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神秘的历史 联合国与柬埔寨政府经过长达6年的艰难谈判，终于在6月6日签署了审判红色高棉的协定。审判谁？审判什么？是否会将红色高棉神秘的历史昭显于世？随着诉讼程序的启动，一系列争议不休的话题将浮出水面.　　 　　美法力促诉讼 　　一场迟到了近25年的审判终将拉开序幕。“柬埔寨国际法庭”将在2003年底或2004年初审判依然活着的红色高棉领导人。 　　在1975年至1979年间，红色高棉的刽子手们杀害了200万柬埔寨人，这是历史上最惨烈的屠杀事件之一。 　　而如今，他们的领导人中只有两人被关进监狱。除了在1998年神秘死亡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外，其他很多人仍然逍遥法外。 　　今年底或明年初，垮台近20年的红色高棉将被起诉。绝大多数人对此还不相信，不过，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已于6月6日在金边签署了协定。 　　这是十分重大的事件，因为这将是首次对一个共产党政权提起诉讼，而且全体柬埔寨人民还希望看到波尔布特最后的助手们出庭受审。无论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叔叔舅舅、侄子外甥，还是儿子女儿，柬埔寨几乎每家都有亲人被红色高棉处死。 　　据历史学家估计，死亡人数大约在170万至200万之间。而法国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在和平年代让百万人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死于酷刑、处决、饥饿和衰竭的政府。 　　有人记得，法国1977年首次披露了这个特别的亚洲集中营。此番披露并非媒体所为，而是源于耶稣会弗朗索瓦·蓬绍神父1977年出版的著作《柬埔寨，零年代》。再后来，随着1984年罗兰·若费《破裂》一书的出版，红色高棉柬埔寨才为世人所知。那里被视为置人于死地的理想国度。 　　可以说，提起诉讼并不容易，因为这是联合国和柬埔寨现政府长达6年艰难商谈的结果。华盛顿和巴黎立场一致，将会全力促成诉讼案的进行。 　　神秘的波尔布特 　　审判谁？审判什么？主要被告波尔布特已死于1998年4月15日。不管怎样，由于有关他个人的消息很少，因此他还是备受关注。波尔布特活着的时候就很神秘。例如，他在1975年4月战胜得到美国支持的朗诺，进而当上了柬埔寨总理，而他的名字和长相在两年后才为世人所熟知。 　　波尔布特只是他的化名，他真名叫沙洛特萨，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学生时代虽然成绩平平，却在1949年获得了前往法国留学的奖学金。 　　于是，波尔布特来到了巴黎沃日拉尔街的无线电学校。他学习不努力，没能拿到毕业证书，并且失去了奖学金。 　　有人看到他在1950年夏天与法国一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在一起，还和当时受到斯大林威胁的南斯拉夫铁托政府有来往。不过，在铁托与斯大林之间，波尔布特最后选择了斯大林。 　　法国至今还有一些波尔布特的纪念品，如他1951年在巴黎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党证。那些一心想看档案材料的人多年来恳求法国共产党开放各种档案材料，但都无功而返，因为波尔布特的档案根本就找不到。 　　1953年，波尔布特回到柬埔寨，他拿起武器反对受法国保护的、年轻的西哈努克亲王，后来又反对从越南乘B-52机赶来救援的美国人。 　　红色高棉与“越南大象” 　　波尔布特当时是胡志明的人，后来却杀了许多越南人，这是他不合常理的地方。胡志明在执政时期以铁腕支持印度支那共产党暴动。在抗击美国的战争中，可以说波尔布特是胡志明的优秀学生，因为他在1975年4月17日就占领了金边，而大约半个月之后北越的装甲车才开进西贡。 　　然而，他后来对越南却恩将仇报。 　　很久以来，波尔布特抛弃了勃列日涅夭，改为追随毛泽东。执政时的波尔布特只出过两次国，即到北京和平壤访问。胡志明的接班人们一直都记得这个完全是个偏执狂的邻居，他借着他们的力量成为胜利者，在边境对越南村民进行血腥杀戮，手段十分残忍。不过，他当时还算是“同志”，因为越南人长期以来宁愿保持沉默，不肯透露谈判的内幕。可他们却白费心机，因为波尔布特对此毫不重视。 　　1977年圣诞节，越南大象终于首次给了柬埔寨蚊子一巴掌，他们派出了装甲车，意在警告。但于事无补，因为波尔布特不仅变本加厉，而且还在军队中大搞清洗运动，导致很多人死亡。 　　接下来的那年圣诞节，越南装甲车真的开进了柬埔寨。1979年1月7日，事情得到了断，越南军队进入金边。 　　红色高棉政权垮台了，它执政时间仅为3年8个月又20天。它的领导人也都纷纷逃走。 　　谜底将被揭开 　　波尔布特及其手下再次走进丛林。 　　他身后留下的是一片废墟和幸存的百姓，后者惊恐不安，饿得皮包骨，犹如从一个巨大的集中营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越南人和很快赶到的首批外国人看到的金边是一座有名无实的城市，自1975年以来，已有300万居民从这里离开，他们都被红色高棉赶到农村去了，庞大的迁移人群中还包括躺在床上输液的病人，有几千名柬埔寨人因此而丧生。接下来的事情不太为人所知，却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柬埔寨突然悄无声息，对外部世界完全封闭。几十万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柬埔寨人在稻田和森林里倒地身亡，他们有的是被枪击中后脑而死，有的是被套上塑料袋窒息而死，也有的是遭受酷刑而死，而更多的人则死于饥饿、疾病或体力不支。全体国民都被粗暴地赶去实施一些荒废很久的水坝计划或可笑的没头没尾的农业计划。 　　在波尔布特和他的助手们看来，存在着“旧人”和“新人”之分，这就犹如其他人所说的“下等人”和“上等人”。包括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城市居民等在内的“新人”需要经过“彻底改造”才能获得重生。在大屠杀结束后，医生、教师、工程师、僧人和艺术家等屈指可数。对红色高棉的起诉有可能就在区分“种族屠杀”和“等级屠杀”时引起争议。不管怎样，从原则上来看，法学家认为，这是对典型的“违反人性罪”的指控。 　　除非可以“拒绝作证”，否则波尔布特的助手们可能要在法庭上解释他们如何决定有步骤地消灭某个等级的同胞。对历史学家和外交学家来说，即将到来的起诉是一次破解波尔布特之谜的机会。这个谜很厚重，因为除了波尔布特的残忍堪与希特勒相比之外，究竟是什么样的疯狂才能促使他让柬埔寨这个小国与庞大的邻国越南为敌呢？他的国家毫无生气，只有600万居民，而越南则有人口7000万，并且刚刚取得了对“美帝国主义”的胜利。即便在亚洲，这也完全是个谜。 　　谁是受审者？ 　　本次将受审的是那些最忠于红色高棉的人，只有十来个，也是红色高棉的高层。目前，只有两名重要人物在监狱里等待诉讼。77岁的切春是波尔布特的独腿将军，人称“刽子手”，他的名字在1996年时还能让人不寒而栗。另一个就是红色高棉的秘密警察头子杜克。 　　在诉讼期间，外交家们将会特别关注著名人物乔森潘的表现。此人是波尔布特永远的“公关先生”，在红色高棉垮台前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这名前巴黎大学学生已受到西哈努克亲王大赦，目前在金边和拜林（位于泰国边境的红色高棉属地）之间过着宁静的日子。另外一名受到指控的重要人物、73岁的英萨利也已获得大赦，他曾任红色高棉外长。他现在神气活现地往来于纽约和柬埔寨。正是他，从1975年起就处心积虑地让巴黎或其他地区的柬埔寨青年学生回国参加“重建”，所有这些人在回来时或回来后不久都被处死了。 　　75岁的农谢长期以来躲在幕后，他也将曝光于众人面前。作为红色高棉秘密警察的负责人，他与波尔布特接触最密切。他和其他人一样，对自己的所为没有丝毫的内疚。去年12月，他还出庭为红色高棉的屠林将军辩护，后者在1994年指使人绑架并杀害了3名年轻的西方游客。 　　这是对红色高棉的起诉，是对冷战的起诉。诉讼的内容限定在1975年至1979年波尔布特执政期间。让西方各国司法部大松一口气的是，此次诉讼不涉及1980年至1993年期间的事情。而这个阶段，红色高棉正是在西方诸国的支持下开始与苏联--越南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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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em49]

有一部电影《战火屠城》(The Killing Fields)是讲述这段历史的。推荐大家看一看。永远不要忘记历史，永远不要忘记被屠杀的无辜生命。

