“一体化”独联体指挥中心的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不鼓励新国家创建其自己单独的军队和推广使用其各自的语言（他们在逐渐以拉丁字母替代西里尔字母），也不鼓励它们与外界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并反对它们铺设直接通向阿拉伯海和地中海港口的新管道。如果这一政策获成功，俄国就能控制它们的对外关系并决定如何分享收入。 　　在寻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发言人，如本书第四章所示，经常援引欧洲联盟的例子。然而实际上，俄国对中亚国家和高加索的政策更像是非洲的法语区——由法国军队和财政补贴来决定殖民地时期以后的法语非洲国家的政治和政策。 　　俄国的总目标是在最大程度上恢复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而巩固独联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机制。但看来莫斯科欲在政治上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首要地缘政治目标是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为了使其政治反攻获得成功，莫斯科必须不仅控制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而且要对其地理屏障进行渗透。 　　对俄国来说，阿塞拜疆必须是首要的目标。它对俄国的屈服会有助于将中亚与西方，特别是与土耳其完全隔离，从而进一步增强俄国对难以驾驭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影响力。为此，俄在类似如何分配里海海床钻探区块等有争议的问题上策略性地与伊朗合作将有利于俄国实现其重要目标——迫使巴库向莫斯科的愿望让步。一个顺从的阿塞拜疆也将有助于俄巩固它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主导地位。 　　哈萨克斯坦也是一个特别具有诱惑力的首要目标。哈萨克斯坦在种族问题上的脆弱性使哈政府在与莫斯科的公开对抗中不可能占上风。哈的逐渐屈从将产生一个地缘政治效果，那就是几乎自动把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拉人莫斯科控制的范围，同时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直接地暴露在俄的压力之下 　　然而，俄罗斯的战略与位于欧亚大陆巴尔干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抱负都背道而驰。这些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不会自愿让出他们从独立中获得的权力和好处。随着当地的俄罗斯人逐渐让出他们原有的特权地位，新的精英正很快地扩展他们在主权方面的既得利益。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并且有社会感染力的进程。而且，曾经在政治上很消极的人民也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除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以外，其他各国人民也更加重视他们的伊斯兰特性。 　　就外交来讲，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虽然亚美尼亚依靠俄国的支持与阿塞拜疆抗衡）都希望自己逐步与欧洲联系在一起。资源富饶的中亚国家以及阿塞拜疆都希望在经济方面最大限度地在本国领土上吸纳美国、欧洲、日本，后来还有韩国的资本，以大大加速它们的经济发展并巩固各自的独立。为此，他们也欢迎土耳其和伊朗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把土伊看作可以抗衡俄罗斯力量的因素以及通向南方广阔的穆斯林世界的桥梁。 　　所以阿塞拜疆在土耳其和美国的鼓励下不仅拒绝了俄国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而且公然违抗俄国关于在阿塞拜疆只修建一条通往俄国黑海港口的管道的要求。它选择了一个双重解决办法，要再修建一条通过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管道（由于美国禁止为与伊朗进行商务活动提供资金，由一家美国公司投资修建一条向南通过伊朗的管道的计划已不得不放弃）。1995年，在一片鼓噪声中，一条连接土库曼和伊朗的新铁路开通了。这使欧洲通过铁路运输与中亚进行贸易成为可能，并完全将俄国撇在了一边。这条古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具有一种强烈的象征意义，俄国再也无法将欧洲与亚洲分开了。 　　乌兹别克斯坦在反对俄国的“一体化”努力方面也越来越自信。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在1996年8月明确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反对建立独联体超国家机构，因为这种机构可能被当作实现集中控制的工具。”它强烈的民族主义姿态已经受到俄国报界言辞激烈的谴责： 　　乌兹别克斯坦在经济上强调向西方倾斜，对独联体内一体化条约大肆诽谤，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关税联盟，还有计划地实行反俄罗斯的民族政策（甚至正在关闭使用俄语的幼儿园）。……对正在亚洲地区推行弱化俄国政策的美国来说，乌兹别克斯坦的这种立场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明天》28期（1996年6月）。 　　即使是哈萨克斯坦也对俄国的压力作出了反应。它也主张应再有一条不通过俄罗斯的辅助性对外通道。正如哈总统顾问尤米尔西里克·卡西诺夫所说： 　　实际上，是俄国自己的行动促使哈萨克斯坦想寻求其他管道，比如俄国限制哈石油运往新罗西斯克，限制秋明的石油运往帕夫洛达尔的炼油厂。土库曼斯坦推动建设一条通往伊朗的天然气管道的部分原因是，独联体国家只为其天然气支付国际价格的60％的钱或根本不付钱。《俄国在外高加索和中亚希望得到什么》，载《独立报》，1995中1月24日。　　 　　土库曼斯坦基本上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一直积极研究建造一条通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阿拉伯海的新管道，同时还在大力修建北连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南接伊朗和阿富汗的新铁路线。哈萨克斯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雄心勃勃地设想了一个从中亚到中国海的管道工程（图22），并就此举行了非常初步的探讨性会谈。西方已承诺对阿塞拜疆的石油和天然气作长期投资，总数达130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则大大超过200亿美元（1996年数字）。由于全球经济的压力而俄国在财力上又办法有限，这一地区经济和政治上的孤立状态显然正在破除之中。 　　对俄国的恐惧还促使中亚国家加强了地区合作。1993年1月成立的中亚经济联盟起初处于休眠状态，后来逐渐活跃起来。即使是原来明确倡导建立一个新“欧亚联盟”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也逐步改变想法，转而支持中亚地区紧密合作和加强这一地区各国间军事协调的想法，支持阿塞拜疆将里海和哈萨克石油通过土耳其运出去的努力，并主张共同反对俄国和伊朗企图阻止在里海沿岸国家间分段划分里海大陆架和矿产资源的作法。 　　鉴于该地区各国政府有高度集权的倾向，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和解也许关系更为重大。众所周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总统并不十分相互欣赏（这一点他们对外国客人都说得非常坦率）。他们个人之间的敌视起初使克里姆林宫比较容易拉拢一个来反对另外两个。到90年代中叶，这三个领导人都已意识到，他们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对于维护他们新赢得的主权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们开始高度注意公开表现他们之间据称是密切的关系，并强调今后要协调他们的对外政策。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独联体内部出现了一种非正式的联盟，它由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致力于建立一个“合作的”而非“一体化”的联合体。为此，乌克兰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格鲁吉亚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1996年9月，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外长还非常象征性地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此后独联体首脑会议不再由俄罗斯总统主持而是由各国轮流担任主席。 　　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树立的榜样，即使是对那些更顺从于莫斯科主要意图的领导人来说也产生了影响。当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和格鲁吉亚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96年9月宣布如果“我们的独立受到威胁”就将脱离独联体时，克里姆林宫听到一定非常恼怒。在更大的范围里，作为独联体的抗衡力量；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提高了他们在经济合作组织中的活动水平。这个组织是这一地区伊斯兰国家间的一个还相对比较松散的组织。其成员还包括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它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财政、经济和交通运输联系。莫斯科已经在公开批评这些倡议和行动，并且相当正确地认为这正在弱化有关国家的独联体成员国属性。 　　出于类似的想法，这一地区的国家稳步加强了与土耳其的联系，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加强了与伊朗的联系。土耳其提出为新的民族军官团提供军事培训，并热情欢迎大约一万名学生到土耳其留学。对此，这些突厥语国家都欣然接受。1996年10月在土耳其支持下在塔什干召开第四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会上着重强调与土耳其加强交通运输联系，增加贸易，并建立共同的教育标准和进行更密切的文化合作。土耳其和伊朗两国一直在电视节目的制作方面非常积极地帮助新独立的国家，从而直接影响广大的观众。 　　1996年12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的一次仪式特别有象征意义地表明，土耳其完全认同这一地区的新国家所取得的独立。在哈独立五周年的庆典上，土耳其总统苏莱伊曼·德米雷尔站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旁边，为一座28米高的金色纪念碑揭幕，碑顶上是一位骑在类似狮身鹰首的野兽身上的传说中哈萨克—突厥勇士的塑像。当时，哈萨克斯坦赞扬土耳其“在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站在哈萨克斯坦的一边”。而作为回报，土耳其在大约12亿美元的私人投资之外又给了哈萨克斯坦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 　　虽然土耳其和伊朗都无法排除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土耳其和伊朗（在比较小的程度上）却一直在加强新国家的意志和能力，抵制与北方邻国和旧主人的重新一体化。而这样做必然有助于使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前景更加开放。 　　既不统治也不排他 　　这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对美国的含义十分清楚：美国相距太远而无法在欧亚大陆的这一部分成为主导力量，但美国又太强大而不能不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认为，美国的参与对它们的生存是必要的。俄罗斯过于虚弱，既不能恢复对这一地区的帝国统治，也无法将其他国家排挤出去；但因为离得太近又十分强大，俄国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土耳其和伊朗的力量足以发挥影响，但它们自身的脆弱性可能使这一地区无力应付来自北方的挑战和地区内部的冲突。中国太强太大，不能不令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担心，但正是中国的存在及其经济活力有助于中亚寻求与世界更广泛的联系。 　　所以，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只有在一个油气管道和交通运输网络通过地中海和阿拉伯海以及陆地把这个地区直接与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中心连接起来的时候，地缘政治的多元化才能变成一个持久的现实。因此，必须反对俄国为垄断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而作的努力，因为这不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 　　然而，把俄国排除在该地区之外或者煽动该地区新国家敌视俄国，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实际上，俄国在该地区发展中积极的经济参与对这一地区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让俄国成为一个伙伴，而不是唯一的主宰，结果还可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一地区稳定性的加强和财富的增加还直接有助于俄国的经济发展并会给独联体所标榜的“联合体”增添一些实际的意义。存在着某些野心更大、历史上过时、令人痛苦地联想起原先的巴尔干的想法。只有有效地排除这些想法，合作性选择才会成为俄罗斯的政策。 　　美国应给予最有力的地缘政治支持的国家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在该地区之外的）乌克兰。这三个国家都是地缘政治的支轴。基辅的作用确实使人们更加坚信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演变是一个关键性国家。同时，鉴于其面积、经济潜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哈萨克斯坦也应该得到审慎的国际支持，特别是持续的经济援助。到时候，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也许会有助于弥合其民族分裂，而正是这种分裂使这个中亚地区的“屏障”在俄罗斯的压力面前变得十分脆弱。 　　在这个地区，美国不仅与稳定的、亲西方的土耳其，而且与伊朗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伊关系的逐步改善将极大地增加全世界进入该地区的机会，更具体的是，会减小对阿塞拜疆生存所造成的更直接的威胁。中国在这个地区不断增加的经济活动和这一地区的独立给它带来的政治利益也是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的。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努力也是一个积极因素，因为更为密切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关系使国际社会更容易进入土库曼斯坦，从而有助于加强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如果哈萨克斯坦万一变得不稳定的话）。 　　土耳其的发展和取向对高加索国家的未来尤其具有决定性。如果土耳其保持通往欧洲的通道，如果欧洲也不对土耳其关上大门，那么高加索国家很可能也被吸纳入欧洲的范围，而这种前景正是它们梦寐以求的。但是如果土耳其欧洲化的步伐不管是因为内部的或外部的原因停顿下来，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就只能选择去适应俄国的意图这条路了。那时，它们的未来将随着俄国与不断扩大的欧洲关系的演变而变化，也可能好也可能坏。 　　伊朗的作用可能更成问题。它重新回到亲西方的立场自然会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巩固，所以美国鼓励伊朗的行为发生这种转变在战略上是可取的。但是在这样的转变之前，伊朗可能发挥消极的作用，对阿塞拜疆的前景产生负面的影响。就是伊朗采取诸如使土库曼斯坦对世界开放等积极步骤，以及目前它虽有自己的原教旨主义却助长着中亚人本身的传统宗教意识，情况也会这样。 　　最后，中亚的未来可能受到更为复杂的情况的综合影响。中亚国家的命运将取决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中国利益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使美俄关系以俄国对新国家独立地位的尊重为转移。这种相互影响的现实使任何一个有关地缘战略棋手都不能把帝国统治或一国垄断地区事务作为追求目标。所以，只能在保持一种微妙的地区平衡与出现种族冲突、政治分裂、在俄国南部边境甚至可能发生的公开敌对行为之间做出基本选择。这种微妙的平衡会使该地区逐步进入正在兴起的全球经济中去，并使地区各国得到巩固，还可能获得较为明显的伊斯兰特性。建立和加强这样一种地区平衡，必须成为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任何综合性地缘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 　　

第六章　远东之锚 　　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一项有效政策必须具有一只远东的锚。然而，如果美国被他人排除或者自我排除在亚洲大陆之外，那么这一需要就将无法实现。就美国的全球政策而言，同海上的日本建立密切关系固然必要，但要贯彻美国的欧亚地缘战略，就必须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必须正视这一现实的影响，因为目前美、中、日三个主要大国在远东的相互作用，在该地区造成了一个潜在的带有危险性的难题，这几乎肯定将导致地缘政治的结构变化。 　　就中国而言，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应该是一个天然盟友，因为美国对亚洲大陆不抱图谋，而且美国在历史上曾反对日本和俄国对孱弱的中国的蚕食。中国人把日本视为最近一个世纪的主要敌人。长期以来中国人就不信任俄国，在中文里，俄国即“饿乡”。现在印度也成为潜在对手。这样一来，“我的邻居的邻居是我的盟友”这一原则就适用于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关系了。 　　然而，现在美国已不再是日本在大洋彼岸的对手，美国同日本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关系。美国同台湾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关系也很紧密。美国对目前中国政权的内部性质在理论上持保留态度，中国人对此十分敏感。因此，中国不仅在寻求全球的举足轻重地位方面，甚至在只寻求地区的主导地位方面，都视美国为主要障碍。那么，美中是否必然迎头相撞呢？ 　　对日本来说，美国一直如同是一把保护伞。在这把保护伞之下，日本得以平安地从毁灭性的战败中恢复过来，重获其经济发展的势头，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取得了世界首要国家之一的地位。但也恰恰是这把保护伞强行限制了日本的行动自由，造成了日本既是世界级大国同时也是被保护国的矛盾状况。在日本要充当世界领袖的努力中，美国将继续是其重要的伙伴，但同时美国的作用也是日本在安全领域继续缺乏民族自主能力的主要原因。这种局面还能持续多久？ 　　换言之，在可预见的将来，两个最重要且又直接发生相互作用的地缘政治问题将界定美国在欧亚大陆远东地区的作用： 　　1．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在中国发展成主导的地区大国的可能性以及其寻求全球大国地位的日益增长的愿望方面，可行的定义和可接受的范围是什么？ 　　2．在日本力图界定其全球作用之时，它对作为美国保护国地位的默认程度必然减小，美国应怎样应付由此而在本地区产生的后果？ 　　目前东亚地缘舞台的特点是，大国关系处于亚稳定状态。亚稳定是一种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的灵活性的状况。在这方面更像铁而不像钢。这种状态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今天的远东既有非同寻常的经济活力，又有越来越大的政治不确定性。事实上，亚洲的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是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因为繁荣掩盖了该地区的政治脆弱性，尽管繁荣提高了民族的雄心并加大了社会的期望值。 　　