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丹丹：幸福深处 一
[/color] 前言
前言
作者：宋丹丹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宋丹丹一直想写一本书，在她彻底弄明白“人生”的时候。但她发现5年前的她比10年前明白，现在的她又比5年前明白……原来人永远生活在“此刻”。于是她提起了笔，不写昨天和明天，只写今天的所悲所喜、所忆所思。 　　她回忆生命中绽放过的爱情，得失不过是随缘聚散；上天赐她最好的儿子，她一想起他心就化作一汪清水；她有一个温暖的家，丈夫给她相濡以沫的感情和深深的理解；她的演艺生涯几番起落，她梦想过“奥斯卡”却又对沧桑老人一往情深……幸福和感动毫无保留，辛酸与伤痛亦毫不掩饰。文字中洋溢着才情，充盈着睿智，回味着浓情后的余甘。 　　读过她的故事，我们仍难读懂人生，却看到风雨过后，太阳照在通往幸福深处的道路上。 年轮·幸福深处(1) 　　童年时 　　放学了，我家院子门口聚着一群小男孩儿，齐声喊： 　　黄毛丫头去赶集， 　　买个萝卜当鸭梨。 　　咬一口，死辣的， 　　叫你黄毛丫头挑大的！ 　　起哄声中，一个黄头发的小女孩“嗖”地撒丫子朝家里跑去。那就是我。 　　我小时候有两个外号，“金丝猴”和“罗马尼亚人”。因为我头发金黄，皮肤煞白，还长了一个大鼻子。我痛恨这两个外号，痛恨自己，为什么长得和别人不一样。 　　我妈告诉我：“等到18岁你的头发就变黑了。”因为她的一头金发就是18岁那年变黑的，小时候抚养她的大娘还给她吃过乌鸦肉。我妈是河南人。据说河南开封在宋朝时进来过一支犹太人，世代繁衍同化了，所以在河南有许多黄头发、白皮肤的后代。我想我有可能是其中一个。 　　少女时 　　我长成了一个胖姑娘，“穿上显瘦”是我对衣服唯一的审美标准。五楼住着一个漂亮纤细的女孩小红是我的好朋友，每天放学回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仰着脖子喊她下来玩儿。所有的男孩都看着她，围着她，仰慕她，而我也那么愿意和她在一起，这便注定了我将成为一个不会嫉妒的人。 　　在人艺学员班里排《西施》时，我最好的朋友罗历歌演女主角西施，王姬演宫女甲，有大段独白。剧本里，在她的大段独白后面有一个括号，括号里写着“宫女乙惊恐状”。我就是宫女乙，整个剧本里只有这6个字属于我。但我一点儿也不介意这些。 　　青春时 　　我从人艺学员班毕业后，参演了话剧《红白喜事》，获得文化部的一个大奖。获奖者中年轻女演员只有我一个，得了奖金，提了级别。跟我同在一个化妆室有个四十多岁的女演员，她那天当着我的面“问”我的同学：“哎，你们班这次提级的都是那种特会拍马屁、特虚伪的人吧？” 　　我听了这话，眼泪流下来，我当时“恨”死了这个每天毕恭毕敬喊她“老师”的女人。我暗下决心明天一定要扎她的自行车胎。她这样心胸狭隘的人，一定会被气疯的。 　　但是第二天我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第三天和后来几天也一样没想起来。 　　挺长时间以后，我又遇见她。她慈眉善目，拉着我的手问：“丹丹你好吗？你在忙什么？” 　　我发现我其实从来也不恨她。我不会恨人，所以总是很快乐。 　　中年时 　　有一天爸爸打电话叮嘱我说：“丹丹，女人啊，千万不能太厉害。” 　　痛定思痛，我想过去的确是我太能干了，太霸道了，表现得太“聪明”了，我爸说的“厉害”指的正是这些。爱一个人，要长久地像宠孩子一样宠着他，任由他去做喜欢的事，高兴的事，让他生活得轻松自在，让他一想起我就笑。 　　有时候先生和他的朋友出去吃饭，或在外面玩到很晚，我一定不打电话去追问。我会给他发个短信：“门给你留着，灯给你开着，千万不要考虑我，我睡了。” 　　很快，他的短信便回来：“大妮儿是我永远的、完整的最爱。” 　　人到中年，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 　　我和先生谈话时从不避讳我们从前失败的婚姻，在不断地追溯中我渐渐明白，那些曾令我忿忿不平，以为“不可原谅”的人与事，其实自有它存在的情理。我理解了英达，他在我心里仍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好人。如果说他的性格并不完美，是因为他在童年吃了太多苦，他的父母在“文革”中都进了监狱。他没有成年人的保护，也没有得到爱。我也理解了其他给我带来伤害的人。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接触的人不同，性格不同，运气不同，你无法要求每个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都善良和充满理性。 　　除了需要法律介入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原谅的。 　　现在时 　　这天早上，我刚一开机便收到一条短信：“我是邮局，给我回电话。”我立刻把电话拨过去，并报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问他：“您有什么事？” “你家地址告诉我！”电话那一端一个男人没好气地说。 　　“您要地址有什么用吗？”我依然和颜悦色。 　　“有人给你寄快件，把你家地址给我！”他越来越凶，我也越发不明白。 　　“寄快件的人难道没有写地址吗？” 　　“你给不给？你给不给？我给你家送快件管你要地址你到底给不给！不给算了！”“啪”地一声电话断了。 　　我丝毫没有生气，只是心里对这人充满同情。大清早，对待一个好脾气的顾客，他的态度如此恶劣，他心里该有多么不快乐？该有多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讨厌他？他真的很可怜。我从心底里不怨他。 　　宽容了他人，解放的便是自己。 　　那天我发高烧，同时抗生素吃多了过敏，头疼，恶心，稍微一动就想吐。 　　我两个姐姐在超市里给我打电话：“丹丹你想吃点什么？” 　　“咸……菜……”我已经气若游丝，却听见她俩在电话里乐。 　　“哈哈，她就想吃口[color=#0000ff]咸菜
！咱上六必居给她买去！” 　　没挂电话，我听她们在那边吵吵：“买哪个？你说买哪个？哎我跟你说这个好吃，丹丹爱吃这个！” 　　“这不行！她现在胃不好不能吃辣的！” 　　“哎售货员，这榨菜丝儿多少钱一斤？啊？6块？” 　　…… 　　我躺在床上紧闭双眼，她们的声音一会儿远一会儿近。我想她们可真有精神啊，真有兴致啊，真有体力啊。我琢磨着：什么是幸福呢？这就是幸福吧。

