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观点]《美国批判》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混乱
朝鲜战争（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杜鲁门总统拒绝承认新中国，但美国国会中的保守势力还是给了他巨大的压力，要求他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并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由于担心美国的人员伤亡，杜鲁门不愿派遣10个师的军队来拯救台湾。
美国的右翼分子强烈要求保护台湾。针对这一情况，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说:“美国现在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
然而，美国国务院已经解密的绝密全面外交政策评估显示，杜鲁门总统不干涉中国内战的政策很快就发生了巨大转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显示，中国被视为苏联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进行扩张的“跳板”。
所以，美国不允许再丧失对抗共产主义的阵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认为：“苏联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府。”
前美国驻北京总领事柯乐博此时也积极怂恿美国政府准备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他建议对华进行强硬的制裁，并利用日本人来对付中国。只有“对敌人发动战争”才能避免核战争，“如果不能避免，那就要取得核战争的胜利”。
在柯乐博看来，这种对敌人发动的战争包括通过派遣“志愿军部队”来控制台湾。此外，“与苏联的关系也可能影响”中国的形势，“进而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溃败”。
艾奇逊任命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起草对日和约。后者的意见则进一步强化了柯乐博敌视中国的建议。杜勒斯认为，美国对中国应“摆出一个能够显示自身信心和决心的鲜明而又强硬的立场”。美国的战机应该轰炸中国的城市，在没有美国地面部队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够同中国共产党再次发生冲突。因此，以*国民党为借口，台湾是可以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杜勒斯的计划“恰恰来自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毫不奇怪，杜鲁门政府也改变了美国对台湾没有特别计划的政策。1950年5月初，艾奇逊向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表示，美国已经将台湾置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上。这给贝文的感觉是美国很可能要打破中国的中央权威。
同时，大量的美国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抵达台湾。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官员建议，美国应该发动对中国和北朝鲜的反革命运动，用美国的积极干预来推翻共产党的政府。当时，美国国务院和艾奇逊一心关注的是台湾问题，正在寻找机会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评论台湾的重要性时，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把台湾称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正好给杜鲁门政府以可乘之机，来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在被称为内战的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第七舰队将巡弋台湾海峡，而且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要等待国际协议”。当时，美国的军舰游弋在中国领海之上。这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中国政府极力谴责美国侵略和占领台湾的行径。中美关系转为敌对状态。这掀开了美国在朝鲜半岛和亚洲同中国长期冲突的新篇章，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仅仅数周后，北朝鲜军队就占领了汉城，并继续向南方挺进。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研究显示，美国当时在战略上将南朝鲜视为钳制中国的重要军事经济基地。因此，难怪美国会卷入朝鲜内战，并且把南朝鲜从共产党军队迅速的胜利之中解救出来。
朝鲜战争（2）随着美国的不断介入，北朝鲜军队的命运急转直下。1950年9月15日，美国第十军在朝鲜汉城仁川港登陆。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开始发动反攻，切断了数千名北朝鲜军人的撤退路线，并迫使其余部退回到三八线以北。麦克阿瑟将军向北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立即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也增加了其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麦克阿瑟将军谴责中国“派遣大批作战经验丰富的朝鲜族军人，给北朝鲜提供了即使不具有决定性也具有实质性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中国也在抗议美国对中国东北一座城市的轰炸。
1950年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跨过三八线，追击北朝鲜军队。翌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午夜召见印度大使，强调了当时的严峻形势，并请他向美国当局传达中国政府的如下意见：“如果美军入侵北朝鲜的领土，中国将参战。”不过，周恩来总理还表示，中国不会干涉南朝鲜军队进入北朝鲜，因为这是属于朝鲜的内战。
然而，杜鲁门总统却完全无视中国的警告，命令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当时，杜鲁门政府认为，考虑到美国的强烈反应，苏联和中国不大可能会卷入这场战争。
当时正在南方度假的斯大林给毛泽东发了一封密电，鉴于北朝鲜军队的形势不断恶化，请求中国出动5~6个师的军队支援北朝鲜。
10月2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报，告诉斯大林，中国已经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派遣中国军队开赴朝鲜战场，抗击美国的侵略，这样能够挽救北朝鲜军队失败的命运，避免整个朝鲜半岛落入美国的手中，从而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最终的结果证明，毛泽东没有把这份电报发给斯大林，因为在经过长时间的协商和讨论之后*内部许多人都反对与美国开战。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通过苏联大使给斯大林发了另外一份电报，告诉斯大林中国决定不向朝鲜派兵。他给斯大林的理由是，这么少的中国军队无法抗击美国军队。还有一种可能是美国将向中国宣战。这也可能使苏联卷入朝鲜战争，从而把战争扩大。此外，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进行经济建设，从数十年的抗侵略战争和内战中恢复过来。
在向斯大林发出拒绝向朝鲜派兵的电报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和一位高级将军同斯大林进行会晤。当周恩来说明中国的立场时，斯大林由于中国不能援助北朝鲜而显得有些失望。然而，当周恩来一行返回莫斯科时，一份来自北京的电报使他们感到震惊。电报上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已经一致同意出兵朝鲜。当时，周恩来的任务就是向斯大林解释中国态度的转变，以及与苏联就武器供给问题进行谈判。由于战场形势的严峻与紧迫，他们甚至在谈判过程中根本没有讨论武器供给的价格与报酬。
最终的结果表明，在周恩来奔赴莫斯科后，毛泽东作了一定的努力才使*内部达成一致，同意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鉴于1950年中国严峻的经济和国内形势，*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实属不易。在新中国成立一年之内，自然灾害就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并且常年的战乱也导致中国经济停滞不前。前国民党政府留下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并且“将近20%的财政赤字需要增发纸币来填补”。
在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军队，既能够进行阵地战，也能够进行运动战——这一点是亚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然而，将近500万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太过庞大，“因此，现有的军工企业无法满足长期战争的需要。重型火炮、装甲车和弹药都严重短缺，空军和海军力量的匮乏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国内，遍及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和土匪残余仍然威胁着这个新生政权。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提出不干涉朝鲜战争的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朝鲜战争（3）在美国，杜鲁门政府宣称，朝鲜战争是中国和苏联共同谋划的。战争爆发后不久，艾奇逊在写给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信中提到：“克里姆林宫策划了这次进攻。毫无疑问，由中国作为先头部队，共产主义现在开始对亚洲发动攻击，其直接目标是朝鲜、印度*、缅甸、菲律宾和马来半岛等地，中期目标是香港、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和日本。”
然而，来自中国的消息称，令毛泽东感到怒不可遏的是，金日成只与斯大林讨论了他关于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却根本没有告知它的近邻中国。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必定是害怕承担朝鲜战争的某些责任。
令许多人疑惑的是，作为一个羸弱的农业国，中国为何敢于挑战美国。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卷入这样一场冲突，有再一次被西方列强击败的危险，同时其工业和城市也可能会被原子弹彻底摧毁。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艾伦?S.惠廷(Allen )强调了中国没有发动朝鲜战争的观点。他宣称：“有证据显示中国早先没有计划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这场战争。”
在《中国跨过鸭绿江》一书中，惠廷详细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决定参加朝鲜战争的动机。他提出了许多可能性，比如，斯大林直接命令中国派遣军队；中国在战争中的利益、朝鲜“正义”的和平问题以及中国的弱点与不安；美日关系以及中国在亚洲的作用等等。不幸的是，就像惠廷的许多美国同行一样，他实际上忽视了中国介入战争的真正原因：日本和西方侵略中国的历史教训。这些侵略行为总是以朝鲜作为跳板（如日本侵华战争），或者占领中国的海岛（如英国）。正如美国资深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说：“情感的纽带同历史和战略上的国家利益相结合，使得北京最高指挥中心别无选择，只能进行‘自卫反击’。”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得不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和杜勒斯计划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重要影响。从1960年斯诺对周恩来的一次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真正动机：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改变了政策，采取了侵略中国的政策。在出兵朝鲜的同时，美国派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准备军事占领台湾。从那时起，美国就开始了对中国的新侵略。
中国人民已经遭受了近一个世纪的外国侵略与羞辱。对于他们来说，新的侵略就会遇到新的抵抗。然而，美国仍然在台湾海峡介入中国内战，在中国边界部署军队，并且无视中国的严肃警告。这样一来，美国必然要在朝鲜战场上面临一个新的对手。这造成了多年的流血战争，最终将美国带入了战争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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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金门危机（1）
1949年，中国共产党击败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除了台湾和少数岛屿仍然掌握在蒋介石手中以外，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在这些岛屿中，金门和马祖离中国大陆只有几英里之遥。朝鲜战争期间，在美国的协助下，蒋介石的国民党加固了这两个沿海岛屿的防御工事，将其作为驻军和实现*的基地。同时，它还骚扰当地群众，并经常留难当地的*行业。这些行为促使中国大陆分别在1954年和1958年对其采取了惩罚性行动，引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台海危机。在这两次危机期间，为了支持蒋介石，美国用军事行动和原子弹来威胁中国大陆。
在朝鲜国内发生军事冲突两天后，即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公然冒犯中国人民，单方面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派遣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将台湾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杜鲁门的这种做法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人民将台湾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杜鲁门派遣军舰进入中国领土，粗暴地侵犯了中国主权和国际法。他直接参与正在进行的中国内战，企图再次对中国的领土实施殖民占领。美国总统的这种行为坚定了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心。朝鲜战争不仅使美国在人员伤亡和军事威望上都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还使其与中国的恶劣关系僵持多年。
在朝鲜半岛进行了三年的激烈战斗以后，美国才不情愿地与中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在朝鲜战争中，美军没有取得过一场战役的胜利。这对于美国的军队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受到的耻辱性惨败。从中国边界到退回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美军一路都遭到了惩罚，并且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国务卿杜勒斯对朝鲜战争的结果感到不满，并且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感到惊恐。因此，他们一上台就立即宣布了协助蒋介石*的政策。同时，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建立了包围中国的军事同盟，例如东南亚条约组织。另外，艾森豪威尔还命令第七舰队和飞机在金门和马祖进行定期巡逻，不断骚扰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将这种行为看作是敌对行为和新的战争威胁。1954年8月，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将其四分之一的兵力部署在金门和马祖。这对中国大陆来说是极大的挑衅。中国总理周恩来对此作出回应，声明必须解放台湾。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发动了猛烈的炮击。
这使美国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面对中国大陆对这些沿海岛屿的攻击，美国是否要前去援助蒋介石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将军“主张：如果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进攻，美国就要对这些沿海岛屿进行全面防御，并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担心美国的介入会使其卷入正在进行的中国内战”。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既不想对华发动全面战争，又不愿放弃这些沿海岛屿。他们认为，对于台湾的防御来说，这些沿海岛屿在军事上并不重要，但是失去它们却会沉重地打击国民党的士气。
国民党和中国大陆军队不断发生摩擦。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距台湾北部只有210英里的一江山岛，俘虏了1000多名国民党军人和8名美国军事人员。双方不断在金门、马祖和中国其他的港口发生战斗。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决议案推动了冲突的升级。美国再次无视国际法，单方面介入中国内战。这项决议案赋予了美国总统保护台湾、澎湖地区和其他相关地区的权力。艾森豪威尔表面上仍然反对美国保护这些沿海岛屿，但是美国大使却在私下向蒋介石保证，如果蒋介石同意从大陈岛（距台湾太远的中国海岛）撤军，美国就会协防金门和马祖。
金门危机（2）
美国在这些沿海岛屿上为蒋介石提供了全面帮助和军事支持。这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建议美国人不要对金门和马祖使用核武器。然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却都公开宣称，鉴于在这些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冲突，美国正在考虑对华使用核武器。这一言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中国对杜勒斯的这些言论并不吃惊，因为1954年1月杜勒斯就已经宣布美国将会“在这些地方运用自己的方法”对侵略者进行“大规模反击”。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作为国际法律师的杜勒斯怎么会把“侵略者”的标签贴到中国身上，因为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一事件中的侵略者都是美国，这一点都明确无疑；而且，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卷入的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发生的内战。恰恰是美国人从数千英里以外来到中国，炫耀他们的军事力量，用原子弹威胁中国人民。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张少书指出：在金门危机期间，美国政府计划拟对中国沿海空军基地使用1万吨到万吨当量——相当于摧毁日本广岛的当量——的原子弹。艾森豪威尔承认，使用原子弹将会导致数百万中国平民伤亡。
3月25日，海军上将罗伯特?卡尼使美国政府陷入了另外一个困境。当时，他再次公开宣称，美国总统正计划在4月中旬对华发动全面战争，“摧毁红色中国的军事威胁”。这项计划包括使用大量核武器攻击中国。几天后，美国空军18架战斗机飞临中国领土上空。中国谴责这种行为是“军事挑衅”。
尽管对华炫耀军事实力并公开发出核威胁，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私下仍然考虑和平解决这次危机的可能性，乃至联合国介入的可能性。最终，美国计划放弃这些沿海岛屿，同时开始沿台湾海峡对中国海岸线进行军事封锁。这样做的目的是阻止中国大陆转移攻击台湾的军事设施。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美国开始把在台湾部署核武器的计划提上议事日程。这一政策保证了由台湾海峡划分的*的存在，因此它被中国称为“*”政策。
4月20日，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瓦尔特?罗伯逊和海军上将雷德福抵达台湾，给蒋介石带来了“杜勒斯—艾森豪威尔计划”。然而，在正式举行会议之前，就海上交通运输控制和中国海岸线下的矿藏问题，两人与美国驻台“大使”卡尔?兰金详细地交流了“杜勒斯—艾森豪威尔计划”。让兰金感到的惊恐的是，这项计划意味着美国将与中国展开一场代价高昂的长期战争。幸运的是，由于蒋介石没有接受任何要求他放弃这些岛屿的计划，所以一场全面战争得以避免。
4月23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无意与美国开战。至此，第一次台海危机最终出人意料地结束了。周总理说：“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以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气氛。”4月26日，杜勒斯作出回应，表示他愿意就停火问题与北京进行会谈。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苏联对中国采取了充其量是模糊的支持。显而易见，特别是当艾森豪威尔毫不犹豫地用核武器援助蒋介石的时候，苏联不想为了台湾与美国开战。中国也从这次危机中得到了宝贵的教训：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即他们必须自己研制出核武器，才能避免美国的欺辱和核战争威胁。1955年1月，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决定启动中国自己的核武器发展计划。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冲”（blowback）例子：美国不断用核战争对中国进行威胁，促使中国发展了自身的核能力。事后证明，这是美国在战略和财政上的极大失策。
1949年，中国共产党击败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除了台湾和少数岛屿仍然掌握在蒋介石手中以外，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在这些岛屿中，金门和马祖离中国大陆只有几英里之遥。朝鲜战争期间，在美国的协助下，蒋介石的国民党加固了这两个沿海岛屿的防御工事，将其作为驻军和实现*的基地。同时，它还骚扰当地群众，并经常留难当地的*行业。这些行为促使中国大陆分别在1954年和1958年对其采取了惩罚性行动，引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台海危机。在这两次危机期间，为了支持蒋介石，美国用军事行动和原子弹来威胁中国大陆。
在朝鲜国内发生军事冲突两天后，即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公然冒犯中国人民，单方面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派遣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将台湾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杜鲁门的这种做法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人民将台湾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杜鲁门派遣军舰进入中国领土，粗暴地侵犯了中国主权和国际法。他直接参与正在进行的中国内战，企图再次对中国的领土实施殖民占领。美国总统的这种行为坚定了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心。朝鲜战争不仅使美国在人员伤亡和军事威望上都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还使其与中国的恶劣关系僵持多年。
在朝鲜半岛进行了三年的激烈战斗以后，美国才不情愿地与中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在朝鲜战争中，美军没有取得过一场战役的胜利。这对于美国的军队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受到的耻辱性惨败。从中国边界到退回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美军一路都遭到了惩罚，并且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国务卿杜勒斯对朝鲜战争的结果感到不满，并且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感到惊恐。因此，他们一上台就立即宣布了协助蒋介石*的政策。同时，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建立了包围中国的军事同盟，例如东南亚条约组织。另外，艾森豪威尔还命令第七舰队和飞机在金门和马祖进行定期巡逻，不断骚扰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将这种行为看作是敌对行为和新的战争威胁。1954年8月，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将其四分之一的兵力部署在金门和马祖。这对中国大陆来说是极大的挑衅。中国总理周恩来对此作出回应，声明必须解放台湾。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发动了猛烈的炮击。
这使美国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面对中国大陆对这些沿海岛屿的攻击，美国是否要前去援助蒋介石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将军“主张：如果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进攻，美国就要对这些沿海岛屿进行全面防御，并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担心美国的介入会使其卷入正在进行的中国内战”。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既不想对华发动全面战争，又不愿放弃这些沿海岛屿。他们认为，对于台湾的防御来说，这些沿海岛屿在军事上并不重要，但是失去它们却会沉重地打击国民党的士气。
国民党和中国大陆军队不断发生摩擦。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距台湾北部只有210英里的一江山岛，俘虏了1000多名国民党军人和8名美国军事人员。双方不断在金门、马祖和中国其他的港口发生战斗。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决议案推动了冲突的升级。美国再次无视国际法，单方面介入中国内战。这项决议案赋予了美国总统保护台湾、澎湖地区和其他相关地区的权力。艾森豪威尔表面上仍然反对美国保护这些沿海岛屿，但是美国大使却在私下向蒋介石保证，如果蒋介石同意从大陈岛（距台湾太远的中国海岛）撤军，美国就会协防金门和马祖。
金门危机（2）
美国在这些沿海岛屿上为蒋介石提供了全面帮助和军事支持。这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建议美国人不要对金门和马祖使用核武器。然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却都公开宣称，鉴于在这些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冲突，美国正在考虑对华使用核武器。这一言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中国对杜勒斯的这些言论并不吃惊，因为1954年1月杜勒斯就已经宣布美国将会“在这些地方运用自己的方法”对侵略者进行“大规模反击”。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作为国际法律师的杜勒斯怎么会把“侵略者”的标签贴到中国身上，因为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一事件中的侵略者都是美国，这一点都明确无疑；而且，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卷入的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发生的内战。恰恰是美国人从数千英里以外来到中国，炫耀他们的军事力量，用原子弹威胁中国人民。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张少书指出：在金门危机期间，美国政府计划拟对中国沿海空军基地使用1万吨到万吨当量——相当于摧毁日本广岛的当量——的原子弹。艾森豪威尔承认，使用原子弹将会导致数百万中国平民伤亡。
3月25日，海军上将罗伯特?卡尼使美国政府陷入了另外一个困境。当时，他再次公开宣称，美国总统正计划在4月中旬对华发动全面战争，“摧毁红色中国的军事威胁”。这项计划包括使用大量核武器攻击中国。几天后，美国空军18架战斗机飞临中国领土上空。中国谴责这种行为是“军事挑衅”。
尽管对华炫耀军事实力并公开发出核威胁，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私下仍然考虑和平解决这次危机的可能性，乃至联合国介入的可能性。最终，美国计划放弃这些沿海岛屿，同时开始沿台湾海峡对中国海岸线进行军事封锁。这样做的目的是阻止中国大陆转移攻击台湾的军事设施。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美国开始把在台湾部署核武器的计划提上议事日程。这一政策保证了由台湾海峡划分的*的存在，因此它被中国称为“*”政策。
4月20日，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瓦尔特?罗伯逊和海军上将雷德福抵达台湾，给蒋介石带来了“杜勒斯—艾森豪威尔计划”。然而，在正式举行会议之前，就海上交通运输控制和中国海岸线下的矿藏问题，两人与美国驻台“大使”卡尔?兰金详细地交流了“杜勒斯—艾森豪威尔计划”。让兰金感到的惊恐的是，这项计划意味着美国将与中国展开一场代价高昂的长期战争。幸运的是，由于蒋介石没有接受任何要求他放弃这些岛屿的计划，所以一场全面战争得以避免。
4月23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无意与美国开战。至此，第一次台海危机最终出人意料地结束了。周总理说：“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以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气氛。”4月26日，杜勒斯作出回应，表示他愿意就停火问题与北京进行会谈。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苏联对中国采取了充其量是模糊的支持。显而易见，特别是当艾森豪威尔毫不犹豫地用核武器援助蒋介石的时候，苏联不想为了台湾与美国开战。中国也从这次危机中得到了宝贵的教训：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即他们必须自己研制出核武器，才能避免美国的欺辱和核战争威胁。1955年1月，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决定启动中国自己的核武器发展计划。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冲”（blowback）例子：美国不断用核战争对中国进行威胁，促使中国发展了自身的核能力。事后证明，这是美国在战略和财政上的极大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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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中东危机（1）
1956年7月26日，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上校在亚历山大广场发表了一次激情洋溢的反殖*义演讲。在这次演讲结束的时候，他的军队迅速地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并且没收了英国和法国的控制权。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英国和法国采取了紧张的外交行动。到9月中旬，在各自政府的指示下，西方国家在苏伊士运河的领航员撤离了他们的办公室。苏伊士运河被认为有关闭的危险，因为船只通过运河需要高超的领航技术。然而，令英法政府大感失望的是，埃及的领航员最终证明更能够胜任领航和维持运河运转的工作。
10月24日，即在外交谈判陷入僵局几个月之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高级外交官员和军事官员在巴黎边上的塞夫勒市举行会议，并且制定了一份计划来应对埃及的挑战。以色列将对埃及发动一场突袭，并且入侵苏伊士运河。因而，英法政府将就苏伊士运河所有权的安全和保护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如果战争仍未结束，那么为了使苏伊士运河问题的解决有利于自己乃至推翻纳赛尔，英法军队将会入侵苏伊士运河。
10月29日，即在塞夫勒会议五天后，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发出最后通牒一天后，英国轰炸了埃及的机场，发动了一场新的中东战争。在对袭击进行反击时，纳赛尔封锁了苏伊士运河，因而实际上切断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石油供应。更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拒绝提供紧急石油供应。这是对英法两国无视美国采取单边行动的惩罚。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它并不赞同对埃及的军事行动。 11月6日，在与阿德莱?史蒂文森之间的总统竞选中，艾森豪威尔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胜利。当天，英法宣布停火，但是美国坚持，所有外国军队必须全部撤出苏伊士运河，否则其国家就会面临美国的制裁。艾森豪威尔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希望对*人民作出友好的姿态，从而使美国取代英国对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英国的金融陷入了动荡的状态。对埃及的军事行动一发动和英国的石油供应被切断，英镑就不断下跌。作为紧急金融援助的通常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坚持下拒绝向英国提供帮助。只有在英法军队撤出苏伊士运河的时候，石油短缺的状况才有所缓解。尽管英法两国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当它们的军队不得不撤出苏伊士运河的时候仍然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有人可能会问：在只不过是一场商业上的争端中，英国和法国为什么会对埃及这个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弱国选择武力呢？对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来说，原因是石油。正如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前在伦敦对苏联领导人所说的那样：“我必须对石油采取绝对强硬的立场，因为我们将会为它而战。没有石油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想被人勒死。”
石油确实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大英帝国干涉中东的原因。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派遣到中东东线的军队超过了140万人，并且在一战后继续对中东地区进行军事占领。
在1917年11月十月革命结束之际，列宁公布了《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机密副本。在该协议中，海湾地区的*领土被英国和法国任意瓜分。从本质上来看，英国获得了现为约旦、伊拉克和海湾周围地区等地的控制权，而法国则获得了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的控制权。巴勒斯坦被划定为国际共管区。这些由英国人划定的新边界至今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中东危机（2）
列宁公布这份秘密协定的行为使英国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这份协定与1915~1916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相冲突。在一战期间，由于渴望得到*领袖侯赛因在对奥斯曼帝国作战中的支持，英国承诺战后将成立一个*主权国家。在*人在一战中痛失10万人后，“为了获得中东地区的大量石油和政治优势，英国立即背弃了先前的承诺”。
在对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发动的战争中，英国不仅需要*人的支持，而且还必须谋求美国犹太人的支持来影响美国政府，以便使之加入对轴心国的作战。
1917年11月2日，正值一战的高潮时期，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明确告诉英联邦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家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英王陛下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应明确理解，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者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这实质上就是《贝尔福宣言》。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人占巴勒斯坦人口的80％，而犹太人只占1％。
“在一战后大英帝国扩大后的主要命脉线上”，巴勒斯坦“位于最有战略性的地区，处在通往印度以及新获得的奥斯曼帝国*石油土地的敏感位置上。贝尔福和英国的其他一些人认为，犹太少数族裔在英国的保护下定居巴勒斯坦，这对英国而言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然而，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却大大加剧了*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1948年，联合国以仅仅一票的多数通过了一项把巴勒斯坦分成犹太国和*国两个国家的决议。*人拒绝巴以分治，并且发动了战争。随后，巴以冲突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些多年的冲突中，巴勒斯坦人为了躲避以色列人的袭击而逃到其他地区（巴勒斯坦），从而沦为本国的难民。在近来的巴以谈判中，最大的障碍之一是这些难民回归自己以前在以色列的家园的权利。以色列人始终以人口数量为由加以拒绝，因为犹太人将会成为本国的少数民族。
苏伊士运河危机加速了英国对中东地区统治的土崩瓦解，因而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大国。然而，美国对以色列不懈的军事和金融支持，用美国先进武器杀害巴勒斯坦儿童和成人的景象，以及可怕的和非人道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状况，这一切都加深了穆斯林世界的怨恨情绪和反美主义。就像半个世纪前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对埃及的侵略一样，美国也以虚假的借口入侵了伊拉克。这并不是为了保护世界免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而是为了挽回美国日益下降的影响和重新支配这个拥有全球70％石油储量的地区。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尽管拥有先进的军事装备，但它并未取得成功。它造成的只是可怕而又残酷的破坏，并且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苦难。历史一再证明，在这一地区采取此类的行动不会成功，并且入侵的军队总是会被赶出去。
1956年7月26日，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上校在亚历山大广场发表了一次激情洋溢的反殖*义演讲。在这次演讲结束的时候，他的军队迅速地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并且没收了英国和法国的控制权。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英国和法国采取了紧张的外交行动。到9月中旬，在各自政府的指示下，西方国家在苏伊士运河的领航员撤离了他们的办公室。苏伊士运河被认为有关闭的危险，因为船只通过运河需要高超的领航技术。然而，令英法政府大感失望的是，埃及的领航员最终证明更能够胜任领航和维持运河运转的工作。
10月24日，即在外交谈判陷入僵局几个月之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高级外交官员和军事官员在巴黎边上的塞夫勒市举行会议，并且制定了一份计划来应对埃及的挑战。以色列将对埃及发动一场突袭，并且入侵苏伊士运河。因而，英法政府将就苏伊士运河所有权的安全和保护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如果战争仍未结束，那么为了使苏伊士运河问题的解决有利于自己乃至推翻纳赛尔，英法军队将会入侵苏伊士运河。
10月29日，即在塞夫勒会议五天后，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发出最后通牒一天后，英国轰炸了埃及的机场，发动了一场新的中东战争。在对袭击进行反击时，纳赛尔封锁了苏伊士运河，因而实际上切断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石油供应。更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拒绝提供紧急石油供应。这是对英法两国无视美国采取单边行动的惩罚。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它并不赞同对埃及的军事行动。 11月6日，在与阿德莱?史蒂文森之间的总统竞选中，艾森豪威尔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胜利。当天，英法宣布停火，但是美国坚持，所有外国军队必须全部撤出苏伊士运河，否则其国家就会面临美国的制裁。艾森豪威尔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希望对*人民作出友好的姿态，从而使美国取代英国对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英国的金融陷入了动荡的状态。对埃及的军事行动一发动和英国的石油供应被切断，英镑就不断下跌。作为紧急金融援助的通常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坚持下拒绝向英国提供帮助。只有在英法军队撤出苏伊士运河的时候，石油短缺的状况才有所缓解。尽管英法两国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当它们的军队不得不撤出苏伊士运河的时候仍然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有人可能会问：在只不过是一场商业上的争端中，英国和法国为什么会对埃及这个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弱国选择武力呢？对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来说，原因是石油。正如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前在伦敦对苏联领导人所说的那样：“我必须对石油采取绝对强硬的立场，因为我们将会为它而战。没有石油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想被人勒死。”
石油确实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大英帝国干涉中东的原因。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派遣到中东东线的军队超过了140万人，并且在一战后继续对中东地区进行军事占领。
在1917年11月十月革命结束之际，列宁公布了《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机密副本。在该协议中，海湾地区的*领土被英国和法国任意瓜分。从本质上来看，英国获得了现为约旦、伊拉克和海湾周围地区等地的控制权，而法国则获得了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的控制权。巴勒斯坦被划定为国际共管区。这些由英国人划定的新边界至今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中东危机（2）
列宁公布这份秘密协定的行为使英国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这份协定与1915~1916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相冲突。在一战期间，由于渴望得到*领袖侯赛因在对奥斯曼帝国作战中的支持，英国承诺战后将成立一个*主权国家。在*人在一战中痛失10万人后，“为了获得中东地区的大量石油和政治优势，英国立即背弃了先前的承诺”。
在对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发动的战争中，英国不仅需要*人的支持，而且还必须谋求美国犹太人的支持来影响美国政府，以便使之加入对轴心国的作战。
1917年11月2日，正值一战的高潮时期，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明确告诉英联邦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家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英王陛下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应明确理解，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者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这实质上就是《贝尔福宣言》。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人占巴勒斯坦人口的80％，而犹太人只占1％。
“在一战后大英帝国扩大后的主要命脉线上”，巴勒斯坦“位于最有战略性的地区，处在通往印度以及新获得的奥斯曼帝国*石油土地的敏感位置上。贝尔福和英国的其他一些人认为，犹太少数族裔在英国的保护下定居巴勒斯坦，这对英国而言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然而，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却大大加剧了*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1948年，联合国以仅仅一票的多数通过了一项把巴勒斯坦分成犹太国和*国两个国家的决议。*人拒绝巴以分治，并且发动了战争。随后，巴以冲突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些多年的冲突中，巴勒斯坦人为了躲避以色列人的袭击而逃到其他地区（巴勒斯坦），从而沦为本国的难民。在近来的巴以谈判中，最大的障碍之一是这些难民回归自己以前在以色列的家园的权利。以色列人始终以人口数量为由加以拒绝，因为犹太人将会成为本国的少数民族。
苏伊士运河危机加速了英国对中东地区统治的土崩瓦解，因而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大国。然而，美国对以色列不懈的军事和金融支持，用美国先进武器杀害巴勒斯坦儿童和成人的景象，以及可怕的和非人道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状况，这一切都加深了穆斯林世界的怨恨情绪和反美主义。就像半个世纪前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对埃及的侵略一样，美国也以虚假的借口入侵了伊拉克。这并不是为了保护世界免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而是为了挽回美国日益下降的影响和重新支配这个拥有全球70％石油储量的地区。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尽管拥有先进的军事装备，但它并未取得成功。它造成的只是可怕而又残酷的破坏，并且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苦难。历史一再证明，在这一地区采取此类的行动不会成功，并且入侵的军队总是会被赶出去。
4楼
第二次台海危机（1）