毋庸置疑，亚洲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功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仅举几个基本统计数字就可鲜明地说明这一现实。不到四十年前，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只占世界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约4％，而北美则以约35％－40％的比例领先；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这两个地区所占比重则已大体相同，都是25％左右。此外，亚洲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学家们指出，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英国用了五十多年，美国用了略少于五十年的时间，才分别使它们的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中国、韩国则仅用了约十年的时间就做到了这一点。除非在该地区发生某种大规模的动乱，否则的话，亚洲有可能在25年的时间里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北美和欧洲。 　　然而，除了成为世界经济重心之外，亚洲还是世界的潜在政治火山。亚洲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会超过欧洲，但是在地区的政治发展方面却存在着突出的缺陷。亚洲缺乏欧洲已有的合作性多边结构。这种结构在欧洲的政治形势中占着主导地位，并对欧洲那些较为传统的领土、种族和民族冲突加以淡化、缓解和遏制。亚洲没有类似欧洲联盟或北约的组织。亚洲的三个区域性组织，无论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还是东盟国家进行政治安全对话的亚洲地区论坛，抑或亚太经合组织，都根本无法同将欧洲联成一片的多边区域合作联系网络相比拟， 　　与此相反的是，今天的亚洲是世界上新近觉醒且日益发展的群众性民族主义最主要的集中地。这种民族主义之所以被煽动起来，是因为亚洲国家突然可以接触大众通讯工具。而使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活跃的是日益增长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日益加大的社会期望值。人口和城市化的爆炸性增长和发展则使得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易于发展成为政治性的涌动。亚洲国家扩充军备的规模使得上述情况变得更加不祥。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1995年这一地区超过欧洲和中东，成为世界上进口武器最多的地区。 　　简而言之，东亚地区充满了活力，迄今为止该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正将这种活力引导到和平的方向。但是到某个时候，一旦某些突发事件，哪怕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事件引起政治激情的释放，安全阀就有可能被冲垮。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都存在着出现突发事件的可能，每一个问题都很容易被人煽动和利用，从而可能是爆炸性的： 　　●随着中国实力的加强，以及日益繁荣的台湾开始玩弄一个民族国家正式的分离地位，中国对台湾这种势态的不满日趋强烈。 　　●围绕着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由于中国将南中国海视为其合法的国家世袭遗产，中国和几个东南亚国家为占有潜在的宝贵的海床能源资源有发生冲突的危险。 　　●日本和中国就钓鱼岛存在争议（互为对手的台湾和中国大陆对此问题看法却非常一致），而日中之间在该地区寻求主导地位的历史之争，使得这一问题更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 　　●朝鲜的分裂以及北朝鲜内在的不稳定——北朝鲜寻求拥有核能力的努力使形势变得更加危险——构成了朝鲜半岛被突然爆发的战争吞没的危险。这场战争将把美国也卷进去，并使日本间接地介入。 　　●苏联在1945年单方面占领了千岛群岛的最南端部分。这一问题使俄罗斯同日本的关系继续处于瘫痪状态，并继续毒化两国关系。 　　●其他潜在的领土和种族冲突涉及到俄中、中越、日韩及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以及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海洋边界的争议。 　　在这一地区，各国力量的分布也不均衡。中国拥有核武库和一支人数众多的武装部队。它显然是主导的军事大国。（表2）中国的海军已经采纳了“近海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同时设法在今后十五年内拥有远洋作战的能力，以便“有效控制第一岛屿链以内海域”。这一海域是指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可以肯定，日本的军事能力也在增长。就日本的军备质量而言，这一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匹敌。然而，目前日本的武装部队并非其外交政策的工具，而是在较大程度上被视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的延伸。 　　亚洲的武装力量人员是指所有的现役军人；坦克包括主战坦克和轻型坦克；战斗机是指空对空和空对地攻击的飞机；水面舰船包括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护卫舰。潜水艇是指各种类型的潜水艇。至少是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设计的带有先进技术的武器，如坦克的激光测距，属于先进武器系统。资料来源：1995年6月总审计局发表的报告《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括号内的数字为先进武器系统。（表2） 　　/ 　　人员总数 　　坦克总数 　　战斗机总数 　　水面舰船总数 　　潜水艇总数 　　中国 　　3,030,000 　　9,400(500) 　　5,224(124) 　　57(40) 　　53(7) 　　巴基斯坦 　　577,000 　　1,890(40) 　　336(160) 　　11(8) 　　6(6) 　　印度 　　1,100,000 　　3,500(2,700) 　　700(374) 　　21(14) 　　18(12) 　　泰国 　　295,000 　　633(313) 　　74(18) 　　14(6) 　　0(0) 　　新加坡 　　55,500 　　350(0) 　　143(6) 　　0(0) 　　0(0) 　　朝鲜 　　1,127,000 　　4,200(2,225) 　　730(136) 　　3(0) 　　23(0) 　　韩国 　　633,000 　　1,860(450) 　　334(231) 　　62(40) 　　17(17) 　　日本 　　327,700 　　1,200(929) 　　324(231) 　　62(40) 　　17(17) 　　中国台湾省台湾已定购150架F－16战斗机、60架幻影战斗机和130架其他型号的战斗机，并正在建造几艘战舰。 　　442,000 　　1,400(0) 　　460(10) 　　38(11) 　　4(2) 　　越南 　　857,000 　　1,900(400) 　　240(0) 　　7(5) 　　0(0)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正在购买8架F－18战斗机，可能还有18架米格－29战斗机。 　　114,500 　　26(26) 　　50(0) 　　2(0) 　　0(0) 　　菲律宾 　　106,500 　　41(0) 　　7(0) 　　1(0) 　　0(0) 　　印度尼西亚 　　270,900 　　235(110) 　　54(12) 　　17(4) 　　2(2) 　　中国的崛起已促使其东南亚邻国愈益对中国所关注的问题采取敬服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初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小小的危机期间（当时中国进行带有某种威胁性的军事演习，封锁了台湾附近的海空通道，促使美国调动海军，显示其力量），泰国外交部长匆忙表示，这种封锁是正常的，而印度尼西亚外长则表示，这完全是中国的事情。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宣布对此问题采取中立的政策。 　　近些年来，这一地区缺乏力量均势的状况已促使原本相互提防的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进行越来越多的军事协调。这两个国家毫不掩饰它们对于中国成为地区军事主宰的较长远前景以及对于美国作为这一地区安全保证者的持久力的担忧。这一担忧也使得新加坡着手同这些国家进行更为密切的安全合作。事实上，在整个地区，战略家们面临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是：“十万美军在一个世界人口最为密集并日益拥有最多军备的地区里能够确保和平多久，美军究竟还可能在这一地区呆多久？” 　　民族主义的日益加剧、人口的不断增长、持续发展的经济繁荣、愈来愈膨胀的期望值、还有相互交叉的权势欲望——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定的背景中，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真正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不论其具体前景如何，是一个日益崛起的潜在的主导性大国。 　　●美国在安全方面的作用正越来越依赖于同日本的合作。 　　●日本正在探索着发挥一种更为明确的自主的政治作用。 　　●俄罗斯的作用已经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原本由俄罗斯主宰的中亚已成为国际争夺的对象。 　　●朝鲜半岛的分裂状况恐难持续，这使得朝鲜今后的发展方向成为其主要邻国日益关注的地缘战略问题。 　　这些结构性变化使本章开始时提出的两个主要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中国：并非全球性而是地区性的国家 　　中国历史是一部民族辉煌的历史。目前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与以往不同的只是它渗透于全社会之中，因为它吸引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情感。这不再是一种基本上仅限于学生的现象。在本世纪初，成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的都是学生。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群众性现象，正在决定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思想方式。 　　这种思想方式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历史使中国的精英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世界的理所当然的中心。事实上，中文的“中国”两字就是“中央王国”的意思，表达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观念，并强调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这种观念也意味着其影响力分成不同的等级从中心向周边辐射。因此，作为中心的中国希望他人对它敬服。 　　而且，自远古以来，人口众多的中国一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和自豪的文明。这一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极为先进的：哲学、文化、艺术、社会管理技巧、技术发明和政治权力。中国人不能忘怀的是，到约公元1600年以前，中国一直在农业生产率、工业发明和生活水平方面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同抚育了约七十五个国家的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不同的是，中国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单一国家。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之时，它已经拥有两亿多人口，而且还是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大国。 　　从这一观点出发，那么，中国从辉煌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在过去的150年中蒙受了种种屈辱，是一种畸变，是对中国特性的亵渎，也是对每一个中国人个人的羞辱。这种屈辱必须洗雪，作恶者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主要的作恶者是英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它们的作恶程度不一：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以及事后还厚颜无耻地贬低中国；日本在过去漫长的一个世纪里发动了掠夺性的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苦难，但日本对此仍无悔悟；俄罗斯不断地侵吞中国北方领土，斯大林又颐指气使，完全无视中国人的自尊心；最后还有美国通过其在亚洲的存在和对日本的支持，成为中国实现对外抱负的障碍。 　　中国认为，上述四大国中已有两个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英国已不再是个帝国，米宇旗在香港永久地降落，结束了那令人特别痛苦的一章。俄罗斯虽仍是邻国，但其地位和声誉已经锐降，领土也大为缩小。因此，对中国构成最严重问题的只有美国和日本。中国将根据与这两个国家的相互作用，来最大限度地界定自己的地区作用和全球作用。 　　然而，这种界定首先取决于中国本身如何演变，以及中国实际上会变成一个多么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在这方面，对中国的预测，总的来说是有希望的，虽然并不是不存在某些重大的不确定性和制约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都属全世界最高之列。根据这两方面的统计数字作出的通常预测是，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其实力大约与美国和欧洲（假定欧洲既深化又扩大了）持平。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已经大幅度超过俄罗斯，到那时很可能大大超过日本。这种经济发展势头将使中国有能力获得强大的军事实力，其规模将使其所有的邻国担惊受伯，就连那些地理上相距甚远、但却反对中国发展的国家也会感到害伯。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以及台湾或许最终与大陆重新统一，这一切将进一步使中国得以加强，随之出现的大中华，将不仅成为远东的主导国家，而且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大国。 　　但是，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最明显的缺陷是机械地依靠统计数字作预测。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日本经济的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连续性的问题。现在，那些声称并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首先，中国爆炸性的增长速度是否能在今后二十年内得以保持，是个极难肯定的问题。经济减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种情况本身就会使通常的预测变得不可信。事实上，要使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得以保持，需要的是多种因素的绝妙结合，其中包括有效的全国性领导、政治局势稳定、良好的国内社会秩序、高储蓄率、大量外资持续不断的流入，以及地区的稳定等等。所有这些积极因素是否会长时期地结合在一起是有疑问的。 　　再者，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将会限制其行动自由。中国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早已大大超过了国内能源生产的增长。这种增幅的差别还会扩大，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很高速度的话，就更是如此。粮食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使中国人口的增幅下降，人口增加的绝对数字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粮食进口对于国内民生和政治稳定变得更为重要。粮食依赖进口，将不仅因成本较高而给中国的经济资源造成紧张，而且也会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 　　从军事上说，中国可能部分地有资格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因为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高增长速度，可使它的统治者把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一部分转用于支持中国武装力量的大扩充和现代化，包括进一步发展战略核武库。但是，如果这种努力太过分的话（据西方某些人的估计，在九十年代中，中国的军费已经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0％），可能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就如同苏联试图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而失败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影响那样。除此之外，中国在扩军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很可能促使日本也相应地走上扩军之路，这就抵消了中国逐步增长的军事力量带来的部分政治好处。人们一定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核力量，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很可能无力向其地区范围之外投送军事力量。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必会造成不平衡，而肆无忌惮地攫取最大好处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不平衡的出现。中国沿海的南方和东部以及主要的城市中心，由于它们更易于吸收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是迄今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形成对照的是，广大内地的农村和某些边远地区已经落后了。在农村已有一亿多的失业人口。 　　人们对地区差异产生的不满，会开始同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情绪发生相互作用。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加大财富分配方面的社会差异。在某个时候，或是因为政府可能要设法限制这种差异，或是由于基层出现的社会不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财富差距可以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 　　现在普遍预测中国将在今后二十五年中成为全球事务中的支配性大国。对这种看法持谨慎怀疑态度的第二个原因，确实是中国的政治前景。 　　因此，民主化的问题是不能无限期地回避的，除非中国突然作出其在1474年曾作出的同样的决定：像现在的朝鲜那样与世隔绝。这样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召回目前在美国学习的七万多留学生，驱赶外商，关闭所有的电脑，并拆除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家庭安装的卫星天线。这将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使人回想起文化大革命。或许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由于国内的权力斗争，掌权的但其力量又是日趋衰落的中共教条主义派可能会试图仿效朝鲜，但那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更可能的是，这会导致经济停滞，然后引发政治爆炸。 　　无论如何，自我孤立将意味着，不仅是中国真想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愿望会成为泡影，就连在地区坐大也办不到。而且，同世界接触，对中国来说利益太重大了。