初恋，时间已经送走一切(1) 　　不记得是谁说过：“你不能既拥有青春又拥有青春的知识。”这句话只有当我进入中年的时候才明白它多么深刻。 　　19岁那年，我初恋了。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两年，许多已经不是学生的青年走回中学校门，和我们这些应届生一起复习高考。有一天下雨，我到教室门口才回身合上手里的雨伞。就在转身的那一瞬间，我看见靠窗子那排的倒数第二个座位上有一个陌生人。我没再抬头，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他就是袁钢，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一个身高1.84米、挺英俊的转业军人，我们学校已经去美国探亲的语文孙老师的儿子。现在回想起来，我是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因为他长得比我们班任何一个同学都高大一圈儿。从那一眼开始，我的学习一落千丈，从班里的前5名，一直到高考落榜。 　　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在第二天。教室门口一个陌生的女孩问我：“袁钢在吗？” 　　我说：“谁是袁钢？” 　　“你们班新来的，孙老师的儿子。你能帮我把他叫出来吗？”那女孩很有礼貌。 　　“行！”我转身回教室向他走去。 　　我知道我的脸红了。我那时候特别爱脸红。我的心“扑嗵嗵”地跳着。 　　那天下午，上帝给了我一个机遇，让我有借口向他发出信号。 　　课间我到楼下上厕所。楼道很黑，刚下一个台阶，我就看到他往上走来。就在他与我擦身而过的一刹那，我脚下一滑，朝楼下摔去。 　　“哎！”他大叫一声，一把抓住我的衣袖。 　　“刺啦”一声，我掉了3个扣子，但我站住了。我的右胳膊被他抓着，左手本能地迅速抓住衣襟。 　　“小心点！”他看着我，那一眼看得很长。我忘了我是否道了谢，反正我没上厕所，因为我必须得向同学借别针，我的衣服不能遮体了。 　　就在那天下午，我给他写了个字条，本能地使用了前人总结出的恋爱法则：我将离去法。 　　“我恨你。因为你‘救’了我。我必须转学了，因为我什么都学不进去！” 　　这张字条很奏效，一个小时后我接到了一封长达3页的信，流畅而清秀的连笔字。信上他告诉我应该好好读书，但在结尾却约我当天傍晚在北海公园见面。 　　我放学回家先换上了我认为最漂亮的衣服，但我却无法去掉天天挂在我脸蛋儿上的两疙瘩红。十八九的年龄，女孩子发育得结实丰满，两疙瘩红又热又硬。我恨我自己，我羡慕死瘦弱的皮肤苍白的同学了。 　　我们在北海散步聊天，谈的大概都是些无聊的事情，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但在准备回家的路上，北海公园后门的河边，他吻了我的脸。 　　毫不奇怪地我高考落榜了，他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我一直以为自己会和他结婚，因为在与他相处的那些年里，大街上走着的和我周围的男孩子都不值得我一看！ 　　与初恋情人结婚在现代社会所占的比例极小。命里注定我们不能做夫妻。 　　1983年的一天，我和他父母坐在一起吃饭。我们已经相爱了5年，这5年中他大哥、姐姐和二哥相继到美国去了。我从未想过他会走，因为他从未对我说过。我们那天依旧吃着他爸爸做的一大锅土豆炖牛肉。记得他爸爸常常会在肉里面放几个鸡蛋。鸡蛋在肉锅里炖久了，味道特别丰富。我们可以一人分到一个，吃得热火朝天。在我把鸡蛋刚刚放进嘴里没咬的时候，他妈妈说：“小钢，明天用你刚办的护照去友谊商店买瓶色拉油吧。” 　　那时候北京最高级的商店就是友谊商店，只许外宾进，而中国人持护照才许进。街上的商店里还没有进口商品，中国还不生产色拉油。无法想象我那口鸡蛋是怎样咽下的。我只记得不听话的泪水扑簌簌流下来。我没说话，离开座位到别的房间去了。 　　那一天我才突然明白，他从来没把我们的命运看成是在一起的，他从未想和我一起走人生的道路。于是，我决定分手。我知道不能犹豫，我要他看到我多么坚强，因为我觉得我受了“骗”。那时候出国太难了，去美国就意味着泥牛入海。 　　我脑子里一直幻想着他将来回国时的情景。当然应该是老年，白发苍苍，无论什么季节都应该穿西装，衣锦还乡走在北京杂乱的胡同里，摘下金丝眼镜找门牌号码，问有没有个叫“宋丹丹”的老太太，原先住在这院。当然，我应该已经是满脸皱纹，梳着髻，牙齿一个都没了，坐在路边晒着太阳。我们应该对视很久，彼此寻找着熟悉的痕迹，空气里应该飘着电影《第二次握手》的主旋律…… 　　我给他写了绝交信，告诉他我不能再见他了。他曾说过我心狠，他也为我哭过。 　　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他1994年回来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名演员”。有一天在中央台做节目，我遇到了我俩共同的朋友孙淳，他告诉了我袁钢的电话号码。 　　我们约在中国大饭店的咖啡厅见面，老远见他晃晃悠悠走过来，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回初恋的感觉。我们像朋友一样聊天，谈论彼此的情况，时不时地哈哈大笑。我们心里明白，时间已经把一切都送走了。 　　无论你经历了多么美丽的情感，虽然你也许认为“这次太不同了！”“肯定永远不会分开了，因为我会活不下去。”……只有你到了中年，或许到了晚年，才明白时间是多么残酷的东西，它把曾让你心碎让你失眠、让你坚定不移地确信永不更改的生活变成一个个梦，似真似幻，遥远而模糊，而人永远生活在今天，今天才是现实。

为他守口如瓶 　　对任何人，我都不曾透露过那段往事的印记，因为我答应他绝口不提。 　　结束了初恋以后，我为了摆脱阴影，很快和另外一个认识了很久的男孩走到一起，恋爱3个月后闪电结婚。那年我24岁。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我们就分手了。办完离婚手续我们一起看了场电影，吃了顿饭。在饭桌上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丹丹，我跟你结过婚，娶过你做我的老婆，已经很幸福了。但是有一件事你要答应我。” 　　“什么？”我看着他。 　　“将来如果你有名了，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永远别提我的名字。” 　　二十多年过去，我一直履行着承诺。直到今天，我不想再守口如瓶。因为我尊重他，尊重那段短暂的历史。并且我相信假如我们还能重逢，他也将不再执守年轻时的意愿。 　　那一年我们甜蜜得发腻。每天晚上，如果我先到家，没看见他，就沿着他回家的路去迎他。反之他也会去迎我。丝毫不觉累，更一点儿不嫌麻烦，只要能早一分钟看见对方，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他很憨厚。在他心里我聪明绝顶。 　　那年他在读夜大，一天早上临上班前，他惊呼一声：“哟，坏了！下午语文课老师让交一篇作文，我忘写了！” 　　我觉得他太大惊小怪，“什么题目？我在家帮你写一篇，你拿去交差不就行了？” 　　他告诉我题目叫做《秋天》，于是整个上午，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奋笔疾书。我一直感谢爸爸把文学修养遗传给了我，这类文章我向来驾轻就熟。 　　中午，我急急忙忙把写好的作文拿给他，他一边吃饭一边心不在焉地誊抄下来。 　　等到第二周的这一天，他们的语文老师——一位北大中文系教授在课堂上点评作文。 　　“在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的作文达到了可以发表的水平。他写的是自己在秋天里怀念一位老师……” 　　老师讲了很多文章中可圈可点的细节，他却一脸茫然，心想这是丹丹写的那一篇吗？ 　　“我在北大教过这么多学生，还没有人写出这么好的文章。我给他打了96分。” 　　等到作文发下来，他看到稿纸右上角果然写着一个鲜红的“96”，先是一阵狂喜，很快就又发起愁来，愁的是既然老师对他如此印象深刻，将来的作文他是没法自己写了。 　　