到1958年，离第一次台海危机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此时的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僵局状态。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中美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到了代办级。两国原定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也被暂时搁置。在此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断增加对国民党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军事援助包括提供先进的空对空导弹，例如能够发射核弹的8英寸榴弹炮，同时在台湾部署了地对地“斗牛式”导弹——这种导弹能够携带核弹头，射程达到600英里。蒋介石逐渐把金门当作进攻中国大陆的基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态度沿袭了杜鲁门的政策，仍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自195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对台湾和美国的对抗态度有所缓和。他们认为，美国人并不想真正改善对华关系，只是利用日内瓦会议来争取时间，以便实施“*”政策，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国与莫斯科的关系也陷入僵局。苏联对美国的“缓和”政策显然损害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特别是中美关系。当时在战争与和平、核武器时代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上，中苏两国都存在分歧。所以，中国希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扮演更为重要和独立的角色。
1958年7月底，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他此次秘密来访的目的是与中国谈判，以便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创建中苏联合舰队。这支联合舰队的基地位于中国，但却要听从苏联的指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高峰会晤变成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建议侵犯了中国主权，是一项意图控制中国的计划。在经过西方列强几个世纪的欺辱之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绝不会再次允许中国遭受外国——包括苏联在内——的控制。带着对中国的不满，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离开了北京，甚至还没有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沿海岛屿的问题。
在1958年8月17日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决定再次炮击金门和马祖，封锁它们的供给线。中国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为了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回击美国在台湾的谋划，惩罚蒋介石的军事集结，回应赫鲁晓夫对美国的“缓和”政策。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通过炮击金门和马祖，毛泽东还想给中东地区的人民提供国际支持。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在西方列强中间造成了巨大的混乱。美国向黎巴嫩派遣舰队，积极干涉中东地区事务，炫耀美国的军事实力。毛泽东认为，炮击沿海岛屿将会分散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注意力。中国对金门和马祖采取了新的战略，美国的反应可想而知。美国海军司令声称，正像美军在黎巴嫩所做的那样，他们已经作好了与台湾会师的准备。而这也必然会激怒中国。
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作好军事准备，命令一支庞大的海军部队进驻台湾海峡。在几天之内，美国集结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攻击部队，美国第六舰队也开始从黎巴嫩移师亚洲。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此举确实缓解了中东地区的军事压力。总之，6艘航空母舰已经在中国沿海集结完毕，国民党还从美国那里得到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等特殊武器。6艘航空母舰包含了近100架能够发射核武器的战斗机、3艘重型巡洋舰和40艘驱逐舰。有人估计，这次部署花费了美国纳税人10亿多美元的资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第二次台海危机（2）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都肯定了美国防卫台湾的承诺，认为这些岛屿此时对保卫台湾来说更为重要。这引起了伦敦和日本的高度关切。杜勒斯在给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一封信中为美国的立场进行辩护。他解释说，如果这些岛屿失守，“很有可能会促使成立一个最终赞同与*实现统一的政府；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严重削弱*屏障，包括日本、大韩民国、*、菲律宾共和国、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亚洲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将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下；拥有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也会被纳入中苏的势力范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会从战略上被孤立起来”。
这就是美国所谓“多米诺理论”的逻辑与基础，它造成美国在10年后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与国务卿杜勒斯的观点相一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用核武器打击上海、广州和南京等中国中心大城市的计划。
美国海军舰艇还护送国民党的供给船只到达离中国大陆3海里范围内的海域。为了对此进行反击，中国政府于9月4日宣布，中国的领海范围从中国大陆向外扩展到12海里。这样金门和马祖两岛成为了中国的领土。只要美国军舰入侵这一领域，都将受到攻击。
国务卿杜勒斯当天就对此作出回应，称如果美国总统认为中国对金门或马祖的攻击威胁到了台湾的安全，美国将展开防御。两天后，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驳斥杜勒斯，谴责美国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他重申，任何对中国领海的侵犯都会被中国视为侵略行为。同时，中国各地举行了总人数达2亿人的群众*，抗议美国在台湾和中东地区的侵略行为，声援伊拉克、黎巴嫩和*人民。中美的这些行动让莫斯科感到焦虑和不安。9月6日，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飞往北京，与周恩来进行会晤。周恩来解释说，我们炮击金门没有别的意思，既不是要解放台湾，也不是马上要在金门登陆，我们要打击国民党的气焰，打击美国人的气焰。听了周恩来的解释之后，葛罗米柯表示，他完全赞成中国政府的方针，并在回到莫斯科后会将此汇报给赫鲁晓夫。
当天晚上，毛泽东接见了葛罗米柯。新一轮的台海危机给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出了一个大难题，并且华盛顿的氛围也高度紧张。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很放松，并向葛罗米柯表示，中国的目的并不是用武力收复台湾、金门和马祖，仅仅是警告美国人而已。毛泽东对葛罗米柯说，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声明来看，他断定美国并不想与中国开战，不过是想威胁中国而已。毛泽东还说，中国已经警告美国不要进入中国大陆12海里范围内的海域，一旦进入，中国就会将其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军队会立即对这种侵入行为进行还击。美国也注意到了这个警告。毛泽东还指出，由于担心会被蒋介石拖入同中国的战争之中，美国人很可能撤出金门和马祖。美国并不想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不过，无论如何，中国都会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防止美军进入中国，如果美军胆敢来犯，中国会把它们彻底消灭。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表示，即使美国人对中国动用核武器，苏联也应该置身事外。当时，中国根本无意武力对抗美国，也不想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最后，毛泽东说：“台湾危机是一次复杂而不可思议的事件”，它不过是“我们给美国人制造的诸多难题之一”。葛罗米柯表示，他完全支持中国的政策，并且会将此事汇报给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之间的所有谈话都有记录。然而，在1989年出版的*中，葛罗米柯却歪曲了中国的立场，指责中国想对美国发动一场把苏联卷入的战争。
一个月后，在一次高层会议中，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讲到，他希望让蒋介石的军队继续留在沿海岛屿，以防止美国实施制造“*”的计划。他强调，中国不希望发生战争，只想拥有2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和平。基于这一立场，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声明，建议和平解决争端，停止炮击一周。这份声明是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名义发出的。在停止炮击以后，中国把炮击金门视为一种象征，表明中国的内战仍在继续，提醒美国不要干涉。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说，同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战争是不明智的，应该谨慎处理对待美国的问题。不过，中国始终必须积极主动，使美国处于守势。中国收复沿海岛屿的时机还不成熟，要设法孤立台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却在担心中国会接管整个亚洲。
对于毛泽东及其同事来说，第二次台海危机再一次证明，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不知羞耻地公开宣称，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来保护这些贫瘠的中国岛屿。这样一来，将会导致数百万中国平民的死亡。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希望挑起与中国的战争。美国的护卫舰一直停留在距离中国大陆12海里以外的海域，完全尊重中国的领海主权。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美国的真正想法。然而，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台海危机仍然是一个复杂而不可思议的事件。
正如苏联外交官莫丘斯基所回忆的那样，当时苏联和美国在寻求解决这次争端的办法。它们告诉中国领导人，如果中国停止军事行动，美国同意向国民党施压，迫使其放弃这些岛屿。而毛泽东回复苏联说：“我们不需要你们在中美之间进行任何调停！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美国和苏联都忽视了中国计划中的主要讯息：中国不攻占这些岛屿才是关键。从更大的环境来看，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领土的完整和台湾不能脱离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只有一个中国；这个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只有到美国完全理解和接受中国人的这种爱国感情之时，远东地区才会有持久的和平。
到1958年，离第一次台海危机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此时的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僵局状态。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中美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到了代办级。两国原定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也被暂时搁置。在此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断增加对国民党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军事援助包括提供先进的空对空导弹，例如能够发射核弹的8英寸榴弹炮，同时在台湾部署了地对地“斗牛式”导弹——这种导弹能够携带核弹头，射程达到600英里。蒋介石逐渐把金门当作进攻中国大陆的基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态度沿袭了杜鲁门的政策，仍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自195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对台湾和美国的对抗态度有所缓和。他们认为，美国人并不想真正改善对华关系，只是利用日内瓦会议来争取时间，以便实施“*”政策，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国与莫斯科的关系也陷入僵局。苏联对美国的“缓和”政策显然损害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特别是中美关系。当时在战争与和平、核武器时代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上，中苏两国都存在分歧。所以，中国希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扮演更为重要和独立的角色。
1958年7月底，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他此次秘密来访的目的是与中国谈判，以便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创建中苏联合舰队。这支联合舰队的基地位于中国，但却要听从苏联的指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高峰会晤变成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建议侵犯了中国主权，是一项意图控制中国的计划。在经过西方列强几个世纪的欺辱之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绝不会再次允许中国遭受外国——包括苏联在内——的控制。带着对中国的不满，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离开了北京，甚至还没有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沿海岛屿的问题。
在1958年8月17日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决定再次炮击金门和马祖，封锁它们的供给线。中国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为了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回击美国在台湾的谋划，惩罚蒋介石的军事集结，回应赫鲁晓夫对美国的“缓和”政策。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通过炮击金门和马祖，毛泽东还想给中东地区的人民提供国际支持。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在西方列强中间造成了巨大的混乱。美国向黎巴嫩派遣舰队，积极干涉中东地区事务，炫耀美国的军事实力。毛泽东认为，炮击沿海岛屿将会分散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注意力。中国对金门和马祖采取了新的战略，美国的反应可想而知。美国海军司令声称，正像美军在黎巴嫩所做的那样，他们已经作好了与台湾会师的准备。而这也必然会激怒中国。
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作好军事准备，命令一支庞大的海军部队进驻台湾海峡。在几天之内，美国集结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攻击部队，美国第六舰队也开始从黎巴嫩移师亚洲。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此举确实缓解了中东地区的军事压力。总之，6艘航空母舰已经在中国沿海集结完毕，国民党还从美国那里得到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等特殊武器。6艘航空母舰包含了近100架能够发射核武器的战斗机、3艘重型巡洋舰和40艘驱逐舰。有人估计，这次部署花费了美国纳税人10亿多美元的资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第二次台海危机（2）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都肯定了美国防卫台湾的承诺，认为这些岛屿此时对保卫台湾来说更为重要。这引起了伦敦和日本的高度关切。杜勒斯在给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一封信中为美国的立场进行辩护。他解释说，如果这些岛屿失守，“很有可能会促使成立一个最终赞同与*实现统一的政府；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严重削弱*屏障，包括日本、大韩民国、*、菲律宾共和国、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亚洲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将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下；拥有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也会被纳入中苏的势力范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会从战略上被孤立起来”。
这就是美国所谓“多米诺理论”的逻辑与基础，它造成美国在10年后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与国务卿杜勒斯的观点相一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用核武器打击上海、广州和南京等中国中心大城市的计划。
美国海军舰艇还护送国民党的供给船只到达离中国大陆3海里范围内的海域。为了对此进行反击，中国政府于9月4日宣布，中国的领海范围从中国大陆向外扩展到12海里。这样金门和马祖两岛成为了中国的领土。只要美国军舰入侵这一领域，都将受到攻击。
国务卿杜勒斯当天就对此作出回应，称如果美国总统认为中国对金门或马祖的攻击威胁到了台湾的安全，美国将展开防御。两天后，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驳斥杜勒斯，谴责美国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他重申，任何对中国领海的侵犯都会被中国视为侵略行为。同时，中国各地举行了总人数达2亿人的群众*，抗议美国在台湾和中东地区的侵略行为，声援伊拉克、黎巴嫩和*人民。中美的这些行动让莫斯科感到焦虑和不安。9月6日，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飞往北京，与周恩来进行会晤。周恩来解释说，我们炮击金门没有别的意思，既不是要解放台湾，也不是马上要在金门登陆，我们要打击国民党的气焰，打击美国人的气焰。听了周恩来的解释之后，葛罗米柯表示，他完全赞成中国政府的方针，并在回到莫斯科后会将此汇报给赫鲁晓夫。
当天晚上，毛泽东接见了葛罗米柯。新一轮的台海危机给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出了一个大难题，并且华盛顿的氛围也高度紧张。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很放松，并向葛罗米柯表示，中国的目的并不是用武力收复台湾、金门和马祖，仅仅是警告美国人而已。毛泽东对葛罗米柯说，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声明来看，他断定美国并不想与中国开战，不过是想威胁中国而已。毛泽东还说，中国已经警告美国不要进入中国大陆12海里范围内的海域，一旦进入，中国就会将其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军队会立即对这种侵入行为进行还击。美国也注意到了这个警告。毛泽东还指出，由于担心会被蒋介石拖入同中国的战争之中，美国人很可能撤出金门和马祖。美国并不想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不过，无论如何，中国都会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防止美军进入中国，如果美军胆敢来犯，中国会把它们彻底消灭。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表示，即使美国人对中国动用核武器，苏联也应该置身事外。当时，中国根本无意武力对抗美国，也不想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最后，毛泽东说：“台湾危机是一次复杂而不可思议的事件”，它不过是“我们给美国人制造的诸多难题之一”。葛罗米柯表示，他完全支持中国的政策，并且会将此事汇报给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之间的所有谈话都有记录。然而，在1989年出版的*中，葛罗米柯却歪曲了中国的立场，指责中国想对美国发动一场把苏联卷入的战争。
一个月后，在一次高层会议中，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讲到，他希望让蒋介石的军队继续留在沿海岛屿，以防止美国实施制造“*”的计划。他强调，中国不希望发生战争，只想拥有2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和平。基于这一立场，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声明，建议和平解决争端，停止炮击一周。这份声明是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名义发出的。在停止炮击以后，中国把炮击金门视为一种象征，表明中国的内战仍在继续，提醒美国不要干涉。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说，同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战争是不明智的，应该谨慎处理对待美国的问题。不过，中国始终必须积极主动，使美国处于守势。中国收复沿海岛屿的时机还不成熟，要设法孤立台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却在担心中国会接管整个亚洲。
对于毛泽东及其同事来说，第二次台海危机再一次证明，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不知羞耻地公开宣称，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来保护这些贫瘠的中国岛屿。这样一来，将会导致数百万中国平民的死亡。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希望挑起与中国的战争。美国的护卫舰一直停留在距离中国大陆12海里以外的海域，完全尊重中国的领海主权。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美国的真正想法。然而，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台海危机仍然是一个复杂而不可思议的事件。
正如苏联外交官莫丘斯基所回忆的那样，当时苏联和美国在寻求解决这次争端的办法。它们告诉中国领导人，如果中国停止军事行动，美国同意向国民党施压，迫使其放弃这些岛屿。而毛泽东回复苏联说：“我们不需要你们在中美之间进行任何调停！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美国和苏联都忽视了中国计划中的主要讯息：中国不攻占这些岛屿才是关键。从更大的环境来看，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领土的完整和台湾不能脱离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只有一个中国；这个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只有到美国完全理解和接受中国人的这种爱国感情之时，远东地区才会有持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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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中苏争端（1）
1949年12月16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两个半月后，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名义上是庆祝斯大林的70岁生日。毛泽东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以维持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由于中国已经开启了战后重建工作，所以他还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的经济援助。
然而，令毛泽东失望和恼怒的是，斯大林对于废除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不感兴趣。这个旧条约是苏联在1945年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根据这个条约，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自从13世纪被成吉思汗征服以来，外蒙古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毛泽东在陪同他的苏联官员面前大发雷霆，以表达他的愤怒。经过这以后，斯大林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毛泽东专门安排了一次与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通讯社的会见，明确表示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和其他议程，如苏联向中国贷款问题、贸易问题和中苏贸易协定等，是他此次苏联之行的首要任务。
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中苏两国会谈正式开始。斯大林仍然不愿放弃苏联二战后在中国的任何既得利益，甚至还要求获得中国的“治外法权”。所谓“治外法权”，是指任何在中国犯罪的苏联公民，都不能在中国的法院接受审判，而应该移交给苏联领事官员处理。这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态度引起了毛泽东及其同仁的极大愤慨，而且这也不符合中苏两国在未来几十年间的稳定和友好关系。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两国政府于2月14日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签字仪式。该条约规定，如果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双方要互相提供援助。其他的规定还包括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让步。表面上看，中文版条约将中苏两国形容为唇齿相依的关系，但是中国“对这个持续良久的谈判结果并不十分满意。苏联提供的援助非常吝啬，而且还要求得到丰厚的回报”。
不出所料，华盛顿对这个中苏条约十分不满和痛恨。3月1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帝国主义控制的不祥之兆”。
他认为，苏联的援助难以满足中国的需要，*领导人正在用其所谓“贪婪的新朋友”代替他们的“老朋友”。
然而，艾奇逊此番盛气凌人的言论却激怒了英国。英国人认为这会使中国更靠近苏联。
令美国人感到沮丧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与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严厉警告美国军队不得越过三八线，并向中国边界靠近。然而，由于杜鲁门总统无视中国的警告，中国参加了朝鲜战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苏联将在战争中为中国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武器和其他装备。 1953年9月30日，朝鲜战争在僵持中正式结束。这场战争提高了中国在苏联面前的地位，也迫使美国承认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中国确实得到了苏联的支援。“这些援助尽管十分重要，但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所以北京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成功地保卫了北朝鲜和中国边境，几乎是中国人民自己的胜利。”
在朝鲜战争之后，中苏关系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外交黄金时期。
中苏争端（2）
1954年9月29日，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率团访问北京，并于10月12日发表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宣布，苏联在华的全部利益与特权都将归还给中国，同时废除耻辱的治外法权。
苏联还大大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包括协助建立156家工厂和提供数亿卢布的长期贷款。
在庆祝这次会谈取得全面成功的时候，毛泽东问赫鲁晓夫苏联能否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这使赫鲁晓夫惊讶不已。赫鲁晓夫勉强地告诉毛泽东，研制核武器的花费太大，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承担不起的。他认为，中国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指出，当时中国的电力水平还无法满足研制核武器的需要。当然，苏联愿意为中国培养核技术方面的科学家。
毛泽东对苏联分享核技术的态度感到失望。由于长期遭受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威胁与讹诈，中国决定自己研制核武器。
在中苏同盟的性质、战略防御和共同利益方面，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随后的冲突。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一事件推动了中苏之间的冲突。迄今为止，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认为斯大林是一位绝对可靠的伟大领袖。由于事先没有预见，中国领导人对这个报告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当时似乎要抛弃斯大林的遗产，转而执行新的路线。在外交政策方面，赫鲁晓夫接受了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可能性，并提倡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对赫鲁晓夫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核武器时代避免战争。因此，苏联“愿意减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努力与美国达成一致”。
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特别报告，中国领导人反应平淡。一方面，他们祝贺莫斯科否定了对斯大林的极端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他们也反对赫鲁晓夫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论断。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抛弃了革命的*主义，代之以修正主义。
3月19日，毛泽东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苏关系问题。会上的发言者列举了斯大林对华的错误政策，认为苏联共产党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几天以后，毛泽东又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此次会议对苏联的批评更加强烈。与会者指出了苏联错误的农业和工业政策。中国外交官谴责了苏联对亚非人民的沙文主义和傲慢态度。毛泽东提出了他与斯大林的问题，并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政策的批评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毛泽东说，每个国家都不能盲目跟从苏联的发展模式，而应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
苏共二十大将斯大林的错误公之于众，随后匈牙利革命爆发。这些事件促使毛泽东去努力寻找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发展途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毛泽东同时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尝试。赫鲁晓夫公开向美国参议员胡伯特?汉弗莱表达了对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变化的批评，从而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因此，1955年夏，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一位美国编辑表示，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裂痕正在加深，并且美国在这场论战中将会站在苏联领导人一边。
为了离间中苏两国，牢记上述言论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向赫鲁晓夫发出邀请，拟于1959年9月26~27日在戴维营召开一次历史性会议。为了取悦美国人，苏共中央委员会通知中国，苏联将停止与中国的核合作。在苏联领导人到达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亨利?*告诉这位总统，赫鲁晓夫“非常希望讨论中国问题，因为他担心中国人”。
中苏争端（3）
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议上有意避而不谈中国，但在会议结束之时，却主动提出了中国问题。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保证，关于被监禁在中国的美国人的问题，他将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在戴维营会议结束两天后，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赫鲁晓夫及其随行人员于1959年9月30日抵达北京。在庆祝宴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抨击中国的台湾政策。他指责“中国就像公鸡渴望斗架一样，十分希望战争”。赫鲁晓夫还将中苏关系的恶化完全归咎于中国。最令中国领导人恼怒的是，针对台湾问题，赫鲁晓夫提出了*的解决办法。在接下来的会晤中，中国领导人逐一反驳了赫鲁晓夫的观点。赫鲁晓夫十分恼火，在气愤中离开了中国。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的分歧不断扩大。美国政府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中国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对美国采取的“缓和”战略将会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在6月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中苏之间的争论达到了顶峰。当中国挑战苏联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时，赫鲁晓夫借机谴责中国的观点是“武断而具有煽动性的”。④ 在报复中国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下令终止同中国的一切协议。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将全部工厂蓝图带回国内，留下了仅仅完成一半的工业项目。然而，中国领导人拒绝做出让步，甚至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所谓的“中苏争端”和中苏关系的恶化状态还在持续。
在经过长期的战争后，中国的确从苏联的经济援助中获益匪浅。但是，中国“也发现了苏联的吝啬与自私。莫斯科要求北京补偿它在朝鲜战争中提供的援助；相反，北京给北朝鲜的援助却是无偿的。许多直接接触苏联人的中国人都记得他们的傲慢态度”。
赫鲁晓夫是苏联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典型代表，十分轻视中国人。赫鲁晓夫在他的*中“鄙视中国和亚洲的发展道路，并怀疑他狡猾的中国同志们”。
在西方，“中苏争端”被视为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毛泽东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铁杆的斯大林主义派的代表。然而，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杰克?格雷认为，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反对者。格雷研究中国问题的时间比其他任何英国学者都长。在格雷看来，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农业政策是一个使农民日益贫困的制度，是“竭泽而渔”。
斯大林时期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因为斯大林声称社会主义社会禁止发生冲突。而毛泽东是群众运动的主导者，“一直坚信唯有斗争才能创造进步”。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一味强调国家利益，忽视了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而苏联建立的军工联合体就是证明。此外，斯大林还“不懂得如何使短期利益为长期利益服务”。
“中苏争端”始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随后其强度与范围逐渐增加，最终卷入了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大跃进、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领土争端相继发生。“中苏争端”还涉及到许多问题，例如苏联对美国的“缓和”政策，要求在中国领土上为苏联建立通信和潜艇基地，核武器时代的和平共处，在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边界争端等。美国和苏联签署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导致中国公开断绝了同苏联的关系。“中国经过了七年艰苦的时期。七年来，他们不断提议、谈判、妥协，甚至私下进行隐秘的争吵。这才是问题所在。在这些年里，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过苛刻的指责，取消了核援助并突然撤回苏联专家。”
“中苏争端”没有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而结束；相反，它进一步升级为一场热战，几乎变成了一场核对抗。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烈日涅夫曾经企图用核武器轰炸中国。
③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中苏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功劳”。
事实上，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的决策者“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采取相关政策，以实现其不断扩大中苏分歧的目的。此外，美国还试图利用中苏之间出现的分歧”。
不幸的是，“中苏争端”的悲剧性后果之一是林登?约翰逊总统决定参加越南战争。因为“对于美国领导人来说，越南战争似乎是一种测试，可以判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是莫斯科较为温和的‘孟什维克主义’还是北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会取得胜利”。
1949年12月16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两个半月后，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名义上是庆祝斯大林的70岁生日。毛泽东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以维持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由于中国已经开启了战后重建工作，所以他还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的经济援助。
然而，令毛泽东失望和恼怒的是，斯大林对于废除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不感兴趣。这个旧条约是苏联在1945年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根据这个条约，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自从13世纪被成吉思汗征服以来，外蒙古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毛泽东在陪同他的苏联官员面前大发雷霆，以表达他的愤怒。经过这以后，斯大林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毛泽东专门安排了一次与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通讯社的会见，明确表示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和其他议程，如苏联向中国贷款问题、贸易问题和中苏贸易协定等，是他此次苏联之行的首要任务。
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中苏两国会谈正式开始。斯大林仍然不愿放弃苏联二战后在中国的任何既得利益，甚至还要求获得中国的“治外法权”。所谓“治外法权”，是指任何在中国犯罪的苏联公民，都不能在中国的法院接受审判，而应该移交给苏联领事官员处理。这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态度引起了毛泽东及其同仁的极大愤慨，而且这也不符合中苏两国在未来几十年间的稳定和友好关系。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两国政府于2月14日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签字仪式。该条约规定，如果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双方要互相提供援助。其他的规定还包括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让步。表面上看，中文版条约将中苏两国形容为唇齿相依的关系，但是中国“对这个持续良久的谈判结果并不十分满意。苏联提供的援助非常吝啬，而且还要求得到丰厚的回报”。
不出所料，华盛顿对这个中苏条约十分不满和痛恨。3月1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帝国主义控制的不祥之兆”。
他认为，苏联的援助难以满足中国的需要，*领导人正在用其所谓“贪婪的新朋友”代替他们的“老朋友”。
然而，艾奇逊此番盛气凌人的言论却激怒了英国。英国人认为这会使中国更靠近苏联。
令美国人感到沮丧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与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严厉警告美国军队不得越过三八线，并向中国边界靠近。然而，由于杜鲁门总统无视中国的警告，中国参加了朝鲜战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苏联将在战争中为中国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武器和其他装备。 1953年9月30日，朝鲜战争在僵持中正式结束。这场战争提高了中国在苏联面前的地位，也迫使美国承认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中国确实得到了苏联的支援。“这些援助尽管十分重要，但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所以北京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成功地保卫了北朝鲜和中国边境，几乎是中国人民自己的胜利。”
在朝鲜战争之后，中苏关系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外交黄金时期。
中苏争端（2）
1954年9月29日，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率团访问北京，并于10月12日发表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宣布，苏联在华的全部利益与特权都将归还给中国，同时废除耻辱的治外法权。
苏联还大大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包括协助建立156家工厂和提供数亿卢布的长期贷款。
在庆祝这次会谈取得全面成功的时候，毛泽东问赫鲁晓夫苏联能否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这使赫鲁晓夫惊讶不已。赫鲁晓夫勉强地告诉毛泽东，研制核武器的花费太大，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承担不起的。他认为，中国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指出，当时中国的电力水平还无法满足研制核武器的需要。当然，苏联愿意为中国培养核技术方面的科学家。
毛泽东对苏联分享核技术的态度感到失望。由于长期遭受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威胁与讹诈，中国决定自己研制核武器。
在中苏同盟的性质、战略防御和共同利益方面，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随后的冲突。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一事件推动了中苏之间的冲突。迄今为止，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认为斯大林是一位绝对可靠的伟大领袖。由于事先没有预见，中国领导人对这个报告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当时似乎要抛弃斯大林的遗产，转而执行新的路线。在外交政策方面，赫鲁晓夫接受了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可能性，并提倡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对赫鲁晓夫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核武器时代避免战争。因此，苏联“愿意减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努力与美国达成一致”。
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特别报告，中国领导人反应平淡。一方面，他们祝贺莫斯科否定了对斯大林的极端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他们也反对赫鲁晓夫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论断。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抛弃了革命的*主义，代之以修正主义。
