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消息，在北京，提到望京，人们会很自然地与韩国人联系起来。如今那里聚居着大约6万韩国人，加上五道口等地区，在北京居住的韩国人已接近10万，成为在北京外籍居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族群。 中韩建交14年来，韩国人在中国的境况不断变迁，为自身和当地人带来新的生活命题，也留下数不清的动人故事。在社会生活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与异族文化的融合和冲突，不仅仅是海外华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目前构建国际化大都市多元文化的国人急需考虑的问题。 稳健而强劲的经济增长，足够的工作机会，高性价比的生活，这些对韩国人越来越有诱惑力。因为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而且与中国的朝鲜族居民语言相通，韩国人在华生活显然更容易适应。到中国去学语言，去学中医，甚至去做生意。 2006年4月末的一天，因为一件并不比芝麻更大的事情，家住望京的韩国商人禹东硕与户籍警吵了一架。警察责问他为什么在护照到期后一个月才办理延期手续——按有关规定，要在护照到期后“马上办理”。禹东硕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训导，他想知道：“马上”是一个小时，还是一天或者一个月？这词汇对他而言过于模糊。 截至今年5月，禹东硕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2年，去过沿海和内地的很多城镇，可以在网上与中国朋友进行中文聊天，属于在京韩国人中的“中国通”。但是在个别时候，小的误会或摩擦还是不可避免。好在禹东硕一直认为，对于侨民而言，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与禹东硕相比，在北京生活了7年的深相好遇到过两次与中国人的肢体冲突，但也遭遇过奇妙的爱情。对于这座城市，他的感情比多数韩国人复杂，因为不适感与亲近感都要来得更为强烈。 北京的“卫星城”望京地区，固定居住的韩国人已接近6万，在一些碰撞与磨合中，他们都在努力适应着北京的生活。 到中国去 深相好在北京的五道口地区经营着一家韩国料理店，他认为地道的家乡菜可以排遣乡愁。不过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倒是中餐占了更大比重，他也很享受中国的菜肴。 在十几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1992年，中韩建交，那时候，在深相好这样的韩国青年心目中，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红色的国家”，一个贫穷的、可怕的国家。另一位在京韩国留学生李周美回忆说，她十多年前第一次来中国，下了飞机猛然见到五星红旗，居然“心里一哆嗦”。好在恐惧很快随着了解的深入而消除。 原韩国《京乡新闻》报记者慎荣树的第一次北京之旅则是满怀憧憬。1967年在韩国修完汉语言文学专业后，慎荣树痛苦地发现，自己的所学在韩国并无多少用武之地，来中国之前，他只是业余时间看一点汉语的“伤痕文学”。于是，他渴望走近那个一直停留在文字里的国度。 作为第一批驻华的韩国记者，慎荣树1991年被派驻香港，1993年来到北京。其间的1992年，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中韩建交，慎荣树隐隐感到，自己的未来将更多地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同一时期，除了记者，一些韩国企业的驻华代表也陆续来到北京，禹东硕就是其中之一。他所在的公司专门为在华韩国企业代理广告。在禹东硕看来，韩国人大规模迁居北京，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无关系，在那之前，生活在北京的韩国人不超过1000人，基本都住在亚运村附近的外国人公寓里。 “以前长安街两侧有很多韩国企业的广告牌，都是我们公司代理的，1998年前后，许多企业支撑不下去了，被迫撤离。”