后来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北京晚报》，真的发表了。我用了一个笔名叫做“小舟”。一来“舟”里包含着一个“丹”字，二来“舟”与他的姓氏“周”同音。那时候做任何事都一定要留两个人的痕迹在一起。 　　后来我们之所以分手，大概是因为再没有更多的缘分让我们继续共度更长的时光。现在想来每恋爱一次就建立一次婚姻并不太明智，但在那个年代、那个年纪，我能作出的选择无外乎此。因为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家，自己的床，自己的桌子，我想白天黑夜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不被打扰，无需躲藏，不必为了几天一次的见面仓惶等待。 　　分手以后他便消失了。各种机缘巧合让我遇见小学同学，遇见儿时邻居，遇见聚会时偶然相识的朋友，甚至胡同口卖冰棍的大嫂，唯独没能再遇见他。 　　不知他将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离婚后一年多，我遇见了英达。在我的三次婚姻中，英达这一段总好像不可触碰。然而既要写我所经历的过往，与他共同走过的10年便无法回避。他比我大49天，我们27岁相爱，37岁分手，共同度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光阴，从浪漫无忧的青年走到心事重重的中年。 　　分手时我曾经试图出一本书纪念那段旅程，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今天，当我同意了出版社的约稿，便又将那些尘封近10年的手稿找了出来。 　　重温以后我惊讶无比：时间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东西！太多的往事，太多的心情，我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假如当初没有记录下来，那段婚姻在记忆中将只余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所以我庆幸我写过并留下了这些文字。 　　但面对这真实得让人有些“难以接受”的历史，我又犹豫了。无论初恋，还是第一次不为人知的婚姻，想来我已十分淡然。而与英达共同生活的这一段却因当时正沉浸其中，色彩显得格外浓烈。如今我们已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出太远，再没有任何重合的足迹，翻回旧的一页是否仍有必要？是否会打扰别人的生活？更何况，即使一起走过的日子，他的记忆和我的记忆又能完全一样吗？ 　　我不知道我应该仅仅留下那些故事，淡然地叙述，筛去彼时心情，还是应该保留既然已经保留下来的一切。我不知道应该将它们留给自己看，让自己记住曾经走过那样一段路，那么温馨那么动感情，还是应该说给别人听，告诉别人现在我早已不疼了，不在乎了。 　　最后我决定尊重历史，将逝去的那一段复原。所以现在的有关英达的文字大部分仍是出自10年前的我之手。 　　当然，在我们各自度过了又一个10年后回头看，37岁还是太年轻，那时的心境极端而热烈，红太红，黑太黑。于是只有到了一切都已平静的今天再去回首那段往事，冷静地，客观地，泰然地，看到的才是它本来的面目——没有是非对错，没有其他可能，海可枯石可烂，抑或新人笑旧人哭，其实不过是一个“缘”字。

每一次爱都是惊心动魄的 　　我和英达的相爱是在1987年，那年1月他母亲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奔丧。正好剧院要排一个新戏《纵火犯》，由林兆华导演，英达任副导演算作实习，也为将来能留在剧院做准备。我在里面演一个戏份很少的黑人小女仆。演出时我给自己梳了一脑袋小辫儿，满脸满手的黑油彩和一个大而厚的嘴唇，用尖而快的怯生生的声音讲话，可笑极了。那出戏演的场次不多，在我的艺术道路上没留下什么痕迹，但它却改变了我的生活。 　　建组的那天，在会议室讨论剧本，大家围坐在大桌子四周，我和英达挨着。我排戏从来不带水，因为我觉得无论坐下来谈什么都先倒上一杯茶那是老年人的习惯。英达的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杯，满满的香喷喷的茶水。导演正在谈剧本构想，我渴得要命又不好讲话，就在纸上写了句：“我能喝你的水吗？我没病。”他笑了一下，在下面写：“当然能。但我有，AIDS（爱滋）。” 　　他就是这样一个机敏幽默的人，不认识他的人与他的第一次谈话都会很难忘。他的聪明，他的博学，他的狂放和不可一世，让喜欢他的人一见钟情，让讨厌他的人不能容忍。 　　“有什么了不起！”常常有人会这么说，“不就是英若诚的儿子嘛，不就是去过美国嘛。” 　　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排戏后大概两星期。有一天早晨他进排练厅直接走近我，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我的手上，松开是一个被他的手捂热了的煮鸡蛋。我笑着把鸡蛋磕开，连蛋清儿都还是水。 　　“你的手根本没把它焐熟！”我大笑起来。 　　然后是我请他在一个叫“白桦林”的小西餐厅吃饭。 　　然后是我接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一定要娶你！我一定会娶你的！” 　　“咱们得好好谈谈。”我说。因为我发现问题有点儿严重。 　　“好啊！我有套单元房，在水碓子13号楼，你来吧！”他的表情特别真诚。 　　约好下午5点见面，差5分钟5点我就到了。刚上楼梯我就听见有人在鼓掌，爬上来看见他换上了干净的白衬衫。 　　“我妈说女孩子跟人约会应该迟到。可我在大街上耗了半天还是早了5分钟。真够露怯的！”我说。 　　他笑起来。我说什么他都笑，他好像特别爱听我说话。 　　我们相爱了，像两个18岁的少年。每天在剧院见面我们都大喘着气。中午休息时我们跑到新侨饭店吃饭，整顿饭他都在教我唱英文歌。我那会儿一句英文都不会，靠死记硬背我的发音居然还特别准。4年后我第一次去美国时给美国人唱过那些歌，有个美国人无论如何不相信我根本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意思，他简直不能想象我那时不会说英文。 　　我不是那种把爱情一点儿一点儿给出去的人，我不在乎也不考虑是否自己像个傻瓜，我完全缺少女孩子的疑虑和谨慎。一旦爱上了就全心全意。爱会使我的理智消失，智商为“零”。人们常说：“真正的爱只有一次”。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每一次爱都是“真正”的和“惊心动魄”的。 　　热恋时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英达在看报纸。电视里演的是“世界名模大赛”。每一个模特走出来我都惊呼一声，然后我说：“快看呀英达，太漂亮了！这些女人真是‘上帝的宠儿’！”英达漫不经心地抬了一下眼皮，嘟囔了一句：“比你还差得远啦！” 　　能想象我的智商吗？不撒谎，当时体重近130斤的我差一点儿就相信了他的话！ 　　他还告诉我，我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儿。“大学里的那些女孩子可能会读书，但她们绝大多数都没你‘聪明’，‘聪明’不一定会读书，就像有文化不一定灵魂高贵一样，你经常会看到一个文化人有一个小市民的灵魂，而你是既聪明又灵魂高贵。” 　　这些话我听了心里可太舒服了！我深深地把它记了10年。 　　后来他回美国继续读他的学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他的信。他还给我写了好多特棒的“情诗”。他说他写的诗老在“韵”上，他不会不押韵，而在“韵”上就不能算好诗。我自视为文学青年，同样以诗回赠给他，同样地每一句收尾都在“韵”上，这很糟糕： 　穿一件雪白的毛线衣， 　　拿一张正方的小纸躲在角落里， 　　用诉不尽的思念折一只纸鸟寄给远方的你。 　　我把纸鸟放在唇边装进无数的吻， 　　又轻轻搂在怀里装进我心中的秘密， 　　带着我的嘱托， 　　带着我潮湿的梦， 　　带着那一段无声的乐曲…… 　　飞吧，飞吧， 　　但千万不要歌唱， 　　记住啊， 　　做我和他的使者， 　　你要默默地， 　　默默地。

