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长征，越看这家伙越来气，所以找来关于他的资料。看来没得到什么恶报。 李德其人其事 1934年底，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由于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致使全国红军损失了近90％左右，党员同样也损失了近90％。这两个90％再加两个全部：全部南方根据地和全部白区地下党的丧失，深刻地教育了党和红军的广大干部。他们逐渐领悟到，是党的中枢部分出了毛病，他们强烈要求改变党的最高领导，要求此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始作俑者博古下台，并同时将矛头指向了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李德的身上。 李德是德国人，1901年出生，原名奥托·布劳恩。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虽然说是“顾问”，可是由于其身份的特殊，当时成为中共中央的“太上皇”。 幸好中国*人及时发现了再跟李德走下去的危险，并在1935年1月15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将他赶下了台。在这之后，李德又以“局外人”的身份随红军完成了长征到达了陕北，后来又从事了一段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直到1939年夏奉命返回苏联，至此结束了在中国7年多的生活。 初至莫斯科：惶惶不可终日 从突然接到返回苏联的命令时开始，李德便陷入了一种莫大的恐慌之中。 他以为这一次一定是完蛋了，中国*人一定是在共产国际那里狠狠地奏了自己一本，弄不好要有性命之忧了。实际上则恰好相反，中共根本没有为难他，而负责对李德进行审查的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中有不少德国人，情形其实对他很有利。不久，国际监委会决定先开会让李德全面地检查交待，再组织对他批判质询，然后讨论处理。 最后，国际监委会与中国领导同志通了通气，作出了对李德的处理决定。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为：李德仅是顾问，无权对中国*的事务作出决定，他提出的意见中国*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 小有建树的作家 以后不久，李德离开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的光荣岗位，并严格遵守某些人告诫他的“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的规定。最初，恢复了奥托·布劳恩原名的李德，被分配到苏联的外文出版社工作。苏德战争爆发后，李德被抽调到战俘营去从事战俘管理教育工作。据说，李德“以渊博的知识和有说服力的、不容置疑的论据，对被俘德军的军官、将领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战争结束后，他又重新去做文学出版工作，并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文学作品的翻译家。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李德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回国后的李德成为德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名“负责人”。他除了编书、译书以外，自己也写作并发表了不少文章。在苏联时他就进入了苏联作协，获得了苏联勋章；回国后当上了东德作协的第一书记，达到了他一生当中仅次于在中国红军中当“太上皇”时的另一个事业的巅峰。 不甘寂寞的晚年时光 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63岁的李德突然不再遵守他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规定”，他开始大讲特讲关于中国的事情，尤其是许多世所罕知的属于中国*和国家乃至国家机密的事情。1964年5月27日，他在作为东德党的主要喉舌的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讲话》的署名文章，在其中他大肆歪曲谩骂中国*和毛泽东，公开向中国*及其领袖宣战。打完“第一枪”之后，李德又接二连三地从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揭发”和“深入批判”，其代表作是1969年后陆续发表的《中国纪事》，并很快在苏联等国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在苏共反华大家庭中颇为走俏。 但是，这颗“新星”转瞬即逝了，在《中国纪事》单行本出版后还不到一年，1974年8月16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讣告，宣布“奥托·布劳恩同志于1974年8月15日逝世，终年73岁”。 许多人也许会疑惑：为什么李德在离开中国并“严格遵守了保持沉默的规定”几十年后，怎么又忽然跳出来对中国*及其领袖搞“揭老底”和“大批判”呢？其实，这也并非完全是他个人的自发行动，也不完全是为了泄泄私愤， 而是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是直接为他一直效忠的苏联的斗争方针服务的，他只是苏联反华论战中的一个马前卒而已。

博古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四月因飞机失事遇难。 博古(1907—1946) 　　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1926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4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9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主要负责人。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犯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被取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41年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2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4月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 本帖最后由 goldenmean 于 2006-8-7 13:51 编辑 ]