金融危机也增加了韩国人的就业和生存压力。禹东硕注意到，与韩资企业的退潮相逆，一些普通韩国人涌向中国。 中韩建交几年之后，民众的彼此认知开始变得清晰而真实，尤其是身处金融危机的时刻，韩国人感受到了比邻这个大国的魅力。 稳健而强劲的经济增长，足够的工作机会，高性价比的生活，这些对韩国人越来越有诱惑力。因为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而且与中国的朝鲜族居民语言相通，韩国人在华生活显然更容易适应。 到中国去学语言，去学中医，甚至去做生意，许多韩国人为此心动，这其中就包括深相好。他并不知道，除了这些，等待他的还有一场颇富戏剧性的爱情。 深相好的神秘心事 1999年，深相好到北京工业大学商学院学习了一年汉语，学成之后，他和哥哥一样选择留在北京经营餐馆。 餐馆里，经常会有北京工业大学的校友光顾，有韩国人，也有中国人，很多是深相好所不熟悉的面孔。有一次，一个女学生的美貌让深相好感到震撼，生性腼腆的他竟大胆地走上去，请对方留下电话号码。 晚上餐馆打烊，深相好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电话。电话另一端传来温柔的女声，只是，对方否认今天给别人留过电话号码。深相好大为诧异，但他不甘心放弃，一再用并不流利的汉语提醒对方“白天发生”的一幕。 在女孩一再的否认下，深相好有些犹豫，怀疑自己搞错了。“但是，万一是那位美女呢。”这念头让他不肯放下电话：“好吧，就算没有这样的事，那么，请你做我的辅导老师，可以吗？” 电话中的女生犹豫了一会儿，说：“可以，但是我们不见面，只在电话里辅导。”这条件近乎苛刻，但深相好还是满口答应。 深相好与陌生女孩的“电话教学”进行了两个多月，那个给他惊鸿一瞥的美女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而电话里的女孩却执意不肯见面，她在深相好心里的神秘感不断增加。这个谈吐不凡、声音动听的女孩会是那位美女吗？如果不是，她是什么样子？ 有一天，深相好终于坐不住了，他想揭开面纱。深相好直接来到工业大学校门口，在电话里用并不流利的汉语告诉那个“超级女声”：“我就在校门口，我想看到你。你要么下楼，要么就别下楼。”其任性与浪漫，如同在出演一部韩国言情戏。五分钟以后，一位女孩子身形袅袅地出现在校门口…… 意愿之外，意料之中。“我心里有点失望，她果然不是我看到的那个漂亮女孩。”但是出于礼貌，深相好还是请这个名叫李娜的女孩吃饭，并送她回学校。 望京韩国住户第一人 深相好在五道口一带开始“电话艳遇”的1999年，禹东硕所在的望京新城渐渐热闹起来，许多在华韩国人从亚运村的公寓搬到这里，“韩国村”不久就成了气候。 1997年，作为北京市最大一块规划住宅区，望京的开发随着望京新城101号楼的崛起而展开。由于开发商恰好是禹东硕的朋友，他被邀请到101号“试住”。 “那时候，周围连柏油路都没有，下雨天到处是烂泥。”禹东硕清晰记得，窗外满眼是被推土机掀开的土地，只有零星几个未来得及拆除的水泥乒乓球台，表明这里过去并非蛮荒之地。最初的几个月，101号楼如同戳在大工地上的桩子，突兀而孤单。 两个月以后，第一班公交车开通了，三个月以后，望京新城101号迎来了第二户韩国房客。“我们并不认识，但后来成了好朋友。”禹东硕说，望京发展的这些年，遇到过交通的瓶颈，也曾存在配套设施的局限，好在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八年间，望京的住户进进出出，禹东硕对于望京的信心却未曾改变。 临近望京新城的花家地一带，因为设立了韩国国际学校，周围还有中医学院、经济干部管理学院等院校，曾聚集了一些韩国学生及家长。随着望京新城渐具规模，条件好于花家地的老房子，陆续有韩国人搬迁过去。口耳相传间，望京在韩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甚至很多没来过北京的韩国人都知道，望京是北京韩国人聚集最多的“村子”。 朝阳区望京社区，由花家地、南湖渠、望京三大居住区组成，共有近20个居民小区。其占地860公顷，总建筑面积1000万平方米，规划居住人口25万至30万，是迄今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在建的规模最大的社区。 中韩建交14年，贸易总额增长了8倍，望京的“韩流”最直观地反映出两国交流的频密。 