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收索“龙水头村扶贫基金会”了解更多
南方周末：您和汤敏博士搞的那个“龙水头村扶贫基金会”现在还在运行吗？ 茅于轼：已经受到当地人民银行的批评，再三要求取缔了。解决农民生产融资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大家都看到内需不足，为什么？银行里的钱借不出去，存款14万亿，贷款11万亿。银行里这么多钱，3万亿放不出去，当然购买力不足。国有商业银行都从农村撤出了，剩下一些农村信用社也不敢轻易对农民放贷，农民生产融资怎么解决？ 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山西农村试验，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加上一部分捐款搞了一个20万元的基金。亲戚朋友借钱给我，我一年给他6％的利息，借来的钱借给农民，一年12％的利息，我有6％的利息差，这个利息差就可以足够支付我管理人员的工资，而且还有一点剩余。这个基金会搞了8年，基本上没有坏账，这说明农民的信誉是非常好的。 南方周末：但最近是不是有人说你们是在搞高利贷？ 茅于轼：我国扶贫基金的年利息是24％，我怎么是高利贷呢？现在农村的确出现了高利贷，因为银行不给他们贷款，农民只有去借高利贷，月息高达10％甚至30％。 今天我又拿到一个文件，说要严查高利贷。我们发起基金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消灭高利贷，有了这个东西，龙水头村那个地方高利贷就没了。如果这个办法能推广的话，农民的资金需求不足的问题可以适当解决。农业生产上去了，对所有人都有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取缔。 南方周末：一方面是银行惜贷，有钱放不出去，另一方面，江浙一带出现的“民间银行”和您的“扶贫基金”现在都处在“非法”的状态。您觉得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国有银行的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要解决它，必须开放民间金融。我并不反对监管，但监管并不等于垄断。不允许搞民间金融，我想首要的问题就是担心引入竞争后，资金会分流，会影响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行。 南方周末：还有人担心国民缺乏信用传统，如果开放民间金融，恐怕会出现许多坏账，说不定还会出现大面积的金融诈骗。 茅于轼：不能用道德说教掩盖体制问题。小平同志讲要允许做试验，股票市场不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吗？如果不允许做试验，所有的路就堵死了。无论是“民间银行”还是我们这样的“信用合作社”，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在这些机构中，资本流动率是非常好的，信誉好的也占绝大多数。如果能够公开、规范化运行，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都会大大提高。 [ 本帖最后由 lyf330 于 2006-10-14 19:47 编辑 ]

我并不反对监管，但监管并不等于垄断。这句话说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