[IMG]http://news.cetin.net.cn/cetin2/js/zzsh/hsgm/zhtc.jpg[/IMG] 臭名昭著的刽子手，红色高棉领导人[em70] [em70] [em70] [em70]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 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 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 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autogenocide）。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一　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 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 1975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2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 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　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萨利（Ieng Sary）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Pol Pot）50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 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1970和1971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但是自1973年开始，红色高棉的政策出现明显的转变，开始强调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首先是在党内开始作和越南决裂的准备。红色高棉原来是在以越共为核心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领导人和主要干部都在越南住过或是由越共培养，但1973年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柬共领导集团有被出卖感，表示不受此协定的约束，加上历史上传统的高棉和越南的民族矛盾，柬共和越共之间开始分裂，越南被称作“越南修正主义”，党内的亲越派受到迫害和清洗。和越共的矛盾促使柬共领导集团决心要走柬埔寨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色之一就是要比越南更左，尤其是要抢在越南南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在柬埔寨实现社会主义。 於是自1973年5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1977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 当1975年9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文革。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1975年4月17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 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1977年9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 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年5月20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 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Heng Samrin，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1979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 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Nuon Chea，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　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1977年9月27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 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1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 ，可以想像从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 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存的“4月17日人” 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竤众专政，至於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著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指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1976年8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个干部所说： “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万被遣送到这里的“4月17日人”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於“阶级敌人”捣乱，於是又展开在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4月17日人”的处决。同时，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 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4月17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 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的的“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专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这种专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身成了这种专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成为红色高棉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为其党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波尔布特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1976年12月，当S21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他召开了一次“学习会议”，说：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但他又保证说，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著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全部政权组织、军队甚至总人口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1978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10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70-1/80。