3月19日，毛泽东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苏关系问题。会上的发言者列举了斯大林对华的错误政策，认为苏联共产党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几天以后，毛泽东又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此次会议对苏联的批评更加强烈。与会者指出了苏联错误的农业和工业政策。中国外交官谴责了苏联对亚非人民的沙文主义和傲慢态度。毛泽东提出了他与斯大林的问题，并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政策的批评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毛泽东说，每个国家都不能盲目跟从苏联的发展模式，而应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
苏共二十大将斯大林的错误公之于众，随后匈牙利革命爆发。这些事件促使毛泽东去努力寻找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发展途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毛泽东同时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尝试。赫鲁晓夫公开向美国参议员胡伯特?汉弗莱表达了对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变化的批评，从而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因此，1955年夏，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一位美国编辑表示，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裂痕正在加深，并且美国在这场论战中将会站在苏联领导人一边。
为了离间中苏两国，牢记上述言论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向赫鲁晓夫发出邀请，拟于1959年9月26~27日在戴维营召开一次历史性会议。为了取悦美国人，苏共中央委员会通知中国，苏联将停止与中国的核合作。在苏联领导人到达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亨利?*告诉这位总统，赫鲁晓夫“非常希望讨论中国问题，因为他担心中国人”。
中苏争端（3）
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议上有意避而不谈中国，但在会议结束之时，却主动提出了中国问题。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保证，关于被监禁在中国的美国人的问题，他将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在戴维营会议结束两天后，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赫鲁晓夫及其随行人员于1959年9月30日抵达北京。在庆祝宴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抨击中国的台湾政策。他指责“中国就像公鸡渴望斗架一样，十分希望战争”。赫鲁晓夫还将中苏关系的恶化完全归咎于中国。最令中国领导人恼怒的是，针对台湾问题，赫鲁晓夫提出了*的解决办法。在接下来的会晤中，中国领导人逐一反驳了赫鲁晓夫的观点。赫鲁晓夫十分恼火，在气愤中离开了中国。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的分歧不断扩大。美国政府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中国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对美国采取的“缓和”战略将会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在6月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中苏之间的争论达到了顶峰。当中国挑战苏联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时，赫鲁晓夫借机谴责中国的观点是“武断而具有煽动性的”。④ 在报复中国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下令终止同中国的一切协议。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将全部工厂蓝图带回国内，留下了仅仅完成一半的工业项目。然而，中国领导人拒绝做出让步，甚至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所谓的“中苏争端”和中苏关系的恶化状态还在持续。
在经过长期的战争后，中国的确从苏联的经济援助中获益匪浅。但是，中国“也发现了苏联的吝啬与自私。莫斯科要求北京补偿它在朝鲜战争中提供的援助；相反，北京给北朝鲜的援助却是无偿的。许多直接接触苏联人的中国人都记得他们的傲慢态度”。
赫鲁晓夫是苏联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典型代表，十分轻视中国人。赫鲁晓夫在他的*中“鄙视中国和亚洲的发展道路，并怀疑他狡猾的中国同志们”。
在西方，“中苏争端”被视为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毛泽东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铁杆的斯大林主义派的代表。然而，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杰克?格雷认为，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反对者。格雷研究中国问题的时间比其他任何英国学者都长。在格雷看来，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农业政策是一个使农民日益贫困的制度，是“竭泽而渔”。
斯大林时期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因为斯大林声称社会主义社会禁止发生冲突。而毛泽东是群众运动的主导者，“一直坚信唯有斗争才能创造进步”。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一味强调国家利益，忽视了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而苏联建立的军工联合体就是证明。此外，斯大林还“不懂得如何使短期利益为长期利益服务”。
“中苏争端”始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随后其强度与范围逐渐增加，最终卷入了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大跃进、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领土争端相继发生。“中苏争端”还涉及到许多问题，例如苏联对美国的“缓和”政策，要求在中国领土上为苏联建立通信和潜艇基地，核武器时代的和平共处，在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边界争端等。美国和苏联签署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导致中国公开断绝了同苏联的关系。“中国经过了七年艰苦的时期。七年来，他们不断提议、谈判、妥协，甚至私下进行隐秘的争吵。这才是问题所在。在这些年里，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过苛刻的指责，取消了核援助并突然撤回苏联专家。”
“中苏争端”没有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而结束；相反，它进一步升级为一场热战，几乎变成了一场核对抗。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烈日涅夫曾经企图用核武器轰炸中国。
③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中苏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功劳”。
事实上，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的决策者“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采取相关政策，以实现其不断扩大中苏分歧的目的。此外，美国还试图利用中苏之间出现的分歧”。
不幸的是，“中苏争端”的悲剧性后果之一是林登?约翰逊总统决定参加越南战争。因为“对于美国领导人来说，越南战争似乎是一种测试，可以判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是莫斯科较为温和的‘孟什维克主义’还是北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会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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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赎罪日战争与石油恐慌（1）
赎罪日是犹太历中最重要的日子，因为犹太人在这一天将完全脱离尘俗世界进行全心全意的沉思、忏悔和祈祷。埃及和叙利亚的领导人共同密谋在1973年10月6日即赎罪日当天对以色列发动一场突袭。在之前两次出席战争动员大会的时候，埃及总统萨达特都设下了骗局，因而引起了以色列相当大的反应。以色列参谋长公开批评这样一些无济于事的动员。更糟糕的是，华盛顿和特拉维夫对可靠的情报敷衍了事，从而使以色列在袭击的初期全无准备。这使埃及和叙利亚获得了最初的胜利，取得了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的第一次胜利。
对于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所需要的弹药量，以色列人也作出了错误的估算。不过，在激战两天之后，以色列人断定，自己有可能被拥有大量苏联装备的*军队打败。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告诉美国总统尼克松，如果美国不马上施以援手，以色列将会灭亡。与此同时，苏联加紧补充叙利亚和埃及的装备，直接挑战尼克松关于一种苏联装备的军队决不会打败美国军队的声称。然而，这使尼克松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它在这场冲突中想避免出现在以色列一边。
此外，在给尼克松总统的私人信件中，四大石油公司的主席警告说，如果美国增加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人有可能进行报复，并且有可能出现石油危机。支持以色列将会对美国在中东的地位造成严重的后果。他们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整个地位将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因为日本人、欧洲人或许还有俄罗斯人将会把美国人排挤出中东地区。这既会损害我们的经济，也会损害我们的安全。”
中东的局势对以色列来说非常严峻和危险，因为它的军需品即将消耗殆尽。尼克松政府决定由美国空军向以色列提供紧急供应。为了维护在以色列—*冲突中的中立性，美国政府下令所有军需品都必须在夜色的掩护下运抵以色列。但是，侧风和其他的气候条件拖延了美国C-5A运输机的起飞时间，导致它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着陆在以色列。结果，美国暴露了它在中东的真正立场，从而被*人视为以色列的坚定盟友和主要支持者。
10月10日，海湾的产油国在科威特城举行了会议，并且宣布它们将把石油价格提高70％，即增至美元每桶。在石油定价史上，产油国首次完全掌握了控制权，并且在未与主要石油公司协商的情况下行使了它们的权力。
两天后，为了报复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和金融援助，*国家石油部长们宣布，每个月减产5％，直到他们的目标实现，并且“美国的石油供应量将会遭到最大幅度的削减”。他们的目标是：“每个当事国都将坚定地实施这种累进式的减产，最终完全中断对美国的石油供应。”
这发生在尼克松总统宣布对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之后。沙特和其他*国家则以完全禁止所有油船驶往美国进行报复。这时，世界石油市场陷入了混乱，并且石油价格无疑在急剧攀升。石油首次被当作了一种武器。
巧合的是，在赎罪日战争和石油危机期间，尼克松总统也陷入了水门丑闻。在美国的历史上，美国的外交政策首次被分配给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他同时也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使一些人认为，基辛格为了伦敦和纽约英美利益集团的利益策划了石油危机。
赎罪日战争与石油恐慌（2）
据《百年战争》（A Century of War）一书的作者威廉?恩达尔（William Engdahl）说： “赎罪日战争”并不是错误估算、失误或*人决定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的简单结果。华盛顿和伦敦利用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建立的强大的秘密外交途径，策划了十月战争（即赎罪日战争）爆发前后的所有事件。通过与以色列驻美大使辛卡?狄尼兹（Simcha Dinitz）的密切关系，基辛格有效地控制了以色列的政策反应。此外，基辛格还建立了与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的渠道。他的方法不过是向双方错误传递另一方的关键内容，确保战争的爆发和*人随后的石油禁运。
多么令人惊讶的指控！恩达尔先生还声称，基辛格还通过他作为尼克松总统“情报沙皇”的地位压制了情报机构。“赎罪日战争及其结果，即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早已在华盛顿按照5个月前——即战争爆发前6个月左右的时候——比尔德堡会议协商的精确路线策划好了。”
比尔德堡集团(Bilderberg Group)是一个由西方世界的商业精英、政治掮客、银行家和战略思想家组成的精英俱乐部，这些人“一直被指责在幕后操控直接的命运”。②在1973年5月的比尔德堡会议上，美国政府和产业界的石油顾问沃尔特?利维（Walter Levy）先生预测石油价格将会上升400％。这次会议的目标是如何使石油价格飙升后的美元重新周转。按照恩达尔的说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大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伦敦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以及布热津斯基之类的战略思想家。
恩达尔进一步断言：当年5月，比尔德堡集团周围的权势人物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即对世界的工业增长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以便使权力均衡重新倾向于英美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元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动用他们最宝贵的武器——对世界石油流动的控制。比尔德堡集团的政策是引发一次全球性的石油禁运，从而迫使世界石油价格急剧上涨。
恩达尔之所以相信这种“阴谋理论”，是因为伊朗国王在1974年1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上迫切要求石油价格上涨一倍，达到每桶美元。在这之前，伊朗国王就在仅仅几个月前还反对油价上涨到每桶美元，因为担心这会迫使西方工业设备价格的上涨。恩达尔认为，伊朗国王“曾被基辛格秘密地强迫实现这一要求”。他的证据是：就像比尔德堡会议所预测的那样，石油价格从平均每桶美元增至每桶美元，上涨了600％。
1973年的石油动荡对西方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通货膨胀、企业破产和失业全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并且第三世界石油进口国人民的贫困进一步加剧。然而，石油价格的剧涨却有利于西方的大石油公司。高油价首次证明了对北海油田的大量投资是正确的。伦敦和纽约的跨国银行也从以美元支付的高油价中获利颇丰。现在，这些石油美元又重新回流到了跨国银行。
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使如此巨大的额外收入重新流回到美国。在殖民地时代，使用外国的控制、武力和国际矿业卡特尔，就可以解决由于发展中国家原材料出口所产生的贸易盈余问题。“既然这些道路已经关闭，就必须更加巧妙地对付欧佩克。”
华盛顿的新策略是：只要欧佩克国家把这些额外的石油美元通过购买美国的国债或存入跨国银行回流到美国，就允许欧佩克国家管理自己的贸易盈余。“关键在于不为石油出口国的国际储蓄提供任何安全的价值储存地”，因为随着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通货膨胀将会减少这样一种债务的购买力。
在石油动荡之后，石油出口国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欧洲、日本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出现贸易盈余。“财政部长西蒙前往中东，劝诱*国家购买美国的国债。他还试图阻止欧佩克的贸易支付盈余用于其他的任何用途。”
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说：“只要欧佩克国家被说服以美国国债的形式来持有它们的石油美元，而不是将其投资于生产来现代化本国的经济或者投资于外国产业的所有权，世界石油价格的水平就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赎罪日战争以及石油回流和美国对以色列军事支持的后果也使美国进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时期。正如一位*发言人所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以色列总理拉宾请求美国提供5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西蒙却前往*世界，并且泰然自若地要求*人投资美国100亿美元——以便帮助美国能够为以色列提供援助。”
赎罪日是犹太历中最重要的日子，因为犹太人在这一天将完全脱离尘俗世界进行全心全意的沉思、忏悔和祈祷。埃及和叙利亚的领导人共同密谋在1973年10月6日即赎罪日当天对以色列发动一场突袭。在之前两次出席战争动员大会的时候，埃及总统萨达特都设下了骗局，因而引起了以色列相当大的反应。以色列参谋长公开批评这样一些无济于事的动员。更糟糕的是，华盛顿和特拉维夫对可靠的情报敷衍了事，从而使以色列在袭击的初期全无准备。这使埃及和叙利亚获得了最初的胜利，取得了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的第一次胜利。
对于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所需要的弹药量，以色列人也作出了错误的估算。不过，在激战两天之后，以色列人断定，自己有可能被拥有大量苏联装备的*军队打败。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告诉美国总统尼克松，如果美国不马上施以援手，以色列将会灭亡。与此同时，苏联加紧补充叙利亚和埃及的装备，直接挑战尼克松关于一种苏联装备的军队决不会打败美国军队的声称。然而，这使尼克松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它在这场冲突中想避免出现在以色列一边。
此外，在给尼克松总统的私人信件中，四大石油公司的主席警告说，如果美国增加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人有可能进行报复，并且有可能出现石油危机。支持以色列将会对美国在中东的地位造成严重的后果。他们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整个地位将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因为日本人、欧洲人或许还有俄罗斯人将会把美国人排挤出中东地区。这既会损害我们的经济，也会损害我们的安全。”
中东的局势对以色列来说非常严峻和危险，因为它的军需品即将消耗殆尽。尼克松政府决定由美国空军向以色列提供紧急供应。为了维护在以色列—*冲突中的中立性，美国政府下令所有军需品都必须在夜色的掩护下运抵以色列。但是，侧风和其他的气候条件拖延了美国C-5A运输机的起飞时间，导致它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着陆在以色列。结果，美国暴露了它在中东的真正立场，从而被*人视为以色列的坚定盟友和主要支持者。
10月10日，海湾的产油国在科威特城举行了会议，并且宣布它们将把石油价格提高70％，即增至美元每桶。在石油定价史上，产油国首次完全掌握了控制权，并且在未与主要石油公司协商的情况下行使了它们的权力。
两天后，为了报复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和金融援助，*国家石油部长们宣布，每个月减产5％，直到他们的目标实现，并且“美国的石油供应量将会遭到最大幅度的削减”。他们的目标是：“每个当事国都将坚定地实施这种累进式的减产，最终完全中断对美国的石油供应。”
这发生在尼克松总统宣布对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之后。沙特和其他*国家则以完全禁止所有油船驶往美国进行报复。这时，世界石油市场陷入了混乱，并且石油价格无疑在急剧攀升。石油首次被当作了一种武器。
巧合的是，在赎罪日战争和石油危机期间，尼克松总统也陷入了水门丑闻。在美国的历史上，美国的外交政策首次被分配给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他同时也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使一些人认为，基辛格为了伦敦和纽约英美利益集团的利益策划了石油危机。
赎罪日战争与石油恐慌（2）
据《百年战争》（A Century of War）一书的作者威廉?恩达尔（William Engdahl）说： “赎罪日战争”并不是错误估算、失误或*人决定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的简单结果。华盛顿和伦敦利用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建立的强大的秘密外交途径，策划了十月战争（即赎罪日战争）爆发前后的所有事件。通过与以色列驻美大使辛卡?狄尼兹（Simcha Dinitz）的密切关系，基辛格有效地控制了以色列的政策反应。此外，基辛格还建立了与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的渠道。他的方法不过是向双方错误传递另一方的关键内容，确保战争的爆发和*人随后的石油禁运。
多么令人惊讶的指控！恩达尔先生还声称，基辛格还通过他作为尼克松总统“情报沙皇”的地位压制了情报机构。“赎罪日战争及其结果，即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早已在华盛顿按照5个月前——即战争爆发前6个月左右的时候——比尔德堡会议协商的精确路线策划好了。”
比尔德堡集团(Bilderberg Group)是一个由西方世界的商业精英、政治掮客、银行家和战略思想家组成的精英俱乐部，这些人“一直被指责在幕后操控直接的命运”。②在1973年5月的比尔德堡会议上，美国政府和产业界的石油顾问沃尔特?利维（Walter Levy）先生预测石油价格将会上升400％。这次会议的目标是如何使石油价格飙升后的美元重新周转。按照恩达尔的说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大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伦敦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以及布热津斯基之类的战略思想家。
恩达尔进一步断言：当年5月，比尔德堡集团周围的权势人物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即对世界的工业增长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以便使权力均衡重新倾向于英美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元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动用他们最宝贵的武器——对世界石油流动的控制。比尔德堡集团的政策是引发一次全球性的石油禁运，从而迫使世界石油价格急剧上涨。
恩达尔之所以相信这种“阴谋理论”，是因为伊朗国王在1974年1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上迫切要求石油价格上涨一倍，达到每桶美元。在这之前，伊朗国王就在仅仅几个月前还反对油价上涨到每桶美元，因为担心这会迫使西方工业设备价格的上涨。恩达尔认为，伊朗国王“曾被基辛格秘密地强迫实现这一要求”。他的证据是：就像比尔德堡会议所预测的那样，石油价格从平均每桶美元增至每桶美元，上涨了600％。
1973年的石油动荡对西方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通货膨胀、企业破产和失业全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并且第三世界石油进口国人民的贫困进一步加剧。然而，石油价格的剧涨却有利于西方的大石油公司。高油价首次证明了对北海油田的大量投资是正确的。伦敦和纽约的跨国银行也从以美元支付的高油价中获利颇丰。现在，这些石油美元又重新回流到了跨国银行。
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使如此巨大的额外收入重新流回到美国。在殖民地时代，使用外国的控制、武力和国际矿业卡特尔，就可以解决由于发展中国家原材料出口所产生的贸易盈余问题。“既然这些道路已经关闭，就必须更加巧妙地对付欧佩克。”
华盛顿的新策略是：只要欧佩克国家把这些额外的石油美元通过购买美国的国债或存入跨国银行回流到美国，就允许欧佩克国家管理自己的贸易盈余。“关键在于不为石油出口国的国际储蓄提供任何安全的价值储存地”，因为随着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通货膨胀将会减少这样一种债务的购买力。
在石油动荡之后，石油出口国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欧洲、日本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出现贸易盈余。“财政部长西蒙前往中东，劝诱*国家购买美国的国债。他还试图阻止欧佩克的贸易支付盈余用于其他的任何用途。”
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说：“只要欧佩克国家被说服以美国国债的形式来持有它们的石油美元，而不是将其投资于生产来现代化本国的经济或者投资于外国产业的所有权，世界石油价格的水平就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赎罪日战争以及石油回流和美国对以色列军事支持的后果也使美国进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时期。正如一位*发言人所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以色列总理拉宾请求美国提供5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西蒙却前往*世界，并且泰然自若地要求*人投资美国100亿美元——以便帮助美国能够为以色列提供援助。”
7楼
南斯拉夫瓦解（1）
在冷战的岁月里，对杜鲁门政府及其反国际共产主义的盟友来说，1948年最终被证明是一个多事之秋。在亚洲，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东北——满洲——和东部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必然会占领国家的经济要塞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且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也必然会灭亡。不久，“失去中国”的喊声将会响彻国会，从而使美国政府陷入窘境。然而，南斯拉夫由于严重偏离正统政策而被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除或多或少地缓解了东方的坏消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一个由斯大林所掌控的苏联阵营组织。南斯拉夫被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除的消息让杜鲁门政府大吃一惊，因为这首次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磐石由于挑战斯大林的权威而出现了裂缝。此外，铁托对斯大林的蔑视表明中国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也会出现类似的可能：中国的毛泽东将会成为新的铁托。美国处理对华事务的高级官员——包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内——竭力主张，美国政府应该试图加剧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歧。他们认为，铁托的背叛是美国分裂中国和苏联的“绝佳机会”。事实上，自从铁托在1948年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来，美国的决策者关注的一直是努力制造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分裂。
就铁托本人来说，他为了获得金融和军事上的援助而与西方培养了良好的关系。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首次尝试了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改革包括把所有国有企业以社会所有制的形式转交给工人和共产党退出对企业的政治经济参与。
此外，南斯拉夫成为关贸总协定（GATT）的成员国之一，并且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贷款。
因此，抛弃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再加上一定数量的外国投资和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行为，彻底改变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自力更生的特点，并且为后一代人播下了南斯拉夫联邦灾难性瓦解的种子。对美国来说，铁托对共产主义阵营的背叛再次提供了一个挑战苏联领导地位的有利机会。为了支持铁托，杜鲁门总统逐步地要求国会增加对南斯拉夫的金融援助，因为这会“有助于维护北大西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且“北大西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对美国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
以后的历届政府尤其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维持了这种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宣称，美国将会“击退”铁幕，并把东欧“被监禁的人民”解放出来。
到这时，美国已经向南斯拉夫提供了1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按照杜勒斯的观点，南斯拉夫应该成为“苏联卫星政权的永久暗示，充当那些政权和苏联领导人的压力点。”
由于西方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南斯拉夫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南斯拉夫GDP的平均增长率达到。南斯拉夫被称为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因为其住房、医疗、教育和儿童保育都是免费的，人口识字率达到91％，并且人均寿命达到72岁。“公民人均收入每年达到3000美元（按照1980年的美元价格），每个月都有一次带薪休假，并且如果需要的话每年还有产假。对工人的尊重是政府和社会的核心关切。”
南斯拉夫瓦解（2）
不幸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石油动荡和美元回流改变了南斯拉夫的经济状况。汉华银行(Manufacturers Hanover)制定的借款方案使所有发展中国家以高于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LIBOR）的特别价格进行借贷。尽管这是一个有利的银行同业拆放利率，但它随着纽约和伦敦的短期利率波动。由于1979年6月撒切尔政府和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1980年利率突然从7％增至20％。这种前所未有的高利率导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陷入低迷，进而使墨西哥和南斯拉夫等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价格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出口收入的下降加上高昂的债务服务成本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
在铁托与斯大林决裂的四十多年里，美国和西方一直向南斯拉夫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南斯拉夫也一直被视为*产主义的基地。然而，由于苏联帝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解体，华盛顿也改变了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如今，华盛顿不再关心南斯拉夫的发展模式，并且也不再需要一个反苏的缓冲国。南斯拉夫即成为拆解的对象。威廉?恩达尔指出：早在苏联成为美国造的经济“休克疗法”的对象之前，巴尔干地区就已经成为美国干涉的猎物。破坏南斯拉夫经济模式的重要意义是美国早期关注南斯拉夫的主要原因。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势的变化，由于中亚在潜在石油来源上的战略地位，南斯拉夫对美国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在铁托去世后不久，国际债权人就马上对南斯拉夫经济进行了第一轮的重组。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增长的放慢、外债的增长、货币的贬值和高位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南斯拉夫人民平均生活水平的下降。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由于南斯拉夫的经济慢慢步入低迷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一步开出了许多令人痛苦的经济处方”。结果，南斯拉夫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多年来一直维持负增长。
此外，经济重组协定“也进一步削弱了南斯拉夫联邦的各种制度，导致贝尔格莱德同各共和国政府和自治省之间的政治分裂”。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企业被拆解和私有化，并且外国资本也被允许投资南斯拉夫的企业以及银行、保险和服务部门。外国资本以非常低的账面价格和贬值的当地货币购买了南斯拉夫的大部分企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改革要求冻结工业部门的债务，导致商业部门的大面积破产，从而使债权人可以把它们的贷款变成控股股份。在破产的过程中，工人在没有得到任何解雇金的情况下被解雇。“由于企业的破产，失业四处蔓延，导致人民中间出现了绝望和无助的氛围。”
由于贸易规则的自由化和国内工业的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的进口商品如同洪水般涌入南斯拉夫的国内市场。这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债务负担，并且“加速了国内生产商在国内市场上被取代和排挤的速度”。
1990年开始的“休克疗法”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并且实际工资在6个月内下降了41％。联邦政府削减了社会项目，也消除了对各个共和国的转移支付。这些措施“引发了由于经济因素和民族分裂而产生的分离主义趋势，实际上造成了各个共和国事实上的独立”。
到1990年，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即将来临。在弗拉尼奥?图季曼领导下，由于得到了德国的强大支持，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德国在它的盟友中寻求放手干的权力，‘以便追求对整个中欧的支配’”。
随着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冻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南斯拉夫所有信贷的法律，南斯拉夫的解体变成了既成事实。美国的这项法律规定，南斯拉夫“只有在支持独立的选举程序和选举之后，各个共和国才能继续获得任何进一步的援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同斯大林在共产主义的不同道路上发生争论之后，正是铁托接受了最终导致南斯拉夫灭亡的西方贷款。这种行为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贫困、种族冲突和不必要的流血死亡，最终造成了国家的消亡。南斯拉夫的灭亡并不是通过军事手段，而纯粹是通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实施的金融操控和国际基金组织的议程。
在冷战的岁月里，对杜鲁门政府及其反国际共产主义的盟友来说，1948年最终被证明是一个多事之秋。在亚洲，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东北——满洲——和东部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必然会占领国家的经济要塞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且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也必然会灭亡。不久，“失去中国”的喊声将会响彻国会，从而使美国政府陷入窘境。然而，南斯拉夫由于严重偏离正统政策而被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除或多或少地缓解了东方的坏消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一个由斯大林所掌控的苏联阵营组织。南斯拉夫被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除的消息让杜鲁门政府大吃一惊，因为这首次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磐石由于挑战斯大林的权威而出现了裂缝。此外，铁托对斯大林的蔑视表明中国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也会出现类似的可能：中国的毛泽东将会成为新的铁托。美国处理对华事务的高级官员——包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内——竭力主张，美国政府应该试图加剧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歧。他们认为，铁托的背叛是美国分裂中国和苏联的“绝佳机会”。事实上，自从铁托在1948年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来，美国的决策者关注的一直是努力制造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分裂。
就铁托本人来说，他为了获得金融和军事上的援助而与西方培养了良好的关系。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首次尝试了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改革包括把所有国有企业以社会所有制的形式转交给工人和共产党退出对企业的政治经济参与。
此外，南斯拉夫成为关贸总协定（GATT）的成员国之一，并且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贷款。
因此，抛弃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再加上一定数量的外国投资和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行为，彻底改变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自力更生的特点，并且为后一代人播下了南斯拉夫联邦灾难性瓦解的种子。对美国来说，铁托对共产主义阵营的背叛再次提供了一个挑战苏联领导地位的有利机会。为了支持铁托，杜鲁门总统逐步地要求国会增加对南斯拉夫的金融援助，因为这会“有助于维护北大西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且“北大西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对美国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
以后的历届政府尤其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维持了这种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宣称，美国将会“击退”铁幕，并把东欧“被监禁的人民”解放出来。
到这时，美国已经向南斯拉夫提供了1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按照杜勒斯的观点，南斯拉夫应该成为“苏联卫星政权的永久暗示，充当那些政权和苏联领导人的压力点。”
由于西方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南斯拉夫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南斯拉夫GDP的平均增长率达到。南斯拉夫被称为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因为其住房、医疗、教育和儿童保育都是免费的，人口识字率达到91％，并且人均寿命达到72岁。“公民人均收入每年达到3000美元（按照1980年的美元价格），每个月都有一次带薪休假，并且如果需要的话每年还有产假。对工人的尊重是政府和社会的核心关切。”
南斯拉夫瓦解（2）
不幸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石油动荡和美元回流改变了南斯拉夫的经济状况。汉华银行(Manufacturers Hanover)制定的借款方案使所有发展中国家以高于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LIBOR）的特别价格进行借贷。尽管这是一个有利的银行同业拆放利率，但它随着纽约和伦敦的短期利率波动。由于1979年6月撒切尔政府和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1980年利率突然从7％增至20％。这种前所未有的高利率导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陷入低迷，进而使墨西哥和南斯拉夫等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价格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出口收入的下降加上高昂的债务服务成本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
在铁托与斯大林决裂的四十多年里，美国和西方一直向南斯拉夫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南斯拉夫也一直被视为*产主义的基地。然而，由于苏联帝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解体，华盛顿也改变了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如今，华盛顿不再关心南斯拉夫的发展模式，并且也不再需要一个反苏的缓冲国。南斯拉夫即成为拆解的对象。威廉?恩达尔指出：早在苏联成为美国造的经济“休克疗法”的对象之前，巴尔干地区就已经成为美国干涉的猎物。破坏南斯拉夫经济模式的重要意义是美国早期关注南斯拉夫的主要原因。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势的变化，由于中亚在潜在石油来源上的战略地位，南斯拉夫对美国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在铁托去世后不久，国际债权人就马上对南斯拉夫经济进行了第一轮的重组。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增长的放慢、外债的增长、货币的贬值和高位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南斯拉夫人民平均生活水平的下降。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由于南斯拉夫的经济慢慢步入低迷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一步开出了许多令人痛苦的经济处方”。结果，南斯拉夫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多年来一直维持负增长。
此外，经济重组协定“也进一步削弱了南斯拉夫联邦的各种制度，导致贝尔格莱德同各共和国政府和自治省之间的政治分裂”。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企业被拆解和私有化，并且外国资本也被允许投资南斯拉夫的企业以及银行、保险和服务部门。外国资本以非常低的账面价格和贬值的当地货币购买了南斯拉夫的大部分企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改革要求冻结工业部门的债务，导致商业部门的大面积破产，从而使债权人可以把它们的贷款变成控股股份。在破产的过程中，工人在没有得到任何解雇金的情况下被解雇。“由于企业的破产，失业四处蔓延，导致人民中间出现了绝望和无助的氛围。”
由于贸易规则的自由化和国内工业的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的进口商品如同洪水般涌入南斯拉夫的国内市场。这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债务负担，并且“加速了国内生产商在国内市场上被取代和排挤的速度”。
1990年开始的“休克疗法”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并且实际工资在6个月内下降了41％。联邦政府削减了社会项目，也消除了对各个共和国的转移支付。这些措施“引发了由于经济因素和民族分裂而产生的分离主义趋势，实际上造成了各个共和国事实上的独立”。
到1990年，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即将来临。在弗拉尼奥?图季曼领导下，由于得到了德国的强大支持，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德国在它的盟友中寻求放手干的权力，‘以便追求对整个中欧的支配’”。
随着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冻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南斯拉夫所有信贷的法律，南斯拉夫的解体变成了既成事实。美国的这项法律规定，南斯拉夫“只有在支持独立的选举程序和选举之后，各个共和国才能继续获得任何进一步的援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同斯大林在共产主义的不同道路上发生争论之后，正是铁托接受了最终导致南斯拉夫灭亡的西方贷款。这种行为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贫困、种族冲突和不必要的流血死亡，最终造成了国家的消亡。南斯拉夫的灭亡并不是通过军事手段，而纯粹是通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实施的金融操控和国际基金组织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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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苏联解体（1）
1991年4月25日，在一份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提供的研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非常准确地预测说：“*产主义的力量正在瓦解苏联帝国及其统治体系。”这份研究特别提到了鲍里斯?叶利钦的重要性，并且预测说，他将会成为俄罗斯第一位*选举的领导人，而且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等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力量将对苏联的完整性造成最大的威胁。
诚然，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民族关系的紧张已经大大加剧。为了挽救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项“新联盟条约”，把苏联改变成一个更弱的联邦国家，仅仅拥有共同的总统、外交政策和军事。但是，就在1991年8月20日签署新条约之前的一天，戈尔巴乔夫的副总统和少数最有权力的部长发动了政变，而戈尔巴乔夫正在外出度假。政变的目标是阻止实施新条约。在政变者看来，新条约将会导致苏联的瓦解。在政变失败后，爱沙尼亚、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立即宣布独立。12月8日，白俄罗斯同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签署了被称为“明斯克协定”的文件。这份协定宣布了苏联的解体和独立国家联合体（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ce States）的成立。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苏联制度的最大破坏者正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尤其是他的改革和政策，“这些力量可能毁灭而不是拯救了苏联”。这些文件继续说道：“尽管世界大多数国家仍然把戈尔巴乔夫视为奇迹制造者，但（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却把他描绘成魔法师的徒弟。”