到2006年，望京地区的总人口接近20万，韩国人就占了大约三分之一，禹东硕开玩笑说，这些人都是自愿跟从，他自己没有拉拢过任何韩国老乡。“其实韩国人乐于聚居在望京和五道口，是很容易理解的，如同中国人在国外也会形成‘唐人街’。” 望京是北京第一个以中产阶级为目标消费人群的高档社区，其价位虽超出普通北京市民的承受力，对于在华韩国人而言却极其便宜——同等面积的二室住宅，亚运村外国人公寓的月租金为2000美元，而在望京只需要2000元人民币。 在韩国，雇一个保姆的费用，折合成人民币至少要每月8000元，而在北京，请一个朝鲜族保姆只需要800元。 与禹东硕一样，多数在华韩国人的工资，远不如在韩国从事同等工作。“但是，在中国每月挣3万，或许可以剩下2万，而在韩国即使能挣8万，大概也要花掉8 万。”一个更为直观的例子，让禹东硕深感北京生活的低成本——从汉城打车去机场，需要大约人民币1000元，在日本东京，这笔费用大概为2000元，而在北京，则低于100元。 巨大的诱惑不断吸引着新的追梦人。他们或者举家搬到北京，或者独自奋斗，他们与这座城市、这里的人接触，交流，偶尔会碰出火花。 深相好与李娜的故事也还在继续。他们第二次见面，分手的时候，深相好的感觉却完全不同。“男生送女生，这是出于礼貌，但是当我第二次送她回去，看到她走上楼，我转身一个人往回走，感觉很不好。我很想再看看她。” 未过磨合期的邻居 由于以往的不愉快经历，深相好与中国人交往一直刻意保持距离，他从没想过，自己竟与一位北京女孩开始了刻骨铭心的爱情。 2000年开始，深相好帮哥哥在北京打理一家餐馆。一个朝鲜族店员与汉族店员发生冲突，最后把深相好也牵扯进去，他的身上至今还留着伤疤。 还有一次，深相好与朋友去北京郊区游玩，一个中国人突然斜刺里冲出来，揪住深相好不由分说一顿暴打。事后才知道，那是一个醉鬼，借酒撒疯。 虽然遭遇的都是偶然性的极端事件，毕竟还是影响了深相好对中国人的印象，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喜欢用暴力而非其他途径解决问题。 与北京女孩的爱情，让深相好对中国人有了更多了解，也学会了如何尽量化解彼此隔阂。 来自天津的石婕是北京某外企的白领，禹东硕入住望京的那年，她也在望京西园四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过去的三四年间，她眼看着一批批“老望京”搬走，一批批韩国人住进来。“现在韩国人喜欢去的全州馆，我记得1999年还是新疆菜，后来又改成了德国啤酒城，变化太大了。”如今，石婕在望京西园三区又买了房子，原来的住宅租给了韩国人。 房子租给韩国人之后，石婕总是担心中国邻居会和他们发生矛盾。“韩国家庭一般孩子多，有的还在屋子里滑滚轴，四区房子隔音又差，会显得非常吵闹；韩国青年夜生活丰富，有时候到了半夜，马路上还有韩国青年人骑着大马力的摩托车，楼下的大铁门，偶尔会有伴随着韩语的砸门声。” 到处是韩国店铺、韩国商品，一些中国居民认为这压缩或侵占了自己应有的生活空间，造成了诸多不便。一位家庭主妇抱怨说，韩国人喜欢购买“品相好”、包装精致的蔬菜和水果，而他们的消费水平也抬高了这一地区的物价，“望京的蔬菜、水果明显比其他地方贵，害得我们总得去很远的农贸市场买东西。” 西园四区一位姓孙的老人说，他平时与这些韩国邻居没有任何来往，“他过他的，我过我的”，只是某些时候，他认为这些“财大气粗”的韩国人会显露出一点“有钱人的傲慢”。 细微的文化差异也会导致误解。 韩国人习惯于把鞋子放到房门外，而中国邻居觉得这占用了门前的空间，污染了空气，甚至感到晦气——按中国人的习俗，只有家里死了人，才会把鞋放到屋外；韩国人的生活垃圾一般放在门口，中国邻居最初会把它理解为不讲卫生的行为；韩国人在外订餐，吃完了会把碗放在门口等待餐厅服务生拿走，中国邻居觉得这样有碍观瞻。 韩国人也需要“忍受”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他们不明白广场上为什么有那么喧闹的大秧歌，为什么中国家庭炒菜有那么重的油烟，为什么中国人会把宠物狗带进电梯…… 禹东硕说，在这种混居社区，肯定有一个融合的过程，而他强调，韩国人更应该努力适应当地的习俗。“在生活上，我已经没有任何不适应了。”他所担心的，是自己的同胞不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惹出太多麻烦，影响韩国人的整体形象。 2004年5月，望京新城社区贴出一张批评个别韩国人夜间扰民的公开信，但很快被人撕掉了。