嫁给英达 　　英达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国读满了学分。1989年7月13日，我们终于在东城区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了。 　　我真正走进了那个家，卷起衣袖开始做“家庭主妇”。我首先打开壁橱，将英达的母亲生前存放多年的“宝贝”都翻了出来：大捆的布匹、大叠的口罩，以及许多永远不会再用的，每一个经历过“困难时期”的母亲都会保留下来的生活用品。我把它们分送给邻居和亲戚。 　　然后，我作出一个更为惊人的举动：我铺开了那张虽已购买多年却依然如新的仿古地毯。那是一张漂亮的地毯，是英达的父亲托朋友买的。它常年卷在沙发根处。从前只有来了重要客人他母亲才会把它打开，然后命令所有的人光脚。 　　我打开它的时候，英达的父亲还在看报纸。他吃惊地看着我，愣了半晌才问：“天天都铺着啦？” 　　“啊！”我坚定地，头都没抬。 　　“脏了怎么办？”他小声地说。 　　“洗！”我说。 　　“坏了怎么办？”他声音渐高。 　　“再买一个！”我动作麻利地收拾着。 　　“倒也是！”他嘟囔了一句，再没说话。 　　我把家里一个最大的黑衣柜里所有的东西清理出来，然后从街上叫来了收购旧家具的小贩。 　　“能卖多少钱？”我问。 　　他敲了敲木头，摇了摇头：“不要。” 　　“5块钱你拿走。”我着急地说。 　　他还是摇头：“都是三合板，卖不出价。” 　　“不要钱。”我狠狠心，“送给你了！你拉下去吧。” 　　他还是不要，他走了。这个衣柜根本没有后挡板，多年来它直接靠在墙上，里面的衣服都会蹭上白灰。我把它抬下楼，扔在了垃圾箱旁边。 　　8月底，我正准备接一部由滕文骥导演的电影《黄河谣》。我演女主角，英达当时还没有工作，就跟我一起去了西安，准备做那部戏的副导演。我们在西安为剧本的丰富出了一些主意。修改剧本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北京，就在那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要这个孩子吗？”我问英达。 　　“要吧！”英达坚定地说，“反正早晚得要。” 　　“戏怎么办呢？挺好的机会，我应该再演几年。” 　　“也是，”英达说，“那就别要了。” 　　“为什么你不想要我们的孩子？”我盯着他，“为什么你想杀了它？”我开始无理取闹，开始有了做母亲的恐慌，开始撒娇和找理由哭。英达哄了我很久，我们决定生，并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滕文骥。 　　我非常兴奋地准备做母亲。八九月份北京还很热，我穿上宽松的孕妇服，每天都在毫无顾忌地大吃。终于可以不担心发胖了。我以最快的速度在长肉，并且十分得意地每天下午在楼下晒太阳。 　　“丹丹怀孕啦？”楼里的邻居见我穿着孕妇服都在问。 　　“当然！”我自豪地回答。 　　“多久了？”人家看我挺着肚子。 　　“1个多月了！”我努力控制着幸福的表情。每一个听见我回答的人都放声大笑，因为此时孩子大约只有一颗黄豆那么大，而我的肚子已经不小了。 　　就这样，我在家里准备做母亲，英达在陕西拍《黄河谣》继续做他的副导演。戏还没有拍完，英达就回来了，说滕导让他先回来写下一个戏的剧本。英达果真在写了，而且非常认真，然后很快发现人家只是找了个借口把他撤了。从来没人要用他写的东西。我想他第一次进摄制组，一定工作特别“认真”，一定显得特别“聪明”，一定给不少人提了不少意见，一定有滕导老班底的人问：“哪儿来个不知深浅的，跑这儿来指手划脚。他不走，我们走！”一定是滕导没招了，怕戏拍不下去，就想了个不伤英达自尊心的办法，把他先发配回来了。尽管情理上是这样，我还是像一个孩子被人欺负了的母亲一样被激怒了。我对后来到我家来给英达送稿费的制片主任说：“请你转告滕文骥，宋丹丹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 　　我不知道那个制片主任是怎样转告滕导的，没过多久我们收到了一封滕文骥的来信，字迹很工整，两页纸，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君子分手不带脏字儿”。 　　那时候英达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从中学、大学到出去留学他都没有走出过校门，没有接触过社会。他常常会喋喋不休地显示他的记忆力和他那些“无用的知识”。如果一群人在谈论一个观点，他一定会找出一个人来争论。我永远为他捏把汗，因为最终他的观点常常是正确的，而对方会很下不来台。如果一大桌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我常常会踩他的脚或掐他的腿。 　　“你为什么不能闭上嘴呢？”回家的路上我总在抱怨，“为什么你就不允许别人‘聪明’一次？” 　　“我不行！”他说，“我不能眼看着那个人企图踩着梯子和我一边高。” 　　当我深知自己不可能去改变他的时候，我就改变了策略：“英达没有社会经验，他不大会为人处世，但他人特别好。”我常常会告诉第一次见他的人。 　　不过几年以后，他经历了许多事，自然成熟了许多。他在离婚前还经常对我说：“我成熟了吧？现在你不替我捏把汗了吧？” 　　1990年3月20日上午，我被推进了手术室，剖腹产下7斤1两重的儿子。那时候我以为孩子得有个八九斤重，因为我的体重已经180多斤，我胖得谁见了都哈哈大笑。当医生把孩子剖出来，我听见儿子的哭声的时候，我想我的肚子还开着大口子。我用虚弱的声音，忍着疼痛让医生帮我数数孩子的脚趾够不够10个。生一个健全的和别的孩子一样的小人儿是那么不可思议！听我妈说在手术室门口当英达听说果真是儿子的时候，他用拳头重重地砸了一下墙。