与1474年时的世界不同的是，现在的这个世界渗透性太大，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有效地排除世界的影响。因此，中国除了继续向世界开放以外，别无其他经济上有效的，政治上可行的现实选择。 　　民主化会越来越缠绕着中国。这个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权问题都不可能长期回避。中国未来的进步以及它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崛起，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中国执政的精英如何巧妙地处理两个相关的问题：即目前一代统治者向年轻班子的权力交接，以及处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最后，还有第三个理由对中国可能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真正的主要全球性大国——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中国已经具有威胁性——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即使中国能避免严重的政治动乱，即使中国能设法在25年里维持其异常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相对说来也仍将是很贫穷的国家，况且中国是否能做到这两点还大有疑问。即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两倍，就人均收入而言，中国仍然排在全世界各国中较低的位置，更不用说中国人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仍然很穷据中国计量经济和技术研究所1996年发表的题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的较乐观的报告估计，201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约737美元，仅比世界银行界定的低收入国家高出30美元不到一点。。中国人均占有电话、汽车和电脑的相对排位非常靠后，人均占有消费品的情况就更差了。 　　总的说来，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太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然而，尽管如此，中国正在成为在东亚的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在亚洲大陆，它已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除了印度以外，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使其邻国相形见绌。因此，中国在该地区内越来越自信，以便与其历史、地理和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称，这是十分自然的。 　　研究本国历史的中国学者知道，直到1840年，中国的帝国影响的范围仍然遍及整个东南亚，一直延伸至马六甲海峡，还包括缅甸、今天的孟加拉的部分地区和尼泊尔、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整个蒙古，还有流入太平洋前的阿穆尔河以北大片今天被称为俄罗斯远东省的地区（见第一章的地图3）。这些地区要么是在中国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要么对中国俯首称臣。1885年至1895年间，法－英的殖民扩张把中国的影响逐出了东南亚，而俄罗斯在1858年和1864年把两项条约强加给中国，使中国在东北和西北丧失了领土。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又丧失了台湾。 　　几乎可以肯定，历史和地理将使中国人越来越坚持——甚至是充满强烈感情地坚持——台湾最终必须与大陆重新统一。但那只能是在中国成功地保持经济进步并进行重大的民主化改革之后。否则，即便一个在地区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国仍然可能缺乏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特别是当它面对美国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必将继续激励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同时使中美关系变得麻烦起来。 　　地理也是驱使中国有兴趣与巴基斯坦结盟并在缅甸建立军事存在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两个举措都把印度作为地缘战略的目标。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军事合作将增加印度的安全困境，并限制印度在南亚建立地区霸权从而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手的能力。与缅甸的军事合作使中国能够使用印度洋上缅甸几个近海岛屿上的海军设施，因而使中国在整个东南亚，特别是马六甲海峡具有某种更大的战略影响。如果中国有朝一日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以及位于新加坡的地缘战略咽喉，它就将把日本获得中东石油和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因历史因素而更为有力的地理因素，也决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兴趣。一个重新统一的朝鲜成为美国（以及间接成为日本）影响的延伸，这将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中国最起码也会坚持一个重新统一的朝鲜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一个不结盟的缓冲地带。中国还希望朝鲜对日本的历史积怨会自然而然地把朝鲜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目前一个分裂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最有利。 　　经济考虑也必将影响中国地区雄心的施展。在这方面，对新能源资源快速增长的需求已经促使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海底资源的地区性开发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样，中国已经开始对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的独立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1999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一项边界和安全问题联合协议；同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据说中方保证中国支持“哈萨克斯坦捍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这些清楚地表明，中国越来越卷入中亚的地缘政治。 　　历史以及经济这两种因素的结合，还促使一个在地区内更为强大的中国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兴趣加浓。自从中俄有了一条正式的共同边界以来，中国第一次成为经济上更具活力、政治上更强大的一方。中国的移民和商人已经大量渗入俄罗斯地区，中国正更加积极地推进日本和朝鲜也参与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在这一合作中，俄罗斯现在手中的牌要弱得多，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经济上则越来越依赖同中国东北地区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同蒙古的关系中，类似的经济力量也在发生作用。 　　由此可见，中国的地区性势力范围正在形成之中。但是，不应把势力范围与排他性的地区政治主宰（如前苏联在东欧实施的那样）混为一谈。从社会经济意义上说，这种势力范围更具渗透力，而从政治上说则较少垄断性。然而势力范围涵盖一个地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各个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要特别尊重地区性主导国家的利益、看法及其可能的反应。简而言之，中国的势力范围——也许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受敬服的范围——可以界定为：在这个范围内各国首都在处理任何特定问题时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北京对此持何看法？” 　　尽管有已经提到的那些内外障碍，但是，如果中国确实成了一个地区性主导国家和全球性大国的话，那么它将在今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并发挥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潜在影响。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的大中华会将散居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马尼拉和雅加达的极其富有而经济上又强大的华人政治支持调动起来（参见本章注释中所列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数据）据1994年9月25日的《亚洲周刊》，东南亚500家最大的华人拥有的公司的资产合计约为5400亿美元。其他的估计数更高：1996年11／12月号《国际经济》报道说，5000万海外华人的年收入约与上述数字相同，因而，大约与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大体相当。据说，海外华人控制了90％的印尼经济，75％泰国经济，50％－60％的马来西亚经济，以及新加坡的全部经济，有人对这种情况表示担忧。一个前印尼驻日本大使甚至因此公开警告说，“中国正在本地区进行经济干预”，这不仅可能利用中国在本地区的存在，而且甚至会导致出现中国出资支持的“傀儡政府”（见1996年9月23日（东京）《朝日新闻》）。，还会渗透到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从而使其势力大致可恢复到150年前中华帝国开始衰落时的范围。通过与巴基斯坦结盟，中国的地缘政治范围甚至还会扩大。随着中国的力量和威信的上升，富有的海外华人可能会越来越认同中国的雄心壮志。东南亚国家可能会认为，对中国的政治敏感问题和经济利益敬而重之是明智之举，而且它们正在越来越这样做。1997年3月31日曼谷的英文报纸《民族报》发表的有关差瓦立总理访问北京的报道反映了这方面的苗头。这次访问的目的被称为是与“大中华”建立牢固的战略同盟。据称，泰国领导已“承认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性作用的超级大国”，并表示泰国愿意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桥梁”。新加坡在强调与中国认同方面走得更远。同样，新的中亚国家越来越视中国为一个大国，而且它们的独立以及它们在中俄之间的缓冲作用对中国的利益极为重要。 　　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范围最可能向南部纵深大大扩张，于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不得不适应中国海军成为南中国海上的一支主导力量这一现实。这样的中国将更可能情不自禁地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而不顾美国的态度。在西部，乌兹别克斯坦是最坚决抵御俄罗斯侵吞其原帝国领地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可能会赞同与中国建立抵消俄罗斯影响的联盟关系，土库曼斯坦可能也会那样；中国或许会在因内部民族分裂而使国家十分脆弱的哈萨克斯坦采取更加进取的态势。真正成了政治和经济巨人的中国也许还会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施加更为公开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会支持在它主导下的朝鲜的统一。 　　但是，这样一个得意洋洋的中国，也很可能会遇到外部力量的强烈反对。在西部，俄罗斯和印度有充分的地缘政治理由结成联盟，来共同抵挡中国的挑战。俄印之间的合作可能会主要集中于它们的利益受中国威胁最大的中亚地区和巴基斯坦。在南部，最强烈的反对来自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或许是在澳大利亚的支持之下）。在东部，对于中国一切想在朝鲜半岛占主导地位和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努力，美国都可能在日本的支持下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因为这些行动将使美国在远东的政治存在降格为只在日本的一个潜在不稳定的地区单独栖息。 　　两种情景完全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最终不仅取决于中国本身将如何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美国的行为和存在。如果美国脱离这一地区，那么第二种情景实现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是即使第一种情景全面实现，那也需要美国采取某种迁就态度和自我克制。中国人明白这一点，因而中国的政治不得不首先集中于影响美国的行动，特别是影响美日间的关键性关系。中国在策略上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都会考虑到这一战略上的关注。 　　中国对美国的主要异议，同美国的实际所作所为关系不大，中国反对的是美国目前是什么和在什么地方。在中国看来，美国是目前的世界霸主，美国以其在日本的主导地位为基础而在本地区的存在，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影响。中国外交部研究机构的一位分析家说：“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寻求霸权，它不能容忍在欧亚大陆出现任何大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见宋以敏发表在北京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国际问题研究》（英文版－译注）1996年第6－8期的文章《对冷战后世界力量分化组合的讨论》第10页。她对美国的这一分析代表了中国最高领导的看法。发行量很大的共产党的正式机关报《人民日报》1996年4月29日发表了这一分析的简述。 　　。因此，仅仅由于美国的地位以及美国呆在什么地方，美国无意中就成为了中国的对手，而不是中国的天然盟友。 　　因此，中国政策的任务是要利用美国的力量去和平地挫败美国的霸权，同时还不要引发日本对地区的潜在欲望。这种政策符合中国古代孙子的战略思想。为此，正如邓小平在1994年8月拐弯抹角地说过的那样，中国的地缘战略须同时寻求两大目标：“首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一个目标显然是针对美国的，目的是要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同时小心地避免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那将断送中国寻求成为经济强国的努力；第二个目标是要改变全球实力的分配，利用在某些主要国家中对目前世界上的权势等级制度的不满。美国在这个等级制度中排在首位，并且在欧亚大陆的最西边和最东边分别得到欧洲（或德国）和日本的支持。 　　中国的第二个目标促使北京寻求一种力求避免同与它接壤的邻国发生任何严重冲突的地区地缘战略，虽然中国在继续谋求地区的主导地位。中俄关系的策略性改善尤为适时，特别是因为目前俄罗斯已弱于中国。1997年4月，中俄两国一起谴责“霸权主义”，并宣称北约的扩大是“不能允许的”。然而，中国不可能认真考虑同俄罗斯结成长期、全面的联盟来对付美国，因为那会导致美日联盟的深化和扩大。中国希望美日联盟慢慢地淡化。同俄罗斯结盟还会使中国与极其重要的现代技术和资金来源隔绝。 　　正如中俄关系那样，即使继续保持与巴基斯坦及缅甸密切的军事合作，中国也应避免同印度发生直接冲突。这种做法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实施一种公开的敌视政策，将带来消极后果，不仅会使中国在战术上与俄罗斯妥协的权宜之计更为复杂化，而且会把印度推向与美国建立更为合作的关系。鉴于印度针对现存的全球“霸主”也暗中怀有某种反西方意向，减少中印之间的紧张也是符合中国更为广泛的地缘战略的重点。 　　同样的考虑，一般而言，也适用于目前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尽管中国人单方面声称南中国海属于中国，但同时他们又加强同东南亚各国领导人的关系（除了历史上敌对的越南人之外），利用近些年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领导人在西方价值观和人权问题上表达出来的更加直言不讳的反西方情绪。中国人尤为欢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不时发出的刺耳的反美言论。1996年5月在东京的一个论坛上，马哈蒂尔公开对美日安全条约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他提出要了解到底谁是美日联盟准备防御的敌人，并声称马来西亚不需要任何盟友。中国人显然认为，美国地位的任何削弱自然会加强中国对本地区的影响。 　　一个类似的情况是，施加坚韧的压力看来是目前中国对台政策的主要特点。尽管中国对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为了表示中国在此问题上的严肃性甚至不借有意引发国际紧张局势（如1996年3月），但是中国领导人大概也认识到他们暂时仍然缺乏强行取得满意结局的实力。他们认识到，在条件不成熟时依赖武力解决只会加速同美国发生使自己失败的冲突，并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确保和平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人自己还认识到，中国在首先融合香港方面是否成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中华崛起的前景。 　　中国同韩国关系中已出现的相互协调，也是巩固侧翼以集中精力有效实现主要目标这一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历史以及老百姓的情绪，中韩媾和本身就有助于削减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潜在作用，同时也为在中国和朝鲜半岛（或许是统一的或许仍处分裂状态的）之间重新建立传统关系奠定了基础。 　　最为重要的是，以和平方式加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将有助于中国寻求实现也许是由古代战略家孙子早已确立的主要目标，即：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以至于力量锐降的美国不得不需要把在地区内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国作为其盟友，并且最终把甚至需要具有全球实力的中国当作其伙伴。中国将会寻求并实现这一目标，但其方式，又要避免造成美日扩大安全联盟的防务范围，或者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被日本的实力所取代。 　　为了实现这一主要目标，在短期内，中国将设法防止美日加强和扩大它们之间的安全合作。中国对于1996年初美日暗中将安全合作的范围从狭义的“远东”扩大到更大范围的“亚太”尤为警惕。中国认为这不仅是对中国利益的直接威胁，并且会由此发展成一个由美国主宰的旨在遏制中国的亚洲安全体系。（在这一安全体系中，日本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关键王纯殷于1996年2月在《国际展望》上发表的文章《展望21世纪之初的亚太》，对美国据称欲建立这种反华亚洲体系的意图作出详尽的分析。中国的另一位评论家争辩说，美日安全安排已经从遏制苏联势力的“防御之盾”变为针对中国的“进攻之矛”（见1996年6月20日《现代国际关系》杂志杨伯江的文章《“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意味着什么》）。1997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军事联盟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文章。文章把美日军事合作范围的再定义斥为“危险的举动”。 　　，发挥着冷战时德国在北约中所起的作用。）北京方面普遍认为，美日之间的协议有助于日本最终成为主要的军事大国，也许会使日本甚至有能力单独依靠武力来解决悬而未决的经济或海洋争端。因此，中国有可能下大气力煽动亚洲国家中仍然存在的对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重要军事作用的强烈害怕情绪，以便牵制美国和恐吓日本。 　　然而，中国的战略分析认为，美国的霸权不可能持久。