“公开信”事件凸现出中韩住户的不和谐关系，一时间，望京新城社区的业主论坛出现了大量言辞激烈的帖子。 今年62岁的慎荣树曾担任“在中国韩人会”的会长，从1998年至今，他还面向在京韩国人编辑一份叫《北京通讯》的小报。帮助自己的同胞了解中国、适应北京，他觉得是自己份内之事。慎荣树承认，虽然中韩之间在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等方面已非常接近，局部的摩擦还是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混居社区。 今年4月8日，韩国驻华使馆在望京社区举行了“韩国驻华大使与朝阳区市民见面会”，目的即在于进一步促进中韩居民的沟通。大使表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解的加深，大家可以更融洽地相处。 见面会上，一些中国居民也主动问询：韩国人在邻里关系上有哪些礼仪？ “生活在一个带有‘异国风情’的社区，我觉得无所谓。有时反倒想，中韩居民之间还是差异性太小了，要是换成法国人聚居区……”石婕认为，哪怕是中国邻居之间，也是需要相互宽容的，所以，她更愿意看到韩国人带给自己生活的积极影响，“韩国的男孩子很养眼，女人们则很善于打扮，我喜欢偷偷观察她们的怎么化妆，怎么搭配衣服。同样是小小的发卡，她们扎起头发来就显得更漂亮。” 梦里不知身是客 对于韩国人来说，类似乒乓球伉俪安宰亨与焦志敏的跨国婚姻并不多见。2003年，深相好与李娜完婚，他继续在五道口经营餐馆，李娜则依旧担任银行职员。如果不是在中国，李娜会像其他韩国妻子一样，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深相好的新家大体上是韩国装修风格，但并不做细节上的苛求。“我只是需要铺上木地板，接上地暖，这样来了朋友就能在上面睡觉了。”深相好的中文不够好，中国朋友不多，于是夫妻俩把这个中韩合壁的家也安在了望京。 在韩国人最为集中的望京西园三区和四区，韩国住户的比例甚至超过了50%。而为这些韩国人服务的保姆、店员，基本都是掌握韩汉两种语言的朝鲜族中国人。在社区周围，韩国用品超市、餐馆、棋馆、跆拳道馆一应俱全，今年甚至可以买到专供韩国人使用的国际长途电话IP卡。 望京社区的相关部门也尽量为韩国人的居住提供着方便。2005年，韩国人比较集中的南湖派出所招聘了一名会韩语的片警，他们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对外窗口，主要接待韩国人，为此，他们特意招进一些朝鲜族协管员；在望京的社区医院中，会韩语的医生也是被优先录用的；2008年以前，望京地区的路标有望以中、英、韩三语标识……即使一个对汉字、汉语一窍不通的韩国人，生活在这样的社区也丝毫不会感到人在异国的落寞。 反倒是生活在望京地区的中国人，偶尔会怀疑自己身在何处。在望京社区论坛，一位叫“与狼共舞”的业主曾发帖说：“我坐420(公交车)回西园3区，过花家地那站的时候，突然发现车上除了我、司机、售票员外都是韩国人。猛然间发现我竟然像外国人，呵呵。” 西园四区一位姓孙的老人说，他平时与这些韩国邻居没有任何来往，只是某些时候，他认为这些“财大气粗”的韩国人会显露出一点“有钱人的傲慢”。禹东硕说，在这种混居社区，肯定有一个融合的过程，他所担心的是自己的同胞不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惹出太多麻烦，影响韩国人的整体形象。 禹东硕一直让女儿就读于中国人的学校，而他本人也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为了学好汉语，家里一直没有安装卫星电视接收器。“将来老了，我会到海南生活。离开祖国太久，我已回不去了，因为那边再没什么朋友。” 与这种略带戏谑的帖子相比，也有一些中国居民表露出明显的反感，他们难以接受到处都是看不懂的韩文。而石婕的感受是，偶尔走进那种没有中文的韩国餐馆，她马上退出，心理也会感到不舒服。 对于身在望京的韩国人而言，他们可以选择几乎原汁原味的韩方生活，也可以选择接近中国的那种。 “我们的日常用品多数是中国产的，饮食也是中韩兼顾。”慎荣树说，他甚至也会去“秀水街”淘商品。当然，中国饮食中也有一些他接受不了的味道，比如花椒面。 慎荣树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北京完成大学学业，前不久，他把自己的二儿子慎圣律送回了韩国，因为他的中文很流利，韩语却比较糟糕，这是父亲所不愿意看到的。 