然而，把苏联的解体直接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可能并不完全正确或公平。按照前苏联学者科亚曼（Kojaman）的观点，苏联帝国的真正垮台发生在1953年3月5日，即斯大林去世或被谋杀的日子。从那一天开始，苏联转而变成了一个“按照资本主义规律”为资本家阶级“获取最大利润”的国家。统治精英们把国家的全部财富窃取为自己私人支配的东西。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新的统治者印刷了过多的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和黑市的形成。
在农业上，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把拖拉机站所有的机械卖给了私人，因而破坏了集体农业制度。在工业上，工厂被卖给了它们的工人，直接导致了它们被外国资本所收购。
“在政治上，这些在1953年后始于赫鲁晓夫的新领导人把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修正主义的政党。在国际上，他们通过贿赂和改变真诚的*主义领导人来腐蚀各国的共产党。他们破坏了世界共产主义的团结，还支持世界上所有反动的统治者和阻止任何共产党盟友领导任何真正革命的运动。他们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武器贩子之一。”
因此，通过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性质，赫鲁晓夫及其同志播下了苏联灭亡的种子。与此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苏论战期间，中国的领导人以同样的方式批评赫鲁晓夫的苏联，让赫鲁晓夫及其同事深感尴尬：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苏联解体（2）
由于苏联社会中的这种氛围，苏联社会的道德水平也变得非常低。还有指责说那些统治者不关心苏联人民的需要，并且人民的生活水平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同时，官僚阶层急剧膨胀，因为共产党的精英拥有庞大的度假别墅和特权。
在财政上，苏联多年来一直出现巨大的预算赤字。1989年8月，最高苏维埃第一次披露了这一状况。由于巨额补贴和管理不善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几乎占年度预算的四分之一。由于不重视农业部门，苏联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就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这进一步导致了财政状况的恶化。
由于军备竞赛，苏联的民用技术研发也失去了与西方的竞争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忽视基础研究和把国防部门置于优先地位的结果；军工联合体占到苏联工业产出的70％。④ 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苏联经济几乎已经出现了负的GDP增长。因而，戈尔巴乔夫决定实施他的“改革”计划，希望重组和改革苏联国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经济效率与增加消费品的生产。改革计划要求发展服务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发展核能生产。然而，这些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因而，戈尔巴乔夫失去了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信任。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其他改革计划也充满了争议，并且代价很高。他的禁酒运动破坏了酿酒工业。因为关闭了酒厂和葡萄园，国家失去了上百亿卢布的税收收入，但酒鬼的数量却不断增加，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这项计划的社会成本。
石油价格的下跌、切尔诺贝利事件、阿富汗战争和同美国的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了苏联政府的财政困难。
戈尔巴乔夫再次诉诸赤字财政，给苏联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并且人民有钱却买不到任何东西。
为了实施改革，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把资源从军事部门转移到民用部门。对军事预算的这些限制使他暂时冻结了中程导弹在欧洲的部署。此外，让里根的顾问们深感惊讶的是，在冰岛同里根总统举行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很乐于接受美国所提出的单方面裁军建议。
在苏联解体之后，里根总统和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支持者都希望把促使苏联灭亡的贡献归功到自己的头上。里根的支持者希望公众相信，正是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诱使苏联陷入了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另一方面，布热津斯基声称，在卡特总统签署中央情报局加入阿富汗的命令六个月之后，苏联人对阿富汗发动了军事进攻，导致了一场抽干苏联财政资金的越战式的战争。
然而，道格拉斯?雷诺兹（Douglas Reynolds）指出：“苏联的垮台并不像许多保守派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是因为里根总统在军事上加强冷战或苏联经济管理的不善。”相反，这是石油危机的结果。雷诺兹教授提供的数据表明，在1987年至1997年间，苏联的石油产量下降了43％，从而给苏联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③上述因素加上经济欠佳、两极分化加剧和共产党精英滥用特权强化了民族主义以及对执政党和莫斯科的普遍怨恨情绪。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苏联和苏共的解体。
1991年4月25日，在一份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提供的研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非常准确地预测说：“*产主义的力量正在瓦解苏联帝国及其统治体系。”这份研究特别提到了鲍里斯?叶利钦的重要性，并且预测说，他将会成为俄罗斯第一位*选举的领导人，而且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等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力量将对苏联的完整性造成最大的威胁。
诚然，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民族关系的紧张已经大大加剧。为了挽救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项“新联盟条约”，把苏联改变成一个更弱的联邦国家，仅仅拥有共同的总统、外交政策和军事。但是，就在1991年8月20日签署新条约之前的一天，戈尔巴乔夫的副总统和少数最有权力的部长发动了政变，而戈尔巴乔夫正在外出度假。政变的目标是阻止实施新条约。在政变者看来，新条约将会导致苏联的瓦解。在政变失败后，爱沙尼亚、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立即宣布独立。12月8日，白俄罗斯同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签署了被称为“明斯克协定”的文件。这份协定宣布了苏联的解体和独立国家联合体（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ce States）的成立。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苏联制度的最大破坏者正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尤其是他的改革和政策，“这些力量可能毁灭而不是拯救了苏联”。这些文件继续说道：“尽管世界大多数国家仍然把戈尔巴乔夫视为奇迹制造者，但（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却把他描绘成魔法师的徒弟。”
然而，把苏联的解体直接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可能并不完全正确或公平。按照前苏联学者科亚曼（Kojaman）的观点，苏联帝国的真正垮台发生在1953年3月5日，即斯大林去世或被谋杀的日子。从那一天开始，苏联转而变成了一个“按照资本主义规律”为资本家阶级“获取最大利润”的国家。统治精英们把国家的全部财富窃取为自己私人支配的东西。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新的统治者印刷了过多的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和黑市的形成。
在农业上，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把拖拉机站所有的机械卖给了私人，因而破坏了集体农业制度。在工业上，工厂被卖给了它们的工人，直接导致了它们被外国资本所收购。
“在政治上，这些在1953年后始于赫鲁晓夫的新领导人把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修正主义的政党。在国际上，他们通过贿赂和改变真诚的*主义领导人来腐蚀各国的共产党。他们破坏了世界共产主义的团结，还支持世界上所有反动的统治者和阻止任何共产党盟友领导任何真正革命的运动。他们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武器贩子之一。”
因此，通过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性质，赫鲁晓夫及其同志播下了苏联灭亡的种子。与此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苏论战期间，中国的领导人以同样的方式批评赫鲁晓夫的苏联，让赫鲁晓夫及其同事深感尴尬：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苏联解体（2）
由于苏联社会中的这种氛围，苏联社会的道德水平也变得非常低。还有指责说那些统治者不关心苏联人民的需要，并且人民的生活水平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同时，官僚阶层急剧膨胀，因为共产党的精英拥有庞大的度假别墅和特权。
在财政上，苏联多年来一直出现巨大的预算赤字。1989年8月，最高苏维埃第一次披露了这一状况。由于巨额补贴和管理不善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几乎占年度预算的四分之一。由于不重视农业部门，苏联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就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这进一步导致了财政状况的恶化。
由于军备竞赛，苏联的民用技术研发也失去了与西方的竞争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忽视基础研究和把国防部门置于优先地位的结果；军工联合体占到苏联工业产出的70％。④ 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苏联经济几乎已经出现了负的GDP增长。因而，戈尔巴乔夫决定实施他的“改革”计划，希望重组和改革苏联国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经济效率与增加消费品的生产。改革计划要求发展服务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发展核能生产。然而，这些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因而，戈尔巴乔夫失去了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信任。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其他改革计划也充满了争议，并且代价很高。他的禁酒运动破坏了酿酒工业。因为关闭了酒厂和葡萄园，国家失去了上百亿卢布的税收收入，但酒鬼的数量却不断增加，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这项计划的社会成本。
石油价格的下跌、切尔诺贝利事件、阿富汗战争和同美国的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了苏联政府的财政困难。
戈尔巴乔夫再次诉诸赤字财政，给苏联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并且人民有钱却买不到任何东西。
为了实施改革，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把资源从军事部门转移到民用部门。对军事预算的这些限制使他暂时冻结了中程导弹在欧洲的部署。此外，让里根的顾问们深感惊讶的是，在冰岛同里根总统举行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很乐于接受美国所提出的单方面裁军建议。
在苏联解体之后，里根总统和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支持者都希望把促使苏联灭亡的贡献归功到自己的头上。里根的支持者希望公众相信，正是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诱使苏联陷入了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另一方面，布热津斯基声称，在卡特总统签署中央情报局加入阿富汗的命令六个月之后，苏联人对阿富汗发动了军事进攻，导致了一场抽干苏联财政资金的越战式的战争。
然而，道格拉斯?雷诺兹（Douglas Reynolds）指出：“苏联的垮台并不像许多保守派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是因为里根总统在军事上加强冷战或苏联经济管理的不善。”相反，这是石油危机的结果。雷诺兹教授提供的数据表明，在1987年至1997年间，苏联的石油产量下降了43％，从而给苏联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③上述因素加上经济欠佳、两极分化加剧和共产党精英滥用特权强化了民族主义以及对执政党和莫斯科的普遍怨恨情绪。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苏联和苏共的解体。
9楼
俄罗斯、美国和新冷战（1）
斯蒂芬?F?科恩是美国一流的俄罗斯专家，也是纽约大学俄罗斯学教授。他认为，在过去15年里，华盛顿三届不同的美国政府已经对俄罗斯发动了未公开的冷战。在《国家》杂志的封面文章中，科恩声称，华盛顿自1991年以来对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实施了两种不同的政策。表面上，美国向俄罗斯公开示好，并为其提供经济援助。两国政府首脑定期召开会议，营造“战略伙伴”的公开形象。但是，正如科恩所讲的那样，真正的政策“非常不同──对1991年后孱弱的俄罗斯无情地进行赢者通吃式的剥削”。与此同时，美国背信弃义，发表盛气凌人的演讲，要求单方面的让步。这比华盛顿对共产主义苏联的手段更具有侵略性和不妥协性。
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在友谊和伙伴的外表下，美国无耻地干涉俄罗斯内政。在克林顿高层官员和哈佛学者们发明的“休克疗法”经济政策的误导下，俄罗斯经历了“俄罗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萧条”，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陷入贫困。在美国支持下，国有资产被私有化，实际上被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人偷窃一空。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一半，资本投资下降了80%。死亡率飞涨。俄罗斯的人均寿命缩短，实际上人口每年减少70万或更多。俄罗斯的公共健康情况仍然处于危机之中，诸如艾滋病这样的疾病已经发展成为流行病。
在政治上，车臣分裂分子对整个国家构成了威胁。颠覆俄罗斯选举的议会和宪法法院，强加另外一部宪法，选举舞弊，这些使西方式的*背负了恶名。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解体、官员的*以及猖獗的犯罪活动。贫富差距的加大、公众对私有化合法性的不承认和宝贵的国有资产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这些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定时炸弹，至今仍然在俄罗斯滴答响个不停。克林顿政府的另一项不明智决定就是坚持把北约扩展到俄罗斯边界,完全违背了老布什政府以前做出的承诺。这一行为加深了俄罗斯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和怀疑。小布什政府进一步加深了俄罗斯的忧虑感、不安全感和背叛感。2002年，美国单方面撤出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以推动导弹防御计划的完成。随着导弹防御体系的完成，美国希望能够发起第一轮核打击而不遭受惩罚。随后，它迫使俄罗斯签署一项“削减核武器计划”，允许发展新的核武器，造成核武器实际上并未减少的状况。在由颇有影响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行的著名杂志《外交》上，有一篇文章暗示，美国目前有能力摧毁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核武器。这种核打击前景让俄罗斯人不寒而栗。
美国还否认俄罗斯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合法的国家利益。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干涉俄罗斯内政。不断地有人呼吁美国应该发动“颜色革命”推翻普京，就像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那样。正如科恩先生恰当指出的那样：因此，尽管主流社论不断地称俄罗斯总统为恶棍、法西斯主义者和萨达姆?侯赛因，但卡内基基金会的一位华盛顿十字军战士使我们确信，普京不但软弱，而且极易进行政权更迭。
此外，俄罗斯人最为担心的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包围。华盛顿正忙于在俄罗斯周围建立军事基地，推进北约扩展到俄罗斯边界。同时，华盛顿的十字军战士开展了大规模的反俄运动，谴责俄罗斯干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内政。他们要求布什抵制2006年7月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八国峰会，美国国会也拒绝在贸易上给予俄罗斯更多优惠。甚至美国国务卿也参与进来，呼吁对俄罗斯进行政权更迭。2006年3月18日，在副总统前往立陶宛谴责俄罗斯两个月前──这是从“战略伙伴和信任的朋友”里预料不到的——《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说，布什政府的强硬派正在争取对莫斯科实行强硬的新路线。这包括一场“温和的冷战”、反莫斯科军事同盟乃至对普京政敌的公开支持。
俄罗斯、美国和新冷战（2）
3月28日，五角大楼公布了一项报告，宣称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莫斯科把美国军事行动的情报送给萨达姆。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立即驳斥这是“无稽之谈”，他还补充说：“伊拉克战争开始已有三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我猜想是因为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因此，有人想通过指出其他人来分散注意力。”
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了一份俄罗斯的“专门调查报告”，也使用了类似的腔调，把美俄关系中的诸多难题归咎于普京。这些难题包括伊朗核危机、北约、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情况和俄罗斯的国内政治。该报告拒不承认同莫斯科的伙伴关系，要求依据美国利益实行“有选择性的合作”和“有选择性的对抗”，更多地介入俄罗斯的政治进程，有权利质疑俄罗斯未来任何选举的合法性。
科恩认为，由于美国激起的改革现在受到质疑，只有5％的俄罗斯人把美国视为“朋友”。美国军事基地对俄罗斯的包围促使克里姆林宫研发新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采取更加坚定的态度，同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公开支持伊朗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反美政府。“结果是俄罗斯私下里怀疑美国的意图，而美国的决策者和媒体对此却视而不见。这些怀疑包括认为华盛顿的真正目的是控制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和核武器，并利用北约的卫星国来‘瓦解’俄罗斯，使之成为‘西方的附庸国’。”④ 科恩认为，如果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发生新的冷战，新的因素会使之比先前的冷战更加危险。这些因素包括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军事基地、北约飞机的过度飞行和俄罗斯的“被完全包围”的感觉。“然而，今天，自称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更广阔地看待它的国际权利和能力。另一方面，莫斯科比1991年前感觉更脆弱，更容易受到伤害。在这种不对称中，两个仍然全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存在着难以预见的冷战关系的可能性”。
美俄双方都存在着不满和怀疑。华盛顿感觉到被普京背叛了。莫斯科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Dmitry Suslov）认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俄罗斯*的倒退；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一触即发的地区冲突；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合作的增加。”
莫斯科也感觉到被美国欺骗了，美国背信弃义，实行经济“休克疗法”，不断要求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上的让步，抛弃《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削减核武器，而美国却发展新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布什使用核武器“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在科恩看来，莫斯科目前正在进行关于新冷战的争论，除非美国改变政策，否则新的冷战将要出现。
这让全世界都感到不安。
斯蒂芬?F?科恩是美国一流的俄罗斯专家，也是纽约大学俄罗斯学教授。他认为，在过去15年里，华盛顿三届不同的美国政府已经对俄罗斯发动了未公开的冷战。在《国家》杂志的封面文章中，科恩声称，华盛顿自1991年以来对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实施了两种不同的政策。表面上，美国向俄罗斯公开示好，并为其提供经济援助。两国政府首脑定期召开会议，营造“战略伙伴”的公开形象。但是，正如科恩所讲的那样，真正的政策“非常不同──对1991年后孱弱的俄罗斯无情地进行赢者通吃式的剥削”。与此同时，美国背信弃义，发表盛气凌人的演讲，要求单方面的让步。这比华盛顿对共产主义苏联的手段更具有侵略性和不妥协性。
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在友谊和伙伴的外表下，美国无耻地干涉俄罗斯内政。在克林顿高层官员和哈佛学者们发明的“休克疗法”经济政策的误导下，俄罗斯经历了“俄罗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萧条”，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陷入贫困。在美国支持下，国有资产被私有化，实际上被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人偷窃一空。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一半，资本投资下降了80%。死亡率飞涨。俄罗斯的人均寿命缩短，实际上人口每年减少70万或更多。俄罗斯的公共健康情况仍然处于危机之中，诸如艾滋病这样的疾病已经发展成为流行病。
在政治上，车臣分裂分子对整个国家构成了威胁。颠覆俄罗斯选举的议会和宪法法院，强加另外一部宪法，选举舞弊，这些使西方式的*背负了恶名。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解体、官员的*以及猖獗的犯罪活动。贫富差距的加大、公众对私有化合法性的不承认和宝贵的国有资产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这些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定时炸弹，至今仍然在俄罗斯滴答响个不停。克林顿政府的另一项不明智决定就是坚持把北约扩展到俄罗斯边界,完全违背了老布什政府以前做出的承诺。这一行为加深了俄罗斯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和怀疑。小布什政府进一步加深了俄罗斯的忧虑感、不安全感和背叛感。2002年，美国单方面撤出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以推动导弹防御计划的完成。随着导弹防御体系的完成，美国希望能够发起第一轮核打击而不遭受惩罚。随后，它迫使俄罗斯签署一项“削减核武器计划”，允许发展新的核武器，造成核武器实际上并未减少的状况。在由颇有影响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行的著名杂志《外交》上，有一篇文章暗示，美国目前有能力摧毁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核武器。这种核打击前景让俄罗斯人不寒而栗。
美国还否认俄罗斯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合法的国家利益。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干涉俄罗斯内政。不断地有人呼吁美国应该发动“颜色革命”推翻普京，就像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那样。正如科恩先生恰当指出的那样：因此，尽管主流社论不断地称俄罗斯总统为恶棍、法西斯主义者和萨达姆?侯赛因，但卡内基基金会的一位华盛顿十字军战士使我们确信，普京不但软弱，而且极易进行政权更迭。
此外，俄罗斯人最为担心的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包围。华盛顿正忙于在俄罗斯周围建立军事基地，推进北约扩展到俄罗斯边界。同时，华盛顿的十字军战士开展了大规模的反俄运动，谴责俄罗斯干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内政。他们要求布什抵制2006年7月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八国峰会，美国国会也拒绝在贸易上给予俄罗斯更多优惠。甚至美国国务卿也参与进来，呼吁对俄罗斯进行政权更迭。2006年3月18日，在副总统前往立陶宛谴责俄罗斯两个月前──这是从“战略伙伴和信任的朋友”里预料不到的——《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说，布什政府的强硬派正在争取对莫斯科实行强硬的新路线。这包括一场“温和的冷战”、反莫斯科军事同盟乃至对普京政敌的公开支持。
俄罗斯、美国和新冷战（2）
3月28日，五角大楼公布了一项报告，宣称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莫斯科把美国军事行动的情报送给萨达姆。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立即驳斥这是“无稽之谈”，他还补充说：“伊拉克战争开始已有三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我猜想是因为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因此，有人想通过指出其他人来分散注意力。”
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了一份俄罗斯的“专门调查报告”，也使用了类似的腔调，把美俄关系中的诸多难题归咎于普京。这些难题包括伊朗核危机、北约、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情况和俄罗斯的国内政治。该报告拒不承认同莫斯科的伙伴关系，要求依据美国利益实行“有选择性的合作”和“有选择性的对抗”，更多地介入俄罗斯的政治进程，有权利质疑俄罗斯未来任何选举的合法性。
科恩认为，由于美国激起的改革现在受到质疑，只有5％的俄罗斯人把美国视为“朋友”。美国军事基地对俄罗斯的包围促使克里姆林宫研发新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采取更加坚定的态度，同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公开支持伊朗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反美政府。“结果是俄罗斯私下里怀疑美国的意图，而美国的决策者和媒体对此却视而不见。这些怀疑包括认为华盛顿的真正目的是控制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和核武器，并利用北约的卫星国来‘瓦解’俄罗斯，使之成为‘西方的附庸国’。”④ 科恩认为，如果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发生新的冷战，新的因素会使之比先前的冷战更加危险。这些因素包括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军事基地、北约飞机的过度飞行和俄罗斯的“被完全包围”的感觉。“然而，今天，自称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更广阔地看待它的国际权利和能力。另一方面，莫斯科比1991年前感觉更脆弱，更容易受到伤害。在这种不对称中，两个仍然全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存在着难以预见的冷战关系的可能性”。
美俄双方都存在着不满和怀疑。华盛顿感觉到被普京背叛了。莫斯科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Dmitry Suslov）认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俄罗斯*的倒退；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一触即发的地区冲突；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合作的增加。”
莫斯科也感觉到被美国欺骗了，美国背信弃义，实行经济“休克疗法”，不断要求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上的让步，抛弃《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削减核武器，而美国却发展新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布什使用核武器“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在科恩看来，莫斯科目前正在进行关于新冷战的争论，除非美国改变政策，否则新的冷战将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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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教训（1）
随着在伊拉克战争中伤亡人数的增加，暴力行为加剧，美国仍然没有找到抽身战略。关于这场冲突，美国人民对布什政府已经不耐烦了，他们对战争的延长和不必要的牺牲的忧虑已露端倪。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许多人不禁想到，越南战争的幽灵是否又会出现在美国，伊拉克战争是否像之前的越南战争一样已经变成了泥沼。在总统艾森豪威尔及其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多米诺理论”的误导下，美国参与了越南战争。“多米诺理论”主张：如果共产主义者在印度*取得成功，或者如果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等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或控制，美国就应该进行军事干预。继艾森豪威尔政府之后，肯尼迪总统身边有很多高级外交顾问，包括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沃尔特?罗斯托、麦克乔治?邦迪和迪安?腊斯克，他们执行了前任政府的政策。到1963年肯尼迪被暗杀为止，有万名美国军官和顾问在越南从事*共产主义起义的军事行动。
约翰逊总统从肯尼迪总统那里继承了越南问题，也正是他在1965年做出了重大决定，要求国会批准“东京湾决议”，赋予他扩大越南战争的法律权力。
在“9?11事件”之后，乔治?W?布什总统在新保守派顾问的建议下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由下令入侵伊拉克。这些顾问包括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切尼、沃尔福威茨和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然而，1998年，即在“9?11事件”三年前，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和入侵伊拉克就排上了布什总统高级外交政策顾问的日程表。他们就“新美国世纪计划”联名向克林顿总统致信。该信的部分内容如下：在近期内，这意味着当外交明显失败时愿意采取军事行动。从长期来看，这意味着推翻萨达姆及其政权。现在，这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在可疑的虚假幌子下，美国决定发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武装入侵其他国家，完全欺骗了美国人民。一旦战争开始，美国将动用自己的全部军事力量来对付这个国家，主要是针对平民，就像美国驻越部队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助手guanggao?C?韦扬德将军当时所说的那样：“美国式的战争极其残暴、致命和可怕。我们相信应该使用这样的‘东西’：大炮、炸弹、超强火力。”
美国军队在越南犯下许多暴行，其中最著名的是查理连进行的“米莱大屠杀”。查理连由威廉?卡利中尉担任连长，屠杀了350多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后来，卡利说“他好像并不觉得是在杀人，而是感到他们是不会说话或讲理的动物”。
越南许多村庄不断遭到炮轰，如果大炮不足以摧毁整个村庄，就动用大型推土机将其推毁。美国军队还使用其他方法迫使人们投降，包括使用致癌的橙剂和其他毁坏农作物和丛林的除草剂。一亿多磅这样的药剂被喷洒在越南各地。这给越南的人民、生态和经济造成了持久的破坏。
在伊拉克，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引入了他的“迅速制敌”学说，其核心内容是“震慑”。美国军队对伊拉克平民和公共基础设施展开了大规模轰炸，以迫使伊拉克政府投降。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统计，自从轰炸开始，已有10万伊拉克人丧生。半岛电视台播放了每天美军轰炸的受难者的情况，包括许多恐怖场面。这激怒了*和穆斯林世界，使伊拉克人民团结起来，引发了反对美国占领军的抵抗运动。
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教训（2）
在伊拉克，美国军队被谴责对平民使用集束炸弹、攻击医院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及使用贫化铀。
据全球政策论坛说：“自2003年入侵以来，美国领导的占领军队在伊拉克犯下了无数的暴行。哈迪塞、哈曼迪亚、萨德尔城、萨马拉和伊斯哈格等地成为谋杀、*和大量屠杀平民的同义词。”
据说，2005年11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哈迪塞杀害了15名平民，其中包括7名妇女和3名儿童，它被称为“伊拉克的美莱”大屠杀。他们在“先射杀，后询问”的政策下遭到屠杀。中西大学前哲学助理教授保罗?罗克韦尔在国际刑事法庭作证时也称，美国在伊拉克犯下战争罪，“掩埋在儿童肉体下面的集束炸弹弹片、美国贫化铀造成的畸形婴儿、美国炸弹炸毁的农田和市场”就是证明。
在越南，美国在新年攻势期间彻底摧毁了古都顺化，并且也摧毁了建和省槟知市。⑤ 同样，在伊拉克，美国军队两次攻入费卢杰，摧毁了60%的建筑，使人口减少到战前水平的30%~50%。⑥据费卢杰历史学家艾哈迈德?萨勒曼说，美国的军队在与自己作对：“他们的行动破坏了自己的目标，因为他们使用大规模的军事暴力行动，杀害了许多平民，不可能使人民保持冷静。”⑦ 因此，在伊拉克和越南，美国的军事装备和火力都被用来发动针对当地人民的战争，造成无数的死伤和难以想象的灾难，也使当地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坚定地反抗外来侵略者。拉姆斯菲尔德和麦克纳马拉都没有在短期内结束战争，都被迫接受一场长期战争，不仅激起了国内的反战运动，也在经济上摧毁了美国。持久战经常有利于游击队，而不是拥有高科技的占领军。游击队能够利用当地人民的支持，给侵略者造成重创，让他们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而自己的损失却很小。越南战争和过去的其他军事战役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现代游击战争之父毛泽东认为：游击队员是鱼，人民是水，水能养鱼。如果水温适当，鱼就会成长繁殖。
在伊拉克和越南，韦扬德将军在40多年前所恰当描述的“美国式的战争”
仍然在为“鱼”的成长繁殖提供着适宜的温度。美国的优势火力产生了大规模的间接破坏，在越南造成500万人丧生，在伊拉克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
不幸的是，自从美国拥有如此强有力的“残暴、致命、可怕”的武器后，它毫不犹豫地对平民百姓随意使用这样的武器。这无疑会增强当地平民的反美情绪及其对当地游击队的支持，反过来游击队会让侵略者付出更高代价，最终使战争变成泥沼。如果失去民心，就没有胜利的希望。这是越南战争的教训。可悲的是，布什总统及其外交政策高参们并未吸取这一教训。这对美国、伊拉克人民和世界来说都是一场悲剧。
重访越南（1）
1863年，法国殖民部队开始征服越南，占领了西贡附近的6个省。1882年，法国舰队在不到20年之后占领了河内，从而彻底统治了越南。法国第一任印度*总督保罗?杜梅地明目张胆地说，他希望越南为了法国和“法国威望”而成为“有利可图的殖民地”。于是，法国公司垄断了酒、盐和鸦片的生产和销售，因而印度*的法国商人变得非常富有。
在实施这种殖民化的过程中，法国殖民当局使大多数越南农民陷入了贫困，以象征性的价格夺走了相当多的农田。在30多年的时间里，半数以上的越南农民失去了土地，不得不把自己收成的50%~75%交给法国主人或他们的越南帮办，再加上礼物和免费劳役。
越南工人在法国人经营的橡胶种植园或矿厂也遭到了残忍的非人对待，工作条件像奴隶一样。法国大型轮胎制造商米其林有一家种植园被称为“屠宰场”。“橡胶继大米之后成为越南第二大出口商品，几乎都是合同工生产出来的。他们身受疟疾、痢疾和营养不良的折磨，结果，在1919~1944年间，米其林公司一家种植园的万工人死去了万。”
矿工也遭受同样的不幸，因为奴隶般的工作条件遍布法属印度*的公司。试图逃跑的工人遭到严刑拷打和饥饿惩罚。1920年，越南工人每年的工资是48皮阿斯特，几乎不够买一个人的食物；相比之下，“殖民家庭喂养一条狗每年平均要花费150皮阿斯特”。
法国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在经济上剥削当地人民，进而开始摧毁他们的文化。越南学校使用中国的表意文字，这种文字也被用作书面语，但是法国人却用一种叫做“国语”的拉丁文字取而代之。结果，越南人识字能力从80%下降到20%，许多越南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连前法国总督都承认他们一直“在生产文盲”。
同时，法国殖民当局残酷地*反对者，把他们囚禁在恶魔岛（Poulo cordone），并使用“老虎笼”折磨他们。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法国总督把印度*交给日本，但是日本允许法国继续统治。为反抗日本和法国压迫者，胡志明领导成立了越南独立联盟（简称越盟），旨在“推翻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法国帝国主义者”。
因此，在二战期间，越南开展了三年游击战。在此期间，越盟把自己的根据地扩展到北越六省，建立了地方政府和自卫队，开始土地和税收改革；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宣布越南*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然而，这遭到了英国和法国的反对，它们授权使用日本战俘对抗越南。由于害怕战后失去在远东的帝国，英国认为自己必须支持法国把印度*重新殖民化。
反法战争以1954年法国兵败奠边府和签署日内瓦公约而告终。日内瓦公约规定，沿17纬度线分割越南，两年内进行选举，统一越南。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尤其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国务卿拒绝执行该协议，反而增加对*的南越吴庭艳政府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吴庭艳*越盟的支持者，把他们投进拘留营，在农村恢复富裕地主的权力。吴庭艳的这些措施非常不得人心。1960年，一个名为“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成立，并在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它的目标是推翻吴庭艳，促进国家南北统一。尽管肯尼迪政府给予吴庭艳政权军事支持，但游击队发展迅猛，两年内控制了南越的大部分乡村。
重访越南（2）
肯尼迪政府很快就明白，南越的反叛分子不久将控制南部，于是他命令推翻吴庭艳政权。最终，在1963年，中央情报局策动军事政变，暗杀了吴庭艳及其弟弟吴庭儒。两周后，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
尽管肯尼迪总统使美国卷入越南，不过被认为应为越南战争负责的总统却是肯尼迪总统的继任者——约翰逊。然而，约翰逊最亲密的外交政策顾问——例如沃尔特?罗斯托、麦克乔治?邦迪、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迪安?腊斯克——都曾效力于肯尼迪政府。到1971年，美国共向越南投掷了500万吨炸弹，造成了500万人伤亡，640万人成为难民。
无辜的越南平民遭到美国士兵的随意杀害，因为军队单位之间根据确认伤亡的最高数目进行竞争。“美莱大屠杀”不过是这些士兵残忍行径的例子之一：在美莱，由欧内斯特?麦迪上尉和威廉?卡利中尉领导的查理连杀害了350名无辜的妇女和儿童。
此外，美国通过使用橙剂在越南开展化学战，并在战场上使用“B-52”轰炸机等超级武器。然而，英勇的越南人民继续斗争，赢取了独立，把自己从屈辱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他们赢得了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钦佩。在越南战斗了十多年，美国伤亡人数达万人之后，1975年4月30日，美国的介入以美国支持的西贡政权倒台而告终。这标志着美国军队遭到亚洲弱小而落后国家的重创，美国也应该从中吸取宝贵的教训。自1986年以来，由于越南共产党接受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越南的社会和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越南战争设计师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先生在战场上10年没能实现的目标，他的世界银行“大笔一挥”就如此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米歇尔?科塞多夫斯基教授在越南做过实地考察，对这个悲伤的故事做了最好的描述：没有橙色或钢铁炸弹，没有凝固汽油弹，没有有毒化学物质：新阶段的经济与社会（而不是身体的）破坏开始了。在越南战争后，看似“中立”、“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指导下）成为同样“有效”和表面上“非暴力的”再殖民化和贫困化“手段”，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计。
1986年，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实施经济革新之前，越南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美元成为越南的主要货币，并且“实际上美联储负责为美国以前的战争敌人发行货币”。
这造成“食品价格飞涨、局部饥荒、城市工人和公务员大规模失业以及社会项目遭到破坏”。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越南5000多家或40%多的国有企业不是倒闭，就是破产。结果，到1992年年底，100多万公共部门的工人和万医务人员和教师失业。按照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的规定，国有金融部门和银行减少中长期贷款，把短期贷款的年利率增至35%，以此完成国有企业的破产。相对于外国或国内私人投资者的不公平税收是对国有企业的另一个打击。国有企业必须交纳40%~50%的盈利税，而外国投资者却享受免税。结果，外国公司特别是日本公司接管了越南的工业部门，尤其是采矿、石油、天然气、自然资源、钢和水泥等关键工业。由于取消了外国商品进口税，越南轻工业经历了相似的命运，被挤出了国内市场。这种“开放”政策允许国有企业利用它们赚取的硬通货来进口消费品，而国内生产者则无法同这些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竞争。因此，越南的“开放”政策成为削弱本国企业的推手，造成了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差距。
重访越南（3）
这种差距也扩展到地区和省。像世界银行建议的那样，省政府被允许和鼓励同外国投资者打交道，从而危害了国内贸易。外国投资者利用越南地方政府较差的财政状况，在土地交易中获得让步，并且“掠夺越南的森林资源”。
外国投资者以咨询费、报销账目和旅行津贴等形式向低级官员支付酬金，换取他们的支持。换句话说，在“经济革新”政策下，*变得猖獗，外国资本降低了越南社会的道德标准。
越南政府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行货币或扩大货币供给上的否决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其国家的货币政策。这严重地置疑越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经济管理能力。结果，国有企业由于缺少贷款而不得不破产。破产自然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削弱了公共财力。没有一个独立国家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更不用说一个曾经成功地向世界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发动英勇斗争并取得独立的国家了。
当美元汹涌而入的时候，越南的国有银行也经历了类似的不幸。国内存款下降和国有企业不还款，造成国有银行的弱势地位，使外国银行和合资银行获得了经营上的特权。
改革也导致公共投资的减少；根据与世界银行的协议，“不允许国家动用自己的资源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道路或医院”。
越南的所有基础设施项目及其他公共开支都受到监控，并且大部分经济基础设施部门已经私有化。越南本国的公司不允许投标公共工程，但要求它们作为地方承包商完成大部分工作，这使外国公司通过咨询费和管理费获得丰厚利润。殖民剥削再次重返越南。在半个世纪后，日本终于重返越南。它不是作为占领军而来，而是作为“越南的主导经济力量而来的，控制了超过80%的投资项目和基础设施贷款”。
现在大多数石油、天然气和自然资源项目都落在日本投资者的手中，因为他们控制了大部分对越长期贷款。日本政府也把钱借给越南中央银行，用来进口日本的消费品。这一过程将会破坏越南的国内工业，使越南陷入债务危机：1986~1993年，越南的债务增加了10倍。
对西方媒体和世界银行来说，越南经济经历了创记录的发展速度。但实际上，由于实施“革新”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越南出现了社会和经济困境。据科塞多夫斯基教授说，1994年，与中国交界的老街省爆发了饥荒。“饥荒并不局限于食物缺乏的地区。它正在影响所有主要地区，包括城市和湄公河三角洲的‘食物过剩经济’。”这场饥荒的原因是稻米和其他主食价格的飞涨以及大规模失业。
改革也给教育带来巨大变化。由于鼓励自筹资金，教育已经“商业化”了。结果，大学教育和读写能力的传统社会主义目标被摒弃了。随后的高辍学率与改革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改革前越南入学人数在东南亚名列前茅。大学和研究机构也遭受资金缺乏之苦，为了生存不得不寻找其他收入来源。