虽然一些中国人，特别是军方人士，往往把美国视为中国的死敌，但是北京的主流看法是，由于美国过分地依赖日本，美国在亚太地区将会更加孤立，结果是美国对日本的依赖将进一步深化，但同时美日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担心也会加深。这将使中国有可能在美日之间纵横捭阖，如同中国早些时候在美苏之间所作的那样。在北京看来，这样的时候将会到来。到那时美国将意识到，要继续作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别无选择，只能转向它在亚洲大陆的天然伙伴中国。 　　日本：并非地区性而是国际性的国家 　　因此，美日关系如何演变是中国地缘政治前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自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远东的政策一直以日本为基础。起初日本只是美国占领军的驻地。后来，日本变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政治和军事存在的基地，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全球盟国。然而，日本又是一个在安全上接受美国保护的国家。中国的兴起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地区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日密切关系是否能够持久和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在一个反华联盟中，日本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如此，如果中国的崛起甚至在导致降低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仍得到某种形式的容纳的话，那么日本的作用又将如何呢？ 　　日本同中国一样，是一个深深地感到自己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和特殊地位的民族国家。日本的岛国历史，甚至帝国的神话，使勤劳而遵守纪律的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成生来就是与众不同和卓越无比的。对于这一生活方式，日本开始时以出色地把自己孤立起来的办法加以维护。后来，在十九世纪受到世界冲击时，日本又向欧洲的各个帝国学习，力图在亚洲大陆创建一个自己的帝国，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使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精力都集中到恢复经济这个单一的目标之上，但这样做使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更大使命感到茫然。 　　美国目前对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的害怕，使人回想起此前不久对日本的偏执狂。恐华症现在取代了恐日症。仅仅在十年以前曾有人断言，日本将不可避免地立即以“超级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日本不仅会把美国拉下马（甚至把美国买下来！），而且会把某种“日本治下的和平”强加于全世界。这样的预言曾经成为美国评论家和政治家地道的家庭手工业产品。但是，从事这种家庭手工业的，不仅仅限于美国人。不久日本人自己也热心地模仿起来，在日本炮制了一系列畅销书。他们提出种种理论，日本将在高科技竞争中战胜美国，不久后日本将成为全球“信息帝国”的中心，而美国则据说由于历史疲劳症和社会的自我放荡而正走向衰落。 　　这些信口开河的分析，模糊了日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很脆弱的国家这一事实。只要在全球的资源和贸易的有序流通中哪怕是出现最轻微的混乱，日本就会遭受伤害，更不用去说全球的总体稳定遭到冲击时日本将是何等地脆弱了。日本正在经受日益暴露出来的人口、社会和政治方面国内弱点的困扰。日本既是富裕的、朝气蓬勃和经济上强大的，但同时在本地区又是孤立的。由于在安全上依赖强大的盟国，日本在政治上受到了掣肘。那个强大的盟国恰恰既是（日本所十分依赖的）全球安全的主要维护者又是日本在经济上的主要对手。 　　日本一方面是受到全球尊敬的经济动力源，另一方面又是美国力量在地缘政治中的延伸。日本目前的这种地位不大可能继续被新一代日本人所接受。他们不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造成的精神创伤和耻辱感。由于历史和自尊心的原因，日本是个不完全满足于目前全球现状的国家，虽然日本的表达方式比中国更为克制。日本不无理由地感到它有资格被正式承认为世界大国。但它也意识到，在地区范围内有用的（而对它的亚洲邻国来说则是令人宽慰的）对美安全依赖，阻碍了对它的世界大国地位的承认。 　　此外，中国在亚洲大陆上力量的增长以及中国的影响不久后可能辐射到对日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海域的前景，加深了日本对自己地缘政治前途的迷茫感。另一方面，日本存在着与中国在文化和感情上的强烈认同感，以及作为亚洲人的共同潜意识。有些日本人还可能感到，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出现，具有提高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的权宜效果，因为美国在本地区至高无上的地位削弱了。在另一方面，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中国是传统的对手、昔日的敌人和对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这使日本同美国的安全联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要。诚然，由于对日本政治和军事独立的令人烦恼的制约，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强烈的日本人的不满情绪在增长。 　　处于欧亚大陆远东的日本的形势与处于欧亚大陆远西的德国的形势，在表面上有类似之处。两国都是美国主要的地区盟国。说实在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力量也直接来源于与这两个国家的紧密结盟。两国都有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但是两国在下述方面却又都不能独立自主。德国因在军事上被纳入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而受制约，而日本要受自己的（虽是美国设计的）宪法条款和美日安保条约的限制。日本和德国都是贸易和财政上的动力源，都在本地区处于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也都是举足轻重的。两国都可算是准全球性大国，而两国都为由于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而焦躁不安。 　　但是，日本和德国各自地缘政治条件的不同，孕育着可能是重大的后果。德国同北约的实际关系使其同主要的欧洲盟国处于平等的地位。根据北约，德国与美国承担着正式的对等的防务义务。美日安保条约则规定，美国对日本负有防卫的义务，但并未规定（哪怕只是在形式上）使用日本的军事力量来保卫美国。这一条约实际上规定了一种保护性的关系。 　　更加重要的是，由于德国早已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过去曾遭受其侵略之害的邻国现在不再把它看作威胁，反而把它看作是经济和政治上值得欢迎的伙伴。有些邻国甚至还把德国看作善良的地区大国，而欢迎可能出现的一个由德国领导的中欧集团。日本的亚洲邻国对日本的看法则远非如此。它们仍怀有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的敌意。日元升值是造成邻国对日本不满的因素之一。日元升值不仅引起强烈的抱怨，而且还阻碍了日本与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甚至与中国的和解，它们对日本的巨额长期债务中有30％是以日元结算的。 　　日本在亚洲不像德国在欧洲有法国那样的真正或多或少平等的地区伙伴国。毋庸讳言，日本在文化上受中国的强烈吸引，或许还夹杂着某种负咎感。但是，这种吸引力在政治上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双方互不信任，也都不准备接受对方的地区领导地位。日本也不像德国有波兰那样的虽然弱小得多但在地缘政治上却颇为重要的邻国，而且同这一邻国的和解甚至合作已成为现实。韩国，尤其在它最终实现了和北朝鲜的统一之后，或许能成为日本的波兰。但是，韩国人对昔日遭受的统治和日本在文化上自恃优越记忆犹新，这阻碍了任何社会性的真正和解。因此，日韩关系只在形式上是良好的。1997年2月25日《日本文摘》报道，根据一次政府主办的民意测验，只有36％的日本人对韩国怀有友好感情。 　　最后，日本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比德俄关系冷淡得多。俄国仍然以武力占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夺取的千岛群岛的南部，从而冻结了俄日关系。简而言之，日本在本地区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而德国则并不孤立。 　　此外，德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民主原则，欧洲还广泛存在着基督教传统。德国还谋求在一个比自身更大的实体和事业即“欧罗巴”中获得认同，甚至使自己得到升华。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并不存在可与之相比拟的“亚细亚”。说实在的，尽管近些年来民主制度正在一些亚洲国家里出现，日本过去的岛国状况，甚至目前的民主制度，都往往使日本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相分离。许多亚洲国家认为日本人不但是民族利己主义的，而且过分地模仿西方，且不愿和亚洲国家一起对西方的人权观以及个人主义的重要性提出质疑。因此，尽管西方有时怀疑日本真正西方化的程度，许多亚洲人却认为日本不是真正的亚洲国家。 　　从实际情况看，虽然地处亚洲，日本却不能安然自在地成为一个亚洲国家。这种情况大大地限制了日本在地缘战略上的选择。由于实实在在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作一个真正的地区性抉择，即日本在地区内胜过中国而居于优势地位，且其基础不再是在日本的主导下而是在日本的宽厚领导下的地区合作，看来也不可行。尤为甚者，日本仍然依赖美国的军事庇护和国际支持。废除或者逐步削弱美日安保条约将立即使日本在地区或全球动荡造成的混乱中处于极易受伤害的地位。那时，日本唯一的出路将是，或者接受中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或者诉诸大规模的重新武装计划。这后一选择不但要花很多钱而且十分危险。 　　不难理解，许多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目前的地位是不正常的，即日本既是个准全球性大国，同时在安全上却又是个被保护国。但是，能够取代现存安排的戏剧性可行方案又不明朗。如果可以说，尽管中国战略家们在具体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见解，中国的国家目标却是相当清楚的，中国地缘政治抱负在本地区的指向也相对地可以预测，那么，日本的地缘政治观则比较朦胧，日本公众的情绪也更加难以捉摸。 　　大多数日本人都认识到，对路线作重大而突然的战略性改变可能是危险的。在日本仍然是怨恨的对象而中国正作为地区的举足轻重大国崛起的地区里，日本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吗？日本应该干脆默认中国的这种地位吗？日本能够（在各个方面）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大国而不影响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也不在地区内激起对日本的更大敌对情绪吗？美国会在任何情况下长期地留驻亚洲吗？如果会的话，美国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作出的反应又将如何影响迄今为止给予美日关系的优先地位？在冷战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来没有必要提出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而今天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突出的战略问题，并在日本引起了日益热烈的争论。 　　自从50年代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在战后首相吉田茂所公布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之下。吉田主义规定：①日本的主要目标应是发展经济；②日本的武装应该是低水平的，应避免卷入国际冲突；③日本接受美国的政治领导和军事保护；④日本的外交应该摒除意识形态而致力于国际合作。可是，由于许多日本人对日本卷入冷战的程度感到不安，同时还虚构了半中立的概念。迟至1981年，伊东正义外相还因为在描述美日关系时使用了“同盟”一词而被迫辞职。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当时日本正在恢复，中国搞自我孤立，而欧亚大陆则发生了两极分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日本的政治精英现已意识到，一个在经济上融入世界之中的富裕的日本，不可能再把自我致富定为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又不引起国际上的反感。再说，一个经济上强大的日本，特别是一个同美国相竞争的日本，不可能只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延伸而同时又回避任何国际政治责任。一个政治上有更大影响的日本，特别是谋求国际承认（例如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日本，不可能在影响世界和平的更关键的安全问题或者地缘政治问题上回避表明自己的立场。 　　结果，近些年来，由一些日本政府的和私人的机构撰写的种种专门研究文章和报告，纷纷出笼。著名的政治家和教授们阐述日本在后冷战时代使命的著作往往引起争论，但大量出版而泛滥于世。比如，首相顾问班子通口委员会1994年夏天发表的报告，提出了“日本安全政策的三大支柱”，既强调美日安保关系的首要性，也主张进行亚洲多边安全对话；1994年的小泽委员会报告“新日本的蓝图”；1995年5月《读卖新闻》的“全面的保安政策”要点，其中提出要在海外为维和使用日本的军事力量；1996年4月日本的公司经理协会在富士银行思想库的协助下撰写的报告提出要求美日防务体制应该更加平等和均衡；1996年6月日本国际事务论坛向首相提出的题为“亚太地区安全体制的可能性和作用”的报告；还有在过去几年里出版的许多书籍和文章，往往有更多的争辩，提出的建议也更加极端，而且比上述大多代表主流的报告得到西方传媒更广泛的引用。例如1996年由一名日本将军编的书竟敢推断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会无力庇护日本，因此日本应该扩大自己的国防能力。此书引起报刊广泛评论。（见康广森野将军编的“下一代的地面自卫部队”和1996年3月4日《产经新闻》的评论“美国来援救我们的神话”)这些文章和书籍中许多对美日安全同盟的持久性和可取性进行了推测，并主张日本应该奉行更加积极的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或者在地区内发挥更加有力的军事作用。如果从政府间对话的情况来判断美日关系状况的话，那么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两国关系到90年代中期已进入了一个危机阶段。 　　可是，在政府政策方面，经过认真讨论提出的建议，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清醒、有分寸和温和的。极端的选择方案——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带有反美味道）或者单方面大规模地重新武装（必须对宪法进行修改，并置美国和地区内的不利反应于不顾）的方案没有赢得多少人的支持。近些年来，公开的和平主义的呼吁，如果还有的话，也是越来越少了。单边主义和军国主义尽管有一些口若悬河的鼓吹者，也未能赢得多少公众的支持。大部分公众，当然还有有影响的实业界精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策选择，而只能在实际上给日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危害。 　　以政治为主导的公众讨论，首先在日本的基本国际态势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重点，其次在地缘政治的优先次序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次要的差异。粗略地说来，可以看出有三种主要的取向，也许还有第四种较为次要的取向。这些不同取向可以冠之以下列名称：不知羞耻的“美国第一”派；全球重商主义派；趋向积极的现实主义派以及国际空想派。可是，归根到底，这四派的取向都有一个相同的总目标和同样的主要忧虑：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去争取全球对日本的承认，与此同时避免亚洲对日本产生敌意，并在条件尚不成熟时避免使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受损。 　　第一派取向的出发点是，仍应把维护目前存在的（被确认并不对等的）美日关系作为日本地缘战略的主要核心。持这一派观点的人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希望日本在国际上赢得更大的承认并在联盟中享有更平等的地位。但是，正如宫泽喜一首相1993年1月所说过的那样，他们的第一信条是“正在步入21世纪的世界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日本和美国……是否能够在持共同看法的基础上提供协调的领导”。这一观点在国际派政治精英中和近20年来掌握外交决策权的机构里一直占主导地位。在中国的地区作用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这样的关键性地缘战略问题上，这一领导集团一直是支持美国的，但是他们也把自己的作用视为制约美国对中国采取任何对抗姿态的倾向的一个源泉。事实上，即使是这一派人士也日益倾向于强调需要建立更加密切的日中关系。他们认为，日中关系的重要性仅次于日美关系。 　　第二派取向并不反对日本地缘战略政策与美国一致，但是，他们认为坦率地承认和接受日本主要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一事实，对日本最为有利。这一派的观点往往同传统上势力很大的通商产业省的官僚和日本最大的贸易和出口商有联系。根据这一派观点，日本的相对非军事化是一种值得保留的资产。在美国确保日本安全的条件下，日本可以自由地奉行全球性经济介入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将悄悄地提高日本在全球的地位。 　　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这第二派取向赞成奉行至少是事实上的中立主义政策，让美国去平衡中国在地区内的实力并由此去保护台湾和韩国。这样，日本能够不受牵制地进一步发展同大陆和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可是，在现有的政治现实中，全球重商主义派接受美日同盟是一种必要的安排，包括为武装部队提供并不大的预算开支（仍然不过多超过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是他们并不热心于使这一同盟具有重大的地区性含义。 　　第三派是偏于积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大都是新一代的政治家和地缘政治思想家。他们认为，日本作为富裕和成功的民主国家，既有机会也有义务使冷战后的世界与以前确实有所不同。日本也可由此而赢得全球的承认。日本有资格得到这种承认，因为它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历史性地跻身于世界少数几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之列。早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就曾经预言这样一种更强有力的日本态势将会出现。但是，在预言这一前景方面更为人所知的或许要首推1994年发表的颇多争议的小泽委员会报告。该委员会报告的标题颇能说明问题：《新日本的蓝图：一个民族的反思》。 　　该委员会是以其主席，即迅速崛起的中间派政治领袖小泽一郎的名字命名的。该报告主张，应该对日本等级森严的政治文化实行民主化，并对日本的国际态势进行反思。报告要求日本成为“正常的国家”。建议在保持日美安全关系的同时，日本应摒弃在国际上的消极被动姿态而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性的政治中去，尤其是应该在国际维和努力中起带头的作用。为此，该报告建议撤销日本宪法中对向海外派遣日本武装部队所作的限制。 　　对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强调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却内含这样一种想法，即日本应在更重要的地缘政治方面从美国对安全事务的包办下解放出来。鼓吹这一观点的人往往争辩说，在有全球重要意义的问题上，日本应该毫不犹豫地代表亚洲说话，而不是自动地追随美国的领导。