聪明绝顶的“觉皇” 　　孩子七八个月大的时候，我们搬进了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枣树和一座两层小楼。我从未想过不要孩子和生孩子可能会影响我的工作。在怀他6个月的时候，我演了小品《超生游击队》，一下子大红起来。生下孩子34天，我开始四处奔波忙于演出挣钱，五六天回来一次，每一次孩子都大一圈儿。我把挣来的钱用来装修我们的新家。看着我那样辛苦忙碌，英达曾对我说：“丹丹，我今天花你1分，将来还你1万。” 　　话虽是这样讲的，但他却依旧整天在家里睡觉，自称“觉（教）皇”。每天睡到中午12点起来吃午饭，吃完午饭说：“天那！太困了，我必须去睡一会儿了！” 　　眼看着他一天天胖起来，我十分严肃而气愤地跟他谈了一次话：“我不在乎你是否成名，也不在乎你是否挣钱，但你现在已经做了父亲，你得做事，人不能不工作、不劳动，人不能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他画画儿很好，写东西也不错，我开始逼他写东西。“你小时候都发表过小说，为什么不能接着写呢？” 　　我的话很严厉，他说我像他去世了的妈。然后他下决心写东西。“我必须白天先睡一天，然后我写一夜！” 　　我们的卧室在小楼的二层。早早我就上楼睡了，看见白天睡了一整天的他走进楼下对面的小书房去“创作”。夜里3点，我醒来趴在窗前，看到他书房的灯还亮着，我欣慰极了，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天就坚定地认为他聪明绝顶，必成大器。 　　早上8点，我轻轻地走进他的小屋。一进去我就惊呆了！床、桌子和书架都挪了位置，窗明几净。他鼾声如雷。台灯前整整齐齐摆着稿纸，一个字都没有。 　　我把他摇醒，问他的“小说”放哪儿了。“丹丹，”他诚恳地说，“以后你看哪屋脏就让我在哪屋写东西，我保证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因为干什么都比写东西强！” 　　我不能再逼他了，我怕他的压力太大了。他那么聪明，那么可爱，那么懒。我想也许他不适合当作家。 　　一天，我的朋友王领来我家玩。那时候她的儿子秋秋刚从电影学院毕业，还不知会分配到什么地方，他急着想工作。 　　“他太急于去挣钱！”王领说。 　　“把他叫来，”英达故作严肃地，“我得好好给他上上课！这哪儿成啊，怎么这么不懂事！得好好批评批评他！如果他态度虚心，我就给他传授经验：教他怎么能娶到摇钱树。自己挣多累呀！” 　　直到后来他已经套上了工作的“大马车”以后，还总在家里拄着一根同事送给他父亲的拐棍，“我什么时候才能到‘晚年’呀？急死我了！”他常常这样叫唤。 　　我从来没有对他真生气，因为他让我气不起来。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爱你没商量》的导演来请我演女主角周华。我非常喜欢那个剧本。故事发生在一个剧院里，我演的是一个话剧演员，历经坎坷，最终走出了自己。那个故事很动人，我特别懂那个角色，因为我就是话剧演员。 　　虽然我小心翼翼地怕失去这次机会，但我还是对导演说：“你让我演周华我特别乐意。但英达必须演方波。”我没说不让英达演方波我就不去演周华，我还没那么自以为了不起。但我的确非常诚恳地要求导演考虑方波让英达来演。方波在戏开始时是周华的男友。我用许多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这个角色非英达莫属。导演当时犹豫着说等过两天再给回话，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思想准备。于是，过了几天，我和英达一起兴高采烈地走进了《爱》剧组。 　　客观地说，英达的“方波”演得很精彩，他把知识分子的小聪明、小算计，浪漫而又现实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那时已经演过了《围城》里的赵辛楣，有了一定的表演经验，再加上他天生松弛并有很高的悟性。我是那么以他为荣。 　　拍完《爱你没商量》，我就到美国度假去了，《爱》剧在国内的反映与我们的预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许多报刊杂志批评、嘲笑这个戏。当然，批评最多的是我的表演。 　　“幸亏你不在国内，”英达打长途告诉我，“不然我真担心你受不了。”他因为报刊对我的“不公正”评价气愤至极，他为我四处喊冤，夸奖我并为我的“才能”平反。 　　其实对于观众和记者的批评我并没有感到承受不住。我早就知道演员的艺术道路不可能永远只是鲜花和掌声。我比英达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我在美国度假期间英达和王朔一起见了《我爱我家》的投资商。从我认识英达的那一天起，就知道他一直想拍一种在美国已流行多年的“情景喜剧”，他梦想做导演，导自己的戏。 　　他打国际长途告诉我这事有进展，我没当回事，我对他所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因为他懒。然后他告诉我他和英壮、梁左一起到西山远离“尘嚣”创作去了，当我从美国回来一进家门，他就拿出了几集《我爱我家》的剧本。他不让我自己看，非要念给我听。大概他怕我看不出来那些“包袱”，而念出来会比较逗。 　　《我爱我家》圆了英达的导演梦，并且一炮打响。他人缘好，对工作人员及演员都很尊重，大家都喜欢他。他干上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职业，他的“杂学”派上了用场，自此他不可能再懒下去了。投资商投了钱，摄制组一建起来，每一天的花销都很大，摄制组要以最快的速度运转，否则资金就不够了。 　　英达异常勤奋起来。有一天早上7点，我睡眼矇眬中发现他在擦地！ 　　“我睡不着。”他告诉我，“压力太大了。” 　　他摘掉了戴在他头上多年的“觉皇”的帽子。

了不起的勤杂工 　　在英达没什么工作的时候，他有很大一部分注意力在我身上。记得我28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他谎称睡不着，想干点儿事，让我先睡。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我们小小的单元门厅被布置得焕然一新。墙上有一张我的画像，那是他用细水笔画的，上面写着“年方二八”，据说他为此画到了天亮。桌子上摆着他“变”出来的蛋糕。点亮的28根蜡烛上火苗欢快地跳跃着，他的父亲、外婆和保姆小花都坐在桌前等我。我一出现，大家就高声说：“生日快乐！”英达把给我做的纸皇冠戴在了我的头上。无法形容当时的我沉浸在怎样的幸福中。 　　我永远也忘不了英达挣的第一笔大钱。那是《我爱我家》的作曲关峡付给他的分成。那天他和关峡在他的小书房里谈了一会儿，送走关峡他来到客厅。 　　“丹丹，看！噔、噔噔噔（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主题音）……”他嘴里打着拍子，一下解开了棉外衣，里兜儿揣着整整齐齐的6万块钱。他以最快的速度一叠叠地抽出来，撒向空中，有一叠落在了房顶的大吊扇上。大冬天，我们不得不启动它，让“无数张”百元大钞纷纷飘落下来。我们全家都撅着屁股捡，满屋回荡着我们欢快的笑声。 　　英达有名了，能挣钱了。他的事业有成增加了我对他的信任和依赖。我什么事都和他商量，听从他的决定。不可否认在那10年的恋爱及婚姻中我是幸福的，但是也很累。很难想象我竟有如此韧性，长此以往地担当着那个家庭的“顶梁柱”，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那时的英达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生活能力的人，他不会也不愿做属于男人的家务，他的忘性令人发指。他从来不记得我交代他做的事情。如果别人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万不能由他中转，说不准他会随手往哪儿一扔，然后一点儿都想不起来。 　　