在改革之前，越南的医疗服务和主要药品都是免费的。但是，改革引进了患者付费制度，造成需求下降，导致越南本地制药工业破产。缺乏资金也造成公社医疗服务中心关门；医生和医务人员被迫离开公共卫生部门，造成疟疾、肺结核和腹泻等传染病再度爆发。
大约在1987年，政府停止了对农业灌溉基础设施、水利保护和其他农业服务的支持。结果，大规模的灌溉和排水设施遭到忽视，这给越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越南起草了一项允许农民抵押或转让土地的新法律。该法于1993年通过。科塞多夫斯基教授说：“结果是高利贷和租赁（尤其在南部）重新出现，迫使农民经济回到了法国殖民统治末期的争夺和贷款……土地法为挪用开辟了道路。”
科塞多夫斯基教授进一步补充说：“值得一提的是，阮文绍将军西贡政权的农业政策又重新出现。”
随着在伊拉克战争中伤亡人数的增加，暴力行为加剧，美国仍然没有找到抽身战略。关于这场冲突，美国人民对布什政府已经不耐烦了，他们对战争的延长和不必要的牺牲的忧虑已露端倪。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许多人不禁想到，越南战争的幽灵是否又会出现在美国，伊拉克战争是否像之前的越南战争一样已经变成了泥沼。在总统艾森豪威尔及其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多米诺理论”的误导下，美国参与了越南战争。“多米诺理论”主张：如果共产主义者在印度*取得成功，或者如果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等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或控制，美国就应该进行军事干预。继艾森豪威尔政府之后，肯尼迪总统身边有很多高级外交顾问，包括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沃尔特?罗斯托、麦克乔治?邦迪和迪安?腊斯克，他们执行了前任政府的政策。到1963年肯尼迪被暗杀为止，有万名美国军官和顾问在越南从事*共产主义起义的军事行动。
约翰逊总统从肯尼迪总统那里继承了越南问题，也正是他在1965年做出了重大决定，要求国会批准“东京湾决议”，赋予他扩大越南战争的法律权力。
在“9?11事件”之后，乔治?W?布什总统在新保守派顾问的建议下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由下令入侵伊拉克。这些顾问包括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切尼、沃尔福威茨和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然而，1998年，即在“9?11事件”三年前，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和入侵伊拉克就排上了布什总统高级外交政策顾问的日程表。他们就“新美国世纪计划”联名向克林顿总统致信。该信的部分内容如下：在近期内，这意味着当外交明显失败时愿意采取军事行动。从长期来看，这意味着推翻萨达姆及其政权。现在，这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在可疑的虚假幌子下，美国决定发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武装入侵其他国家，完全欺骗了美国人民。一旦战争开始，美国将动用自己的全部军事力量来对付这个国家，主要是针对平民，就像美国驻越部队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助手guanggao?C?韦扬德将军当时所说的那样：“美国式的战争极其残暴、致命和可怕。我们相信应该使用这样的‘东西’：大炮、炸弹、超强火力。”
美国军队在越南犯下许多暴行，其中最著名的是查理连进行的“米莱大屠杀”。查理连由威廉?卡利中尉担任连长，屠杀了350多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后来，卡利说“他好像并不觉得是在杀人，而是感到他们是不会说话或讲理的动物”。
越南许多村庄不断遭到炮轰，如果大炮不足以摧毁整个村庄，就动用大型推土机将其推毁。美国军队还使用其他方法迫使人们投降，包括使用致癌的橙剂和其他毁坏农作物和丛林的除草剂。一亿多磅这样的药剂被喷洒在越南各地。这给越南的人民、生态和经济造成了持久的破坏。
在伊拉克，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引入了他的“迅速制敌”学说，其核心内容是“震慑”。美国军队对伊拉克平民和公共基础设施展开了大规模轰炸，以迫使伊拉克政府投降。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统计，自从轰炸开始，已有10万伊拉克人丧生。半岛电视台播放了每天美军轰炸的受难者的情况，包括许多恐怖场面。这激怒了*和穆斯林世界，使伊拉克人民团结起来，引发了反对美国占领军的抵抗运动。
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教训（2）
在伊拉克，美国军队被谴责对平民使用集束炸弹、攻击医院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及使用贫化铀。
据全球政策论坛说：“自2003年入侵以来，美国领导的占领军队在伊拉克犯下了无数的暴行。哈迪塞、哈曼迪亚、萨德尔城、萨马拉和伊斯哈格等地成为谋杀、*和大量屠杀平民的同义词。”
据说，2005年11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哈迪塞杀害了15名平民，其中包括7名妇女和3名儿童，它被称为“伊拉克的美莱”大屠杀。他们在“先射杀，后询问”的政策下遭到屠杀。中西大学前哲学助理教授保罗?罗克韦尔在国际刑事法庭作证时也称，美国在伊拉克犯下战争罪，“掩埋在儿童肉体下面的集束炸弹弹片、美国贫化铀造成的畸形婴儿、美国炸弹炸毁的农田和市场”就是证明。
在越南，美国在新年攻势期间彻底摧毁了古都顺化，并且也摧毁了建和省槟知市。⑤ 同样，在伊拉克，美国军队两次攻入费卢杰，摧毁了60%的建筑，使人口减少到战前水平的30%~50%。⑥据费卢杰历史学家艾哈迈德?萨勒曼说，美国的军队在与自己作对：“他们的行动破坏了自己的目标，因为他们使用大规模的军事暴力行动，杀害了许多平民，不可能使人民保持冷静。”⑦ 因此，在伊拉克和越南，美国的军事装备和火力都被用来发动针对当地人民的战争，造成无数的死伤和难以想象的灾难，也使当地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坚定地反抗外来侵略者。拉姆斯菲尔德和麦克纳马拉都没有在短期内结束战争，都被迫接受一场长期战争，不仅激起了国内的反战运动，也在经济上摧毁了美国。持久战经常有利于游击队，而不是拥有高科技的占领军。游击队能够利用当地人民的支持，给侵略者造成重创，让他们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而自己的损失却很小。越南战争和过去的其他军事战役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现代游击战争之父毛泽东认为：游击队员是鱼，人民是水，水能养鱼。如果水温适当，鱼就会成长繁殖。
在伊拉克和越南，韦扬德将军在40多年前所恰当描述的“美国式的战争”
仍然在为“鱼”的成长繁殖提供着适宜的温度。美国的优势火力产生了大规模的间接破坏，在越南造成500万人丧生，在伊拉克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
不幸的是，自从美国拥有如此强有力的“残暴、致命、可怕”的武器后，它毫不犹豫地对平民百姓随意使用这样的武器。这无疑会增强当地平民的反美情绪及其对当地游击队的支持，反过来游击队会让侵略者付出更高代价，最终使战争变成泥沼。如果失去民心，就没有胜利的希望。这是越南战争的教训。可悲的是，布什总统及其外交政策高参们并未吸取这一教训。这对美国、伊拉克人民和世界来说都是一场悲剧。
重访越南（1）
1863年，法国殖民部队开始征服越南，占领了西贡附近的6个省。1882年，法国舰队在不到20年之后占领了河内，从而彻底统治了越南。法国第一任印度*总督保罗?杜梅地明目张胆地说，他希望越南为了法国和“法国威望”而成为“有利可图的殖民地”。于是，法国公司垄断了酒、盐和鸦片的生产和销售，因而印度*的法国商人变得非常富有。
在实施这种殖民化的过程中，法国殖民当局使大多数越南农民陷入了贫困，以象征性的价格夺走了相当多的农田。在30多年的时间里，半数以上的越南农民失去了土地，不得不把自己收成的50%~75%交给法国主人或他们的越南帮办，再加上礼物和免费劳役。
越南工人在法国人经营的橡胶种植园或矿厂也遭到了残忍的非人对待，工作条件像奴隶一样。法国大型轮胎制造商米其林有一家种植园被称为“屠宰场”。“橡胶继大米之后成为越南第二大出口商品，几乎都是合同工生产出来的。他们身受疟疾、痢疾和营养不良的折磨，结果，在1919~1944年间，米其林公司一家种植园的万工人死去了万。”
矿工也遭受同样的不幸，因为奴隶般的工作条件遍布法属印度*的公司。试图逃跑的工人遭到严刑拷打和饥饿惩罚。1920年，越南工人每年的工资是48皮阿斯特，几乎不够买一个人的食物；相比之下，“殖民家庭喂养一条狗每年平均要花费150皮阿斯特”。
法国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在经济上剥削当地人民，进而开始摧毁他们的文化。越南学校使用中国的表意文字，这种文字也被用作书面语，但是法国人却用一种叫做“国语”的拉丁文字取而代之。结果，越南人识字能力从80%下降到20%，许多越南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连前法国总督都承认他们一直“在生产文盲”。
同时，法国殖民当局残酷地*反对者，把他们囚禁在恶魔岛（Poulo cordone），并使用“老虎笼”折磨他们。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法国总督把印度*交给日本，但是日本允许法国继续统治。为反抗日本和法国压迫者，胡志明领导成立了越南独立联盟（简称越盟），旨在“推翻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法国帝国主义者”。
因此，在二战期间，越南开展了三年游击战。在此期间，越盟把自己的根据地扩展到北越六省，建立了地方政府和自卫队，开始土地和税收改革；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宣布越南*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然而，这遭到了英国和法国的反对，它们授权使用日本战俘对抗越南。由于害怕战后失去在远东的帝国，英国认为自己必须支持法国把印度*重新殖民化。
反法战争以1954年法国兵败奠边府和签署日内瓦公约而告终。日内瓦公约规定，沿17纬度线分割越南，两年内进行选举，统一越南。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尤其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国务卿拒绝执行该协议，反而增加对*的南越吴庭艳政府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吴庭艳*越盟的支持者，把他们投进拘留营，在农村恢复富裕地主的权力。吴庭艳的这些措施非常不得人心。1960年，一个名为“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成立，并在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它的目标是推翻吴庭艳，促进国家南北统一。尽管肯尼迪政府给予吴庭艳政权军事支持，但游击队发展迅猛，两年内控制了南越的大部分乡村。
重访越南（2）
肯尼迪政府很快就明白，南越的反叛分子不久将控制南部，于是他命令推翻吴庭艳政权。最终，在1963年，中央情报局策动军事政变，暗杀了吴庭艳及其弟弟吴庭儒。两周后，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
尽管肯尼迪总统使美国卷入越南，不过被认为应为越南战争负责的总统却是肯尼迪总统的继任者——约翰逊。然而，约翰逊最亲密的外交政策顾问——例如沃尔特?罗斯托、麦克乔治?邦迪、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迪安?腊斯克——都曾效力于肯尼迪政府。到1971年，美国共向越南投掷了500万吨炸弹，造成了500万人伤亡，640万人成为难民。
无辜的越南平民遭到美国士兵的随意杀害，因为军队单位之间根据确认伤亡的最高数目进行竞争。“美莱大屠杀”不过是这些士兵残忍行径的例子之一：在美莱，由欧内斯特?麦迪上尉和威廉?卡利中尉领导的查理连杀害了350名无辜的妇女和儿童。
此外，美国通过使用橙剂在越南开展化学战，并在战场上使用“B-52”轰炸机等超级武器。然而，英勇的越南人民继续斗争，赢取了独立，把自己从屈辱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他们赢得了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钦佩。在越南战斗了十多年，美国伤亡人数达万人之后，1975年4月30日，美国的介入以美国支持的西贡政权倒台而告终。这标志着美国军队遭到亚洲弱小而落后国家的重创，美国也应该从中吸取宝贵的教训。自1986年以来，由于越南共产党接受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越南的社会和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越南战争设计师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先生在战场上10年没能实现的目标，他的世界银行“大笔一挥”就如此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米歇尔?科塞多夫斯基教授在越南做过实地考察，对这个悲伤的故事做了最好的描述：没有橙色或钢铁炸弹，没有凝固汽油弹，没有有毒化学物质：新阶段的经济与社会（而不是身体的）破坏开始了。在越南战争后，看似“中立”、“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指导下）成为同样“有效”和表面上“非暴力的”再殖民化和贫困化“手段”，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计。
1986年，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实施经济革新之前，越南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美元成为越南的主要货币，并且“实际上美联储负责为美国以前的战争敌人发行货币”。
这造成“食品价格飞涨、局部饥荒、城市工人和公务员大规模失业以及社会项目遭到破坏”。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越南5000多家或40%多的国有企业不是倒闭，就是破产。结果，到1992年年底，100多万公共部门的工人和万医务人员和教师失业。按照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的规定，国有金融部门和银行减少中长期贷款，把短期贷款的年利率增至35%，以此完成国有企业的破产。相对于外国或国内私人投资者的不公平税收是对国有企业的另一个打击。国有企业必须交纳40%~50%的盈利税，而外国投资者却享受免税。结果，外国公司特别是日本公司接管了越南的工业部门，尤其是采矿、石油、天然气、自然资源、钢和水泥等关键工业。由于取消了外国商品进口税，越南轻工业经历了相似的命运，被挤出了国内市场。这种“开放”政策允许国有企业利用它们赚取的硬通货来进口消费品，而国内生产者则无法同这些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竞争。因此，越南的“开放”政策成为削弱本国企业的推手，造成了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差距。
重访越南（3）
这种差距也扩展到地区和省。像世界银行建议的那样，省政府被允许和鼓励同外国投资者打交道，从而危害了国内贸易。外国投资者利用越南地方政府较差的财政状况，在土地交易中获得让步，并且“掠夺越南的森林资源”。
外国投资者以咨询费、报销账目和旅行津贴等形式向低级官员支付酬金，换取他们的支持。换句话说，在“经济革新”政策下，*变得猖獗，外国资本降低了越南社会的道德标准。
越南政府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行货币或扩大货币供给上的否决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其国家的货币政策。这严重地置疑越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经济管理能力。结果，国有企业由于缺少贷款而不得不破产。破产自然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削弱了公共财力。没有一个独立国家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更不用说一个曾经成功地向世界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发动英勇斗争并取得独立的国家了。
当美元汹涌而入的时候，越南的国有银行也经历了类似的不幸。国内存款下降和国有企业不还款，造成国有银行的弱势地位，使外国银行和合资银行获得了经营上的特权。
改革也导致公共投资的减少；根据与世界银行的协议，“不允许国家动用自己的资源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道路或医院”。
越南的所有基础设施项目及其他公共开支都受到监控，并且大部分经济基础设施部门已经私有化。越南本国的公司不允许投标公共工程，但要求它们作为地方承包商完成大部分工作，这使外国公司通过咨询费和管理费获得丰厚利润。殖民剥削再次重返越南。在半个世纪后，日本终于重返越南。它不是作为占领军而来，而是作为“越南的主导经济力量而来的，控制了超过80%的投资项目和基础设施贷款”。
现在大多数石油、天然气和自然资源项目都落在日本投资者的手中，因为他们控制了大部分对越长期贷款。日本政府也把钱借给越南中央银行，用来进口日本的消费品。这一过程将会破坏越南的国内工业，使越南陷入债务危机：1986~1993年，越南的债务增加了10倍。
对西方媒体和世界银行来说，越南经济经历了创记录的发展速度。但实际上，由于实施“革新”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越南出现了社会和经济困境。据科塞多夫斯基教授说，1994年，与中国交界的老街省爆发了饥荒。“饥荒并不局限于食物缺乏的地区。它正在影响所有主要地区，包括城市和湄公河三角洲的‘食物过剩经济’。”这场饥荒的原因是稻米和其他主食价格的飞涨以及大规模失业。
改革也给教育带来巨大变化。由于鼓励自筹资金，教育已经“商业化”了。结果，大学教育和读写能力的传统社会主义目标被摒弃了。随后的高辍学率与改革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改革前越南入学人数在东南亚名列前茅。大学和研究机构也遭受资金缺乏之苦，为了生存不得不寻找其他收入来源。
在改革之前，越南的医疗服务和主要药品都是免费的。但是，改革引进了患者付费制度，造成需求下降，导致越南本地制药工业破产。缺乏资金也造成公社医疗服务中心关门；医生和医务人员被迫离开公共卫生部门，造成疟疾、肺结核和腹泻等传染病再度爆发。
大约在1987年，政府停止了对农业灌溉基础设施、水利保护和其他农业服务的支持。结果，大规模的灌溉和排水设施遭到忽视，这给越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越南起草了一项允许农民抵押或转让土地的新法律。该法于1993年通过。科塞多夫斯基教授说：“结果是高利贷和租赁（尤其在南部）重新出现，迫使农民经济回到了法国殖民统治末期的争夺和贷款……土地法为挪用开辟了道路。”
科塞多夫斯基教授进一步补充说：“值得一提的是，阮文绍将军西贡政权的农业政策又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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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新的中东冲突（1）
2006年春，哈马斯获得了巴勒斯坦立法机构选举的胜利。美国和以色列立即发动敌视性的经济抵制，旨在阻止巴勒斯坦*选举的政府获得资金。然后，它们对无辜平民发动军事袭击，甚至绑架巴勒斯坦的政治家。2006年6月6日，为报复以色列的攻击，哈马斯俘获1名以色列士兵，打死2名以色列士兵，要求像过去那样交换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新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对这一要求的反应出人意料，他用美国坦克轰炸发电站和屠杀平民。一夜之间，美国的F-16战机和导弹摧毁了巴勒斯坦的基础设施和政府建筑。①
真主党是叙利亚和伊朗政府支持的受欢迎的黎巴嫩什叶派民兵，2000年迫使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南部。两周后，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一次遭遇战中绑架了2名以色列士兵，打死了3名以上的以色列士兵。以色列政府愤怒了，对黎巴嫩城镇和村庄发动军事袭击，再次使用美国喷气式飞机进行猛烈轰炸，造成数百名平民的伤亡。②2006年7月30日，在这次战役里的一次最致命的进攻中，以色列再次使用美国导弹，摧毁了黎巴嫩卡纳村，造成至少56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以色列的袭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和一致谴责。③
据黎巴嫩政府说，在3周后，已有1000多名黎巴嫩人死亡，其中90%是平民。此外，基础设施损失达到25亿美元，居民财产和工厂损失总计10亿美元。加油站、燃料仓库、主要高速公路及无数的工厂都严重受损。另一方面，真主党成功杀死了68名以色列人，其中41名为士兵。①2006年7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会议上，黎巴嫩总理福阿德?西尼乌拉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进攻“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失，完全毁坏了我们的国家和经济”。②
最初，美国和以色列双方都拒绝黎巴嫩政府提出的停火要求。只有在以色列经受了比预期更多的伤亡后，它们才改变立场，接受停火，条件是黎巴嫩什叶派民兵解除武装，撤离边境。真主党回应说，只有停止对黎巴嫩的所有空袭，它才会停止向以色列发射火箭。
然而，联合国安理会在通过反对袭击决议时异常缓慢。许多人反对美国的提议。按照美国的提议，不应谴责以色列对平民过度使用武器，并且以色列军队也不应立即撤出黎巴嫩。它只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在黎巴嫩部署国际维和部队。最后，在黎巴嫩和*国家的多次争辩和巨大压力下，美国做出让步，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来结束长达一个月的流血冲突，包括规定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延迟通过这项停止武装冲突的决议，致使12亿穆斯林责备美国没有阻止这场战争的杀戮和破坏。尽管布什政府声称支持一项永久决议，但对这场冲突的根源却躲躲闪闪。③
事实上，巴以冲突的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犹太定居者认为巴勒斯坦是“无人之地”而大规模离开欧洲的迁徙运动。由于这种不公平，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成为自己故乡上的难民。一无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别无选择，只有发起长期抵抗运动。以色列残忍地对付这种抵抗。许多巴勒斯坦人受到监禁、驱逐、没收财产，甚至据说遭到严刑拷打。多年来，这种侵略扩大为对所有巴勒斯坦人的“集体惩罚”：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每晚遭到美国提供的武装直升机的射杀。
新的中东冲突（2）
面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折磨和非人道行为，国际社会无助地旁观，由于美国在安理会有否决权，无数的联合国决议对以色列丝毫不起作用。④
在1967年的战争之后，以色列从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占领了更多的领土。多年来，主要的问题一直是以色列占领和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的权利。犹太人坚称有权收回在欧洲失去的财产，同时又剥夺其他人的同样权利。这真是虚伪。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始于杜鲁门政府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犹太历史、犹太宗教》是一本关于犹太人的著作。在该书的序言中，美国著名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肯定地说，在1948年美国大选期间，美国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捐给杜鲁门200万美元，以换取对以色列国家的承认。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这次历史性的贿赂对美国纳税人、巴勒斯坦人民、世界和平以及一些为以色列的欧洲和美国犹太移民辩护的人都是最不幸的。自以色列建国和美国匆忙加以承认以来，战争和混乱就降临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土地上。①
维达尔说：“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其他少数族裔从美国纳税人手中劫掠如此多的金钱，以便投资于‘祖国’。”犹太人是占美国人口不到2%的少数族裔，却能够获得大多数参议员和主流媒体的支持。这种影响导致美国自从新犹太国建立以来给予它过多的财政和军事支持，高达上百亿美元。①
近年来，华盛顿强大的以色列游说团发动了有效的公关运动，同基督教基要派右翼和美国的军工联合体一道成为美国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之一。几十年来，这个团体极力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有利于以色列。它吹嘘说，在*党和共和党政府制定中东政策的每一个职位上，它都有“关键人物”。以色列政府的军事运动也得到了美国的资助。没有美国的帮助，以色列就不会有如此强大的军事装备来进攻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人民。②
华盛顿的一位经济顾问托马斯?斯塔弗尔说，在1973~2003年的30年里，以色列花费了美国纳税人万亿美元。现在，以色列不仅要求美国政府每年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且还要求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就以色列政府的财政和经济状况而言，所有的贷款有可能不得不免除，并且由美国纳税人来偿还。④
在12亿人的穆斯林世界里，轰炸黎巴嫩村庄、肆意破坏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基础设施以及杀害无辜妇女和儿童的场面给他们留下了恐怖的记忆。他们奇怪的是，为什么自称极其关心人类的*国家——美国——会支持一个侵略者——以色列。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行径证实了他们得出的结论：犹太人游说团已经控制了美国政府。
犹太人游说团真的接管了美国政府吗？面对穆斯林世界的强烈抗议和谴责，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什么与以色列保持一致呢？结果证明，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牵扯到强大的犹太人游说团，实际上华盛顿在利用以色列增强它在中东的利益。
美国的世界霸权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安排：稳定的石油供给和石油用美元定价和交易。为了维护这种情况，美国会竭尽所能阻止中东地区出现任何独立、强大的力量。像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萨台、埃及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这样的强硬领导人会遇到美国的敌视，因为中东产油国家必须顺从和依赖美国是一项基本原则。美国积极保护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自行规定石油价格，确保交易以对美国消费者合理的价格用美元进行。对于那些不合作的国家，会出现政权更迭的严重后果，例如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同时，美国在这一地区寻找一个依赖于美国的力量，发挥平衡的作用。以色列恰好符合华盛顿的这种战略：强大的以色列会挑战中东任何强大的国家，保护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作为回报，美国会为中东警察以色列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①，不理会其对巴勒斯坦*的残暴侵犯。
新的中东冲突（3）
伊朗是这一地区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也是拥有6800万人口的大国；伊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8000美元，工业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必然会被视为中东重要的地缘政治选手。一个独立和强大的伊朗会对波斯湾附近的石油生产国——例如阿塞拜疆、伊拉克、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产生重要的影响。自从2005年内贾德当选为伊朗新总统后，伊朗就和美国摩擦不断。美国指责伊朗秘密开展核武器发展项目，而伊朗则指责美国进行反伊朗运动，用核问题作为借口来威胁它。伊朗坚持自己有不可剥夺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在核不扩散条约下是完全合法的。②
如果伊朗成为有核国家，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将难以为继，而美国支配石油生产地区的能力也将大大削弱。伊朗就能够领导其他的石油生产国，寻求独立于美国的发展战略，甚至提高石油价格，使用其他货币而不是美元来给石油定价。这对美国来说是无法忍受的状况。
同样，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会给以色列带来噩梦般的未来。以色列一直指责伊朗为真主党提供导弹和其他军事援助，从而威胁自身的安全利益。因此，难怪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了。以色列在2006年新中东冲突中的行为可以被视为是新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的第一声礼炮，因为以色列认为要阻止伊朗就必须先消灭真主党。这是2006年中东冲突的基本原理。2006年8月18日，普立兹奖得主西摩?赫什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适时地宣布，早在7月12日的边境事件之前，美国政府就已经与以色列联合开展了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准备将来打击伊朗。他说，布什总统和切尼副总统确信轰炸将成为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范本。①
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卷入了新的中东冲突。就这场冲突的可怕前景而言，人们想知道，这块主要的石油生产地区是否会出现持久的和平。这场长期的冲突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乃至到1917年贝尔福宣言之前。由于1948年联合国分割巴勒斯坦和宣布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这场冲突变得更加激烈了。
为了在中东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与和平，美国必须改变它的控制外交政策，放弃偏袒以色列的不公正政策，不再坚持该地区生产的资源流向美国政府、美国公司和美国经济，不再坚持石油美元必须存入美国银行。美国将不得不容忍伊朗和伊拉克这样的地区力量追求独立发展道路，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贷款而不依附于美元。美国人将不得不放弃他们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不幸的是，美国人会发现，这样做为持久和平付出的代价太高了。
12楼
布什总统和先发制人战争（1）
2002年6月1日，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班的演讲中，布什总统宣布了关于使用武力“阻止我们的敌人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威胁我们、我们的同盟国和朋友”的新学说，一般被称为“布什主义”。这也是先发制人战争的新政策。在布什总统看来，对美国而言，即将到来的最大威胁是“激进主义和科技”的结合。正如他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所断言的那样：
自由所面临的最严重危险，在于激进主义与技术的危险交叉路口。当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加上弹道导弹的技术出现扩散时，即便是弱国和小集团也能得到对大国实施灾难性袭击的能力。我们的一些敌人已宣布了这种意图，已被发现正在寻求这些可怕的武器。①
布什主义宣称三个组织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基地组织、藏匿本?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作为“邪恶轴心”成员的无赖国家。在“9?11事件”发生不久，即2001年9月20日，布什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演讲中指出，伊拉克、伊朗及北朝鲜构成了“邪恶轴心”。
为了应对美国的这种严重情况，布什要求实施“先发制人战略”：预防性战争、军事优势（无法挑战的力量）和单边行动。他说：“靠防御赢不了反恐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把战斗打向敌人，打乱敌人的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尚未出现之前就加以处置。在我们所进入的这一世界中，唯一的安全之路是行动之路。我们国家会采取行动。”①
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表述第一次标志着美国会进行预防性战争。倘若恐怖主义组织或流氓国家被视为美国的威胁，美国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它们发动攻击。因此，2003年3月20日，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预防性战争，理由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蹩脚证据。①
由于这种行动是独断的，批评家们认为布什主义违反了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宪章的第2款。该条款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②
显然伊拉克没有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它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受到联合国13年的制裁，因此美国的攻击没有正当理由。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都承认：“那种认为先发制人是正当的想法与现代国际法背道而驰，现代国际法只准许针对实际的而不是潜在的威胁使用武力进行自卫。”③
伊拉克战争也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第1条第54款。该条款禁止袭击平民、破坏基础设施或食物供给或任何造成人口流亡的行为。③联合国宪章第1条明确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和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对和平之破坏”。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蔑视联合国宪章，践踏日内瓦公约，视国际法为儿戏，从而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眼中的“违法国家”。这不仅对美国的地位，也对未来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全世界上千万人举行抗议，反对战争，反对美国蔑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拉克因为据说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而遭到美国的入侵，但与此同时美国增加了研发核武器的资金。威廉?阿尔肯（William Arkin）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说，布什政府在一份秘密政策评估报告中命令五角大楼草拟计划，对至少7个国家，即中国、俄罗斯、利比亚、叙里亚和3个“邪恶轴心”国家使用核武器。此外，它还考虑在未来的阿以冲突中使用核武器，报复化学或生物武器袭击。该报告还要求发展“碉堡克星”的微型核弹和其他“惊人的新武器”。当然，中国是一个“可能卷入立即的或潜在的偶发事件中”的国家，并且关于台湾的军事对抗可能致使华盛顿使用核武器。该报告还要求进行使现存核弹头变成5000磅“钻地”炸弹的研究。①
布什总统和先发制人战争（2）
美国2004年的国防预算暗藏着这样的要求，即取消长达10年的微型核弹研发禁令，出资1550万美元研究名为“强力钻地核弹”的新型碉堡克星炸弹。因此，布什政府开启了新的核武器时代，使核武器成为现代战争中“可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②
布什政府很虚伪，使用双重标准。一方面，由于伊拉克或伊朗拥有或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要求发动先发制人战争；另一方面，美国把其他国家作为潜在核打击的目标。更不用说，美国计划不断投人大量资金，发展新的核武器和强力钻地核弹，用来对付它感觉到的敌人。人们很好奇，面对这些来自美国的新威胁，其他国家怎么会愿意减少核武器或放弃核发展。②
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检察官本杰明?费伦茨（Bejamin Ferencz）肯定地说：“无端的或‘侵略’的战争是最高的反人类罪。”布什总统决定入侵伊拉克，非人道地对待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囚犯、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亡，摧毁伊拉克城市费卢杰和拉马迪，在哈迪塞进行屠杀，这些使费伦兹相信“可以做出初步论断，美国犯有最高的反人类罪，即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非法的侵略战争”。③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肯尼迪也重申了费伦茨的观点，即布什总统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对囚犯严刑拷打，他在美国可能以战争罪被起诉，并“由于联邦犯罪而遭到惩罚”。④
战争尤其是美国在越南的灾难性冒险充分证明，即使相对落后的国家也能给入侵军队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无论后者多么强大。因此，战争不能再被视为是获得资源或财富的手段；相反，战争的代价远远超过可以预见的收益。人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像美国这样出类拔萃的国家会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侵略战争，并计划对伊朗或朝鲜实施另一次打击呢？
在《亚洲时报在线》一篇题为《轰炸伊朗计划背后》的文章中，伊斯梅尔?侯赛因-扎德赫教授为我们深入分析了美国的新军国主义和布什总统先发制人战争的原因。他认为，军工联合体──有权势的战争受益者──总是希望维持不稳定的国际氛围，以便证明五角大楼增加预算的合理性。“由此看来，国外的单边行动或‘先发制人’战争可以很容易被视为国内争夺国家资源和收款的反映。”①
据侯赛因-扎德赫教授说：“布什政府内部及周围的新保守力量政治阴谋集团”不仅代表着军工联合体，而且还代表着“倡导‘大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铁杆支持者——他们害怕和平或同巴勒斯坦人进行真正的对话”。他还发现：“联盟的制度框架包括紧密联结的思想库，思想库主要由军备游说团和以色列游说团建立和资助。”这些思想库或“战争和军事主义研究所”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政策中心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它们拟定了布什政府的重大外交政策，这表明思想库对布什政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①
例如，安全政策中心六分之一的捐助来自军火承包商。它的许多前董事会成员和捐款者如今都任职于布什政府，包括国防部负责防务政策的前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思、前五角大楼审计长多夫?扎赫姆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此外，拉姆斯菲尔德曾经担任通用仪器公司总裁，而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曾担任主要军火承包商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付费顾问。
侯赛因-扎德赫教授总结说，美国的军工帝国“长期地需要武器生产作为赚钱的买卖，其财富取决于永久战争和国际动荡”。①侯赛因-扎德赫教授对军工联合体和新保守派分子的分析既富有启发性，又令人极为震惊，也是对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和布什政府先发制人战争的控诉。人们可能会认为，经过一个世纪造成肆意破坏、骇人听闻的残暴和死亡的战争，我们应得到一个和平与安宁的世界。然而，纯粹是为了“争夺国内的自然资源和税款”，一小撮强权者对美国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在先发制人政策形成时）。无论对美国来说，还是对全世界人民来说，这都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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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朝鲜核危机（1）
2006年10月9日，朝鲜宣布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这条消息使国际社会为之一震。布什总统在华盛顿宣称，朝鲜的声明是一种挑衅，是无法接受的，朝鲜的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并且要求安理会“立即作出反应”。①
在朝鲜发表声明之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就已经对朝鲜发出威胁：
如果朝鲜为试验核武器而制造产品设备，将被视为“一种挑衅行为”。这种行为会使朝鲜半岛的形势发生本质变化。②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制核武器的国家，也是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到20世纪末，美国已经拥有万枚核弹头，每枚核弹头的威力至少相当于50万吨TNT炸药。与二战结束前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的原子弹相比，每枚核弹头的威力大概是它们的25~30倍。③
为了便于操作，远程核武器必须安装在洲际导弹上。由于研发这种导弹的成本很高，所以像朝鲜这种贫困国家的研制过程会非常缓慢，并且朝鲜的导弹研制还处于初期阶段。对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领导人来说，即使能够完全掌握这些武器，挑战或攻击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国家都无异于自杀。显然，朝鲜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它的核武器研制仅仅出于防御的目的。
布什政府提出的另一论据是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完整性。然而，通过对以色列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以及同意与印度进行核合作，布什政府早已将这个条约和核不扩散抛置脑后。以色列和巴基斯坦都在秘密研制核武器，而印度拥有核武器，违背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美国政府的信誉来说，更具有破坏性的是它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研制新的核武器。
另外，布什政府拒绝与朝鲜直接进行双边谈判，要求朝鲜进行政权更迭，把朝鲜视为“邪恶轴心”的一部分，进而使朝鲜半岛的核形势进一步复杂化。这使人相信，美国其实无意解决这一争端，而是另有所图，例如为它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
在朝鲜核试验进行四天后，西蒙?提斯多尔（Simon Tisdall）在英国《卫报》上发表文章披露说，恰恰是美国破坏了已经达成的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协议。提斯多尔认为，在12个月以前由中国斡旋达成的一项协议中，朝鲜“承诺放弃核武器，停止现有的核计划，重新加入2003年曾经退出的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报，美国要停止对朝鲜的一切敌视行为，包括摘掉朝鲜“邪恶轴心”的标签，消除政权更迭的威胁，尊重朝鲜领土完整，恢复双方关系正常化，为朝鲜建设用于和平目的的轻水核反应堆提供援助。①
然而，这个协定刚刚签订不久，美国财务部就对澳门一家银行采取行动，因为它为朝鲜的假钞和其他“犯罪活动”进行洗钱。美国此举使整个亚洲银行系统发生震动，几周内，朝鲜的“合法贸易基本停止了”。这对朝鲜造成了严重打击，并面临着金融制裁。朝鲜借此宣布，在美国取消对它的所有制裁之前，朝鲜不会展开任何进一步的谈判。①然而，布什总统仍然坚持认为，是朝鲜违背了裁军协定，并且平壤要对这次危机负全责。①如果美国无意解决朝鲜核问题，那么人们想知道，它制造这个重大的国际争端的真正目的何在？它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利益又是什么？
朝鲜核危机（2）
美国政府对待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立场或许可以揭示其政策或战略决策，同时给卷入朝鲜核问题的各方提供宝贵的教训。四十多年前，中国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而在此一年半前，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顾问试图与苏联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炸毁中国的核设施。据肯尼迪总统称：“20世纪60年代最大的事件，也许就是中国引爆了核武器。”①他对《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亚瑟?克罗克（Arthur Krock）说：“中国必定会研制原子弹，而一旦中国研制成功，整个东南亚将会倒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者。”①因此，为了阻止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肯尼迪花费了大量时间与苏联达成了一个禁止核试验条约。
1963年1月初，在迎接法国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宴会上,肯尼迪重申，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来会严重威胁人类、自由世界和世界的自由”，中国人民“会时刻准备好牺牲数亿中国人的生命，来实施侵略和军事政策”，“中国人将把人类生命视为‘廉价品’”。①中国从1964年开始拥有核武器，其在以后的行为已经证明肯尼迪的言论极具偏见，并且大错特错。
肯尼迪政府的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威廉?C.福斯特（William ）认为，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起到分裂中苏关系的作用”。①对肯尼迪总统来说，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中国不会签署或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因为它会使中国的国防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曾经遭受过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讹诈。对肯尼迪政府来说，唯一的希望是苏联和其他国家对北京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
莫斯科和北京关系的裂痕，使苏联无法在劝说中国停止核计划中起到任何作用。6月24日，在西德波恩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总统回答了一位记者关于中国的提问。他在回答中暗示，在决定实施核计划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引来报复，即潜在的威胁。北京对此则谴责说，肯尼迪的策略是“在向苏联示好，反对中国，破坏中苏关系”，而莫斯科则已经陷入了华盛顿的圈套。①
肯尼迪很清楚，由于中国经济的自力更生和独立发展，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无法对中国施加任何压力，迫使中国人放弃他们的核计划。任何经济制裁对中国都无济于事。无论如何，美国对中国进行了超过15年的经济制裁，而中国却没有屈服。
1963年7月20日，美国、苏联和英国最终签署了《有限核禁试条约》，但北京却谴责这个条约，并发表了毛泽东的一项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对核威胁。“中国谴责：《有限核禁试条约》是一个骗局，其目的是维护美国的核优势，阻止中国拥有核能力。”①时任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称：“在这年春天，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未经宣布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爆发。这就是苏联接受不平等的《有限核禁试条约》的原因。这个条约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①