可是，他们在诸如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作用和朝鲜前途等敏感问题上却仍然保持那种有自己特色的含糊其词，同他们更传统的同僚们并无多大差别。因此，在有关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他们都持有迄今依然强烈的那种日本倾向，即在这两个问题上仍旧让美国去承担首要的责任，而日本仅在美国做得过头时发挥一点降温作用。 　　及至90年代的后半期，这种偏于积极的现实主义派倾向开始在公众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1996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开始谈论日本的“独立自主外交”，历来谨小慎微的日本外务省煞费苦心地把这个词翻译成为意思较含糊的（看起来也就不那么针对美国的）“偏于积极的外交”。 　　主张第四派取向的国际空想主义者的影响不如前三派大，但偶然也能给日本的观点注入更为理想化的言辞。这一派往往公开地同如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之类的杰出人士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士本身大大地突出了对道义上可取的全球目标作出明确承诺对日本的重要性。正因为日本不必承担地缘政治责任，这些空想主义者常常乞灵于“全球新秩序”的概念去号召日本在为世界大家庭制定和推动一项真正的人道主义议程方面充当领袖。 　　所有上述四种取向，在一个关键性的地区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更加多边化的亚太合作的出现是符合日本利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合作将产生三种积极的效果：有助于套住（也含蓄地限制）中国；有助于把美国拖在亚洲，即便其支配地位将会逐渐地削弱；有助于减轻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因而有助于加强日本的影响力。虽然在地区内形成一个日本的势力范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地区内，特别是在那些对中国力量的日益增长感到不安的沿海国家里，日本获得某种程度的敬服或许还是有希望的。 　　所有上述四种观点也一致地认为，小心谨慎地培养同中国的友情远比对中国实行在美国领导下的直接遏制要好得多。事实上，美国领导下遏制中国的战略设想，或者甚至在日、美支持下由菲律宾、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结成抗衡中国的非正式联合体的主意，对于日本外交政策机构来说也并无太大的吸引力。在日本人看来，任何类似努力不仅要求美国在日本和韩国无限期地大规模驻军，而且由于制造了中国的地区利益和美日的地区利益之间容易起火的地缘政治重叠，可能成为会自动实现的关于将同中国发生冲突的预言。有些保守的日本人受到日本和台湾特殊关系设想的诱惑曾在1996年成立日台议员协会，以推进这个目标。中国对此作出了意料之中的敌对反应。其结果势必阻碍日本渐进式的解放和威胁远东的经济繁荣。 　　由于同样的原因，很少有人赞同采取相反的政策，即日本和中国之间大妥协。这样一种古典式的联盟关系大逆转的地区后果将是形势更加不稳定：美国将从本地区撤走；朝鲜半岛将立即被置于从属于中国的地位；日本将不得不听凭中国摆布。除了也许有少数极端主义者会欢迎以外，这不是一种诱人的前景。由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边缘化和在历史上受到鄙视，已无其他东西可以取代这样一个基本共识：即同美国的联系仍是日本最主要的生命线。失去了同美国的联系，日本既不可能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核弹（也许不久后还有朝鲜的核弹）面前保护自己。唯一真正的政策问题是，如何最恰当地运用同美国的关系推进日本的利益。 　　相应地，日本人根据美国的愿望一直在加强美日军事合作，包括看起来是把合作的范围从较为具体的“远东”扩大到更为广泛的“亚太方案”。1996年初，在复审所谓的美日防务指导方针时，日本政府也把这一方针的适用范围作了扩大，可能使用日本防卫力量的范围从“远东有事”扩大到“日本周围地区有事”。日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向美国让步是受到了下列原因的驱使：越来越怀疑美国长期驻留亚洲的能力；担心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这一点看起来所怀的忧虑）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仍可能把一种日本所不能接受的选择强加于日本：要末站在美国一边去反对中国，要末没有美国而与中国结盟。 　　对日本来说，这一根本性的两难处境也包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由于争取成为地区性主导大国的目标行不通，而在没有地区基础的情况下要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大国又不现实，那么，自然的结论是，日本获得全球性领袖地位的最好办法是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维和活动和经济发展。通过利用美日军事同盟保障远东稳定而又不让自己卷入反华联盟的办法，日本能够稳妥地为自己确立一种独特而又有影响的全球性使命，成为推动真正国际性的、更加有效地机制化的合作的大国。这样，日本将取得类似加拿大的地位，但要比加拿大更加强大和更具全球性影响：成为一个由于建设性地运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而得到人们的尊敬，而又不使人害怕和反感的国家。 　　美国地缘战略的调整 　　美国政策的任务应为：确保日本作出上述选择，中国崛起而在本地区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致妨碍东亚力量的稳定三角平衡关系。努力处理好同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和维持包括美国在内的稳定的三方间相互作用关系，这对于美国的外交技能和政治想象力将是严峻的考验。消除过去那种认为日本的经济上升会导致所谓威胁的成见和消除对中国的政治能量的恐惧心理，有助于给必须奠基于仔细的战略估算的政策注入冷静的现实主义。这种估算是：如何把日本的能量纳入国际方向和如何把中国的力量引入区域性妥协。 　　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形成相当于欧洲在欧亚西端的一个协调的地缘政治结构，即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地区力量结构。可是，同欧洲情况不同的是，在东部大陆不会很快出现民主的桥头堡。相反，美国同日本重新确定了方向的同盟必须成为美国同在该地区举足轻重的中国之间实行妥协的基础。 　　从本章前两节所作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若干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地缘战略结论： 　　有关中国是下一个全球性大国这样一种流行的看法孕育着反对中国的偏执狂，并在中国内部培育着妄自尊大的思想。对于中国将肯定成为下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恐惧，往好处说是为时过早，往坏处说，则可能会成为自行实现的预言。因此组织一个旨在遏制中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的联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那样做只会确保一个在地区内有影响的中国变得敌对。同时，任何这种努力都会使美日关系趋于紧张，因为大多数日本人可能会反对这样一个联盟。根据这一情况，美国应该不再要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大的防务责任。这种努力只会妨碍稳定的日中关系的出现，同时还会使日本在本地区进一步陷于孤立。 　　但是，正因为中国事实上不可能很快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也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实行地区遏制的政策不明智，把中国作为全球性的重要棋手来对待才可取。把中国拉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之中并赋予它所渴望的地位，能收到钝化中国民族雄心的尖利锋芒的效果。朝此方向可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吸收中国参加世界主要国家七国集团的每年一度的首脑会议，特别是既然俄罗斯已被邀请参加，就更应让中国参加。 　　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实际上中国并无很大的战略选择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和外国市场的准入。正是这一点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的选择。中国同一个不稳定而且贫困的俄罗斯结盟，是不可能拓宽自己的经济或地缘政治前景的（而对俄罗斯来说，这将意味着从属于中国）。即使玩这种主意对中、俄双方都有点儿策略上的诱惑力，但这毕竟不是一项可行的地缘战略选择。援助伊朗和巴基斯坦，对中国来说具有更直接的地区和地缘政治上的意义，但也不可能以此作为认真谋取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出发点。如果中国感觉到，美国（在日本的支持下）在阻挠其实现民族的或地区的抱负的话，那么组织“反霸”联盟可能成为最后的抉择。但是，那将是个穷困国家的联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将继续一起贫困下去。 　　大中华作为地区主导大国正在崛起。既然如此，这个大中华可能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邻国，而这可能导致地区的不稳定；或者大中华也许会沿袭昔日中华帝国的历史传统而满足于较为间接地施展其影响。将来出现的是霸权主义的势力范围还是较模糊的受敬服的范围，部分地要取决于中国政权专断的程度，也部分地取决于起关键作用的外部棋手，最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对大中华的出现作出反应的方式。简单的绥靖政策会怂恿中国采取更加过分自信的姿态，但仅仅采取阻拦大中华出现的政策，也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在某些问题上采取审慎的让步政策，在另一些问题上则采取（对中国的行动）划出准确界限的政策，或许能够避免发生上述两种极端的情况。 　　无论如何，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大中华可能发挥同美国在一个稳定而政治上多元化的欧亚大陆方面的大地缘战略利益相匹配的地缘政治影响。例如，中国对中亚日益增加的兴趣，势必会限制俄罗斯谋求在莫斯科控制下实现任何形式的政治重新一体化的行动自由。与此相关，在有关波斯湾的问题上，中国对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决定了中国将在保持自由进入产油地区以及产油地区的政治稳定方面与美国具有共同利益。同样，中国支持巴基斯坦抑制了印度企图使巴基斯坦从属于印度的野心，并可抵消印度在阿富汗和中亚问题上同俄罗斯合作的意向。最后，中国和日本参与东西伯利亚的开发也同样有助于促进地区的稳定。应该通过持续的战略对话来探索这些共同利益我在1996年同中国国家安全和防务方面的最高级官员会晤中，认清了如下一些作为这种对话基础的共同的战略利益（有时有意地用含糊的提法）：①一个和平的东南亚；②在解决近海问题中不使用武力；③和平统一中国；④朝鲜的稳定；⑤中亚的独立自主；⑥印巴间之均势；⑦经济上充满活力和国际上善良的日本；⑧一个稳定但是不太强大的俄罗斯。。 　　也有一些中国的雄心可能同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区，尤其是中国如果将使用历史上更惯用的强硬策略去实现这些雄心的话。这点特别适用于东南亚、台湾和朝鲜。 　　东南亚从其潜力来看，是太富有了，地理上也太辽阔了，总而言之是太大了，因此，即使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也不易使东南亚屈从于己。但是，东南亚又太软弱、政治上也过于四分五裂，因此，不能不成为一个至少是敬服中国的地区。随着中国力量的壮大，中国的地区性影响势必增长。虽然许多事情取决于中国如何运用它的力量，但直接反对中国或者卷入像南中国海争端一类的问题是否符合美国的特殊利益尚不清楚。中国人在微妙地处理不对称的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经验。进行自我克制以免引起本地区的恐惧肯定是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的。那种恐惧心理可能导致产生一个地区性的反华联盟（在印尼和澳大利亚间刚开始的军事合作中，这种倾向已经初露端倪），而这种联盟很可能向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寻求支持。 　　一个大中华，特别在收复了香港之后，几乎可以肯定会更加起劲地寻求实现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充分认识这样一个事实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从来没有默认过台湾的无限期分离。因此，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这个问题会酿成美国同中国迎头相撞的冲突。其后果对有关各方面都将是非常有破坏性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将受挫；美日关系将十分紧张；美国在欧亚大陆东部建立稳定的力量均势的努力将翻车。 　　相应地，在这个问题上对等地取得并维持最大透明度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可能还缺乏有效胁迫台湾的手段，北京仍然必须懂得并信服，美国如果默认使用军事力量强行统一台湾的尝试，那么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将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 　　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一个分离的台湾本身对美国来说并无任何特殊利益。事实上，美国官方的立场一直是，而且应该继续是，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中国统一台湾的方式可能触犯美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台湾问题也给美国在同中国打交道时提出人权问题提供了合法理由，中国没有道理指控美国干涉其内政。完全可以向北京重申，只有在中国更加繁荣发达和更加民主之后才能实现统一。不管如何，为了台湾而更加尊重人权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美国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人权问题也是恰当的。 　　与此同时，美国必须信守对中国的许诺，避免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任何在国际上提高台湾地位的行动。在九十年代，美台间的某些官方接触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美国在心照不宣地开始把台湾当作一个单独的国家来对待。中国对此表示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对台湾官员加紧争取国际上承认台湾分离地位的活动表示不满，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美国不必羞羞答答，而应该明确地表示，如果台湾人试图改变早已确定和有意含糊对待的海峡两岸关系，将使美国对台态度受到有害影响。再者，如果中国确实繁荣发达起来而且实现了民主化的话，如果中国收复香港之后没有出现在公民权利方面的倒退的话，那么，美国鼓励海峡两岸就最后统一的条件进行认真的对话，也将有助于在中国国内制造扩大民主化的压力，同时将促进美国和大中华之间实现更加广泛的战略妥协。 　　地处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韩国，有可能再一次成为中美争执的根源，而且它的前途也将直接影响美日关系。只要朝鲜半岛继续分裂下去，而且在不稳定的北方和日益富裕的南方之间继续存在着爆发新的战争的可能性，美军就必须继续留驻在朝鲜半岛。美国单方面撤军不仅可能引发新的战争，而且很可能标志着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的结束。在美国抛弃了韩国之后，很难设想日本人会继续依靠部署在日本领土上的美军。最可能的后果将是，日本将迅速地重新武装，并因此导致整个地区的广泛动荡。 　　不过朝鲜的重新统一也可能会造成地缘政治上的严重困境。如果美军将继续留驻在统一后的朝鲜，就不可避免地会被中国人看作是针对中国的。事实上，中国人是否会默认这种情况下的朝鲜统一是个大疑问。如果统一分阶段进行的话，包括所谓的软着陆，中国会从政治上进行阻挠并支持朝鲜那些仍然反对统一的人。如果朝鲜是在北方“强行着陆”的情况下通过暴力统一的，那么，甚至不能排除中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在统一不同时成为美国力量（由日本在背后作为跳板）的直接延伸这种情况下，朝鲜的统一才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一个统一的、没有美军驻扎在其领土之上的朝鲜很可能首先在中、日之间搞某种形式的中立，然后，部分地受虽是残存却仍强烈的反日情绪的驱动而逐渐地倾向中国，或者被置于中国的政治影响范围之下，或者进入某种更加微妙的敬服中国的范围。到那时将出现这样的问题：日本是否仍然愿意充当美国力量在亚洲的唯一基地。至少这个问题将在日本国内政治中引起最严重的分裂。因此而造成的美国远东军事活动范围的任何收缩，都将使维持稳定的欧亚大陆力量均势更加困难。上述种种考虑，加强了美日在朝鲜维持现状的利益（诚然各自出发点略有不同）。若现状就是得改变，也得非常缓慢地分阶段前进，最好是在深化美中地区妥协的环境下进行。 　　与此同时，日韩间的真正和解，将为朝鲜的任何最终统一提供更为稳定的地区环境而作出重要贡献。日韩间的真正和解将缓解由于朝鲜重新一体化所带来的种种复杂的国际问题，并导致在两国间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质和约束力的政治关系。美国在促进这一和解方面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许多首先被用于推进德－法和解，后来又被用于推进德国和波兰和解的具体步骤（例如，从提出联合大学方案直到建立联合军团）也可在这里适用。全面且有利于地区稳定的日韩伙伴关系，反过来也许使美国甚至在朝鲜统一之后也更容易在远东继续存在下去。 　　同日本保持密切的政治关系符合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利益，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日本是否成为美国的附庸、对手或者伙伴，则取决于美国人和日本人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即更加明确地阐述两国应寻求的共同国际目标，和更加清楚地划分美国在远东的地缘战略使命和日本所希望扮演的全球角色之间的界线。对于日本来说，尽管国内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争论，但同美国的关系依然是主导它的国际方向感的主要灯塔。日本迷失方向，或者走上重新武装的道路，或者单独同中国搞妥协，都会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寿终正寝，并将排除美、日、中在地区内稳定的三角安排出现的可能性。这也将排除在整个欧亚大陆建立由美国安排的政治均势的可能性。 　　简而言之，一个迷失方向的日本，犹如一条在沙滩上搁浅的鲸鱼：无助地四处拍打，十分危险。这将破坏亚洲的稳定，却不能提供可以取代所需的美日中稳定均势的另一种可行的选择。美国只有通过同日本的密切联盟才能适应中国的地区抱负，并制约其表现。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构筑一种错综复杂的三方相互适应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美国的全球力量，中国在地区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日本的国际领导地位。 　　根据前述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削减美军在日本（并由此延伸到韩国）存在的现有水平是不可取的。可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任何在重要意义上扩大日本军事努力的地缘政治范围和实际规模，也是不可取的。在令人不安地迷失战略方向的情况下，美国大规模撤军很可能引起日本推出大规模武装计划，而美国要日本担当更大的军事作用只能损害地区稳定的前景，阻碍在更广泛的区域范围同大中华达成妥协，导致日本不再承担更具建设性的国际使命，并因此使得在整个欧亚大陆推进稳定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 　　还有一条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如果日本不再面向亚洲而是面向全世界的话，必须给它有意义的鼓励和某种特殊的地位，以较好地照顾日本的民族利益。中国可以首先成为地区大国，而后再谋求成为全球性大国。日本则与中国不同，它可以用回避追求地区大国地位的办法来赢得全球性影响。但是，这使日本更有必要认识到，日本是美国在全球使命中的特殊伙伴。而这一全球使命使日本在政治上感到满足，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为此目的，美国应考虑缔结一项美日自由贸易协定，以开创美日的共同经济空间。这一步骤把美日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正式固定下来，并为美国在远东的继续存在和日本建设性地参与全球事务提供地缘政治基础库尔特·董发表在1996－1997年冬季号《外交政策》季刊的文章《使美国对日政策革命化》为这一计划作出了有力的论述，其中指出了这一计划在经济上的互利性。。 　　结论：对美国来说，在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和渗透性的全球合作体制中，日本应该成为美国的第一位重要伙伴；而在以向中国举足轻重的地区地位挑战为目标的任何地区安排中，不是主要依靠日本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发挥作用。实际上，日本应该是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新议程中的全球性伙伴，地区内举足轻重的中国则应该成为美国的远东之锚，由此促使欧亚大陆出现一种力量均势。在这个方面欧亚大陆东部的大中华与欧亚大陆西部日益扩大的欧洲，作用同等重要。 　