禹东硕的女儿也是汉语好过韩语，他觉得这没什么不妥。“既然在中国生活，最好融入这里的生活。”禹东硕一直让女儿就读于中国人的学校，而他本人也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为了学好汉语，家里一直没有安装卫星电视接收器。“将来老了，我会到海南生活。离开祖国太久，我已回不去了，因为那边再没什么朋友。” 2004年，做了10年广告生意的禹东硕改行从事韩国化妆品的在华代理。或许与中国大地上的“韩流”汹涌不无关系吧，禹东硕对自己的化妆品销售情况非常满意。 深相好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哪一天爱上了李娜，爱喝“二锅头”的慎荣树和喜欢吃麻婆豆腐的禹东硕，则无法确定爱上北京的确切日期。前不久，他们都在望京宝星园买了房子，表现出长期居住的决心。在这个新开发的高档住宅区，韩国购房者据说超过了40%。另一个在望京居民中广为传播的“大手笔”是：据说韩国人在宝星园整个买下了其中的某栋楼。 韩国人从来不缺乏团队精神，人在异国，这一点体现的更为明显。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前后，他们都在望京体育场举办“韩国家庭运动会”，平时韩国人之间小规模的足球、垒球比赛也经常举行。 基督教在韩国人中普及率最高，在北京，一部分韩国基督教徒每周都要在固定场所举办礼拜活动，平日里，教会也会帮在京韩国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家庭式的宗教活动更为普遍，它超越了宗教，成为联结家庭之间关系的纽带。 身在北京，韩国人也会时时流露对这座城市的感情。2001年7月13日的晚上，得知北京申奥成功，望京新城居民自发组织了欢庆队伍，人们尽情地舞蹈、欢呼、游行，活动一直持续到凌晨时分。 而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就是居住在小区里的韩国人。 无论望京的韩国群落形成怎样的规模，思乡之情总是难以驱散，慎荣树说，自己将来或许会叶落归根，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觉得，北京目前经历的，类似于汉城 (在京的很多韩国人不习惯把它改称为“首尔”)1988年奥运会前后的发展阶段。“它变化太快了，我喜欢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按慎荣树的匡算，在北京的韩国人中，留学生约为2万人，自办公司的也有2-3万，公司派遣的不超过1万，其他人多为陪同来华的家长、亲属。 在北京的五道口地区，出租司机一听乘客讲韩语，多半会问：“是到望京吗？”反之亦然。时间长了，类似“韩国城”的称呼就不胫而走。除了韩国人喜欢聚居在望京和五道口，住在北京的德国人多数集中在以燕莎友谊商城、凯宾斯基饭店为中心的地区，而在京的日本人，则喜欢聚居在以长富宫、发展大厦为中心的两个地区。 朝阳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处资料显示，望京、五道口之外，麦子店地区外国人口也达到近万人，六里屯、朝外、建外、劲松等地区也是外国人聚集区。今年以来，靠近奥运村的大屯地区因为登记居住的外国人超过500人，被划定为新的外国人聚集区。 一个更开放的都市，无疑要迎接越来越多的外国邻居，并学会与之融洽生活。有专家指出，比起那些高耸的建筑群，它才真正代表着“国际化大都市”的概念。 据粗略统计，目前生活在青岛的韩国人有超过北京的势头，人数已近10万，此外，在大连、上海、烟台、沈阳、天津等中国沿海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的韩国人聚居，并形成自己的群落。 每年7月，北京、上海、青岛、沈阳等城市的韩国人还要分别组队，进行在华韩人足球友谊赛。 “韩国人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地迁居国外，我们也需要学会怎么适应新环境。”身为望京“韩国村”的入住第一人，禹东硕从不掩饰对北京、对望京的好感，人在异国，他更愿意选择入乡随俗。

韩国料理的牛肉卷挺好吃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