有没有洛甫的介绍啊？

王稼祥： 王稼祥(1906.8.15-1974.1)，安徽泾县人。１９２５年加入共青团。１９２８年转入中国*。１９３１年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１９３４年后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１９５１年起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１９５６年在中共第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文革”中遭到迫害。 是中共第六届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在北京逝世。

在中共党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 生平 ■他先后赴日本、美国、苏联探寻救国真理 ■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 张闻天，1900年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他17岁时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注意的先驱者之一。 同年，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翌年7月去日本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一年多后回国。1925年6月初，张闻天在上海入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1931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 张闻天通过实践，认清了“左”的错误危害，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替代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年代末期以后，他主要分管党的宣传教育。延安整风时，他检查了过去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到实际工作中锻炼。 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主动到东北去，曾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领域，历任中国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八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由于他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撤职后任中科院哲社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遭极“左”势力迫害，他被监护审查并遣送到广东肇庆。因毛泽东对他还有过好的评语，晚年他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顾。最后，他以张普（意思即普通人）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苏无锡，1976年7月1日病逝北京. ■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党内人称“老教授” ■胡乔木事先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他还是忠言直谏，讲了三个小时 ■在七十年代初的下放劳动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代表了党内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中国*建党初期，因主要精力投入实际斗争，加之文字翻译有一定难度，在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还很不够。张闻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张闻天的成长经历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共同之处，即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由追求民主主义以救国救民，最后转向共产主义。不过，他还有特殊之处，即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南地区，又留学到过日、美、苏三国。他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只能众多中国革命学生中，确实是凤毛麟角，于是和王稼祥等人被推选进入苏联最后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因他沉着、风雅、有学识，党内很多人都称他“老教授”。 张闻天因理论学习成绩优异而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被派回过内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开始时，他曾经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一旦深入实践，他便能很快认识真理。毛泽东在“八大”上曾经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做出的历史贡献，恰恰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的典范。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一度被历史大潮推到党的总负责的职位上。而他在大政方针上，基本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理。延安时期任中央办公室主任的师哲曾这样评价说：“他一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少同志愿意接近他，同他谈论问题、交换意见或向他请教。但在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困难而复杂的事务时，大多是不依赖于他，也不苛求于他的。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实际斗争经验较少和他那十足的书生气的缘故而造成的吧。” 在张闻天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和一些弱项。不过从主流上看，他的确是党内面向世界追求先进思想、先进生产力的光辉代表。张闻天不仅有理论上的长处，而且一生为人正直，在历史关键时刻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1959年庐山会议形式逆转时，胡乔木事先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张闻天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忠言直谏。他讲了3个小时，以马克思注意政治经济学观点和调查研究的材料为依据，指出和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尽管被撤职罢官，他仍注意经济调查，写下了集市贸易意见书、生产关系两重性论文和政治经济学笔记。 在七十年代初的下放劳动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可以说，这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代表了党内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也对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故事 ■他深感留苏归国的人缺乏实际经验，曾感慨地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 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红都”瑞金，毛泽东与张闻天两人相邻而居。毛泽东当时曾被莫斯科回来的某些人讥讽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张闻天却同毛泽东经常聊天，还关照政府工作人员要尊重他。1934年春，二人合著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张闻天深感留苏归国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曾感慨地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 因张闻天与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工作，博古负总责，张闻天是三大常委之一。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曾对他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意思是要张闻天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张闻天通过时间，与他们的分歧还是日益加深。 长征时在行军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一致认为应纠正李德、博古的错误。于是，在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在博古的报告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并负责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三次主动“让贤”，毛泽东说：洛甫是“明君”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戴着眼睛，不苟言笑，常在沉思问题，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 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当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又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 他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目，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不断探索。脱离负责岗位后，他自感缺少实际经验，于是去搞农村调查，随后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设想。当时的环境使这一设想不能实现，不过几十年后再看这一见解，人们却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