第七章　结论 　　现在该是美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制定和实施一项完整、全面和长期的地缘战略的时候了。这一需要产生于两大根本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是目前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欧亚大陆是全球的中心舞台。因此，欧亚大陆力量分配的变化，对美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和美国的历史遗产，都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就其范围和性质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新型的霸权，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众多特点：多元性、渗透性和灵活性。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获得了这一霸权，其主要的地缘政治表现是美国在欧亚大陆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迄今为止，以往所有的全球性大国地位争夺者都来自这一大陆。美国现在则是欧亚大陆的仲裁者。欧亚所有的重大问题，没有美国的参与或有悖于美国的利益，都无法得到解决。 　　美国如何巧妙地处理同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缘战略棋手的关系，以及美国如何同欧亚大陆那些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打交道，这对于美国长久和稳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在欧洲，最主要的棋手仍将是法国和德国。美国的中心目标应是加强和扩大在欧亚大陆西部现有的民主阵地。在欧亚大陆的远东地区，中国可能将越来越重要。除非美中两国能成功地就地缘战略达成共识，否则美国在亚洲大陆将失去政治立足点。欧亚大陆的中部，即在日益扩大的欧洲和在地区内日益倔起的中国之间，将仍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黑洞。至少在俄罗斯内部围绕后帝国时期自我定位的争斗见分晓之前这一状况不会改变。而俄罗斯以南的地区，即欧亚大陆的巴尔于，则有可能成为种族冲突和大国角逐集中的场所。 　　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单个国家向美国的世界首要大国地位提出挑战。国家实力有四个主要方面，即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它们合在一起造成决定性的全球政治影响力，而在这四个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能与美国相比拟。除非是美国故意或者是无意中放弃了它的领导地位，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唯有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可能实际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这方面，断言美国已成为克林顿总统所说的世界上“不可替代的国家”是正确的。 　　在这里，重要的是既要强调美国不可替代这一事实，也要强调世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现实可能性。一旦现存的那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地缘政治框架自行崩溃，人口爆炸、贫困导致的移民、急剧的城市化、种族和宗教的敌对、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就将无法控制。如果没有美国持续和有针对性的介入，不用多久全球动乱的力量就会主宰世界舞台。不论是在当前欧亚大陆还是在整个世界上出现的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中，都包含着现存框架发生这种崩溃的可能性。 　　人类生存条件更加普遍恶化的前景，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上述给全球稳定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在世界上那些比较贫困的国家里，人口爆炸以及同步发生的人口的城市化正在迅速产生的不仅是大量的贫困人口，而且特别是数以亿计的越来越不安分守己的失业的青年人。他们的失落感正相应地急剧上升。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强化了他们与传统权威的决裂，同时也使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和不满于世上的不平等。他们因此也就更加易于受极端思想的鼓动。一方面，日益发展的人数已达数千万的全球移民现象可能成为一个暂时的安全阀。但是另一方面，移民现象又有可能成为种族和社会冲突跨洲传播的工具。 　　因此，动荡不安、紧张局势以及至少是不时发生的暴力行动，有可能冲击美国所继承的管理全球的作用。美国霸权所造就的一个没有战争威胁的、复杂的国际新秩序，可能会局限于世界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美国的权力通过民主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及也由美国主导的各国间精细的多边框架得到加强。 　　因此，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将同各种动乱势力进行较量。在欧洲，有迹象表明一体化和扩大化的势头正在减弱，欧洲传统的民族主义不久可能会重新抬头。即使在最成功的欧洲国家中，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也长期存在，导致人们的排外情绪。这可能会使法国或德国的政治突然转向严重的极端主义和内向的沙文主义，甚至的确可能正在造成一种真正的革命前的形势。只有当欧洲的统一愿望得到美国的鼓励甚至支持的时候，本书第三章中概述的欧洲历史性时间表才能得以实现。 　　俄罗斯的前途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它发生积极演变的前景更加微弱。因此美国有必要营造一种地缘政治状况，以便把俄罗斯吸收进不断发展的欧洲合作的大环境中，并促进它新近获得主权的各邻国独立自主。然而，像乌克兰或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且不说两大民族并存的哈萨克斯坦）独立生存的能力仍然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如果由于欧洲发生新的内部危机、土耳其和欧洲日益拉大距离，或者美国与伊朗的敌对日益加剧等因素导致美国的注意力他移的话，它们独立生存的能力就更不确定了。 　　如果今后台湾问题发生危机，或者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促使中国出现一个咄咄逼人的政府，或者仅仅由于美中关系恶化，都有可能使最终同中国达成大和解的潜在可能性夭折。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不稳定的力量，给美日关系带来极大的制约，或许还将使日本本身在地缘政治上迷失方向而造成破坏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的稳定必将受到威胁。同时，人们还可以想象局势中的这一系列事件会对印度这一对南亚稳定起关键作用的国家的态势和内聚力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分析提醒人们，如果无处不在的全球力量的地缘政治结构开始破裂的话，那么，无论是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新型全球问题，还是人们关注的更为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或受到遏制。在整个欧洲和亚洲大陆出现了种种警告迹象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要获得成功，就必须集中注意整个欧亚大陆，并以地缘战略方针为指导。 　　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 　　制定所需政策的出发点，必须是对目前规定世界事务的地缘政治状况的三个前所未有的条件的清醒认识：有史以来第一次，①只有一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②一个非欧亚国家是世界上唯一地位突出的国家；③欧亚大陆这个世界的中心舞台被一个非欧亚大国所主导。 　　然而，一项全面、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的基础又必须是认识到美国有效实力的局限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实力不可避免的减弱。如本书在前面已指出的，正是欧亚大陆的辽阔和多样性，以及这一大陆中某些国家的潜在实力，限制了美国影响力的深度及其对形势发展控制的程度。这一条件有助于对地缘战略进行深入的考虑，并有助于有目的地在欧亚这个大棋盘上有选择地部署美国的资源。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前所未有的实力势必减弱，那么当务之急必须是以不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的方式处理好其他地区大国的崛起问题。 　　如同下棋一样，美国的全球策划者必须预先设想下几步棋，并预想到对手可能采取的反攻步骤。因此，一项可持续实施的地缘战略必须区分出短期前景（今后五年左右）、中期前景（二十年左右）和长期前景（超过二十年）。此外，不应把这些阶段看作是相互完全隔离的块块，而应将它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应从第一阶段逐步、始终不渝和目的明确地进入第二阶段，然后，由第二阶段最终导致第三阶段。 　　短期内。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加强和永久保持地缘政治普遍的多元化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促使人们重视纵横捭阖，以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且不说防止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试图向美国挑战的微弱可能性。在中期内。上述考虑应逐步让位于更加重视若干地位日益重要、战略上又相互协调的伙伴国家的出现。它们在美国领导作用的带动下，可能会出力帮助构筑一个更为合作的跨欧亚的安全体系。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上述状况可能将最终导致产生一个真正分摊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 　　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然而，不应把跨洲际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加强本身视为目的。这只不过是实现在欧亚重要地区建立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中期目标的手段而已。民主的美国不可能愿意以军事资源为后盾纵横捭阖，而永久地卷入管理欧亚事务的艰难、费时和代价高昂的任务，以防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导欧亚地区。因此，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意图上说，第一阶段都必须发展到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内，宽容的美国霸权的存在仍会阻止其他国家提出挑战。阻止的方法不仅是使向美国挑战的代价太高，而且是使美国霸权并不威胁到欧亚潜在的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的根本利益。 　　中期目标具体要求的是培育真正的伙伴关系。主要的是与更加团结一致和政治作用业已界定的欧洲与地区强国中国，与（人们希望看到的）后帝国时期更加面向欧洲的俄罗斯，以及与地处欧亚南翼发挥地区稳定作用的民主印度的伙伴关系。然而，同欧洲和中国分别建立更广泛的战略关系这一努力的成败，确实将决定俄罗斯今后作用的环境。俄国的作用也许是积极的，也许是消极的。 　　顺理成章的是，扩大的欧洲和北约将十分有助于美国实现其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扩大的欧洲将会扩大美国影响力的范围——通过吸收中欧新成员国，通过在欧洲委员会内增加亲美成员国——而不必同时建立一个政治上过分一体化的欧洲，避免这样一个欧洲不久就可能在其他地方的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向美国提出挑战。一个政治上经过界定的欧洲对于逐步将俄罗斯吸收进全球合作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应该承认，光靠美国自身的力量无法造就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那是要靠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才能做成的事情。但是美国却可以阻挠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的出现。而那会给欧亚大陆的稳定，以及美国自身的利益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确，欧洲如果不是变得更加团结，就有可能再次变得更加分裂。因此，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同法、德密切合作，以寻求建立一个充满政治活力的欧洲，一个继续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欧洲，一个扩大合作的国际民主体系的范围的欧洲。问题不在于在法、德之间作出抉择。不管是缺了法国还是德国，都不会有欧洲。而没有了欧洲，就不会有跨欧亚体系。 　　就具体问题而言，要实现上述目标，美国需要逐步照顾到他国关于分享北约领导权的想法，更多地认可法国关于欧洲不仅在非洲还要在中东发挥作用的考虑，并继续支持欧盟的东扩，不论欧盟是否在政治、经济上成为更加自以为是的全球性角色。1997年2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布鲁塞尔举办的美欧问题研讨会上，曾为此目的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了为减少政府赤字而共同努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为加强跨大西洋的防务合作和促使欧洲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而建设一个更强的欧洲防务工业基地等一系列问题。在戴维·c ·戈彼特和F·斯蒂芬·拉里比编辑的《美国与欧洲：新时期的伙伴》（1997年兰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亚SantaMonica出版）一书中，有一个有用的清单列出了旨在促使欧洲发挥更大作用的类似的其他建议。 　　大西洋两岸国家一些有威望的领导人提出的一项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协议，也可缓解更加团结的欧洲和美国之间发生日益加剧的经济竞争的危险。不管怎么说，欧盟果真最终能够成功地把几世纪之久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连同其在全球的破坏性后果统统埋葬掉，那么，美国目前作为欧亚大陆仲裁人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受到某种成度的削弱也是值得的。 　　北约和欧盟的扩大将有助于重振欧洲自身日益减退的宏大使命感。与此同时，还可加强因冷战的胜利终结而获取的民主成果。这一点对美国和欧洲都是有利的。受这种努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同欧洲的长期关系。一个新的欧洲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如果这个新的欧洲在地缘政治上仍然是“欧洲－大西洋”范围的一部分，那么，北约的扩大是十分必要的。同样的，既然人们已作出了承诺，那么北约东扩的失败将会使扩大欧洲的想法夭折，使中欧地区的人们大为灰心，甚至会使俄罗斯对中欧地区目前已暂时收敛或奄奄一息的地缘政治抱负死灰复燃。 　　的确，由美国领导的扩大北约的努力失败甚至会重新唤起俄罗斯更大的野心。尚无迹象表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同欧洲人一样，支持美国的强大和持续的政治军事存在，而历史的记载更是与此截然相反。因此，虽然同俄罗斯建立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显然是可取的，美国对俄国明确阐明其在全球的优先考虑也十分重要。如果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大西洋体系和一个较好的对俄关系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前者无疑对美国更为重要。 　　鉴于这一原因，就北约东扩问题同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妥协都不应带来使俄罗斯成为北约事实上的决策成员国的后果。那样的话，只会淡化北约具有的欧洲－大西洋特性，同时使新成员降为二等公民。那将给俄罗斯造成机会，使它不仅重新努力获取在中欧的势力范围，还会利用它在北约的存在，利用美欧分歧以削弱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中欧国家加入北约，对俄罗斯作出的任何有关该地区新的安全保证都应是真正对等的，因此也是相互确保性的。限制在新成员国的国土上部署北约的部队和核武器，可以是减少俄罗斯合法关注的重要因素，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俄罗斯应就加里宁格勒这一具有潜在战略威胁的突出地区的非军事化作出保证，同时俄国应限制在北约和欧盟新成员园的边界附近部署大量部队。尽管俄罗斯所有新近独立的西部邻国都急于同俄罗斯发展稳定和合作的关系，实际情况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它们对俄国仍旧怀有恐惧。因此，对北约和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出现的和解，所有欧洲国家都会表示欢迎，并将其视为俄罗斯最终作出了令人欢迎的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抉择。 　　这种选择有利于为提高俄罗斯的地位和尊严作出更广泛的努力。吸收俄罗斯成为七国集团的正式成员，以及提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决策机构（在其中可建立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几个重要欧洲国家组成的特别安全委员会）的级别，将为俄罗斯以建设性方式参与欧洲的政治和安全建设提供机会。这种作法，加上西方对俄罗斯的财政援助，以及更加雄心勃勃的、把俄罗斯和欧洲更紧密地联在一起的新高速公路和铁路网方案的制定，将把俄罗斯所作赞同欧洲的选择赋予实质性内容的进程大大向前推进。 　　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长远作用将基本取决于俄罗斯在界定自身地位方面必须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在九十年代，俄国也许仍然处于选择的过程中。即使欧洲和中国都能扩大各自的地区影响辐射范围，俄罗斯仍将是世界上最大一块领土的主人，其领土横跨十个时区：面积比美国或中国都大一倍，即使扩大了的欧洲也不能与之相比。因此，对俄罗斯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领土的丧失。