一次我给他的小书房安窗帘，我把缝制好的布交给他，并给了他一根细长的铁丝，“帮我穿上”。我开始在窗边钉钉子，我们边聊天边干活，很久了我才发现他那根铁丝一点儿都没穿进去。 　　“它老扎出来，这活儿我没法儿干！”他急了。 　　我拿过来，把铁丝头弯回来一点儿，一分钟就穿上了。每到这种情形他都会发怒：“为什么你老想让我感觉自己是个白痴？！” 　　基于他的这些能力，我很少让他或指望他能干什么。家里修灯、修锁、修煤气、修马桶样样都是我。 　　有一天我们的汽车坏在半路动不了了，谁也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英达打算放弃，要叫辆出租回家。 　　我对他说：“把前盖打开。” 　　他笑了：“你什么意思？你想修车？” 　　看着他难以置信的样子我根本不理，挽起袖子就开始瞎碰。请注意，我根本不懂车的构造，我那会儿还不会开车，也丝毫不知道车前盖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散发着热气的东西是什么。但我把它“修”好了，触拨几下车就发动了，我们开车回了家。 　　“你是魔女。”他对我说，“你有一双神手！” 　　我也许天生不该做演员，我其实可以成为了不起的勤杂工！ 　　我们在1988年就买了刚才提到的那辆车，墨绿色的、流线型的英国车：Vauxhall。英达说在美国留学都没开过这么好的车。我们对它心爱极了。 　　新车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全家兴奋得坐立不安。那天正巧我刚从外地拍戏回来，吃完晚饭大家决定开新车出去兜风。请注意：家里任何一个人都还没有驾照，只是英达和他父亲在美国都曾开过车。那天晚上他父亲喝了许多酒，临出门时揣上了他的“人大代表证”。 　　“万一出什么事，谁也不能抓我！”他说。 　　我们笑着走下楼，我埋怨他这话说得很不吉利。 　　英达把车开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红领巾公园附近，那里没什么人。他父亲强烈要求“过过瘾”，我们同意了。他坐到了驾驶的位置。先是发动不着，打火的时候发出一阵阵金属摩擦的刺耳的声音，英达在耐心教他。终于发动着了，然后车“噌”地一下就蹿了出去。 　　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车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马在飞奔，眼瞅着就冲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去了。那个女的还回头仿佛微笑了一下，她全然不知身后的这辆绿车的驾驶员多么可怕。他喝了许多的威士忌，并且很多年没开过车了。他没驾照，只有兜里的“人大代表证”！ 　　我和英达都在大吼，我们疯了一样地喊：“快踩刹车呀！”然后就看见老人家手中的方向盘拐到了一边，只听见“嗵”的一声，车右侧的后视镜在1秒钟之内就没了，“咣”地一声车子撞在了一根电线杆上。 　　车停了，我们谁也没动，那个中年妇女又回了一下头，继续骑走了。我听见车窗外一个老大爷的声音：“镜子在后边那，还不捡去！” 　　我们回去了。把车停在楼下谁也不肯上楼。英达父子俩蹲在单元门口，英达说：“这下可好了，从来没开过这么好的车，一转眼就变破车了。” 　　我们看着车鼻子前面巨大的“酒窝儿”，谁也没埋怨已经吓坏了的“人大代表”。 　　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父子俩说夜里做的都是撞车的梦，其实我也一样，我的脚在梦里一直使劲儿地在踩刹车。 　　这辆车我们开了不到两年，英达相继弄丢了行车执照和车钥匙。没办法我们只好请了监狱里专干溜门撬锁的小偷把车打开了。他每天出门我都大喊着：“带驾照！”而他比预定的时间晚回来半小时我就坐立不安。最后我坚定不移地把车卖了，要不然我有可能死在这上面。

得心脏病都会快活 　　1993年我到欧洲演出，在意大利给英达买了一双细腻如丝的皮手套。那副手套太漂亮太精致了，花了我一百多美元！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给他买的，交给他时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千万别丢了，本来我可以给自己买双皮鞋！”他很郑重地收下了。 　　一天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办事，出家门的时候他第一次戴上了新手套。他们一起走到胡同口叫了辆“面的”，当然他就把那副手套落在了出租车上。他只戴了不到100米，然后，是对那个朋友的一路叮咛：“不许告诉丹丹！” 　　过了一些时候他又要出门，仿佛很随意地对我说：“是不是应该给我买双手套？太冷了！” 　　“你的高级手套呢？”我担心地问。 　　“怎么问我？我哪儿知道，我从来没戴过。你不舍得让我戴，谁知道你又藏哪儿了！” 　　我开始在家里找，急死了。我想我真是老了，什么都记不住。我把箱子柜子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十分歉意地上街又给他买了一副。 　　过了很久那个朋友才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一点儿也没生气，我已经知道他那么怕我唠叨，也已经明白了我不能要求他做“做不到”的事情。我想在接受他的优点的同时接受他的缺点，反正我们在经济上已经不窘迫了。 　　在这儿我还要讲一件事情，为这事儿我差点儿得心脏病。英达的父亲英若诚是一个极其顾家又热爱“科学”的人。很多年前，在别人还没听说过那些新鲜玩意儿的时候，他就把日本出的“换气机”和英国产的“电灭蚊器”搬回了家。插上电源我不知道空气是否被换过了，反正电表的指针老是在“揪”我的心。而我在“电灭蚊器”里没看到过一只蚊子，即便把它放在院子里也一个小虫都没有。 　　有一天，他看见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3800块钱的真空管太阳能使您一年四季24小时享受热水。”于是他决定安装。大卡车拉来了设备，能装几吨水的大锅炉往房顶上扛。我们所谓平房房顶都是斜瓦，我真怕那几个工人掉下来。我们的墙被凿了无数个大洞，直径近1尺的大圆管子从房子的最东头穿到最西头。洗手间的瓷砖都碰坏了，墙上好几个窟窿连接着错综复杂的电线、好多个水管的开关和电插座。装好以后，我们果真看见房顶的锅炉冒着烟，可以肯定水开了。可是打开我们所有的水笼头，却没有一滴热水。 　　我打了无数次电话请他们来修，他们确实每次都上房顶看看，但丝毫不见成效。我请求老人家让他们把它拆下来，房顶上压着一个盛着几吨开水的大锅炉实在让人害怕！他去了，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人家决定不收我们1分钱，并且把那些“真空管”都送给我们了。后来我发现水不冒烟了，也就没再想这件事。 　　不久后我去了美国，有一次跟英达通长途电话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能想象吗？咱们家两个星期以来一直顺着房顶往下哗哗流水，1秒钟没停过。院子里长出了许多不知名的植物，隔壁残疾人基金会每天都来敲门，因为水也流到他们院子里去了。”我在电话的这一端一下子就懵了，心动过速。 　　我大喊着：“快去找人修呀！” 　　