当中国马上就要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时候，美国政府希望与赫鲁晓夫对中国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然而，赫鲁晓夫拒绝了，因为他害怕失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信誉。在这一点上，中国已经谴责他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了。不管怎样，华盛顿都对这个条约感到满意，因为它使中苏关系进一步破裂，同时也给美国创造了许多对付中国的有利机会。美国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Curtis Le May）将军指出，它确实能够分裂中国和苏联。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厄尔?G.惠勒（Earle ）上将看得更为长远，他说：“尽可能地分化你的敌人或者促成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裂痕始终是一个正确的军事原则。”①
正如美国所愿，《有限核禁试条约》加深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裂痕。但是，由于担心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会再次联合起来，美国不愿意独自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1964年10月16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被免除了苏共领导人的职务。尽管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成功地进一步分裂了中国和苏联，但是它们无法再对中国发动军事行动。如果它们成功了的话，那么世界就会遭受一场真正的核武器大屠杀。令整个世界感到幸运的是，肯尼迪总统无法实现他的愿望，否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将比他决定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灾难更为严重。
无独有偶，1965年，由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主编的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公开呼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以便保护美国和亚洲，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①巧的是，40年后，华盛顿著名的新保守派思想家大卫?弗拉姆（D*id Frum）和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又建议先发制人，攻击朝鲜的核设施，并对其进行海上和空中封锁。①
在中国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四十多年后，中美关系早已恢复正常化，不再面临充满敌意的对抗。历史总是不断重复自身，并且“那些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要重复它”。人们只是希望，中国、美国和朝鲜都能够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从中获益。
美国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1）
德雷克大学经济学教授侯赛因-扎德（Hossein-zadeh）认为，海外军国主义在过去给美国国内精英和工人阶级带来了巨额的红利。通过帝国主义，美国实现了繁荣和提高了生活水平。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名义下进行自由贸易，开始推行“仁慈的帝国主义”；同时又采取军事行动，推翻智利和厄瓜多尔等国合法的*选举政府。在二战结束后的20年里，美国经历了长期的繁荣，美国的商业和整个国家都获益于这些海外军事冒险行动。①
然而，侯赛因-扎德教授认为，在后冷战时期，从成本效益分析角度来讲，巨额的军费开支和在海外部署军队也许是毫无根据的。如果美国新军国主义的利益没有经济上的正当理由，那么“军事扩张、远征和行动”的动力又是什么呢？①
在美国，人们对这个新的美国军国主义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谴责新保守主义思想家，是他们“设法使美国走上了战争和军国主义之路”。有人指责布什总统，因为他缺乏外交事务知识，对政治的理解是传教士式的，并且自称战争总统。有人指责华盛顿的以色列游说团体。对于这种新军国主义的动机，最流行的看法是为了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然而，在不否认这些因素的前提下，侯赛因-扎德教授指出，美国新军国主义最重要的影响是美国军工联合体的影响，并且将之称为“军事低成本或寄生的帝国主义”。①
从历史上看，这种寄生性军国主义的发展在于一种“美国为军事设施而分配现有财富和宝藏的欲望”。①所以，美国的新军国主义和海外冒险并不是非常符合国家利益或国民福利，而是服务于特定的军工联合体利益集团。为了证明增加国防开支是正确的，这些军工联合体试图制造一种“战争氛围”。因此，海外军国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两个集团争取政治影响的斗争。一个集团是“多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另一个是“单边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倡导者”，前者代表非军事跨国公司的利益，后者代表军工联合体和其他非竞争性公司的利益。①
侯赛因-扎德教授着重指出，美国的军工企业现在都是“市场驱动的大公司”，当利润动机成为战争的重要因素时，就会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的威胁。然而，侯赛因-扎德教授并不认为，这会导致美帝国的自我毁灭和突然崩溃。他相信，美国军事帝国的命运会类似于大英帝国所经历的“潮起潮落与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模式”。①
发动战争就必须制造外部的威胁。在冷战后的岁月里，“流氓国家、全球恐怖主义、邪恶轴心和好战的*”取代“共产主义的威胁”，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在“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利用外国“憎恨我们的自由”等借口，试图制造一个“善对恶”的二分法。它将萨达姆?侯赛因视为目标，并把全球恐怖主义归咎于他。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宣称，未来的国际冲突将主要是文化上的，因为人们在“宗教、历史、语言和传统”上都各有不同。在南斯拉夫、中东和中亚，“文明的断层线是未来的作战线”。②因此，美国的决策者将冲突和“9?11事件”的根源都归咎于*，完全忽视了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他们将“对美国的战争”称为“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文明——的战争。这导致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造成了无法预料的悲剧性结果。①
美国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2）
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是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逻辑延伸。侯赛因-扎德认为，不幸的是，亨廷顿完全忽视了“经济、领土和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冲突中的作用”。按照亨廷顿的理论，国际冲突同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或政治入侵毫无瓜葛，而是“对西方国家和西方价值观的反对”。①
同样地，理查德?珀尔等主要的新保守主义者将恐怖主义归咎于“穆斯林心灵的病态问题”。因此，冷战结束以后，为了证明增加国防资金的正确性，战争的受益者用穆斯林的威胁代替了共产主义的威胁。①侯赛因-扎德教授认为，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是“国内军国主义者为了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而煽动战争的又一个典型事例”。①
调查记者格里格?帕拉斯特(Greg Palast)从美国国务院获得的文件显示，伊拉克重建计划早在入侵之前就已经制定好了。该计划要求长期占领伊拉克，以促进对其经济和法律体制的审查。伊拉克“经济计划”“将会对大企业实行新的低税体制，立即把伊拉克的银行和桥梁——实际上是将‘所有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经营者”，并将伊拉克的至宝——石油工业——私有化。①
帕拉斯特获得的文件清楚地表明，布什政府中有代表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集团的强大势力。这些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集团强烈要求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侯赛因-扎德教授认为：“很明显，主要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政治积极分子，活跃于一个主战的思想库网络中。这些思想库要么是为军事游说团服务的，要么是为以色列游说团服务的，或者是为二者服务的。”①
侯赛因-扎德教授认为，美国的军事思想库如下：
新美国世纪计划
美国企业研究所
安全政策中心
中东媒体研究所
中东论坛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国家安全事务犹太研究所
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①
侯赛因-扎德教授坚持认为，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在五角大楼和军事游说团的参与下，由这些思想库制定完成的。②他进一步补充说：
仅仅瞥一眼这些军事思想库的记录——他们的成员、资金来源和体制结构等——我们就能看出，它们的建立，本质上是为了在研究机构的伪装下掩盖五角大楼及其承包商同以色列游说团体和好战的新保守主义政客之间的暧昧关系。更加严重的是，这种令人讨厌的关系还表明，从战争中获益的权势利益集团实质上也是能够发动——确实发动了——战争的权势集团。此外，这种关系还解释了为什么国内的军国主义者如此渴望挑起战争和国际紧张局势。②
布什政府周围的权势集团对战争非常感兴趣：战争氛围会增加军事开支，让军工联合体获益，增加它们的收入。因此，从美国相关国防产业的角度看，虽然伊拉克战争对于伤亡人数不断增加的美国军队来说是一个灾难，但是它也非常成功地增加了大量利润与红利。
侯赛因-扎德教授对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新军国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不仅揭示了战争和军事开支的动机和逻辑，也揭示了美国军工联合体如何挪用了本该用于国内社会和基础设施支出的自然资源。
无独有偶，在其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蒙特利尔大学退休经济学教授罗德瑞格?泰姆布林（Rodrigue Tremblay）列出了美国军工联合体的五大支柱：
（1）美国的军事机构
泰姆布林教授认为，美国军费接近“世界总军费的一半”，至少占美国联邦预算的21%。再加上美国国防部的雇员、私人国防承包商和2500万退伍军人，总共有近3000万个家庭从军事预算中获取经济利益。这“使约6000万美国选民与美国军事组织存在经济利益关系。因此，军事化社会的明显威胁在政治上将永远存在”。①
（2）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雷声、通用动力、霍尼韦尔、哈里伯顿和英国宇航系统等私人国防承包商
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国防承包商的利润大幅度增加，其中自2003年以来，通用动力的利润就增加了164%。这些承包商还是“许多美国军事机构退役将军和上将的大老板”。①
（3）政治组织
当布什一入主白宫就采取军事外交政策的时候，布什政府极大地扩大了军工联合体的生意。自那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占据了整个市场的三分之二。美国国会的政客们也易于接受军事产业复合体的游说。这些政客们需要资金来支持他们的改选活动，并且希望维护在自己选区运营的军工企业。①
（4）“思想库”组织
泰姆布林教授所列的思想库名单与侯赛因-扎德教授所列的相差无几，并将美国企业研究所列在第一位。“这些思想库有双重目的：它们在各种问题上为政府官员提供政策文件，通常站在保守的立场；它们还是政府部门的培训基地，为其输送训练有素的人才，同时为离职的政府官员提供职位。”①
（5）“宣传”组织
电视网络特别是福克斯新闻网提供最有效的宣传手段。泰姆布林教授认为：“在美国的媒体中，最公开宣扬新保守主义思想和最卖力支持美国新的战争的莫过于福克斯新闻网了。福克斯新闻网完全支持美国的全球统治，并且偏爱战争。纸质媒体特别是《旗帜周刊》和《纽约邮报》等默多克旗下的出版物，是另一个宣传工具。其他右翼出版物也争先效仿，其中包括新保守派的《纽约太阳报》、《华盛顿时报》、《国家评论》、《新共和》、《美国观察家》和《华尔街日报》。”①
显然，“市场驱动”的大公司——包括美国军工联合体的成员在内——推动了美国的新军国主义。利润是衡量这些公司效率的唯一准绳，并且每季度的利润增长也是华尔街的要求。这必然导致国防公司对决策者施加强大的影响，以便增加国防开支和利用新战争来证明增加国防开支的正当性。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何时才会终止？和平何时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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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1）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1600年的最后一天，它在英国王室的特许下成立。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初衷是同亚洲和中东地区进行调料贸易。不幸的是，在数个世纪的海外活动中，它那恶劣的行为给后来的西方跨国公司树立了一个坏榜样。东印度公司在远东地区不仅从事商业掠夺，还进行军事征服和鸦片贸易。1840年，鸦片战争将这一行为推向高潮，并把香港从中国的领土中分割出去。①
根据2003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在世界上最大的100家经济实体中，有53家是跨国公司。这53家公司比120个国家还要富裕。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跨国公司的数量从3000家增加到63000多家，雇员达9000万人。“在这些跨国公司中，最大的1000家公司占据了世界工业产出的80%。”②
跨国公司通过电影和音乐的发行把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这是造成担忧的原因之一，也许还会导致未来的文化与宗教冲突。但是，麻省理工大学历史学家布鲁斯?梅兹利什（Bruce Mazlish）认为，更该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政治进程的参与。这些公司经常对税收、社会政策、劳动关系和会计实务等问题施加巨大的影响。梅兹利什教授说：“通过在世界许多地区资助政治运动、‘招权纳贿’和直接行贿，大跨国公司在当今社会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毫不隐讳地说，大公司的权力也可能对*进程构成威胁。”②
在当代跨国公司的所有恶行中，也许*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最为严重。据苏珊?霍利（Susan Hawley）博士所言，西方公司每年用于获取合同和特许权的行贿额高达800亿美元。行贿如此平常，但却难以发现。因为大多数行贿都是以“成功费”、“贿赂基金”、“佣金”或“高出市场价”的形式支付的。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法国、德国和英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都认为贿赂是“合法的商业开支，并且可以要求抵税”。①
不幸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穷人们最终要为这些严重的*买单，因为跨国公司支付的贿赂款经常被加在合同的总价中。结果，这些合同成品——通常是水电——的第三世界消费者最终遭受了这种灾难。①作为*的结果之一，发展中国家的商业两极化越来越严重，通常有利于富人和有权势的公司，牺牲了弱小的国内企业。霍利说：“为了只使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获利的工程，它们扭曲了决策过程。它们还增加了债务；绕过当地的*程序，使公司而不是国家受益；破坏环境；避开法律；推动武器出售。”②
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就是一个佐证。它与菲律宾费迪南?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政府签订协议，建立一个核电站。据说它向马科斯行贿的金额总计高达8000万美元。这项工程的总成本为23亿美元，但是这个核电站从未投入使用过，因为它建在了一个地震带上。然而，由于这项工程，到2018年前，菲律宾人民仍然每天要支付17万美元的利息。因此，菲律宾削减了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开支。②
在巴基斯坦，据称贝?布托政府也收受了巨额贿赂和回扣。发电厂投资过大，并且选址也不当。这些都导致了不必要的浪费和债务的增加。据称，贝?布托个人从这些建造发电厂的合同中获益匪浅。此外，日本、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政府还警告巴基斯坦，不得就与贝?布托政府交易中的*行为起诉西方的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在1998年底，以巴基斯坦政府放弃对这些跨国公司的起诉为条件，为其提供一个新的一揽子贷款”。③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允许自己的国内出现此类行为，但是却保护本国跨国公司从事非法活动的“权利”。
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2）
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电话*（ITT）曾经卷入颠覆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兰德（Salvador Allende）的事件。这是跨国公司公开干涉东道国内政的另一个例子。1970年，美国国际电话*积极支持一位候选人来对抗阿兰德。在阿兰德当选总统之后，美国国际电话*在智利的子公司被收归国有。然而，当阿兰德在一次政变中被谋杀后，美国国际电话*在智利的子公司又回到了它的母公司。①
对跨国公司的其他指控包括利用贿赂来逃避环境法。例如，通过在亚洲的贿赂，跨国公司可以完全无视环境法，肆意破坏柬埔寨的森林。②据美国商务部称，有总价值达370亿美元的55个武器出售合同存在贿赂行为。“在美国商务部所接收的行贿控告中，有一半是关于国际国防合同的。”③
1986年，瑞典军火制造商博福斯（Bofors）公司向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及其副手行贿3000万里拉。这被称为“印度独立以来最大的贿赂丑闻”。③
跨国银行也参与到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掠夺之中。私营银行成为贿赂资金转移出本国的通道，同时也是榨取第三世界国家资源的另一种途径。因为银行保密法严禁这些国家采取法律行动来收回这些被掠夺的资金。②据估计每年有400亿美元的非法资金流向西方的银行，现在全世界的私营银行总共价值17万亿美元。据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雷蒙德?贝克（Raymond Baker）称，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非法获利储藏库”。⑤花旗银行排名前350位的客户全都是外国政府的高官或者他们的亲属。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每年有5900亿到15000亿美元的资金离岸洗钱，而这些钱都来自于*与欺诈。
全球化与世界贸易组织都没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因为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真正赢家是跨国公司。现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是政府不得干涉商品与服务的自由流动，这都是为跨国公司的利益着想。在食品安全与环境保护领域也同样如此。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政策受到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例如，印度政府“不能限制进口，即使它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对合法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治理与正常运转而言，这将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①
世界贸易组织实行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也有利于跨国公司。这些公司控制着诸多专利与商标。上述规定阻挠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相似的产品，使跨国公司居于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些规定使“跨国公司有权使用植物和天然派生物，比如从印度楝树中提取的天然杀虫剂。农民使用这种杀虫剂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了，而现在它却被一家美国公司进行了专利注册”。①如果不给这家美国公司缴纳专利税，农民就不能再使用这种天然产品——尽管他们已经用了几百年。
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加上政府的放宽管制，加剧了跨国公司造成的环境破坏。据“地球之友”称，由于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行为，“世界上一半的森林已经被彻底摧毁；半数河流遭到严重污染或干涸；超过三分之一的渔场要么枯竭，要么捕捞过度”。更令人不安的是，由于游说白宫拒绝实施旨在阻止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已经遭到起诉。②
经过在第三世界25年多的工作与田野研究，迈克尔?科塞多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教授得出结论说，由于西方跨国公司的入侵，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规则的引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已经崩溃：“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命令下，为国内市场生产商品的所有工业部门都已经濒临破产。”①“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扩大了它们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然而，通过代替已经存在的生产体系——即在损害地方、地区和国家生产商的情况下，这个过程已经全面开始了。”①
在服务部门，麦当劳等西方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加盟连锁权控制了当地的生意，“全球性公司由此挤占了本地小公司和零售商的大部分利润，而大量投资却是由独立的生产商（特许经营人）提供的”。①因此，由于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庞大的资金，西方跨国公司践踏了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产业，进而导致当地经济的崩溃，使当地居民更加贫穷。
帝国主义与美帝国的过度扩张（1）
2003年4月28日，即美国入侵伊拉克不久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采访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时问到，美国是否正在进行“帝国建设”。拉姆斯菲尔德直言否认：“我们没有寻求建立帝国。我们不是帝国主义，并且从前也不是帝国主义。”①
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国家安全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马克斯?布特（Max Boot）看来，拉姆斯菲尔德的话只是说给公众听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今日美国》2003年5月5日的专栏文章中，布特先生说，美国的“帝国建设”始于1803年对路易斯安那的购买，并且美帝国还横跨美洲大陆进行扩张，先后征服或购买了波多黎各、菲律宾、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他认为，二战以来对日本和德国的占领，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富汗的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都是“另一种名义下的帝国主义”。①
尽管承认美帝国主义“充满了大量的可耻片段”，但布特宣称，美国的帝国主义是20世纪全球变化的一个积极推动力：它战胜了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并将*制度传播到世界上的许多角落。在布特看来，虽然由于美国人背负着“历史包袱”而勉强接受“帝国主义”，但美国“应当明确地进行帝国主义的实践”。①
不幸的是，美国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活动史，并不是像布特先生对我们说的那样开始的。1898年的菲律宾—美国战争也许就是最好的例子。1898年5月1日，美军在马尼拉摧毁了西班牙军舰。菲美战争从此开始。美国人争取到菲律宾革命领袖艾米利奥?阿奎那多（Emilio Aguinaldo）的支持。阿奎那多错误地以为，*的美国会帮助菲律宾人民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菲律宾军队击败了西班牙军队，像美国的一个州一样，菲律宾宣布独立。①
1898年8月13日，西班牙军队向马尼拉的美国占领军投降。至此，争夺菲律宾所有岛屿的战争几近结束。美国虽然只控制着马尼拉，但却拒绝承认新菲律宾共和国的合法性。继而，美国总统麦金利公开宣布了他欲使整个菲律宾群岛成为美国殖民地的意图。①美军和菲律宾军队继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争。为了控制这个东南亚国家，美国向菲律宾派遣了万人的军队。这场战争持续了3年多，造成4200名美国人和25万多名菲律宾人死亡。①
出乎意料的是，由于难以抵挡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菲律宾地方起义军与前来征服菲律宾的美国人展开了激烈的游击战。菲律宾人民给当地游击队员以巨大的支持，抵消了他们的劣势。面对强烈的抵抗，美国侵略军将“当地人关进集中营，烧毁村庄，大量绞杀嫌疑犯，有组织地*妇女和女童，严刑拷打”。①最臭名昭著的拷打手段是“水疗法”（watercure）。“就是将大量的水灌入犯人的喉咙，直到犯人的胃部发生反应，‘像喷水井一样’把这些水喷出三尺远。大多数人经过这种折磨以后不久就死掉了。”①当事实公之于众以后，美国人民当然无法接受美军的这种残忍行为。来自公众的压力很快迫使它放弃使用这些非人的手段。
因此，表示外国侵略者的“帝国主义”一词在主流媒体和学术界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在“9?11事件”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帝国主义”与“美国的帝国建设”一夜之间广泛传播，并且被马克斯?布特等大批新保守主义者所推崇。甚至像哈佛大学卡尔*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Ignatieff）这样的“人道主义的干涉主义者”都鼓吹美国帝国主义。伊格纳蒂夫先生宣称：“作为一个帝国大国——意味在世界上建立这样一种秩序并且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这样做——它还意味着在许多地方执行美国从20世纪失败的帝国中继承而来的帝国功能。”①伊格纳蒂夫由此赋予帝国主义以合法性。
帝国主义与美帝国的过度扩张（2）
据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说：“伊拉克军事行动最像1898~1902年的菲律宾战争。二者都是征服战争，都是由一个分裂国家的意识形态精英发动的，其成本都比任何人想象的要高。正像在伊拉克一样，获得战争的胜利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②确实，获得伊拉克战争的胜利毫不费力。美国盟军仅用了21天，就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和击败了伊拉克常规军。③然而，在美军占领期间，伊拉克很快出现了游击队的抵抗。在最初成功的军事行动以后，美国人才意识到他们还要对付游击战。这与他们在越南的可怕经历十分相似。
由于当地人的支持与占领者的不得人心，游击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战斗。它可以使入侵军队反应过度，并伤害无辜平民。因此，入侵军队在当地总是不得人心。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游击队不断壮大，并获得了当地人民的支持。另外，在对付游击队的时候，高科技军事装备已经派不上用场。因为强大的武器只能徒增对当地平民的伤害，促使居民们与起义军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据兰德公司分析家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说，美国军队“对伊拉克有组织的反抗”没有预见或“充分的计划……”，“不仅没能意识到叛乱滋生的条件，而且在其成为主要推动力前，还忽视了伊拉克最初的示威活动及由此引起的逮捕行为”。④即使五角大楼为应对游击战而制定了非常详尽的计划，但是美国侵略军控制——更不用提击败——它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因为现在伊拉克的抵抗力量显然在日益壮大。
“鉴于英国在马来西亚和罗得西亚的经验，美国军队与游击队的比例应该是20∶1。美国军队仅仅能满足控制游击队抵抗的要求，而不是击败游击队。美国估计，目前伊拉克游击队的规模达到了10万人。这意味着即使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美国还需要200万人的军队来控制局势。”①但是，美国军事分析家查尔斯?耐特（Charles Knight）和马库斯?科尔宾（Marcus Corbin）认为，美国“可供部署的地面部队（陆军和海军）总共有约40万现役军人和50万预备役军人”。这就意味着美国无法实现控制的目标。②
在1987年完成的名为《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创造了“帝国的过度扩张”一词。大约10年以后，他又进一步警告说：
研究大国兴衰的历史学家们十分清楚，美国现在进行着被称为“帝国过度扩张”的冒险：也就是说，华盛顿的决策者必须面对这个尴尬而持久的事实，即现在美国的全球利益与责任过于庞大，以致于它无法同时对它们加以保护。③
根据美国国防部为2003财年制定的年度“基地结构报告”，美国在约130个国家中拥有702个海外基地，在美国本土建有6000个基地。总而言之，美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已经在海外部署了50多万军人及其随从人员，并建造了5万多座建筑，包括兵营、飞机棚和军用医院。③
在占领伊拉克三年后，美国的状况似乎符合肯尼迪教授所描述的“帝国的过度扩张”。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2006年11月28日，“社会政治形势已经恶化到这样的程度，即美国和伊拉克军队无法以武力平息阿尔安巴尔省的叛乱”。④美国占领军和地方当局已经失去了对伊拉克许多地区的控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除了一小块被称为“绿*域”的严防地区以外，美军无法为伊拉克政府官员提供安全，更不用说平民了。美国的入侵导致数十万伊拉克人民丧生，美军的伤亡也超过了万人。①
2002年，在美国支配世界的鼎盛时期，布什总统宣布了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即：“我们的军队十分强大，足以阻止潜在对手旨在超越或赶上美国实力的军事建设。”②这就是保罗?肯尼迪提醒我们注意的事情：当一个帝国达到其最后阶段时，帝国领袖将不断增加军事开支，以战争为武器“加速其国家的灭亡”。华尔街的其他战略家也评论说，美国的权力已经达到了顶峰。全球恐怖主义、日益增加的经济困难、美元贬值，以及“在依靠外围资金流动的核心圈中无法维持的生活水平”，全都表明美国霸权的衰弱。③
就美国在伊拉克所面临的形势而言，甚至保守派共和党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都承认：“坦白地讲，布什总统没有多余的军事、政策、金融和政治资源来维持这个帝国。正像十年前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布什分子强制实行的干涉主义必然导致帝国的过度扩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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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全球化与战争（1）
2003年6月1日，在一年一度的八国首脑会议前夕，10万人聚集在会议举行地法国埃维昂镇附近，举行反对全球化和战争的示威活动。八国首脑会议始创于1975年，为西方工业化国家首脑讨论经济和政治问题提供机会。但近年来，这种*成了会议组织者的梦魇。示威者谴责“全球化”、“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不过，在2003年，抗议者第一次把“全球化”与“战争”连接起来。①
五十多年前，英国经济史学家约翰?盖勒格（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鲁宾逊（Ronald Robinson）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的文章。他们在文中将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概述为：“尽可能进行非正式控制的贸易；必要时进行统治式的贸易。”贸易成为英国帝国主义的首要任务。“只有当非正式控制无法确保实现英国的经济目标时，它才会诉诸正式的帝国主义或殖民——即直接而持续地使用军事和政治控制——来实现其目标。”一般来说，它利用军事力量“为经济支配和扩张创造有利条件”。②
当在其最著名的论述中描述美国军方与美国跨国公司之间的工作关系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持的观点与上述言论大同小异：“离开一只隐藏着的拳头，隐藏在市场背后的那只手永远起不了作用——如果没有制造F-15战斗机的麦道公司，麦当劳也红火不了。而使硅谷拥有安全的世界环境的那只隐藏着的拳头，叫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③弗里德曼是《纽约时报》著名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获得过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
在苏联解体后到“9?11事件”发生前的几年里，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美国著名地缘政治战略家、卡特总统的前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指出了中亚共和国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警告说该地区的石油和矿藏决不能掌握在这两个国家手中。①
1999年3月，即布热津斯基的这本著作出版两年以后和轰炸南斯拉夫的前五天，美国国会通过了《丝绸之路战略法案》（SRS）。这个法案首次表明了美国在这条古老的贸易路线上的商业和战略利益。丝绸之路从地中海开始，经过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中亚，最后到达中国，长达7000多英里。迈克尔?科塞多夫斯基认为：“《丝绸之路战略法案》勾勒出了美国商业帝国沿这条广阔的地理走廊的发展框架。”“在这个法案的指导下，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于削弱并最终动摇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等竞争对手在石油贸易中的地位。”②美国国会公开声称：“美国的决策者十分了解中亚地区的风险，因为我们在试图制定一个能够为美国和美国商业利益服务的政策。”③
一个月后，中亚共和国组建了一个名为“古阿姆”（GUUAM）的区域军事同盟。这个同盟由北约发起，并得到了西方的军事援助。北约的介入包括美国在这些中亚国家部署军队，这显然损害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②同时，盛产石油的阿塞拜疆成立了一个亲美的政府。这个政府与英美石油巨头英美联合石油公司（BP-Amoco）签订协议，开发巴库附近的大型油田。英美联合石油公司得到了丰厚的回报：80亿美元的投资估计换回了400亿美元的收入。世界银行也参与进来，帮助西方跨国公司开采更多的油田和气田。它们还设计了一条新的石油管线，绕过俄罗斯，并处于“古阿姆”的保护之下。②
全球化与战争（2）
在华盛顿，2000年9月，正值美国总统大选，也是“9?11事件”的前一年，一个华盛顿智囊团建议“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发表了一篇题为《重建美国的防务》的报告。“新美国世纪计划”成员有哈里伯顿（Halliburton）首席执行官、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迪克?切尼、即将成为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即将成为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的布鲁斯?杰克逊。这篇报告声称，美国“必须劝阻发达工业国挑战我们领导地位甚至追求区域或全球性的角色”。它呼吁发展美国的太空力量、全面控制网络空间和研制生物武器。它还认为朝鲜、伊朗和伊拉克是问题比较突出的国家，需要给予特殊关注。①
在乔治?布什当选总统之后，美国石油公司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介入到白宫的军事和情报活动。布什、切尼和赖斯等高级官员都与石油工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支持布什竞选总统的重要资助者基本上都属于这个行业。②因此，无怪乎伊拉克等盛产石油的国家会受到如此热切的关注。布什政府的前财务部长保罗?奥尼尔认为，布什入主白宫不久后，就开始计划入侵伊拉克。③2003年3月19日，美军攻入伊拉克，从此伊拉克长期处于被占领的状态，这都是拜布什政府的公司利益所赐。
美国军事占领当局最高长官保罗?布雷默发出的100项命令之一，就是将伊拉克200家最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为外国100%拥有伊拉克企业提供法律手段。外国公司将得到“国民待遇”和长达40年的所有权许可，并且“所有利润及其他资金的汇付都是不受限制和免税的”。这项法律一旦实行，美国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就会控制伊拉克所有的商业领域。此外，美国的国际银行允许拥有伊拉克银行50%的股份。④至于国际贸易，伊拉克将免除“所有进出商品的关税、海关税、进口税、技术转让费和附加费”。这些规定再加上外国消费品供货商的激烈竞争，伊拉克本国的企业几近破产。④
在新法律的规定下，外国人将享受“伊拉克法律的全部豁免权”。伊拉克法庭无权审理外国承包商和证券公司所犯的民事或刑事案件——无论是人身伤害、谋杀还是环境破坏。它们只能按照美国的法律，在美国的法庭接受审判。①
建筑工程领域中的规定也有利于美国的公司，这导致大量伊拉克工人失业。福陆（Fluor）、柏克德（Bechtel）和帕森斯（Parsons）等美国建筑公司在伊拉克签订了数百亿美元的建筑合同。其中大多数公司都只对基础设施的“全面检修”感兴趣，哪怕是一些修补工程都不愿意做，因此，它们耽搁了电力等主要公共服务的恢复。美国公司侵入伊拉克，导致建筑工程管理不善，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痛苦与不幸。管理不善与优惠的合同使多数伊拉克人民的生活缺水断电——伊拉克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140华氏度。①
在石油部门，一部新的石油法律将把伊拉克的国有石油企业私有化。美国石油巨头将首次有条件地获得伊拉克的油田，而这些条件在中东或其他任何盛产石油的国家中都是史无前例的。伊拉克副总统称，这部法律“完全有利于美国的投资者和美国的企业，当然还有美国的石油公司”。巧合的是，这部法律非常像布什政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提出的一部法律。这部由亚德?阿拉维（Ayad Allawi）——前中情局特工、伊拉克过渡政府总理——制定的法律能够使美国的石油巨头攫取伊拉克87%的石油工业。由于美国的石油公司声称除非这部新法律得以通过，否则它们不会再返回伊拉克，所以，布什政府向伊拉克施压，要求伊拉克通过这部法律。②
伊拉克拥有价值数万亿美元的石油储量，这在世界上居于第二位，并且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将其转化为成品。难怪美国的石油巨头希望将它们据为己有。当然这在新法律的规定下将是合法的，而这部新法律得到了美国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②由此，伊拉克的石油财富将掌握在美国的石油巨头——支持布什竞选总统的人手中。
英国《独立报》金融通讯记者菲利普?桑顿（Philip Thornton）认为，如果伊拉克将其石油储量转交给英美的石油利益集团，它将会失去2000亿美元的收入。根据桑顿的报道，“英美压力集团提供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如果伊拉克允许外国公司分享它储量巨大的能源，它将会陷入一个‘古老的殖民陷阱’。这份报告再度引起人们对一件事的担心，即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真正目的是要确保西方国家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①
因此，这场战争显然是要保证英美的石油利益集团获得伊拉克的大油田。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能源政策之所以联系在一起，目的只有一个，即推动公司的全球化，提高美国的石油垄断；同样的垄断也在残酷地剥削美国本土的消费者。这对美国和伊拉克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军事基地与美帝国（1）
在西方文明史上，帝国一般都依靠国外军事基地来统治所征服的领土和臣民。作为19世纪最强大的殖民国家，英国用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35个军事基地来控制它的殖民地。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观点，古罗马帝国的所作所为与今天的美国没有什么不同。罗马人首先与弱小的邻国结盟，为它们提供保护，然后与它们签订条约，占领其部分领土作为罗马要塞。①
美国著名亚洲学者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认为，在冷战的高潮时期，美国“实际上已经在苏联和中国周围部署了数千个海外军事基地”。②在冷战结束15年后的今天，美国国防部仍然在本土以外保留着800座设施。对于遍及世界的美军的后勤供应而言，军事基地至关重要。目前，有50多万美军及其家属和后勤人员驻扎在海外。“对于这些军官和所招募的男女士兵来说，美国军事殖民地的生活比国内的生活更舒服。”②
冲绳是美军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冲绳岛位于日本最南端，总面积有454平方英里，是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琉球群岛曾经是一个受到中国保护的独立王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19世纪末中日战争后，日本将其强行占领。②
在二战中日本战败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五角大楼一直掌管着冲绳岛。美军基地还占用了岛上20%的良田。美军在冲绳岛上占有的大部分土地都是从岛上居民的手中夺取的。事实上，在冲绳岛战役之后，许多岛上居民被强行送到集中营，而他们的土地则被转作军事用途。当地居民的这种情况令人震惊。当战后“居民被允许从集中营返回家园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家乡已经消失在有刺的铁丝网后面了”。①
1995年，美军人员所做的一起极为恶劣的事件被披露出来。两名美国海军和一名水手遭到起诉，原因是他们扣押并*了一名12岁的冲绳女孩。当时这名女孩正在购物回家的途中。一名士兵承认了他的罪行，另外两人也都承认诱拐和殴打了这名无辜的女孩。①这起事件进一步破坏了糟糕的美日关系。
《日本经济新闻报》称，1972~1996年之间，在美国的服役人员中，共有4716名罪犯登记在冲绳县警察局。据《代顿每日新闻报》报道，自1988年以来，日本一共发生了169起性侵犯案件。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代顿每日新闻报》披露：“美国军方释放了数百名军队中的性犯罪者，尽管他们已经被军事法庭判处有罪。”①
这引起了对“治外法权”的质疑。作为1839~1842年鸦片战争的结果，“治外法权”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所作的最令人耻辱的行为之一。这个特权规定，在中国犯罪的西方人不能在中国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而要移交给本国的领事馆处理。按照与日本的协议，美国有权“拒绝日本调查人员将已经移交军方的嫌疑犯交给日方的要求。这个规定使用了拖延策略，使美方有机会将美国嫌疑人送回到日本当局鞭长莫及的美国国内”。①
下面一个例子就充分证明了不公正和愤慨的情感。1998年，几名美国飞行员被指控攻击滑雪缆索，致使20名意大利滑雪者丧生。美国不允许肇事者在意大利接受审判，继而美国的军事法庭宣判他们无罪。①
美国冲绳军事基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噪音污染。在设于人口密集地区的机场上，军用飞机不断起飞和降落。学校上课经常被这些噪音打断。1997年3月，美国直升机被禁止起飞，学生们才得以“安静地参加大学入学考试”。①当地居民还抱怨美军发射150毫米榴弹炮炮弹，经常导致森林火灾。其他的环境破坏还有：“贫铀弹”放射的二氧化铀；炮火造成严重的土壤腐蚀；“泄露的燃料及其他有毒物质渗透到岛上一些地区的土壤和水中，既没有得到控制，也没有经过处理”，因为一项协定可以使美国对环境问题不负任何责任。①
军事基地与美帝国（2）
由于军事基地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诸多问题并导致了外交噩梦，人们可能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美国当局为了便于管理而会撤除或至少减少军事基地的数量。恰恰相反，约翰逊认为：“五角大楼正试图阻止当地居民收回或行使其对这些历史悠久的基地的权利……它还想尽办法争取在美国曾经被迫撤退或取消的地方（如菲律宾、台湾、希腊和西班牙）重建基地。”②
军事基地还被用来收集情报，美国的间谍机构遍布全球。②随着1981年“梯队（Echelon）”系统的建立，美国和英国对英语国家形成了一个“情报联盟”。“梯队（Echelon）”系统在世界范围内应用120个卫星，并使用旨在截取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非军事通信的卫星和计算机。关于“梯队”间谍网络，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谴责美国和英国的行为无异于“国家撺掇盗版”（state-sponsored information piracy），因为它们怀疑美国可能非法使用这个网络收集贸易谈判的情报，并且同欧洲人竞争向沙特*出售商用喷气式飞机。②
美国军事基地的另一个目的，是维护其在中东等石油产区的石油特权，保护该地区的石油管线。下面是一个美国政府利用军事力量来保护美国石油企业利益的例子。②“9?11事件”给布什政府在阿富汗和前苏联中亚共和国附近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2001年12月，主管欧洲和欧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伊丽莎白?琼斯（Elizabeth Jones）反复强调：“在阿富汗冲突结束后，我们也不会撤离中亚。我们对该地区拥有长远的计划和关注。”②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美国为什么要不断试图建立军事基地，并倾向于使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约翰逊教授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战争反过来推动军事的增长；对于我们的武器及其生产商的实力而言，战争也是一个不错的宣传渠道。”“新基地的建立要求有更多新基地来保护现有的基地，形成了包括军国主义、战争、武器销售和基地扩张在内的不断紧密的循环。”①