有巨大版图的俄罗斯不得不认真对待并正确理解的现实倒是：欧洲和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比它更强大，而且中国还可能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应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俄罗斯的优先目标是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是徒劳地谋求重获它过去的全球性大国地位。鉴于俄罗斯辽阔的面积和多样性，一种在自由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可能更有利于发挥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丰富自然资源的潜力。再说，把这样一个权力更为分散的俄罗斯动员起来去实现帝国野心也不那么容易。由一个欧洲的俄罗斯、一个西伯利亚共和国和一个远东共和国组成的松散邦联制的俄罗斯也更容易同欧洲、新的中亚国家和东方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并加速俄罗斯本身的发展。组成邦联的三个实体将能更好地发掘本地的创造潜力。这种潜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莫斯科沉重的官僚统治所扼杀。 　　如果美国能成功地执行其俄罗斯战略的第二个必要环节，俄罗斯就更可能作出赞同欧洲而不谋求成为帝国的明确选择。这第二个环节就是强化在后苏联空间内无处不在的地缘政治多元化趋势。加强这种趋势有助于抑制帝国野心的诱惑力。一个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俄罗斯应当确认，美国为上述目的作出的努力有助于巩固地区的稳定和减少沿俄国不稳定的南部新边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加强地缘政治多元化的政策不应以同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为先决条件。在不能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倒是一种重要的保障，因为它可起到阻止任何确实具有威胁性的俄罗斯帝国政策重新出现的作用。 　　因此，对重要的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是更大的欧亚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项政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使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乌克兰将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中欧国家并谋求同中欧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与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作出更广泛的努力，使中亚国家不顾俄罗斯的阻挠而向全球经济开放。 　　向日益开放的里海－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国际投资不仅有助于加强这一地区新建立国家的独立性，而且从长远来说对一个后帝国的、民主的俄罗斯也有利。开发该地区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能给这一地区带来繁荣并加强其稳定和安全感，同时还有可能减少出现巴尔干式冲突的危险。该地区在外资的资助下加速发展，使经济不发达的相邻的俄罗斯各州也能从中受益。另外，一旦该地区的新领导精英们认识到俄罗斯默许该地区融入全球经济，他们对同俄罗斯发展密切经济关系的政治后果所怀的忧虑就会减少。非帝国的俄罗斯到时候可能作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伙伴而被各国所接受，虽然它已不再是地区的帝国统治者。 　　为了促进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稳定和独立，美国必须谨慎地避免疏远土耳其，并探索改善同伊朗的关系是否可行。如果让一直谋求加入欧洲的土耳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欧洲之外，土耳其将更加伊斯兰化，更有可能出于怨恨而对扩大北约投否决票，而且更不可能在使世俗的中亚更加稳定并融入世界大家庭方面同西方合作。 　　因此，只要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不大幅度转向伊斯兰化，美国就应利用自己在欧洲的影响促使土耳其最终加入欧盟，并坚持把土耳其当作一个欧洲国家来对待。为了加强土耳其关于自己是美国战略伙伴的意识，美国应同安卡拉就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的未来进行定期磋商。此外，美国还应当大力支持土耳其实现其从阿塞拜疆的巴库铺设一条能抵达土耳其的地中海海岸城市杰伊汉的石油管道的愿望，这条管道将为里海盆地的能源提供一个主要出口。 　　另外，美国同伊朗的敌对关系长期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任何最终的和解都应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之上：稳定目前伊朗面临的极具爆炸性的地区环境是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当然，任何和解都必须是双方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惠。一个强大的、甚至其行为虽受宗教驱使但不盲目热衷于反西方的伊朗符合美国的利益。最终连伊朗的政治精英们也有可能承认这一现实。与此同时，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长远利益着想，美国不应继续反对土耳其同伊朗建立更密切的、特别是在铺设石油管道方面的经济合作，也不应反对伊朗、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之间建立其他的联系。美国长期参与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实际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此引用我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安东尼·H·科德斯曼的明智意见（在其关于“对美国的美国威胁”一文第16页提出，该文章是他1997年2月在陆军战争学院演讲的演讲稿）是适当的。他告诫人们警惕美国把一些问题，甚至把一些国家妖魔化的倾向。他指出：“在对待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方面，美国把确实构成威胁但威胁性又有限的敌对政权‘妖魔化’，却没有为自己的战略制定出任何可行的中期和长期的收拾残局的方案。美国的决策者不能企望完全孤立这些国家，把它们视为完全相同的‘无赖’或‘恐怖主义’国家也是毫无道理的。……美国生活在一个道德界限并不那么明确的世界，不能靠把它变成一个黑自分明的世界来取胜。” 　　尽管印度目前在欧亚舞台上是个相对被动的角色，但印度的潜在作用应当受到重视。印度在地缘政治上受到中国－巴基斯坦联盟的遏制，而软弱的俄罗斯又不能为其提供过去苏联曾提供过的那种政治支持。但是，印度民主制的存在是重要的，因为它比大量的学术争论更有力地驳斥了人权和民主纯粹是西方的地方性现象这样一种观念。因此，印度的失败将是对民主制度发展前景的打击，也意味着将在亚洲舞台上除掉一个能加强力量平衡的大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越来越突出时，这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损失。因此，使印度逐步深入地参与关于地区稳定，特别是中亚前途问题的磋商是适时的，当然还要促进美印两国军方建立更直接的双边联系。 　　没有美国和中国之间战略理解的深化，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多元化就既不能实现也不能稳定发展。因此，为了提高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的兴趣，必要的第一步是奉行一项使中国参与认真的战略对话的政策，最终也许还要使中国参与到包括日本的三方努力之中。这种和解将反映美国和中国之间确实存在的一些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特别是在东北亚和中亚地区）。美国还应消除关于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诺的任何游移不定，除非台湾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出现恶化。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应当通过收回香港成功地证明这样一个原则：甚至一个大中华也能容忍和保障更为多样性的国内政治安排。 　　尽管正如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已阐述的那样，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想要结成的任何反美联盟都不大可能超出某种临时的、策略性的姿态，但美国仍应重视在处理美中关系时不要把北京往这个方向推。在任何这类“反霸权”的联盟中，中国都将起关键作用。作为最强大的和最有活力的成员，中国将成为这种联盟的领袖。这种联盟只会围绕着一个不满、失望和有敌意的中国出现。俄罗斯和伊朗都没有财力成为这种联盟有吸引力的核心。 　　因此。美国和中国有必要就某些领域进行战略对话。两国都不愿看到这些领域被其他有霸权野心的大国所主导。但为了取得进展，对话必须是持续和认真的。在这种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就有关台湾、甚至人权等更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可能会更具说服力。确实很有可能使人相信，中国国内的自由化不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为只有一个朝民主化方向前进和繁荣的中国才有可能吸引台湾接受和平统一。任何试图以强制手段实现统一的作法都将不仅使美中关系受到损害，而且必然会削弱中国吸引外资和维持发展的能力。中国寻求区域性首要位置和全球性地位的抱负也将因此不能实现。 　　尽管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地区性主导大国，但（由于在第六章中已阐述的理由）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外界对中国成为全球大国表现出的多疑的恐惧正在使中国变得妄自尊大，并可能促使有关美中关系更加敌对的预言成为现实。因此，对中国既不应遏制，也不应抚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和至少到目前为止相当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得到尊重。中国不仅可能在远东，而且可能在整个欧亚大陆发挥更大的地缘政治作用。因而明智的做法是吸收中国参加世界主要国家首脑每年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特别是由于俄罗斯的参加已使这个首脑会议关注的焦点从经济扩大到政治，就更应吸收中国参加了。 　　由于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体系，并因此越来越无法也不愿用政治上不明智的方式谋取其地区的首要地位，但随之而来的是，在历史上与中国一向有利益关系的地区事实上出现了一个中国受敬服的范围，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新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平衡结构的一部分。统一后的朝鲜是否会摆向这一范围，主要将取决于日朝和解的程度（美国对此应给予更积极的鼓励）。但不管如何，没有中国的认可，朝鲜的统一是难以实现的。 　　无论如何，出于历史的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都应该把美国视为天然盟友。美国从未像俄罗斯和日本那样企图夺取中国领土，也从未像英国那样羞辱过中国。另外，如果没有同美国的经得起考验的战略共识，中国就不大可能不断吸引大量外资，以保证其经济增长并取得地区性的举足轻重地位。同样，没有美中战略协调关系作为美国参与欧亚事务的东部支柱，美国就不可能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没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美国就不可能有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因此，对美国来说，中国这个地区大国在被吸收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框架之后，可以成为一种保障欧亚大陆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资产。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亚于欧洲，其影响力超过日本。 　　但同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东方大陆近期内不可能出现一个民主的桥头堡。这就使美国更有必要把对与中国不断加深的战略关系的培育建立在这样的明确认识的基础上：一个民主的和经济上成功的日本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伙伴和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伙伴。鉴于地区其他国家对它有强烈反感，日本不可能成为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亚洲地区大国，它却可以成为领头的国际性大国之一。但是东京如果能在可称之为全球问题新议事日程方面同美国密切合作，同时又不去为成为地区性大国进行徒劳和可能事与愿违的努力，那么，日本将能扮演一个在全球事务中有影响的角色。因此美国政治才能的任务应是引导日本向这一方向发展。美日达成一项创立共同经济空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能加强两国关系和促进上述目标。因此两国应共同仔细考虑这样一个协定的效用。 　　通过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美国将能更有把握地一方面适应中国在本地区的抱负，同时又反对它的更加武断的行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成一种集美国的全球性力量、中国的地区性举足轻重地位和日本的国际性领头作用为一体的复杂的三方协作关系。但是，不明智地扩大美国同日本的军事合作则可能破坏这种广泛的地缘战略协作。日本的主要作用不应是美国在远东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也不应是美国主要的亚洲军事伙伴或潜在的亚洲地区性大国。错误地引导日本谋求发挥这些作用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使美国脱离亚洲大陆，损害同中国达成某种战略共识的前景，并因此削弱美国在整个欧亚大陆加强稳定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能力。 　　一个跨欧亚的安全体系 　　可能在下个世纪初叶的某个时候会最终产生一个跨欧亚安全体系。它将加强欧亚地缘政治多元化的稳定性，而排除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的出现。这样一个跨洲际的安全协议将包括扩大了的北约——它以一个合作宪章与俄罗斯相连——以及中国和日本（日本仍将以双边安全条约与美国相连）。为此，北约首先必须扩大，同时将俄国纳入一个更大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另外，美国人与日本人必须紧密磋商和协作，以在远东地区启动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与安全三角对话。这一美、日、中三方安全会谈最终可能吸收更多的亚洲国家参加，然后发展到由这些国家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又可以为所有欧亚国家参加的一系列会议铺平道路，从而开始一个跨洲际安全体系的机制化进程。 　　到时候，一个更加正式的架构即可开始成型，从而促使一个第一次覆盖了整个欧亚大陆的跨欧亚安全体系的出现。一旦前面提出的政策为此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这一体系的形成——通过界定其内容然后使其机制化——可能成为下一个十年中最重要的筑起新架构的创举。为了加强跨欧亚安全体系在事关全球稳定的问题上增进有效合作的能力，这一广泛的跨洲际安全框架还可有一个由欧亚大陆各主要实体组成的常设的安全委员会。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一个结成邦联的俄罗斯以及印度，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国家，可以共同成为这样一个更加机制化的跨洲际体系的核心。跨欧亚安全体系的最终出现可逐步使美国摆脱某些负担，虽然美国作为欧亚稳定剂和仲裁者的决定性作用仍会长期保持下去。 　　在最后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之后 　　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而且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经济力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分散。在未来的年月里，不大可能再有哪一个大国像美国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大约30％的水平，更不用说像美国在1945年那样占世界总产值的50％。根据有些估计，到本世纪末，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将占全球的20％，到2020年可能降至10－15％；同时，欧洲、中国和日本等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像本世纪美国曾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 　　另外，正是美国社会多民族的和例外的特性，使美国易于推广其霸权，而又能使这种霸权看起来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的霸权。比如，如果中国寻求全球性的首要地位，那么，它的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会被别国看作是试图强制推行一种一个国家的霸权。简单地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寻求任何基本上是一国的全球霸权设置了额外的和重要的障碍。 　　相应地，一旦美国的领导作用开始减弱，美国目前的全球性首要地位似乎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国家单独重新获得。这样，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全球性首要地位将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持久遗产？” 　　答案部分地取决于这种首要地位会保持多久，以及美国将以多大的力量来塑造一个将来能更正式地固定下来的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框架。实际上，由于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原因，美国建设性地利用其全球性力量的历史机遇可能被证明是相对短暂的。真正的平民主义的民主从来还没有在国际上取得过主导地位。对实力的追求，特别是运用这种实力所要求的经济代价和人的牺牲，总的来说与民主的本性是不相符的。民主化有利于防止国家被动员起来追求帝国野心。 　　的确，有关未来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在于美国是否会成为第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它是否有可能变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全球性大国？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同“美国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一个正在出现的共识——对美国公众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态度的研究》（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大学国际和安全问题研究中心，1996年7月）。值得注意且与前面所述并无不同的是，该中心1997年初所做的研究（主要调查人是史蒂芬·卡尔）也显示一个相当大的多数支持北约东扩（62％支持，其中27％强烈支持；只有29％反对，其中14％强烈反对）。 　　而且，随着美国日益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除非面临真正大规模和被广泛认为是直接的外来威胁，在美国国内就对外政策问题达成共识将远为更加困难。