“我不知道找谁！” 　　“快把所有的笼头都关上！” 　　“关上了。” 　　“再把卫生间所有的插销都拔掉，别挂电话，现在就去，然后告诉我情况！” 　　他放下电话去了，然后气喘嘘嘘跑回来说：“好了，水停了。你快回来吧，家里没你不行。”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能让你得心脏病，而你得心脏病都会快活。 　　1994年我们的四合院准备拆迁。城建公司在方庄给了我们两套单元房。我觉得房子分配得不够到位，就四处奔波上告要求再加一套。 　　“我们家有老人有孩子，我公公和英达都需要书房。如果不多给一套，我们没法生活。”我在相关人士面前喋喋不休。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争取到了3套单元房。这下可有活干了，我开始了漫长而劳累的装修。 　　所有的装修材料、设备、墙纸、瓷砖、洁具、大理石、花岗岩和热水锅炉都是我挑选并拉回来的。3个单元有3个洗手间、3套洁具、3个锅炉和无数的瓷砖。我一趟趟搬运，往返于城南和城北。历时近1年，房子终于快装好了。有一天我对英达说：“今天抽空来看看新家吧，瞧瞧我的劳动成果。” 　　他来了，一进门看见我正趴在地上给地板打蜡。“你可爱死了！”他对我说，“咱们家真漂亮！” 　　装修花去我太多的心血，几乎每一个钉子我都那么熟悉。我把好多从国外带回来的小饰物挂在墙上，给许多画和证书都配了框子挂起来。整个家看上去是那样整洁典雅。 　　不光是心血，装修还花去了许多的钱。11间房子，每一个房顶都需要吊灯，6个房间需要空调，添买了新的电视，并购置了很多家具。没有一样不是我一个人买回来的，没有人不为我的“能干”而惊叹。当然，我也总忍不住去炫耀自己的能力，后来我发现为此英达有些不高兴。 　　“你让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做，”他说，“而实际上你什么都不让我做，什么都要按照你的意志。” 　　他说得对，这的确是我的问题。我是那么霸道，那么精力充沛。记得有一年我出国回来，英达为了让我高兴，把家的样子改了，客厅的家具都挪了位置。我看着别扭极了，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在当天夜里3点钟，我一个人把所有家具又放回了原处。不能想象我是如何挪动那些大柜子和大电视的。我总显得那么力大无比。直至今天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和一个人共有一个家，你要照顾对方的感受。你要与他共同分享一切，包括情感，也包括劳动。

当爱已成往事 　　1991年英达的父亲出现了第一次大吐血。当时血就像水笼头里的水一样从嘴里喷出来，我被那情景吓得一声声尖叫。这样的事情自1994年至1996年又发生过多次。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每每遇到这个局面我都会表现出异常的镇静。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进医院，然后开始漫长的守候。病房允许支床的时候我就支张行军床，不能支床了我就蜷在沙发上，一住几个月。 　　“你去忙吧，”我对英达说，“我一个人行。” 　　老人得的是酒精性肝硬变，吐血前他每天晚上手里都会拿着一杯加了冰块的威士忌，吐血后他连酒酿都不敢吃了。他病得太久了，我已经完全成了“特护”。我借来医书研究肝硬变的病理，我知道如果他发生什么情况该如何抢救，输什么药。我每天用医院的微波炉给他做两顿饭，他需要吃很软很软的食物，正常人吃的米粒可能把他的食管划破。我还负责为他洗脚、擦身、剪指甲…… 　　他住在协和医院。过去“协和”的大部分医护人员都住在医院里，长时间不见阳光，几乎个个脸色苍白，他们自称“协和脸”。有一天，一个护士对我说：“宋丹丹，你也有一张‘协和脸’了。” 　　我曾经因48小时没睡晕倒过。 　　我曾经一连10天吃方便面。 　　没有人问我：“你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也没有人问我：“你是否需要回去洗个澡？” 　　我几乎48小时没合眼的那一次，第三天我出去给老人买饮料。当我提着两大兜饮料走进病房，迎面撞见英达的表弟英宁和他的妻子，我眼前一下子黑了，晕倒在床上。醒来后我大哭，说我需要帮忙，需要有人换班，我要睡觉！ 　　英达不是不帮我，首先他特别忙。他不是在给上一部片子做后期，就是在准备下一个戏。并且多年来“丹丹什么都行”“丹丹不需要也不喜欢别人帮助”的概念在他心里已根深蒂固。 　　记得一次老人连续几天高烧、说胡话、出现幻觉，吓得我很久没敢好好休息。终于熬到有一天的后半夜，我躺在用3把椅子搭成的“床”上睡着了。凌晨3点半，我的呼机“嘀”声大作。起身打开一看： 　　感谢你使我没有后顾之忧，我永远都会爱你。 　　英达 　　这就是他，在你需要感情的时候，他随时散发出让你土崩瓦解的温暖。 　　不知道我们的爱情是哪一天悄悄溜走的。那些年我只知道忙于家里家外的活儿。没有一个妻子会像我一样给丈夫更为广泛的自由。我忘了撒娇，忘了受保护，忘了得到应有的温存和体贴。我只是忙着给予，忙着告诉我的亲人们：“没关系，天下太平，再大的困难我一个人就能扛住。” 　　诚实地说，那些年我累苦了，到极限了，要崩溃了。离婚之后英达还对我说过：“你应该给我点儿预感，让我明白你已经支持不住了。” 　　我像溺水者急于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地急于得到照顾，急于有一个成熟的男人对我说： 　　“你要多休息。” 　　“你不能吃太多。” 　　“你该穿厚些。” 　　我忽略了一个生活中重要的原则：给予比接受更为幸福。我总是忙着给予，忙着让自己幸福。我不会也不太懂得接受，我忽略让他人给予，也就是忽略他人得到幸福的权利。 　　是陈词滥调，也是绝对真理：婚姻需要经营，需要两个人不断地付出。错就错在，我以为，10年的时间能包容一切尚未说开的话，能化解一切来不及疏导的郁结。我还以为10年情缘堪比血缘，不必再修正自己的弱点，反正他已习惯，并且我那些“汗马功劳”足以抵消我做错的一切了。 　　好像是3年前，我从报纸上看到李宗盛和林忆莲分手的消息，难过莫名，有种为他们流泪的冲动。我对一个朋友说：“他们曾经那么相爱，那么多动人的歌都是李宗盛为林忆莲写的，连他们也分手了，爱情这东西真没意思。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我的朋友迟疑了一下，告诉我：“丹丹，当年你和英达离婚，我们就是这种感觉。” 　　我愣住了。如果不是我自己为了一对陌生人深感惋惜，我绝不相信我的婚姻破裂竟会影响到、甚至动摇了其他人心中的什么。 　　是的，那个冬天，所有的朋友听说了这消息都表现出极大的震惊，所有的人都在问为什么。 　　必须诚实地说，离婚是我提出来的。那时候我偶然地认识了一个人，迅速堕入“情网”。10年来我有了第一次“婚外遇”。没几天我就打电话给英达：“我有外遇了，咱们离婚吧。” 　　“行。”他说。没有犹豫，也没有挽留。