对于美国人来说，伊拉克战争很快就会演变为另外一场越南战争。美国要求从东欧到波斯湾、阿富汗和中亚共和国，共建立14个新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都建立在石油资源丰富的弱小国家。约翰逊认为：“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解放伊拉克，引发中东*化的多米诺效应或者我们其他领袖所提出的借口。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石油、以色列和国内政治，是为了实现我们的自觉命运，成为一个新罗马。”①
不幸的是，对于布什政府而言，新罗马的命运也许会十分坎坷。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伟大的帝国不可避免地以意想不到的崩溃结束。对于美国人来说，伊拉克战争很快就会成为另一场越南战争，并将再次反驳一个谬论，即超级军事大国将以一己之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伊拉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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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伊拉克研究小组与伊拉克战争（1）
在1968年越南春季攻势之后，由于美国公众对越南战争的不支持，约翰逊总统任命了一个“智者”小组，为他的新行动路线提供建议。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协商后，“智者”小组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在南亚的冲突中不可能取得胜利。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总统发表了关于越南战争的电视讲话。在讲话的最后，他突然宣布，他不会谋求再次当选为总统，也不会接受*党提名他为下一届总统的候选人。这让整个美国大吃了一惊。①
38年后，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战争——犹如越南战争——变成了一个泥沼。年青的美国士兵和无辜的伊拉克妇孺正在遭受伤亡之苦。整日炸弹袭击和肆意破坏的幽灵使布什总统失去了美国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因为这场残酷而又野蛮的战争没有任何政治或军事上的解决办法。因此，贝克—汉密尔顿委员会（由五位*党人和五位共和党人组成的跨党派小组）成立，为总统的伊拉克战争方针提供建议。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两位前国务卿、一位*党外交政策专家、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一位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一位前国防部长、一位前参议员以及前克林顿总统的私人朋友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军事战略、情报、政治、伊拉克安全和战略问题以及中东等领域的最知名的专家，也有一些美国政治机构的资深政治家。②
不论是作为国务卿还是作为一名公司律师，该委员会主席詹姆斯?A．贝克多年来一直参与中东事务。他曾经担任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和老布什总统的国务卿，据说是布什家族的顾问。据作家罗伯特?布赖斯（Robert Bryce）说，贝克与石油公司关系密切：他和他的家人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曾经投资阿莫科、埃克森和德士古等石油公司。贝克家族的博茨法律事务所(Baker Botts)的公司客户包括阿莫科、埃克森、德士古、哈里伯顿和康菲等石油公司。作为博茨法律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贝克最关心的是涉及石油和天然气生意的中东地区。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中任职时，他积极努力扩大与伊拉克的贸易。对贝克来说，“贸易是美国和伊拉克关系中的核心要素”①，并且伊拉克“对美国的产品来说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①
不幸的是，对贝克和布什政府来说，伊拉克形势严峻。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的挑战包括消除*活动、控制伊拉克部队、说服库尔德人放弃独立要求以及恢复电力和自来水供应等被破坏的基础设施，更不用说恢复石油生产了。
《伊拉克研究小组报告》于2006年12月6日公布。报告警告说：“伊拉克的局势十分严峻，并在不断恶化……如果局势继续恶化，后果将非常严重。陷入混乱局面可能导致伊拉克政府崩溃并引发一场人道主义灾难。”②报告建议，美国驻伊拉克军队的首要任务应逐步转变为向伊拉克军队提供支援。同时，“美国不能无限期地承诺继续在伊拉克部署大批美军”。报告还明确建议，美国所有作战部队应该在2008年第一季度撤出伊拉克。②
根据《伊拉克研究小组报告》，“美国应当立即主动发起新一轮外交攻势，为实现伊拉克和该地区的稳定建立国际共识”。报告公开呼吁美国同伊朗和叙利亚进行谈判。报告的结论说，中东稳定的关键是解决阿以冲突，并且美国应当进行与包括以色列、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在内的中东国家的直接对话。②
伊拉克研究小组与伊拉克战争（2）
《伊拉克研究小组报告》是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巴以冲突以及美国—叙利亚关系和美国—伊朗关系政策的批评。因此，难怪这份报告在华盛顿“遭到了白宫和国会充其量是模棱两可的反应”。③
国际新闻社（Inter Press Service）记者吉米?勒伯(Jim Lobe)指出，布什总统“似乎至少划掉了其中的主要建议，即：（1）如果伊拉克政府在未来15个月内在民族调和上未能取得重大的进展，华盛顿应该准备撤销对它的支持；（2）华盛顿应该无条件地同叙利亚和伊朗进行直接接触，把这作为稳定伊拉克的外交攻势的一部分”。①
至于报告所建议的无条件地同伊朗接触，一位匿名的白宫高级官员表示，这样的接触可能为时过早，促进中东的*仍然是一个目标，并且伊拉克的胜利仍然是可能的。“你们已经看到，总统在第二天使用了‘胜利’一词，布什的一位助手说，‘相信我，这并不是口误’。”②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布什政府将会有选择地采取《伊拉克研究小组报告》中的建议，放弃那些它认为是“退却或愚蠢”的建议，并考虑修改其他的一些建议。布什政府非常赞同增加伊拉克军队中的美国军官的建议。因此，到2008年第一季度撤出美国作战部队的目标将无法实现。相反，白宫和五角大楼目前正在争论是否向伊拉克增派3万人的军队。②布什政府还正在恢复巴以和平会谈。
在巴格达，伊拉克总统批评《伊拉克研究小组报告》给出了“破坏其国家主权的危险建议”，认为这些建议是“对伊拉克人民的侮辱”。尤其是，他认为，让萨达姆政权官员回到政府的计划和在伊拉克军队中增加美国军队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③
在美国电视网周日谈话节目中，贝克承认：“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不会获得军事上的胜利；我们要获得政治上的胜利。伊拉克冲突着的各派必须实现政治上的和解，要不然我们会继续存在大联合的难题。”④
确实，美国不会获得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即使它赢得了所有重要战斗的胜利。显然，伊拉克的局势是政治问题，同样只有政治办法才能解决。在这点上，我们不禁想起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因此，任何不包括美国军队完全撤出伊拉克的计划最终都会遭到失败。
《伊拉克研究小组报告》关于美军撤出作战，同时在伊拉克军队中增派美国军官的思想毫无新意。这是三十多年前尼克松总统“越南化”计划的翻版。后者是一份体面地走出越南战争泥沼的计划，即培训和装备南越的军队，以便替代美国军队。历史已经表明，这是一份彻底失败的计划，因而美国不得不在可耻的失败中撤出越南。①
退休的陆军中校拉尔夫?彼得斯（Ralph Peters）对伊拉克战争非常熟悉，并有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大量著述。他指出，在伊拉克军队中安插美国军队，这将会造成“数十万名穿军服的人质”，因为这些军队将会成为“暴力活动的首要目标”，造成更多的美国士兵死亡。更多的美国人伤亡将会导致战争的扩大，从而使伊拉克战争永无结束之日。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圣雷莫协定》(San Remo Agreement)的结果，法国和英国按照25％~75％的比例瓜分了伊拉克的石油开采权。即使在美国外交官发出强烈的抗议后，美国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也没有得到任何重大的战利品。然而，英国却控制和垄断了中东地区的石油财富。因此，伊拉克在一战后成为英国的托管地。③
像美国军队一样，英国军队披着“解放者”的外衣来到伊拉克。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40年的*示威、暴力活动、种族冲突和叛乱活动。英国财政最终难以承受这样的费用，因而英国最终不得不放弃它的殖民统治和石油开采权。④
英国介入伊拉克和美国的越南战争应该成为布什总统、布莱尔首相和美国精英（包括伊拉克研究小组在内）的教训。历史总是重复自身。可以说，“如果我们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注定要重蹈覆辙”。令人痛心的是，美国人如今正在艰辛地吸取这一教训。
美国国债本位制与世界货币（1）
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到1945年，美国在投资资本、制造能力和出口上成为世界头号大国。它在煤炭、石油和电力上的绝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还多，更不用提大量的轮船、飞机和许多其他的工业和消费产品了。更重要的是，美国拥有世界80％的黄金储备。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①
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世界市场和获得世界资源的途径，美国不可能生存下去；贸易和稳定的国际货币对美国经济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44国会议上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这次会议的结果是美元实际上获得了世界外汇储备的地位。把美元与黄金挂钩有利于美国商品的出口，也有利于美国公司打开新的贸易和投资市场。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大多数国际贸易都以美元结算，并且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货币都盯住可以变现为黄金的美元。②
因为相继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因而背负了沉重的军事开支，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出现的国际贸易收支盈余一夜之间变成了赤字。这逐渐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金本位制的解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美元同黄金的脱钩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布雷顿森林协定开始实施的时候，美国的贸易伙伴非常乐意接受美国的贸易赤字，以便为世界货币体系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然而，随着美国贸易赤字的继续攀升，它们不久就对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地位失去了信心，因而希望所持有的美元变现为黄金。这使美国陷入了困境：如果它努力减少贸易赤字，就不得不削减财政开支，并接受生活水平的降低。失业、可能的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的流动性危机将会接踵而至。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允许贸易赤字无限期地增加，那么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就会消失殆尽，并且美元作为世界外汇储备的持久地位就会遭到怀疑。①
由于拒绝美元兑换黄金，美国迫使它的贸易伙伴把贸易盈余投资于美国的国债——直接把美元借回美国政府。因此，美国变成了一个债务国，并且美元变成了不可兑换货币。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的这种单边举措终结了“布雷顿森林协定”所规定的汇率制度，并且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发生了许多次国际金融危机。①美国的单边行为也给世界各国的央行提出了一个难题：如果它们接受美国结束金本位制的建议，那么它们就不得不以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自己的外汇储备——贷给美国可能永远不会偿还的借款。另一方面，如果它们拒绝接受美国制定的这种安排，那么它们持有的美元就会贬值，从而给国际贸易带来一场浩劫。与它们本国的商品相比，美国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将会更加低廉，也更有竞争力，从而造成它们本国经济的萧条。这对欧洲的伤害大于美国，因为前者更依赖出口。最终，它们除了投资美国国债之外别无选择，并且美国政府的债务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本位制。①
在过去，拥有主要通货的国家将必须实施减少支付赤字的严格措施，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那样。英国不得不采取通货紧缩的计划来支撑它的货币，并且牺牲就业和出售国有资产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然而，美国发现，强迫世界接受作为不可兑换货币的美元，使之取代黄金成为各国央行的主要储备资产，这样美国就可以不用节约开支而从国际贸易赤字中获得巨大的好处。最终，美国不必清理它的金融机构，可以继续不依赖它们而生存下去，并且仍然可以用永远不会偿还的期票来获得世界资源以及实物产品和服务。①
美国国债本位制与世界货币（2）
因此，在国际金融的历史上，一个债务国的国债首次成为世界各国央行的储备资产。美国的内债——国库债券——充当了国际货币，并且可以“由某个个别的政府任意发行，用来筹资获取其他国家资源的资金”，就像密西西比大学著名教授以及《超级帝国主义》（Super Imperiali*）及其续篇《全球的破裂》（Global Fracture）这两本畅销书的作者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所详细描述的那样。①哈德森解释说：“欧洲、日本和加拿大变成了全新形式的卫星国。随着对美出口的浪潮和把自己的公司出售给美国投资者，这些国家表面上的繁荣或许会持续下去，但美国国债本位制迫使它们把自己的贸易盈余重新借给美国政府。”①这是最高级的金融剥削，直到今天仍然在上演：世界各国的央行正在把它们持有的美元送给美国。由于剥夺了全世界的财务，美国的企业如今正在用美元来寻找它们的全球猎物，而这些美元最终又将回到美国财政部。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收入”却宽免回到美国，因而扩大了美国国内的经济。甚至美国海外军事开支最终也可以作为国债重新回到美国。①
哈德森教授指出：“美国人不仅能够用纯粹的几张纸换取外国的产品、服务、公司和其他资产，而且这些纸片还是美国财政部的借条。美国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经营国际支付赤字，而外国的央行却沉迷于那些它们只能投资于美国政府期票的美元。”①因此，美国把国际支付赤字——传统上的债务——转变成一种实现其全球支配地位的经济力量。连续多届的美国政府利用国债本位制，牺牲自己贸易伙伴的利益，发动金融战争和为维持本国经济增长提供资金。自从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崩溃之后，美国运用这一工具对全球进行金融剥削长达35年之久。按照哈德森教授的观点，最终的结果将是：
当欧洲、亚洲和拉美最终突然改变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场危机。美国曾经说过，它不可能也不愿意偿还自己的美元债务。作为一种选择，它建议“把美国的过剩美元投入到世界货币体系中。其他国家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与它们所持有的美元相等的信贷，但是这些所持有的美元不再是美国财政部的债务。美国将会抹去它对外国央行的债务，从而摆脱困境。这将意味着，美国将会免费地摆脱所有的国际支付赤字，任何东西都不用付出。”②
由于摆脱了金本位制的束缚，美国开始开动印刷机，并且美元供应量增长的幅度同美国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的幅度极不相称。这导致了美元的贬值、永久的国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的输出。美国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对外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由于1970~1974年美元的贬值，许多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尤其是德国——德国马克对美元的升值超过了50％。但是，这些影响并不仅限于德国这样的工业化经济体，也伤害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为了一张张纸币而出售它们的商品和自然资源，但这些纸币最终变成了美国国债，并且根本没有推动它们的国内经济。①
尽管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带来了破坏并造成了世界货币体系的不稳定，但美国仍然拒绝采取贸易调整措施和削减国内预算赤字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由于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和美元的强势地位，美国人患上了一种“炫耀性消费”综合症，结果造成了美国每年高达8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因此，美国很容易出现货币危机：只要对美元失去信心，就会提高进口价格和利率，从而造成经济不景气。美元的流入导致了美国股市的资产膨胀、美国的低利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以及即将来临的房地产崩溃，从而引发了美国和国际上的繁荣和萧条周期循环。通过债务来筹资的贸易失衡已经造成了国际经济的失衡和美国的经济泡沫，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
自2002年以来，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和其他货币贬值了40％左右。由于持有大量的美元作为外汇储备，外国的央行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现在，美国的外债已经超过了其GDP的三分之一。这使美国实际上失去了偿还能力。此外，美国的内债现在相当于它的GDP总量，联邦政府的债务现在将近9万亿美元，并且地方政府和私人的债务超过了40万亿美元。②
显然，由于用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实物产品和服务换取一堆会持续贬值的美国国债，诸如中国（世界最大的美元持有国之一）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绝不可能收到等同于所售产品全部价值的货款。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来说，更具有破坏性的是，由于继续投资美国的国债，它们正在被剥夺本国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同时，由于对外国投资开放了本国的市场，这些国家的本土企业将会被美国跨国公司使用相同的纸币接管，从而使美国在经济上获得对它们的控制权。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
2000年4月16日和17日，在世界政治权力中心华盛顿，全世界目睹了对两个令人敬畏的全球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规模抗议。这是一次对全球化、失业、私有化、债务和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抗议，类似于上一年在西雅图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化的抗议。抗议者谴责这两个组织实施的“结构调整计划”，因为这些破坏性的计划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悲惨。这两个机构是美国支配全球的两大支柱。对它们为什么会沦为谴责的对象和在全世界引起了如此多的怨恨和抗议进行考察，对我们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①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领导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可怕的大萧条之后，美国的政界人士普遍认为，应该竭力避免二战后出现类似的大萧条。因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之成立。它们的宗旨是：支持全球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为美国公司的长期国际贸易提供一个支付体系；使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从属于美国的经济活动，以及促进美国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利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世界银行现在向它的177个会员国提供贷款，为它们的道路和发电厂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资金。世界银行还“提供结构调整计划资金，以此为一个国家经济体系的重组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是为一些国家提供克服短期支付困难的资金。当然，只有那些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的国家才会得到这些支持。②
然而，这两个美国人掌控的机构是如何摧毁那些拥有强劲经济实力和进步历史的国家的呢？亚洲金融危机的故事或许能够最充分地揭示出这个问题。在1997年的下半年，“亚洲奇迹”国家——曾经自豪而又繁荣的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一夜间变成了经济穷国。由于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和鼓励，这些国家——直到最近——为了吸引外资采取了无限制的流动和高利率政策。
为了汇率的稳定，这些国家的货币盯住了美元。结果，投机资本为了高回报率而进入了它们的市场，并且投资的是房地产和股市等部门。外国的资本像洪水一样涌入当地的银行，并且国内的金融机构为了用本国货币支付利息而从事高风险的借款。这导致银行有价证券出现了过多的不良贷款。同时，这些国家再次出现贸易赤字的消息使外国投资者认为，撤资的时间到了，以避免他们在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时出现的现金和资本损失再次出现。面对这种现金危机和惊人的资本损失，这些国家的政府别无选择，为了摆脱困境只好屈辱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求助。①
在危机之初，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了维护汇率的稳定，把本国的货币盯住美元，并且不断提高国内的利率。然而，它们的货币不久就遭到了美国对冲基金的攻击，并且它们的外汇储备一夜之间消耗殆尽。当本国货币盯住对美元的机制崩溃时，这些国家的企业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进口商品，并且偿还外债的成本高昂。这不仅导致了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而且导致了出乎意料的经济衰退。如今，“亚洲奇迹”已经是昨日黄花了。②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
尽管资本自由流动带来了可怕的结果，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要求资本账户更加自由化，并且不允许会员国实施严格的货币管制。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倡导资本自由流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跨国银行借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过多的贷款。它们认为它们的贷款总是优良的，因为正如花旗银行前总裁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所说的那样：“国家不会破产。”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家无力偿还外债。结果，面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和由世界银行所协调的“结构调整计划”，它们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能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措施旨在拯救外国私人债权人，主要是美国的跨国银行。结构调整计划通常包括：资本自由化——外国贸易和投资资本的自由流动，目的是保证外国资本能够无风险地进出；公用事业和其他公共设施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本国货币的贬值；提高利率；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医疗和教育上的开支；造成环境破坏和两级分化的管制消除。①
第一个被迫实施“结构调整计划”的国家是南斯拉夫。在铁托敢于挑战斯大林和苏联权威的时代，这个前共产主义国家曾经是西方的宠儿。作为回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供给南斯拉夫巨额的发展贷款。然而，197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使南斯拉夫几乎别无选择，只好为它的贷款进行再融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再融资条件要求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紧缩政策。这导致南斯拉夫社会陷入困境，两极分化加剧，最终使南斯拉夫联邦内部出现了分裂和军事冲突。随后又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紧接着发生了最终以悲剧收场的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冲突。因此，由于过于积极接受西方的资本主义，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吞下了自己酿下的“苦果”，最终导致了自身的灭亡。②
另一个接受全本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国家是菲律宾。从1980年开始，菲律宾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贷款。这一时期，在经济上掌控菲律宾的实质上是这两个机构。由于降低了关税壁垒和实施了贸易自由化，外国的商品如潮水般地涌入菲律宾的国内市场。菲律宾的民族工业失去了市场份额，并且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此外，由于利率很高和政府减少了开支，再加上冲击出口部门的全球经济低迷，菲律宾的经济陷入了长期的衰退。菲律宾人民直到现在仍然能够感受到这种“结构调整计划”的影响，因为国家一半的财政预算用于还债，因而社会和发展支出也就相应地减少。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开出的这种经济复兴药方使菲律宾的GDP在1983~1993年的十多年里一直保持着零增长。菲律宾的贫困变得更加普遍：到1993年，将近50％的家庭生活在官方划定的贫困线以下。贫困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因为穷途末路的人民为了活命而开始不顾一切地开发资源。作为强加给菲律宾的私有化的结果，是许多大型国有企业落到了私人的手里。外国投机资本源源不断地进入菲律宾，造成了房地产泡沫。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些投机资本又一下子撤出菲律宾，并且1998年菲律宾的GDP再次出现了负增长。因此，在实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结构调整计划”20年之后，菲律宾再次成为亚洲的“病人”。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
按照这种重组计划，难怪世界银行自己的《发展有效性年度报告》（1999年）发现，世界40％的国家人均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绝对贫困加剧，并且人均寿命下降；在世界85％的地区，人均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1％或不到1％。这份研究报告的结果使世界银行的如下声明成为了笑柄：减少贫困是它的首要目标。②
而且，诚如所料，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这两家环球性的机构会利用美国拥有的否决权来强行实施大部分对美国和美国跨国公司有利的政策。负债的国家被要求始终重视出口那些适合西方消费的自然资源和农产品，而不是用本国的经济多元化来促进国内的发展。如果负债的国家想要发展工业，就必须是发展满足西方消费的产业，或者是充当低税经济特区中跨国公司的血汗工厂。不幸的是，美国公司建立的离岸工厂也伤害了美国工人，因为他们不得不与海外的低工资工人进行竞争。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韩国等亚洲国家向美国倾销钢铁产品，“以出口来摆脱危机”的时候，美国的钢铁工人开始大量失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另一个主要受益者是跨国银行和华尔街的投机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受援国必须承担私人银行的全部坏债，从而慷慨地回报冷酷无情的金融投机者。①
奇怪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直率的批评者之一却来自世界银行自身。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称私有化计划为“贿赂化”。在接受伦敦《观察家》杂志的访谈时，斯蒂格利茨说，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利用世界银行平息本国批评声音的要求，很乐于出售本国的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而不是反对出售国有企业”。“当看到只要把国有资产的售价减少数十亿美元，就有10％的佣金将打入他们的瑞士银行账户时，他们睁大了眼睛。”美国政府对此完全心知肚明，尤其是1995年俄罗斯国有资产的出售：“美国财政部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就像我们想让叶利钦再次当选为总统一样。我们想通过支持叶利钦的总统竞选而把金钱交给他。”这份来自美国总统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揭露非常令人不安，因为美国自封为*的促进者。②
按照密苏里大学教授迈克尔?哈德森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政策实际上是“以消除金融管制的幌子来促进资本逃离债务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的目标一直是提高其他国家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贸易依赖度，并因此反对其他国家的土地改革和粮食自给性。哈德森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绘。1991年后，美国支持的“窃国者”对俄罗斯进行了灾难性的改革，并且在1997~1998年使亚洲和俄罗斯出现了金融危机。导致这些灾难和危机的政策来源都可以追溯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错误的结构调整政策，而后两者是在美国经济外交官的坚持下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③
对发展中国家的掌权者来说，这些话应该是关于这两个美国把持的机构的本质的警醒之声。发展中国家应该重新评估它们的发展战略，它们应该关注本国的自足、本国消费产品的生产和民族工业的发展。要不然，灾难就会不请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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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自由贸易与国家经济发展：亚当?斯密对弗里德…
1846年，英国为了追求自由贸易做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举动。当时，英国议会废除了支持本国农民的《谷物法》。英国之所以单方面做出这种消除农业保护的举动，首要的原因是它没有说服外国政府相信它提供了一个互惠的协议：外国政府全都担心英国工业会支配它们的国内市场。但是，这也是伦敦有权势的金融和贸易利益集团向英国政客施加压力的结果，因为这些利益集团谋求对欠发达国家的贸易支配。这一步是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完成的，就像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倡导的那样。①
到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由于拥有这种支配地位，伦敦的金融和贸易利益集团从世界贸易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尤其是在英国对华鸦片战争获胜后进行的印度——土耳其——中国鸦片贸易中。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正在掀开全球化的新篇章。①
随着《谷物法》的废除，世界各国的廉价农产品涌入了英国。英国的农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外国的廉价农产品把农产品价格压到了最低水平。由于无力应对这种来自海外的竞争，爱尔兰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移民到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国的其他殖民地。①1845~1846年，爱尔兰土豆大饥荒是自由贸易的直接结果。土豆大饥荒对爱尔兰人民来说是灾难性的：据估计高达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并且还有200万人沦为难民。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始终是使它成为英格兰的粮仓，并阻止它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工业国家。①
当英国的工人不得不与英国殖民地的工人进行竞争时，整个大英帝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开始来临，并且英格兰的工资开始下降。英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但伦敦的房地产公司、保险公司和金融银行机构却从这种贸易增长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②世界贸易对英国来说是天赐良机，因为它控制了远洋航运业和世界船运业。英国的商船能够获得有利的保险费率，而其他国家的竞争者被迫以高得多的费率从伦敦购买保险。英国的商业银行——例如巴林银行和罗斯柴尔德银行——控制了大量的黄金，并且从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通过向某个市场进行倾销，英国的公司能够应对任何的国际竞争。英国的世界霸权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因此，难怪英国议会在金融部门和航运利益集团的压力下通过了一项支持“绝对自由贸易”的决议。早在几十年前，亚当?斯密就倡导过“绝对自由贸易”的思想。②
在《国富论》这本经典著作中，亚当?斯密宣称：“在创造更多数量的经济财富时，自由贸易是比进口保护更好的手段。”对亚当?斯密来说，贸易保护主义将会造成国内产业的垄断，并且导致管理不善、消费品价格提高、忽视创新和对技术变革的反应缓慢。亚当?斯密宣布，追求私利的工人将会成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③他认为“贸易的好处并不在于出售出口产品，而在于能够购买进口商品”。③
然而，当时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赞同亚当?斯密的思想。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拒绝了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他坚持认为美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工业，并且拒绝用美国的农产品来交换英国的制造产品。因此，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运用很高的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工业，使之免遭英国等更发达国家的恶性竞争。美国国会通过了多项法案，对许多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因此，美国的富有是建立在贸易保护主义之上的。④
自由贸易与国家经济发展：亚当?斯密对弗里德…
不幸的是，在这种自由贸易体系下，英国经济出现了一段时期的大萧条。这是1857年伦敦银行业恐慌的直接后果。当时，外国人买光了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为了确保英国继续成为世界最强大的金融中心，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决定提高贴现率，吸引黄金回流到英国。然而，高利率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伤害了英国的农业和工业。结果，英国出现了长期的大萧条，持续了将近25年。在这一时期，英国出现了普遍的失业、破产和通货紧缩——许多商品的价格下跌了将近50％。①
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由于伦敦的金融和国际贸易利益集团控制了决策，英国忽视了对本国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在应对技术变革的研发领域尤其如此。②在《百年战争》一书中，威廉?恩达尔写道：“这是英国历史上的转折点，由于废除《谷物法》而肇始于大约30年前的‘自由贸易’决定了英国工业技术衰落的命运，结果金融成为大英帝国最重要的事务。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轻松地领导世界工业国家的时代显然已经结束了。”①因此，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大厦——大英帝国的基础——正在分崩离析。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这种“自由贸易”体系的基础是对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剥削。这种绝对自由贸易的经济模式失去了它的魅力，尤其在欧洲大陆更是如此。
正是因为按照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民族保护主义学说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德国才出现了历史上最快的工业发展，崛起成为一个大国。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国的政府和政治教授，1825年移居美国，并且从那时起到1832年一直居住在美国。在客居美国的时候，他对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了解并印象深刻。这就是他写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促因。在回到德国后，李斯特在德国实施了美国的制度。他成为自由贸易最激烈的反对者，并且他的著作成为“如何反对英国帝国世界‘自由贸易’掠夺体制罪恶的手册”。②
按照李斯特的观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未讨论过国民经济问题，反而提出了一个世界共和国的空想观点”。①李斯特认为英国实际上从未实践过“自由贸易”，并且对英国的贸易实践作出了如下评论：
英国并不愿意为了在亚洲建立殖民地而使自己在工业方面屈从于亚洲。它所要争取的是商业优势；它的看法是，当两个国家彼此之间有着自由贸易关系时，售出制成品的一方所占的是优势，而只能供应农产品的那一方是居于劣势地位的。它对北美洲殖民地所执行的就是这个原则，它甚至不许那些殖民地造一只马蹄钉，更不许把那里所造的产品输入英国。①
李斯特重申“自由贸易”不过是英国用来维护其世界霸权的手段，并且明确强调主权和民族性是一个健康经济的关键：
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地，人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才有可能。①
英国会把关税当作保护和培育钢铁和造船等本国工业的手段。要不然，廉价的进口商品就会摧毁这些工业。对李斯特来说，国家必须发展民族工业，才能提高就业、稳定价格以及发展新的制造业和农业技术。①
在亚当?斯密看来，每个人倾向于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并由此促进了所有人的利益。国家干预市场和关心本国人民的福利是错误的。他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把保护主义视为愚蠢的做法：只要可能，个人就应该能够购买最便宜的产品，这将给国家带来繁荣和财富。①
在李斯特看来，财富不仅仅是所占有的财富，更是生产力。如果一个人的消费超出了他的产出，那么他就是穷人。因此，创造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并且这对一个国家来说尤为正确。他把人力资本当作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的创造性将会使一个国家更富裕、更强大和更繁荣。这个最重要的财富因素“从简单的交换价值来看是无法解释的”。①
由于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霸权，英国成为一个商业国家，它的工业缺乏技术上的投资。在最受尊重的英国作家约瑟夫?凯（Joseph Kay）看来，在英国这个亚当?斯密和自由贸易的大地上，“贵族比世界其他国家都更富有和强大；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穷人相比，英国的穷人受到的压迫更多，更加贫困，数量更加庞大，无神论倾向更加强烈，并且所受的教育也更加可怜”。①另一方面，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德国批判了英国的商业政策，把“总生产量”而不是“贸易利润率”当作衡量国家实力的准绳。①由于在19世纪50年代后抛弃了英国的经济模式和“自由贸易”原则，德国把注意力转向建设本国的工业和农业上，并把此作为它的国家经济战略，最终产生了惊人的结果。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比英国相对落后的工业国家，德国在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一举超过英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之一。①1850~1913年，德国的国内产出增加了4倍，并且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和实际工资也不断提高。①
到20世纪初，由于严格遵从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之一。德国也抛弃了“绝对自由贸易”，同时，在李斯特的“国民体系”政策下，德国已经清楚地证明，保护民族工业是实现工业快速增长和国内繁荣的正确道路。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末，另一种形式的“自由贸易”经济政策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号下被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它们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实行无限制的市场进入。事实上，华盛顿现在正强加给第三世界的政策恰恰是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强烈反对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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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楼
庞氏骗局与美国金融（1）
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和老挝战争，美国被迫对外举债，导致国际收支出现赤字。为了保护美元，尼克松政府被迫放弃了全球金融体系的金本位制。起先，美国政府官员对这一形势变化充满了忧虑：他们担心美国会由于法定美元的走弱和国际支付问题的持续而失去经济上的主导地位。然而，迈克尔?哈德森教授却认为，美国大大地受益于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他描述了1971年的形势：
但是，新的形势拥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好处。这一点不久就变得一目了然了。只要在1971年后（实际上在1968年后）美国不必用黄金来解决它的国际收支赤字问题，外国政府对美元的使用只会年复一年地帮助尼克松政府控制不断攀升的联邦债务。①
美国在融资战中与一些欧洲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不会对任何外国政府产生（带来契约义务的）债务。事实上，让全世界人民感到愤慨的是，美国曾经说过，它不可能也不打算偿还它的美元债务。②
由于这一天才举动，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没有任何成本地——印刷作为世界外汇储备的纸币的国家，而且能够使用这种纸币来获得其他国家的资源以及其他实物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其他所有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低工资的条件下努力工作，乃至付出环境遭到巨大破坏的代价，生产向美国出口的产品来换取所谓的纸币。①
正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教授简洁描绘的那样：
美国“支付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过是这些除了纸墨之外已经开始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美元。因此，特别贫穷的中国把价值成百上千亿美元的国内实物产品送给富有的山姆大叔，任由山姆大叔消费，却什么也没得到。然后，中国掉过头来，用这些所谓的美元花纸从山姆大叔那里换来更多的被称为‘国库债券’的纸张。这些‘国库债券’除了得到一定的利息外更是一文不值。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美国的国库债券不可能兑换成现金，只能全部或部分地被赎回，并且无论如何对山姆大叔来说都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大部分价值。”①
因此，按照1971年的这种全球金融安排，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成为了美国强大而不是衰弱的根源。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开始吹大美国经济，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并且向其他国家输出通货膨胀。不久，美国的消费者形成了“挥霍性消费”的生活方式。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到2002年进口了超过全球6％的商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试图在美国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赚取美元来偿还以美元结算的外债，购买同样以美元来结算的石油，并把美元作为外汇储备加以持有。②
由于美国的贸易赤字，那些对美贸易的供应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美元，并且这些过剩的美元最终流向了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别无选择，只能用这些美元购买利率非常低的美国国债。（美国政府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佳的债务人，并且美国的国债被视为是世界上没有任何风险的金融工具。）