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 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四　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 　　笔者认为，能否理解红色高棉四年多的执政史是对於人类理性的挑战。这并非说这里有甚么值得反覆探讨的学术难点，而是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有没有认识和解释这个空前荒谬和空前血腥现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自身历史的极限。我们有一个种族主义理论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基本解释，但我们有甚么理论能满意地解释一个政权在短短四年中关起国门，发明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灭绝自己民族几分之一的人口呢？ 　　这里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思考，笔者自己同样深感困惑。或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历史学只能起到一个收集材料，为这个体制的演变提供基本线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畴，从二十世纪革命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红色高棉的地位。或许这个角度能为上述问题再提供一点间接的线索。 　　西方学界对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它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暴力行为并不来自於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压倒共产主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但很有影响的《波尔布特体制》（The Pol Pot Regime）一书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个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 红色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观点。现任首相、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的《柬埔寨130年》今年4月刚刚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 根据4月5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的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在洪森访问北韩以后，他对红色高棉路线的产生根源有新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於北朝鲜。 　　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於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命的极端时期——俄国革命到1930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1970年代末为止，和古巴革命到1960年代末为止——的继承。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 有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的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AK47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32岁、女子25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样说：甚至中国都还保留著这个“资本主义的结构”。 　　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clan politics）。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性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个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Tram Kak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儿的丈夫担任），另一个也是某个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和政权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屠夫”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1999年4月落网）， 这是因为他屠戮太多，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了其家族权力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说“4月17日人”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 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份子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名10-16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 “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四年内从民族灾难走到“改革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政权。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IMG]http://images.amazon.com/images/P/B00004RF82.01.LZZZZZZZ.jpg[/IMG] 片 名：The Killing Fields 译 名：战火屠城/杀戮之地 导 演：罗兰 乔菲 编 剧：布鲁斯 罗宾逊(Bruce Robinson ) 主要演员：萨姆 华特斯顿 (Sam Waterston) 海恩 S. 恩格 (Haing S. Ngor) 约翰 马尔科维奇 (John Malkovich) 朱利安 桑兹 (Julian Sands) 克雷格 T. 纳尔逊 (Craig T. Nelson) 国家地区：英国 年 代：1984 类 型：剧情/战争 IMDB评分：7.9/10 (8,239 votes) IMDB链接：http://www.imdb.com/title/tt0087553/ 剧情简介 影片以70年代一个为美国记者充当翻译的柬埔寨人的遭遇描绘了战争、忠诚和友谊的史诗。 获奖资料 奥斯卡奖1985 获 奖 最佳男配角 最佳摄影 最佳剪辑 提 名 最佳电影 最佳男演员 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 金球奖1985 获 奖 最佳男配角 提 名 最佳电影(剧情类) 最佳男演员(剧情类) 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 最佳原作音乐 英国学院奖1985 获 奖 最佳电影 最佳男演员 最佳编剧(改编) 最佳摄影 最佳音响 最佳剪辑 最佳艺术指导 最佳新人 提 名 最佳男演员 最佳视觉效果 最佳音乐 最佳化装 最佳导演 美国影评人协会奖1985 获 奖 最佳男配角 最佳摄影 纽约影评人协会奖1984 获 奖 最佳摄影 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1984 获 奖 最佳摄影 法国恺撒奖1986 提 名 最佳外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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