这样的共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冷战期间是普遍存在的。然而，这种共识不仅植根于公众普遍深信并认为正受到威胁的民主价值观中，而且源于同作为敌对性极权主义受害者的绝大多数欧洲人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亲近感。 　　由于缺乏一个类似的外来挑战，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根本信仰或广泛存在的文化－种族方面的同情心，如果这种政策还需要长期的有时是代价高昂的帝国性介入，那么，美国社会就更难就对外政策达成一致。关于美国在冷战中历史性胜利的影响，也许有两种极端不同的观点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在全球的介入，而不考虑这对美全球地位造成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已经到来，美国甚至应该为此放弃它的某些主权。这两种极端看法都拥有各自拥护者的忠实支持。 　　更广泛地讲，美国文化上的变化也可能与其在国外持续行使真正的帝国性力量不相协调。这种力量的运作要求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动因、理念上的承诺和爱国主义的满足。然而，这个国家的主导文化已经变得日益定位在大众娱乐上，极大地受控于个人享乐和逃避社会责任的主题。日积月累的结果是，美国更难以为长期保持有时代价很高的海外领导地位而激发必要的政治共识。大众信息传播在这个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使任何有选择地使用武力的行为，哪怕只带来低水平的伤亡，都会引起强烈反感。 　　另外，美国和西欧都一直感到难以应付社会享乐主义的文化影响，和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的社会中心地位急剧下降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本书第一章中概述的帝国体系的衰落在这方面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产生的文化危机又与毒品的蔓延，特别是在美国还与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最后，经济增长已不再能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这种欲望又受到一种鼓励消费的文化的刺激。如果说一种历史忧虑感，甚至一种悲观主义在西方社会较有影响的阶层中正变得更加明显的话，这并非言过其实。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在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经验以及极权主义挑战的破坏性后果之后，担心西方可能已经变得“精疲力竭”了。实际上他的担心是：　　 　　“二十世纪的人已经变得不如十九世纪的先辈那样自信。他从自身的经验中看到了历史中的黑暗势力。一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事情再度出现了：狂热的信仰、一贯正确的领袖、奴役和屠杀、人口的灭绝、残忍和野蛮”。汉斯·科恩《二十世纪》（纽约：1949年）第53页。　　 　　对冷战结束后果的普遍失望使人们更加缺乏信心。不仅没有出现一个建立在共识与和谐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那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东西”反而突然变成了未来。虽然种族与民族冲突可能不再有导致大战的危险，但确实威胁着全球许多地区的和平。所以战争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成为过去的事情。由于富国因受较高的技术能力和自身利益的约束而会避免自我毁灭，战争可能已成为只有这个世界上的穷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在可预见的未来，占全人类三分之二的穷人，大概还不会按富人对他们的约束来行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冲突和恐怖主义行动至今还引人注目地没有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自律能维持多久本来就是无法预见的。然而由于不仅各个国家，而且各种有组织的集团越来越容易获得能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手段，包括核武器或细菌武器，它们使用这些手段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加。 　　简而言之，美国作为世界上首要的大国确实面对着一个并不很宽的历史性机会之窗。目前相对的全球和平可能是短暂的。这种前景使美国迫切地需要参与世界事务。这种参与必须有意识地把重点放在加强国际地缘政治的稳定上，并足以使西方世界恢复历史的乐观主义情绪。这种乐观主义要求表现出有能力同时对付内部的社会挑战和外部的地缘政治挑战。 　　然而，西方乐观主义的重新激发和西方价值观的传播，不仅仅有赖于美国和欧洲。日本和印度证明，人权观念和民主化试验的重要性也适用于亚洲的条件——不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在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因此民主在日本和印度的继续成功，在保持人们对未来全球政治面貌更加充满信心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的经验以及韩国的经验确实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对付这些挑战既是美国的负担，也是它独特的责任。考虑到美国民主的现实，一个有效的办法将要求公众理解美国的实力在造就一个不断扩大和稳定的地缘政治合作框架方面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这一框架在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将成功地遏阻一个新的大国挑战的出现。这两个目标——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和阻止一个大国对手的出现——与美国全球参与的更长远目标是不可分的。这个目标就是创造一个持久的全球地缘政治合作的框架。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为美国确定一个冷战结束以后新的主要全球目标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是片面的，没有把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需要与保持美国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可以举出近期所做的一些尝试为例。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的头两年，在倡导“专断的多边主义”的同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当代力量的基本现实。后来，取而代之的重点是主张美国应该集中注意在全球“扩展民主”。但在这同时又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对美国来说仍然重要的是保持全球稳定，甚至是推进某种权宜性大国关系，比如与中国的关系，虽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大国并非都是民主的。 　　作为美国最优先考虑的政策，一些焦点更集中的主张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了，例如强调要消除全球收入分配中普遍存在的不公，要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特殊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要抑制武器的扩散等主张。其他一些主张——美国应集中重视保护环境，或者更狭窄地把注意力放在制止地区战争方面——也都往往忽视了全球力量的基本现实。结果上述主张都没有充分考虑实现起码的全球地缘政治稳定的需要，而这种稳定正是既延长美国的霸权地位又有效地避免世界无政府状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简言之，美国的政策目标无疑必须是双重的。一是把美国自己的主导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长远一些。二是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框架。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会政治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共同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在美国的鼓励和仲裁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渐扩大与欧亚主要伙伴的合作，也能有助于为最终革新现存的越来越过时的联合国体制创造先决条件。这样，责任和权利的重新分配就能充分考虑到全球力量变化的现实。同1945年的情况相比，全球力量已有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努力还将有另一个历史性优势，那就是得益于在更为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正飞速发展的全球联系新网络。这个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许多具有跨国的性质）和科学界组成的网络，由于因特网而如虎添冀，已经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全球体系。这一体系天生就是与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相一致的， 　　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可以这样产生，并可以逐步接过目前暂时负责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执政者”的衣钵。在这一事业中的地缘战略成功，不啻是作为第一个、唯一的一个和最后的一个真正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所发挥作用的恰当遗产。 　　Z·K·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亦凡书库 　　阿修比 　　亦凡书库 　　威斯塔朗特 　　OCR后记 　　因校对而重读《大棋局》，竟有一年前初读时未曾有过的感想。大约是由于一年来发生的事情多少印证了布热金斯基的论断吧。 　　纵观人类文明史，平等之呼声不绝于耳，却从未有过部落间、民族间、国家间的真正平等。远的不说，当今世界上小自世界杯决赛圈的名额分配，大到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表决权，无一不体现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是由国家实力决定的。 　　当犹太民族的苦难终于赢得世人同情，联合国在巴勒斯坦划出很小的一块土地给他们安身时，整个阿拉伯世界却发誓要把犹太人赶下海。平等精神何在？经过四十年战争，当初视犹太人为草菅的阿拉伯人终于明白，经两千年磨砺的犹太民族不但强大得不可战胜，再战下去就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存也变得很成问题时，平等之声大振。 　　就拿平等喊得最多最响的中国政府来说，可以认可两个朝鲜同为联合国成员，并同时与两个朝鲜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然而，为了防止台湾的独立，中国在安理会以否决维和案为手段，威胁让危地马拉内战不止，以示惩戒。 　　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只不过是一个口号。当一个国家孱弱时，高喊的一定是平等。一旦强大起来，平等就再也听不见了。争取平等其实是在争取超出国家实力基础的国际权利。 　　布热金斯基坦率地承认这种不平等，却没有给人以霸道的感觉，除非读者本身就很霸道。因为他认识到，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建立一个“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体系，美国的政策应以这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整整一个世纪里，偌大个中国内患外辱从未间断。直到二十年前邓小平执政使中国真正走上了一条富民强国之路为止，历代仁人志士先后提出过无数治国方略，其中只有少数被当政者采纳，更多的则湮没在历史长河里。被采纳的少数中的多数并没有产生好的效果，原因固然有许多，究其要者不外乎： 　　其一，国力衰弱。中国的四大发明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而对其发明者自身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中国人用指南针确定坟地和宅基之时，盎格鲁萨克逊人、法兰西人、日尔曼人、日本人等蛮夷，在指南针的指引下，万里迢迢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用中国人粉饰太平的火药，轰开了天朝的高墙坚垣。更不可思意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孔孟圣道怎么也抵挡不住由中国人自己发明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载来的爱琴海“文明”。全中国上自圣徒下至小民，惶惶然无所措于手足。 　　其二，统治者总是把家族或集团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放在民族或国家利益之上。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宣称天下为公器，但骨子里却以天下为私产。开国者创的是私业，守成者守的是私产，苟延者图的是延缓革命以谋中兴。以抗战为例，半壁江山沦丧，剿共反成了蒋介石的第一要务。显示中国人抗战信心和决心的百团大战，因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倒成了彭德怀的罪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搞得民心背离。每当国难当头时汉奸蜂拥，就是明证。 　　其三，军事和外交手段落后。两军对垒勇者胜是中国人的信条，然而英勇无比的僧格林沁蒙古骑兵却全军覆没。震惊侵华联军之余，就只有依靠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烧教堂砸使馆的能耐了。而这竟始于禁止一切与“英夷”的通商。清室惹不起拥有坚船利炮的“洋鬼子”，就创造出以夷制夷之法，而制夷的奖赏却是中国的领土和中国百姓的白银。 　　要中择要是利益冲突。无论是以一人治天下还是以天下奉一人，统治者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总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越逢国难就越带有根本性。 　　清皇朝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有许多根本性冲突。清室统治者深知，“保中华”要以“不保大清”为代价，于是乎异常理智地选择了割地赔款，以图苟延。朝廷再小也比一无所有强无穷倍。北洋军阀、蒋氏家族甚至国民党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也不一致。袁世凯为了当皇帝，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蒋介石要先安内而后攘外，乃是置党于国之上的典型。五十年代与苏联结盟，六十年代与苏联交恶，七十年代联美反苏，考虑的全都不是民族国家之根本利益。 　　以国家利益为政策的出发点是现实世界的必然要求，反其道而行之者无不遭到历史的惩罚。对中国的惩罚就是持续的衰败。最近二十年来，邓小平以两个有利为标准制定的国家政策，才使中国走上了复兴之路。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重现中华帝国昔日辉煌的欲望也随之抬头。于是，远比中国强大的美国的海外利益与这种欲望发生严重冲突。 　　任何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利益在其领土以外。对于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如此。 　　朝鲜半岛的局势直接关系到中国东部边界的安宁，也关系到东北朝鲜族聚居区的稳定和繁荣。无论谁执掌中国政权都会设法影响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与蒙古的关系历来都是中国统治者的心病。病因是蒙古草原上的民族矛盾和地下的宝藏。 　　随着中国现代化且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原材料的获取（石油、粮食等）和产品的销售必然使中国更加关心产销地的局势、运输通道的安全。 　　考虑到钓鱼岛、南沙群岛等领土纠纷以及某些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将越来越事关民族的命运。迫切的现实需要和强烈的传统欲望交织在一起，困惑着中国的政策。反对霸权和谋求霸权同样令人费解。 　　二战以后，世界各地都响着反美的声音，或低或高，或强或弱，始终没有间断过。理由是美国拥有而且使用霸权。美国的霸权真的那么可怕吗？美国放弃霸权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地球上有二百来个大小不等、种族各异、信仰不同、利益冲突的国家，亟需世界警察来维持秩序。不妨试想，萨达姆先吞并科威特，再陆续把沙特、阿曼、阿联酋、也门、叙利亚，甚至土耳其和伊朗置于其掌中以后，建立起拥有石油武器的巴比伦帝国，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再试想，俄罗斯重新控制中亚，万一影响中国今后的石油供应，挑起中国西部穆斯林的分裂，鼓励了印度在南亚称霸的野心，中国将如何是好？ 　　冷战后的世界霸权似乎更像春秋时代的霸权。在全世界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必然夙求。高喊“反霸”不如冷静地分析一下，这样的国际秩序是否符合中国的眼前和长远利益而后决定相应的对策。 　　鉴于美国对现有版图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有领土要求，美国的历史中也从未有过象在奥斯威辛或南京发生过的大屠杀，让美国出任世界警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霸权是一种罪恶，美国的霸权就是现实世界的必要罪恶。 　　历史上没有一个象样的民族或国家是由于外部力量的打击而灭亡的。强势民族的衰亡都能在其内部找出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世界上一切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民族都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霸权绝不是美国人刻意谋得的，而是欧亚大陆上各个民族把自己的事情办砸了，拱手送给美国的。 　　由于百年衰落，央央中华本已逐渐淡漠的霸权意识，自1949年中国大部统一后逐渐抬头。拿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助金日成、胡志明统一；花数十亿人民币帮霍查独裁；处理与铁托、卡斯特罗、戴高乐、苏加诺等的关系等，无一不用中华民族的利益来谋取霸权，直把中国带到了崩溃边缘。 　　读书人以书为鉴。我们这些人常对学生讲，学习什么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怎样学习。美国高层“知识分子”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利益出发，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心平气和地把政治、民族、经济问题当作学术研讨。 　　中国有中国自己的事情。有的中国人还没有吃饱穿暖，有的中国的孩子没有书读，中国的国土还没有完全统一，同志仍需努力。即使中国真正富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还有待升华。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人的日子刚刚好过一点。中国仍然很穷很落后，正所谓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只有经过我们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方能上不辜负先祖，下不愧对后人。中国人民的福祉不能作为反霸的牺牲，更不允许作为谋取霸权的赌注。 　　凡是有益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凡是有益于增强综合国力的，各位仁人志士共勉之。 　　陈维连 　　一九九九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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