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 正文 会有一个“中国世纪”吗
2005年12月07日 13:29 “中国热”的持续升温是因为关注中国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合算。现在，全世界似乎都在学汉语，都在研究中国经济，是因为会汉语，懂得中国经济就意味着可能有更多地被雇佣的机会。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如今越来越让国际来和自己接轨了。 在《中国的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作者奥戴德。申卡尔（Oded Shenkar）看来，中国的崛起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乃至未来的印度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水平，中国的崛起不是一般的经济的上升，而更类似于一个世纪以前的美国的崛起。作者非常敏锐地发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一些不同。例如，中国有“封建帝国”的传统，这一历史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依赖就是：历史为中国树立了伟大的雄心，中国必须成为一流的国家，而不是二流的国家。这一点的确让人暗暗钦佩申卡尔的见识。因为有着千秋帝国的灿烂历史，中国人在骨子里是骄傲的，这种骄傲使得他们甚至无法容忍自己成为亚军，或者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样心甘情愿作二流国家。 所以，当有人冒冒失失地提出“中国是一个新的日本吗”这样一个问题时，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告诉他：当然不是。原因很简单，因为国情不同，因为历史和文化不同。 在申卡尔看来，无论如何中国的崛起已经给全世界的商业活动打下了印记。“如果你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纺织、服装、鞋和人造皮箱等，中国企业的竞争将迫使你破产。如果你所从事的行业在市场中处于较高端的位置，你也许认为在那里可以免受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的冲击，但你还是不得不发现这个经营领域也易受来自中国和其他那些从低利润领域杀出一条血路的国家的影响。如果你是一个耐用家用产品（如家用电器）的生产厂商，你可能仍然处在中国制造的商业利益和外包利润的影响下；或许你已经不得不把你的商标贴到‘中国制造’的产品上。” 这样的分析结果，无疑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放大了许多倍，似乎中国企业已经战无不胜，或者“中国世纪”已经来临或呼之欲出。其实，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依然有限，远不如申卡尔所描述的那样强大。正如申卡尔提到的，当日本崛起时，日本管理的书充斥了美国的书店，但“中国崛起”却没有伴随这一现象。 还有一点必须谨记：历史从来不是直线条的
。管理学上有句名言就是
，你昨天的成功与你明天的成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中国昨天的成功（这种成功其实要打一个折扣）并不能证明中国明天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中国世纪”真的到来还有许多路要走，为此，中国人需要作出许多巨大的努力。比如，中国需要在经济上继续变革，确保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转型，并且有能力在今后20年找到克服日益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办法；中国企业要防范人民币升值的出口风险，并且要警惕人民币升值后可能出现的对外并购的陷阱（日本的失败之一便是日元升值后企业对外并购的失败）；中国还要继续改善经济结构的效率，保障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顺利完成。 此外，中国还需要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锐志改革，以平衡快速成长的经济与社会、政治变革不平衡的局面，特别是要重建改革，在中国确立新的“社会参与型”的改革取向，防止“内部人主导的改革”让中国沦落为不可救药的“掠夺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从长远看，中国无法避免地要建立起一整套可以保障中国财富和产权稳定的宪政框架，建立起保障社会和谐的社会结构。 再就是在文化上，中国的现代化仍然需要进一步地吸收、继承以及创新，以完成伦理的变革和转型，支持社会和经济转型，今日中国仍需严加防范现代化挫折与非理性运动所构成的“反现代化”联盟。 在国际上，中国需要制定明确而有效的统摄国际国内的战略，以应对“国际摩擦时代”。这一任务同样艰巨，并且不可能从日本等先行国中学到太多东西。 上个世纪80年代，当美国人惊呼“日本威胁论”时，日本却突然陷入了长达10年的萧条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全世界惊呼“亚太时代的来临”时，亚洲却莫名其妙地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与经济危机。
如今
，当彼岸的人们正高呼“中国世纪”的来临，无论他是善心还是恶意，此岸的中国人却一定要倍加警惕前行路上的诸多陷阱，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定不要匆匆忙忙地去总结中国的经验，或者跟在背后喊中国真的要崛起了之类，而是要睁大着眼睛，认清这个民族发展的方向，洞悉其发展的陷阱与障碍，并提出有效的对策。 也就是说，中国人看待“中国世纪”要有与西方学者太不相同的视野。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称，上个世纪末，以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10%为标志，中国已经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老龄化将达到高峰，城镇的养老负担系数将大幅提高，医疗费用也随之大大加重。另据中国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统计数字，2015年中国老年人人数将突破2亿，而到2040年将达到4亿。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份题为《银发中国》的研究报告也说，35年前，中国年轻人是老年人口的六倍，而此后35年，老年人口将是年轻人口的两倍。 届时，像英国一样推迟退休年龄，可能也是中国唯一的选择。 人为促成“老龄化”？ 如果说西方人口老龄化是在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之后出现的一个自然渐变过程的话，那么，中国人口老龄化却是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人为加速促成的。英国保守党贸易和工业事务发言人大卫·维莱茨(David Willetts)最近在本报撰文说，由于中国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西方国家用100年经历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国只需要40年。 30年前，中国开始实行越来越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三十年，人口减少三个亿”——是如今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强调自己政绩时最爱说的一句话。 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人口锐减其实是把双刃剑：中国在这三十年中可能少了三亿张嗷嗷待哺的嘴，但也因此少了三亿劳动力。 德意志银行今年发表的一份经济研究报告甚至表示，由于印度未实行中国式的计划生育政策，印度的经济增长将在未来15年超过中国。德意志银行研究院预测，印度将能维持过去15年平均5.5%的年增长率，而中国则不能维持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未来15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将低于5%，仅达现今增长率的一半。该机构把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萎缩归咎于中方实行的一胎化政策，称一胎化政策将使人口增长萎缩，直接影响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说来也颇具讽刺性，中国决策层当初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出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考虑。毋庸置疑，中国近二十年来人均收入的提高，与计划生育有着一定的关系，但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也在中国实现工业化之前加速促成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迄今为止，中国有关部门仍未认识到人口增减与经济盛衰的复杂关系，或者认识到了，却不愿承认。纵观中国计生委近些年来的官方文件和领导讲话，人们看到的还是对“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的强调，以及对“人口减少 = 生活质量提高”的单向关系的宣扬，虽然偶尔也传出“中国考虑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的传言，但最后还是遭到了官方的正式否认。 在中国学术界，主流观点也倾向于认为，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无助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专家邬沧萍教授就直截了当地说，“远水不解近渴”，放宽人口政策，必将导致新生儿的增加，而他们在20年内还无法成为劳动力人口，只会加重现有劳动力的负担。即使中国大陆内的某些见解不同的学者，也大多持“基本国策不变，一胎化可以微调”的观点。 虽然许多海外华人反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但他们大多从政治、宗教、人权角度立论，只有极少数的学者从人口经济学和医学角度质疑中国的“基本国策”。易富贤就是其中之一。易富贤是学习医学和药理学出身的，曾任中国卫生部临床药理学国家培训中心副主任，后来赴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研究员。 中国改革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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