但是，有人可能会问：美国的国债仍然是一种没有风险的投资吗？近年来，随着美联储加速制造货币和债务，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现在，美国的外债已经超过其GDP的三分之一，并且它的内债超过了其GDP的1倍。显然，美国并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借款者，因为没有人会偿还这类债务。①
庞氏骗局与美国金融（2）
这种状况变得让人越来越忧虑。前里根政府的助理财政部长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评论说：“世界各国用实物产品来同美国人进行贸易，换取美国的一张张纸钞，而这些纸钞是不可能用可交换产品和服务进行赎回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久并不清楚。倘若考虑到优质工作岗位的流失、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对进口的依赖，现在难以确定会是什么使美国摆脱下一次的经济衰退。”②
甚至美国联邦政府的真正赤字数量现在也正遭到怀疑。按照《今日美国》的丹尼斯?科雄(Dennis Cauchon)所说：
联邦政府的手里有两本账。政府拿给公众看的那本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账本底线：2005年度的财政赤字是3180亿美元。政府没有提的那本账是美国政府的会计师按照标准会计准则审核的财务决算。这本账提出了一个更为不妙的财政状况：2005年的财政赤字是7600亿美元。如果社会保障和医疗预算包括在内的话——就像制定会计准则的委员会正在考虑的那样，那么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本该是万亿美元。③
在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经济和美元都进入了动荡的时期。为了吸引全球资本流入美国，美联储在主席格林斯潘的领导下决定提高利率。然而，提高利率将会对美国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将会产生使房地产市场——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崩溃的危险。美国房地产的崩溃将会直接影响消费开支、抵押再贷款、投资和公司利润。因此，提高利率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乃至萧条，并且使人们对美元和美国经济完全丧失信心。
美元贬值的另一个后果是石油交易可能不再用美元进行结算。由于美元不断贬值，支付给石油生产商的费用很可能是比较稳定的货币，例如欧元、日元和人民币。这可能导致外国央行和国内外投资者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抛售美元的行为。美元和美国经济将会陷入悲惨的境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意大利移民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策划了一场阴谋，向投资者承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回报率：90天内翻一番。结果，这个骗子把下一批投资者的金钱支付给上一批投资者。他最终把这种骗局发展成一场数千万美元的操作行动，继续这一过程长达数年之久——直到他被审核和泡沫破裂。这成为在金融丑闻的历史上所说的“庞氏骗局”。这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原则。①
美国政府的筹资方式似乎越来越像一场“庞氏骗局”，因为它依靠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中央银行——的贷款来偿还目前的债务。既然美国的国内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增加，再加上美元的贬值——近年来贬值了40％左右，那么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就可能会意识到，无论挥金如土的美国多么强大，同这样一个卑劣的客户进行贸易，并且向其提供贷款，都是无利可图的行为。这无疑会阻止廉价产品和资本流入美国。
这种庞氏骗局肯定会以失败收场，泡沫也必定会破裂。但是，这也可能是最不幸的结局，因为辛勤劳作的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将会由于美国信贷泡沫的破裂而遭受巨大的损失。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近1万亿美元，而海外的华人据说对美国的国债也投资了将近1万亿美元。它们将成为这场庞氏骗局的两个最大受害者。
美国人民也会遭受损失。当外国央行和投资者对美元失去信心，并且把美国的筹资制度视为另一种庞氏骗局的时候，它们将会抛售手中的所有美国债券，从而导致各级利率急剧攀升，将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高利率成本和海外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将会对美国人的生活标准产生直接的破坏性影响。
中国多年累积的美元外汇储备将近世界外汇储备的20％。同时，中国依靠对美国的出口来驱动本国的经济。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现在是应该放弃这种战略和集中发展国内经济与市场的时候了。至于世界其他国家，它们彼此也应该开始进行更多的贸易活动，尤其是在亚洲。它们应该集中精力发展它们自己的共同市场，而不是依赖处在破产边缘的美国。当美国筹资的庞氏骗局最终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做什么都已经太迟了，更不用说所产生的破坏作用了。
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1）
1997年7月初，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遭到美国对冲基金的猛烈阻击。货币的动荡导致资本撤出这两个国家，随后又导致泰铢和印度尼西亚卢比的崩溃。在一开始，克林顿政府态度消极，它拒绝采取任何稳定货币的行动。只有在危机持续到第二个月的时候，美国政府才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泰国，要求泰国政府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经济会遭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这场金融危机对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因而认真地为这两个国家提出了摆脱危机的一揽子金融方案。然而，日本也存在着深刻的担忧：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可能会触怒华盛顿，因为这将会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并且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构成威胁。①
在经过深刻的反思之后，日本政府最终提出了“亚洲货币基金”（AMF）概念。由于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的强烈支持，日本建议创立一个资本达到1000亿美元的基金，以便稳定受影响国家的货币。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烈反对这一建议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因为它们觉得这可能会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克林顿政府使出浑身解数，说服欧洲各国对东南亚政府施加压力，阻止这一建议。美国使用的论据根本站不住脚：“亚洲货币基金在监管上过于松散，最终会导致货币和财政上的管理不善。”到1997年11月，面对华盛顿如此强烈的反对，并且害怕这会进一步恶化乃至破坏同美国的关系，日本政府很不情愿地放弃了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由于仍然得不到国际上的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混乱，并且它们的货币已经崩溃。这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且许多企业宣布破产。由于美国同欧洲盟友的联手，日本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①
由于到11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仍看不到解决的希望，韩国的金融问题出现了恶化的迹象，因为韩国的经济比其他所有受影响的亚洲国家的总和要大得多。华盛顿拒绝韩国政府金融帮助的请求，这是对韩国的一次重大打击。在美国财政部官员罗伯特?鲁宾和劳伦斯?萨默斯眼里，韩国的金融危机是一次重组韩国经济的绝佳机会，从而可以把韩国强调国家干预的工业政策改造成一种更加自由放任的商业模式。这可能是一次把韩国综合企业财团改造成美国式公司的机会。韩国经济的这样一种结构变革将有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有利于美国的金融公司。
按照彼得?戈温（Peter Gowan）所言：
美国“应对韩国金融危机的政策不仅仅是无助于稳定韩国的货币和银行体系，甚至还无助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相反，美国的控制目标是改变韩国国内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甚至冒险加深韩国的金融危机和维持国际金融恐慌。”②
到1997年11月中旬，由于本国货币的崩溃，韩国政府放弃了对韩元的保卫，关闭了外汇市场三天，然后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救助方案。在谈判了两周之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草拟了一份570亿美元的一揽子拯救方案。②这份救助方案对韩国提出的条件之苛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上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它声称要成为一个“应对21世纪金融危机的真正21世纪的方案”。但是，这份方案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债权人，即向韩国提供贷款的华尔街投机者。这些投机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因为提供给韩国政府的资金都落入了他们的口袋。韩国政府被要求把国内利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即超过21％，同时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因而，货币危机最初起源于资本市场对外国资本的开放，如今却发展成国内的经济危机。大量的韩国公司破产，并且失业也成为普遍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国民收入锐减，工资下降。韩国的失业率增至空前的水平，高达9％。①
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2）
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方案还照顾到了美国金融公司和日本出口商，因为它赢得了韩国政府的巨大让步：
到1998年中期开放银行和经纪公司的权利
国内货币和债券市场对外国公司开放
放宽外国公司对上市公司所有权的限制，从26％放宽到50％
把对个体外国公司所有权的限制从7％放宽至50％
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将由国际公认的公司进行审计，这为美国会计公司提供了巨大的赢利机会
大大放宽日本产品进入韩国的渠道②
强加给韩国的其他国内重组措施包括：修改韩国的银行法；贸易更加自由化；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关闭一些大型银行。在与韩国政府谈判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施加压力，以便获得韩国更多的让步——包括许多与美国尚未解决的贸易争端问题，促使韩国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美国用来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
由于同意如此剧烈的经济重组计划和对华盛顿作出如此多的让步，韩国的谈判人员立刻使韩国的经济形势变得更加恶化。但是，华盛顿对此漠不关心，因为面对韩国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之后的持续下跌，鲁宾仍然坚持只有韩国政府彻底实施强硬的新计划后，才会有新的资金提供给韩国。韩国官员威胁要撕毁协议，从而会造成世界性的全面金融危机，并且对美国的金融市场构成威胁。在这之后，美国财政部的官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放弃了先前的主张，并提供了新的资金。这完全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Morris Goldstein）指出：“事实是美国官员清楚地看到了韩国所犯的错误，并且对之视若无物。”①最终，用来拯救韩国的方法是“保释”（bail-in）。银行同意重组它们的债务，因为韩国拥有健康的经济和良好的支付记录。
美国改变韩国亚洲发展模式的欲望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就像《金融时报》所指出的那样：“减少银行的借债将迫使（综合企业财团）转向资本市场，并且随着公司透明度的提高和家族所有者控制权的出让，这些财团将会服从投资者的纪律。”“这确实会让鲁宾在华尔街的朋友非常满意。”①
从传统上来看，韩国联合企业——综合企业财团——的筹资方式是完全依赖银行贷款的高度举债经营。因此，韩国的银行承受大量的不良贷款。这使银行在经济低迷时期变得非常脆弱。近年来，由于华盛顿的压力，韩国政府采取了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政策。这使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商把资金注入韩国，使韩国的公司举借更多的债务，导致1997年爆发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②
由于开放了本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海外的私人资本影响了韩国经济，并且韩国社会的两级分化不断加剧。自1997年以来，美国式的筹资使资本从工业部门转向了房地产和消费部门。这造成了潜在的资产泡沫和日本式的经济不景气。国家控制投机的能力遭到了侵蚀，因为银行部门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国际化了。正如鲁宾及其在华盛顿的朋友所期待的那样，韩国银行已经减少了支持东亚国家干预发展战略模式的能力，从而导致失业的加剧和工资的降低。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和对短期利润的追求，韩国公司把就业岗位转移到了海外。②
然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场金融危机确实给韩国人上了一课：对美国的经济信任已经不复存在。在韩国陷入最可怕的金融困境的时候，美国只顾自己的私利，更不用说想要帮助它的盟友了。美国的目的是保护本国的债权人；打开韩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以难以置信的低价收购韩国的公司——全都是为了从韩国获得巨额的利润。此外，韩国人还得到了一个教训，即高负债率和对短期借贷的过度依赖是危险的做法。在金融危机期间，韩国三分之二的债务是短期的，并且韩国公司的举债经营率高达600?誜1。
但是，在克林顿政府前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看来，这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韩国实施的金融和资本自由化措施，而这些措施恰恰是鲁宾和萨默斯等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为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利益而强加给韩国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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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楼
私有化与水（1）
在全球化言论的背后，法国威望迪国际集团和苏伊士集团、德国莱茵集团以及美国柏克德集团等跨国公司巨头开始控制整个第三世界的公共供水工程。这当然也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为了减少债务，第三世界国家被迫通过私有化的方式把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移交给跨国公司。①
在《蓝金：全球化、水危机与世界自来水供应的商品化》（Blue Gold: The globalization water crisis and commodification of the world's water supply）这项突破性的研究中，莫德?巴洛(Maude Barlow)描述了跨国公司如何就供水私有化向一些政府施加压力。据公共公民网（Public ）说：“全世界的供水私有化计划将会造成自来水价格的飞速上涨、自来水质量问题、服务质量的下降和地方控制权的丧失。”这恰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跨国公司的如下声称直接相反：私有化将会提高供水效率，降低消费者的成本，并且帮助当地政府减少债务。②
第三世界国家自来水供应的私有化通常包括当地政府就当地居民供水问题同跨国公司达成的协议。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不仅软弱无力，而且债务缠身。因此，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面对外国公司的漫天要价，它们通常无力保护本国的公民。外国公司的首要考虑是利润的最大化和立刻获得投资回报。由于实施私有化计划，自来水价格的快速上涨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人无力支付日常用水的费用。因此，在自来水供应私有化后，这些国家普遍出现疾病，而这些疾病正是由于淡水短缺而导致的不卫生条件所产生的。①
1995年，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I*ail Serageldin)对未来战争作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如果本世纪的战争是争夺石油的战争，那么下一世纪的战争将是争夺水资源的战争。”*供水自由化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萨拉格尔丁严肃警告的原因。2000年4月初，*科恰班巴市由于水价问题爆发了骚乱。1999年，在世界银行的建议和压力下，这个50万人的城市同美国柏克德集团的子公司达成了一项长达40年的供水许可协议。但是，柏克德公司立即把水价提高了2~3倍，无视消费者的收入。每月收入不到100美元的家庭被要求每月支付20美元的水费，否则就会被停水。②
水价上涨的幅度让科恰班巴市人民别无选择，只能进行强烈的抗议。2000年1月，大*和交通堵塞使科恰班巴市陷入瘫痪。为了安抚抗议者，*政府承诺降低水价，但从未兑现诺言。1月4日，抗议者为了引起政府的关注举行了和平*。*总统的回应是派遣防暴警察和使用催泪弹，结果导致175人受伤和1人死亡。抗议领导人奥斯卡?奥利维拉（Oscar Olivera）由此得出结论说：“柏克德公司的手指沾满了科恰班巴人民的鲜血。”③这种悲剧的最终结局是柏克德公司决定放弃投资，但它起诉*政府，要求赔偿亿美元的损失。④
巴洛认为，水资源问题与其他许多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全球化。跨国公司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取消管制、实施私有化和消除出口贸易壁垒，因而加重了环境问题。为了保持竞争力，世界各国一个接一个地消除了对环境保护的管制，并且降低了税收。结果，税收的减少使它们无力为了本国公民的利益来保护水资源和建设基础设施。巴洛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地滥用和污染本国的内河，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代价。抽尽地下水和地下河来满足跨国公司的水需求则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代价。”①
私有化与水（2）
然而，世界水资源短缺危机却为跨国公司巨头提供了独特的商业机会。事实上，《财富》杂志预测说：“水是21世纪的石油。”②它认为，目前水工业每年的利润将近1万亿美元，高于制药工业，相当于石油工业每年利润的40％。最吸引跨国公司的是世界只有4％的供水被私有化，因此，退一步说，潜在的利润是非常巨大的。③
苏伊士集团是利用了这种商业机会的大公司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跨国公司之一：它的前身是19世纪开挖苏伊士运河的建筑公司。这家法国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几家公司合并的产物，2001年改为现名。现在，苏伊士集团向全世界约亿人提供相关的水服务，1999年的销售额是320亿美元，利润达到15亿美元。苏伊士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梅斯特雷(Gerard Mestrallet)说得非常明白：他要向全世界推行一种“征服”哲学。这与过去旧殖民地的苏伊士公司没有什么不同。苏伊士集团的董事杜林坦言：“我们在这里赚钱。投资的公司迟早要收回它的投资，这意味着顾客必须为此付钱。”④
由于这种经营哲学，难怪苏伊士集团的经营记录令人厌恶和担忧。这家公司的*和其他不法行为已经记录在案，并且该公司的经理在法国被指控行贿。⑤英格兰、马尼拉和雅加达的水价据说由于私有化而变得过高。在雅加达，居民们声称，市政府和苏伊士集团之间的供水协议既没有公平对待雅加达市民，也没有公平对待该公司的雇员，因为就业尤其是工资上存在着歧视。人们对苏伊士集团为什么在当代仍然推行旧殖民地的做法感到奇怪。1999年4月，雅加达的工人举行*，要求所有水务工人同工同酬和结束供水私有化。⑥
2004年10月7日，苏伊士集团首席执行官梅斯特雷同青岛市政府签署了一项新的水务协议。根据苏伊士集团的新闻稿，合同要求苏伊士集团建设一家新的自来水工厂，为青岛市200万居民提供供水服务。此外，苏伊士集团将在上海建立并经营一家处理工业废水的工厂。这份为期30年的新合同将会给该公司带来6亿欧元的收入。苏伊士集团在上海的其他合资企业主要业务是处理工业废水和污水。①
三十多年来苏伊士集团一直活跃于中国，并且通常签订长达20~50年的合同。它每年在华的收入超过4亿欧元，并且它所设计和建设的废水处理厂为20％的中国城市人口提供服务。此外，苏伊士集团目前经营着16个市的自来水公司，向将近1200万人提供供水服务。①梅斯特雷说：“中国是苏伊士集团重要的增长引擎。中国如今提供了稳定而又连续的经济发展机会。我们刚刚签署的合同不仅符合我们的赢利标准，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直接相关。”①
由于依赖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农田用水已经转而用于为出口部门服务。在不远的将来，这将会对中国的粮食供应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中国北方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水短缺。因此，对中国人民来说，获得可以买得起的供水将成为极端重要的问题。
第三世界债务危机（1）
1973年，在赎罪日战争后，石油价格暴涨了4倍，使国际金融体系产生了崩溃的危险。由于油价这种空前的突涨，欧洲的石油进口工业国处于衰退的边缘，而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则无法增加足够的出口，从而无力购买这种至关重要的商品。
对美国来说，这场危机提供了一个加强美国作为世界货币中心地位的机会。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同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沙特达成了一项明确的协议，即石油只能用美元来定价，也只能用美元来支付，并且任何过剩的石油收入都将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开启了“石油美元回流”的进程。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成立，并且美国承诺用军事援助为沙特提供安全保证。①
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石油美元大量涌入波斯湾的欧佩克国家，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国内发展和消费所需要的数量。这些过剩的石油美元最终全都流入了纽约或伦敦的跨国银行里。这些跨国商业银行渴望巨额利润，需要处理这些流入的过剩美元，因而把第三世界的石油消费国作为它们的首要客户。欧洲工业国由于能源成本增加而濒于衰退，因而把巨额的贷款借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项目。因此，每年成百上千亿的石油美元在海湾的欧佩克国家、跨国银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来回流动，由此播下了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种子。①
花旗银行总裁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错误地认为，国家不会破产。由于全都受到这种观念的误导，跨国银行忘记了银行业最重要的法则——“了解你的客户”，因而选择了“联合贷款”。它们依靠大银行的专业审查来把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在这种争先恐后地向第三世界贷款的狂欢氛围下，难怪花旗银行否认它向巴西贷款过多，即使巴西在债务危机之前的4年里债务增加了1倍。当时，光花旗银行一家对巴西的贷款就远远超过了它的总资本金。①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也鼓励银行放贷。就在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法偿还债务之前的几周，这两个机构宣布：“仍然有相当大的空间来持续地提供额外贷款，以便提高生产能力。”沃尔特?里斯顿把拉美的贷款描绘成“没有风险的贷款，因此商业银行可以安心地把对第三世界的贷款增加3倍（按照资产的比例）”。①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放弃了按照固定的长期利率来借贷的传统方式，转而投向按照浮动利率来借贷的短期贷款。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给它们的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油价的上涨也给西方的经济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的经济。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美元对德国马克和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下跌的幅度超过了15％；黄金的价格达到创纪录的每盎司400美元。在卡特政府期间，美国作为投资胜地的声誉遭到了相当大的贬损。连美国最坚定的朋友——沙特——据说也清空了手中数百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为了扭转这种状况，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宣布了一项新的货币政策，从制度上冻结通货膨胀率。沃尔克把自己打扮成通货膨胀的斗士，把美国的利率迅速提高到20％，削减了银行和消费者的信贷活动，限制货币的增长。③
沃尔克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商品的价格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并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萧条。矿物产品、咖啡和茶叶等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下跌了50％左右，再加上过高的利率使第三世界陷入了债务危机。
第三世界债务危机（2）
1982年8月13日星期五，何塞?席尔瓦?赫尔左格（Jesus Silva Herzog）打电话给美国财政部，告诉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Donald Regan），墨西哥已经破产，并且无力偿还数百亿美元的债务。这对跨国银行来说犹如一枚炸弹，这些在周末陷入疯狂的国际银行能够为墨西哥提供40亿左右的美元来避免破产。①如果墨西哥无法清偿债务，美国许多银行将会被迫破产。这对里根政府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邀充当各国和银行的收债人。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首次在墨西哥试行，后来又推行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②
200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阿根廷提供了一揽子的援助方案。这一方案充分证明了它是如何为华盛顿的跨国银行的最佳利益服务的。由于债务危机，阿根廷从世界银行及其商业银行伙伴那里获得了63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和137亿美元的备用信贷承诺。不过，阿根廷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阿根廷必须“支付高于正常水平，即16％的风险酬金，回报支持这一货币方案所需要的资金”。由于阿根廷的债务已经高达1280亿美元，这使阿根廷的债务每年增加270亿美元。新的“紧急贷款”和备用信贷甚至不足以支付纽约银行家们9个月的利息。更令人惊讶的是，承诺帮助阿根廷的资金仅仅停留在账面上，实际上从未离开过纽约。③
因此，第三世界的欠债国家无力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后者“按照官方债务人和商业债务人的利益”对它们强加了“各种条件”。毫不令人奇怪，这些“条件”的首要目标是收回利息和避免拖欠，从而逐渐地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未偿债务。“通过‘金融工程’和谨慎的债务重组技术，本金偿还得到延期，而利息却必须偿还。”结果，1980~1998年，发展中国家的总债务从4810亿美元增加到2万亿美元，自1970年以来增加了32倍。④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负担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中央银行的直接或间接控制。由于本国银行的信贷或货币发行权被剥夺，欠债国家不得不依赖外部的资金来为任何政府项目或新的发展项目筹资。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给第三世界欠债国家的“条件”之一是本国货币的贬值，这导致主食原料和燃料、基本药品和公共服务价格的直接上涨，造成的结果是普遍的通货膨胀、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就业岗位的减少。①财政预算的削减还导致学校、医疗诊所、医院和公共投资的崩溃，因为欠债国家无力动用本国的资金，并且所有公共项目合同或采购都分配给了国际承包商。总之，公共项目的筹资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外债。①
市场对外国竞争的开放和价格自由化也导致化肥和农业器械价格的暴涨，从而导致本国整体经济的价格上涨。价格的剧涨造成许多中小生产者的破产。此外，运输成本的增加往往使美国和欧洲得到补贴的农产品受惠。①贸易自由化和削减关税导致国家收入减少，鼓励进口，进一步恶化了财政赤字和外债问题。
同时，私有化使最好的企业以非常低的价格拍卖给外国企业。最富有争议的“改革”之一是耕地的私有化。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耕地私有化导致农田在极少数人手中的集中、“无地季节工人”的形成和旧地主阶级的复辟。
消除对银行体系的管制带来了利率的上涨，使本国经济缺乏资金，进而导致“热钱”的流入。外国银行无限制的进入加剧了本国银行部门的竞争；通过私有化，国家的金融机构最终大多落入外国利益集团的手中。①
最后，由于1986年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的结束，发展中国家被迫支付知识产权费用，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支付赤字和外债负担。
这一切使科塞多夫斯基(Chossudovsky)教授得出如下结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是一项连贯的经济和社会崩溃计划。财政紧缩政策造成国家的瓦解，国家经济重新改造，国内市场的生产由于对实际收入的压榨而遭到破坏，国内的生产转而为了世界市场。这些措施绝不是废止进口替代战略，它们还破坏了整个国内经济结构。①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竟然把这样一些财政紧缩措施强加给第三世界的欠债国家，却拒绝让自己遵守由“华盛顿共识”为第三世界欠债国家所规定的新自由主义议程。相反，美国实施的国内政策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其他国家开出的药方完全背道而驰。多年来，为了支持就业和经济增长，美国的联邦财政一直维持着赤字，并且为了增加出口而降低利率和汇率。①
迈克尔?哈德森教授得出结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出的药方决不可能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问题，只会破坏这些国家，使更多的人民陷入贫困。要消除世界发展的不均衡，我们必须让“所有国家……实施类似的政策，而不是遭受双重标准。所有国家都能提供自己的信贷，而不是任由单个国家垄断信贷而牺牲其他国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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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楼
全球廉价劳动力经济（1）
2005年5月13日，通用汽车公司宣布关闭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工厂，并且有1100名工人永久性地失业。随后，伯利恒钢铁厂和附近的西电公司工厂也关闭了。①这种情形正在全美各地上演：美国主要家电制造商美泰克（Maytag）也宣布关闭公司的旗舰工厂——拥有大约1200名工人，然后搬迁到墨西哥。据估计，还有330万个就业岗位和1360亿美元的工资可能转移到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
据作家、教育家和积极分子斯坦利?阿洛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说，美国大约有亿个就业岗位，其中2150万个是制造业岗位。由于全球化，美国大约有1000万个工资体面的工业岗位流失给外国工人。由于转包和美国的去工业化，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并未使工业部门的工人获益。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甚至更加惊恐：据他估计，美国大约有4200万~5600万个就业岗位可以外包出去。①
《商业周刊》报道说，这种外包对工程部门的冲击最为严重。一份调查显示，工程技术人员工资下降的幅度超过了10％。金融部门也正在出现外包现象。据德勤会计公司（Deloitte Touche）所说，到2010年底，金融业将会转移出20％的工人。在这种就业形势下，难怪美国人的平均收入过去5年来一直下降，而且美国社会如今两极分化更加严重。②
外包和工厂搬迁到发展中国家的结果是：美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成为一个“寄生经济体”。这种后工业社会并不生产实物产品，而是集中于服务业部门。由于拥有产品设计专利、工业技术和研发，美国公司能够通过来自发展中国家生产商的许可费而获取大部分的利润。此外，美国的经销商、批发商和零售商进一步压榨了发展中国家生产商的利润。①
因此，虽然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是几乎所有的收入和利润产生于进口国家。因而，美国GDP的增长——据说多年来稳步增长——主要归功于不断增加的进口。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和生产能力过剩，进口国家能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购买那些商品。商品的零售价常常是它们登陆美国商店时的10倍。例如，在中国血汗工厂生产的鞋类产品的零售总额被包括在美国GDP报导数字中，但中国制造商和底薪工人的所得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②
典型的例子是为沃尔玛生产凯瑟琳?李（吉福德）手袋的中国工人“的报酬是每小时8美分”，他们在“残酷的工作条件下为沃尔玛”和凯瑟琳?李创造利润。②西方政府还以销售税的形式受益于发展中国家涌入的进口，因为欧洲的增值税超过了零售价格的10％，并且“富国的财政部所攫取的收入相当于生产国的所得，大约是生产国工人所得的4倍”。③
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三世界制造商所得的利润只占总利润的1%,而其他的利润则被西方的贸易商、批发商、设计商和购物中心所有者瓜分，甚至各国政府也通过销售税或增值税从中分一杯羹。②因此，美国公司在过去75年里的税后利润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欧洲和日本公司则是在过去25年里的税后利润达到如此地步。由于让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且中国给予西方资本金巨大的优惠，中国工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①
全球廉价劳动力经济（2）
中国这种“竞次”工资政策和低价商品还带来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发达国家能够维持低通胀率和限制国内的工资压力。这为美联储提供了维持低利率的机会：2005年美国的短期实际利率只有。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购买美国国债的行为也人为地压低了资本成本。根据最新的报告，中国目前持有的外汇储备已累积到1万亿美元左右。
根据《经济学家》的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还购买了大量的美国住宅抵押债券，从而为美国的住房市场注入了资金。然而，由于工厂关闭、外包和重组美国工人的收入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许多美国人试图通过二次或三次抵押住宅来维持生活水平。这种过度抵押的行为必然会造成泡沫——破灭时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泡沫。美国住房市场的崩溃和衰退必然会带来这些住宅抵押债券的违约，导致其价值的蒸发。中国工人艰苦劳动的成果将会有被彻底吸干的危险。①
由于在国内不从事生产和进行新的投资，美国公司目前正在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管制的消除和全球化从事高回报的投机性投资。同时，在中国提供低利率和大量信贷环境的帮助下，美国公司大规模地扩大它们在货币、金融产品和衍生品上的投机活动。这些活动也必然会推动泡沫经济的形成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①美国经济的崩溃也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可能与中国把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开放政策”有着直接关系。
全球化降低了全世界的工资水平，因为资本永远在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并且全世界的工人为了工作而彼此竞争。全世界工人收入的这种下降将会对商品需求产生不利的影响，并且可能造成全球性的萧条。然而，由于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资金实力，跨国公司却在这种全球环境下欣欣向荣。它们获取了廉价劳动力的利润，同时又消除了地方和国家层面上的竞争对手。②
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在经济上都遭到了野蛮的进攻。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工厂关闭、外包和社会项目的取消时有发生，而工资数十年来却一直停滞不前。美国许多城市出现了发展中国家才会出现的贫困和无家可归现象。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生活水平的这种下降现象却发生在技术大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时期。③同时，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精英们同外国公司积极合作，并且放弃了对本国工人的最低限度的保护。
发展中国家如今被鼓励依赖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和创造本国国内市场的需求。现在，全世界据说都依赖美国的消费者来生存和发展。不幸的是，这种全球廉价劳动力经济带来了一个贫困和苦难的世界。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全球化与外包（1）
2005年11月21日，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宣布裁员3万人和关闭位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通用汽车公司在北美共有万名雇员，并且计划消减总共70亿美元的成本。通用首席执行官瓦格纳说：“由于对雇员以及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的影响，我们非常艰难地作出今天宣布的决定。”“但是，我们必须采取这些举措，才能使通用的成本达到我们全球主要竞争对手的水平。”①
作为美国制造商的象征，通用汽车公司如今面临来自全球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不过，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美国制造业在过去40年里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之中。1965年，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超过50％，但到今天已经逐渐下降到不到10％。与此相伴的还有就业岗位流失，并且美国自1998年以来已经失去了300万个薪酬优厚的制造业岗位。按照《经济学家》的报道，到2005年，美国制造业雇佣的劳动力不到10％。②就业岗位的流失甚至影响到白人白领工人：自2000年以来，通用汽车公司裁减了40％的办公人员。更不妙的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已经严重恶化，并且它的债务已经降级为垃圾级。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东也损失惨重，因为华尔街的分析家们建议抛售它的股票，甚至有预言说通用可能会申请破产保护。②
尽管通用汽车公司仍然具有偿还能力，但是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和通用曾经引以为傲的子公司德尔福事实上已经在2005年申请破产保护。1999年，德尔福裁减了万名工人，如今希望进一步减少三分之二的员工，并把每小时的工资从30美元降低到10美元。福特汽车公司是通用汽车公司国内最大的竞争对手，也是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现在，它正在出现同样的经营困难，并且计划裁员3万名和关闭10家工厂。①不幸的是，这些经营上的困难不仅给汽车工业，而且给美国经济的所有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困境。2000年，美国最大和最古老的钢铁厂之一伯利恒钢铁厂宣布破产，造成许多工人失去养老金。美国最古老的纺织品巨头利维——斯特劳斯公司也关闭了60多家工厂。①
美国人被告知，这种失业和关闭工厂的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全球化和外包，迫使美国公司把工厂搬迁到海外，从而放弃国内的工厂来节约成本。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J．巴格瓦蒂等经济学家支持全球化和外包，并且断言“外包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增加了经济财富”。巴格瓦蒂说，雇佣海外低工资的工人，可以使美国公司降低在美国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的价格，应对全球竞争。“外包没有破坏美国的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无论如何都会失去，因为要不然商品就会昂贵得无法生产。”②
多年来，评论家们和经济学家们一直对美国人说，只有低工资和半熟练的工作岗位才会受到外包的影响，而高技术、高薪酬、高技能的制造岗位始终会留在美国。然而，制造业、工程技术和软件设计业中的工作岗位如今也正在外包给中国和印度等地方。连美国计算机业的核心——硅谷——也会出现工作岗位流失。根据200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费希尔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硅谷中每6个工作岗位就有1个存在外包的风险。③在互联网泡沫之后，从2001年第一季度到2003年第二季度，美国计算机相关产业流失了100多万个工作岗位。③
全球化与外包（2）
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报告，外包始于“dotcom”时期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但如今已经成为正常的做法。通过外包，美国公司能够利用工资低但技术水平相同的外国工人来取代高薪酬的美国工人，从而实现大量的节约。工资和福利成本似乎是使美国公司作出外包决定的首要因素，因为硅谷和印度之间存在惊人的工资差距。按照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年均工资超过9万美元，而印度软件工程师的年均工资只有6000多美元。①
难怪印度成为技术巨头们最青睐的外包国家。甲骨文公司（Oracle）把研发中心搬到印度，在那里雇佣的员工超过了4000人。另一家软件公司仁科公司（Peoplesoft）希望在印度增加1000名员工，并且惠普公司在印度已经拥有8000名员工。促使海外转包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美国的联邦税收政策，因为“按照美国的公司税规定，只要公司的资金在美国，就必须支付35％的利润税。就海外经营的利润来说，留在海外的资金就是零税率”。因而，美国的跨国公司不仅能够节省大量的工资和福利成本，而且还可以节省巨额的税金。①
由于外包而出现的就业岗位流失使许多美国人陷入了悲剧。凯文?弗拉纳根（Kevin Flanagan）是美洲银行的计算机工程师。在被解雇几分钟后，他在硅谷的银行停车场中开枪自杀。令他感到愤怒的是，在银行解雇他之前，他一直在培训来自新德里的工人来取代自己。①与捍卫全球化和外包的经济学家所声称的相反，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得出结论说，外包对美国工厂和高技术工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对美国中产阶级和消费经济来说，外包也是一场灾难。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工资一直停滞不前，美国公司的收入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公司的现金充足，但却不愿意发给它们的工人”。②美国CEO们的补偿金近年来大幅度增长，因而工人与高级管理层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加大。例如，通过优先认股权，美国第一资本投资国际集团（Capital One Financial）一位C]EO的补偿金将近2500万美元。这与美国普通工人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遇到的是失业、工作不稳定和工资停滞。
最低工资是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基准，但9年来却一直没有变动，维持在每小时5美元左右，并且在未来两年内把最低工资逐步提高到每小时美元的提议仍然遭到了美国国会的反对。美国拥有大学学位的工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根据美联储的一份调查，从2001~2004年他们的工资几乎没有变动过。
外包在美国并不是非法活动。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强大的公司及其CEO们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只是借口节约成本把工作转移给数万公里外的外国工人时，美国的公民——在美国接受教育和培训——为什么会无能为力？美国公众还反对对那些由外国工人处理的私人信息和敏感信息不进行保护，一些人还对失业工人再培训和再就业的公共成本以及美国的未来创新提出了质疑。①同时，华盛顿的政客们对公众关于外包的呼声似乎充耳不闻，而美国信息技术产业中的跨国公司巨头正在对白宫施加压力，以便“维持白宫不干涉和不管制外包的做法”。①
外包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产物，使全世界无数人陷入了贫困。如今，它正在毁灭美国国内许多人的生活。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毫无意义的进程何时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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