挨过烫的小孩都躲着火 　　我们是1997年1月2日离的婚。那天早晨我们约在剧院门口见面。 　　之前他对我说：“丹丹，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是模范夫妻，所以分手时也要和和气气、高高兴兴的，这对我们彼此都好。”我说“好吧”。 　　对他的话，我一直由衷地信服。所以那天我们挽着胳膊一同走进了人事处。管人事的同志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你们俩——要离婚？！” 　　“是啊。”我一脸笑容，生怕别人以为我很痛苦，或者为我们惋惜。 　　要想离婚我们必须带着结婚证。像往常一样，英达把它落在车上了，当然要由我跑到楼下去取。 　　剧院开好了介绍信。我们找能办手续的地方。我们是开我的车去的。一上车英达就对我说：“丹丹，送你一首歌吧！”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 　　爱悠悠，恨悠悠 　　为何要到无法挽留 　　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给我关怀，为我解忧 　　为我凭添许多愁 　　在深夜无尽等候 　　独自泪流 　　多想说声真的爱你 　　多想说声对不起你 　　你哭着说情缘已尽 　　难再续，难再续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 　　再多一点点温柔 　　别把一切都带走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 　　再多一点点问候 　　别再让我独自难受 　　我哭成了泪人，没说一句话。 　　我们先去东城区街道办事处，因为结婚登记是在那儿办理的。去了以后才得知离婚在中山公园里面办。随即我们把车停在了公园门口。 　　那天特别冷，地上是厚厚的结了冰的积雪，公园里静极了。英达总怕我滑倒，紧紧地搂着我。我们彼此间掏出了最心底的话，好像不是要去离婚，而是在约会。 　　“英达，我有两个请求。”我说。 　　“你说吧。” 　　“第一，孩子跟你一起生活，但我希望随时可以去看他。” 　　“当然，你是他的妈妈。” 　　“第二，爸爸（英若诚）的病越来越重了，假如有一天老人去世，你要告诉我。” 　　“我一定会告诉你，他是你的亲人。” 　　当他非常肯定地给予我以上答复的时候，我感到很踏实，似乎除了这两样，再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 　　当然离婚不是在中山公园，最后我们到了户口所在地丰台区街道办事处。那天不办离婚，可我们是“名人”，为我们破了例。 　　晚上我们拿着离婚证分手了，10年的姻缘结束。 　　离婚前我还对人说过：“有的人希望自己年轻，回到18岁。而我只爱现在的年龄。因为18岁你还什么都不可知：你该做什么工作？嫁给谁？生孩子疼吗？而我现在已经基本‘功成名就’了。我做着最喜欢的职业，嫁了我最爱的男人，有了最健康的儿子。”这下好了，我的年龄不可能回去，生活却都回到了原点。我又像个刚刚毕业的学生，提着两只箱子，没有家，没有前景。 　　当英格丽?褒曼与罗塞里尼相恋并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时，曾饱受世人非议并被好莱坞拒之门外。萧伯纳对她说：“上帝要成就一个伟大的女演员，必会让她受到挫折。”这句话一直是我前行的力量。 　　一场婚姻的瓦解让我痛苦，更让我醒悟。这不是儿戏，我离开的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还有昨天的整个世界。我打乱的不仅是这个家庭中每一个人的生活，还有他们的整个世界。 　　假如现在你问我：“离婚你后悔吗？” 　　我一定会诚实地回答：“不，我不后悔！” 　　但你如果问我：“如果回到那时再重新选择，你还会离婚吗？” 　　我同样诚实地回答：“不，我不离！”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背十字架的，是要经受一些委曲、忍耐一些寂寞的，是要更多地替别人考虑的。打碎了一个家庭，便无法修补，受伤害的不仅仅是夫妻二人，还有彼此共同的亲友和孩子。而要建立起一个更美好的超过从前的家是件十分困难的事，需要太多的运气和缘分。只是我属于特别幸运的一个。 　　我很认真地检点过自己，疏忽了什么以及错过了什么，我得出很多经验，很多教训。但是事情太蹊跷，突如其来，容不得拐弯，容不得再回头。所以关于婚姻，没有谁配得上做谁的楷模，有缘时随便怎样都好，缘尽时一切灰飞烟灭。 　　“挨过烫的小孩都躲着火。”我是挨过烫的。我猜想命运即如此，一定有一些坎坷无法绕过，一定有一些黑暗必须历经。

有了一个儿子 　　刚刚写下这个标题，心已化作了一汪清水。 　　1990年3月20日早上8:30我生下他。在其后的24小时内，我含着眼泪，对每一个来探望我的、还没生过孩子的女人用低沉而真诚的声音说：“千万、千万别生孩子，实在是太疼了！” 　　第三天，我已经可以下地吃饭，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着那辆躺着十几个新生儿的推车。走廊里惊天动地的哭声一起，他们就来了，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我开始感受做母亲。我开始发现母亲的心压根儿就是和孩子连在一起的。两个礼拜以后，我的伤口不疼了，我开始问英达我们是否可以再生一个。 　　儿子乳名“巴图”，在满语中是“英雄”、“勇士”的意思。一开始我不好意思把这名字告诉那些问我“儿子叫什么”的人，我认为他们一定会想起烤羊肉串的。可英达执意起这个名字，并应允我孩子上学以后起个“学名”。 　　巴图9个月会走路，可2岁多了还不会说话。我曾经十分担心，但我妈总安慰我说：“贵人话语迟。”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床上叠衣服，电视里在播放新闻，小阿姨在洗脚，巴图在玩玩具。当播音员字正腔圆地说“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时，一个幼嫩的声音接上：“谢谢搜按（收看）。”我们都愣住了。然后，我大笑着把儿子抱起来：“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巴图！” 　　“谢谢搜按，谢谢搜按。”巴图笑着。能想象吗？一个从不说话的孩子，第一句就说了四个字！我抱着他跑进客厅，对正在看报的爷爷高声宣布：“我的儿子，天才！” 　　巴图3岁的时候，我发现他第一次出现了“品质”问题。 　　那天下午小阿姨和我带他一起去自由市场买菜，市场上除了蔬菜水果还有许多其他东西：玩具、画书和各类日用品。那时候巴图已经很喜欢让阿姨或我每天给他读画书了，所以在一个卖书的地摊前，他停住，向小阿姨申请买一本。小阿姨对他说：“管妈妈要，妈妈有钱！” 　　“妈妈，我要这个！”他指着一本精装的连环画书。那么肯定、那么理直气壮，仿佛无论他的手指向什么，妈妈都可以随时掏钱。 　　“不行。”我说，“这本书太贵了，妈妈需要考虑，可能你得等到妈妈下个月发工资。”我想我不能让他感觉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这应该是母亲教给儿子的人生第一课。 　　他“哇”地一声大哭起来，然后坐在了地上。这是我所想到的最坏的结果，是成年人对孩子最反感的事情之一。事实上他在跟我较量。 　　“不要理他！”我对小阿姨说，“我们走。” 　　我们走了，我警告小阿姨不许回头。不到30米，巴图的哭声逐渐小了下来，然后没了声音。大约走出有50米了，我回过头看见他在我们后面快步跟上来。 　　“我得跟你谈谈！”我的表情非常严肃，我没再看他，也没再多说话。 　　回到家，我把他叫到小书房，关好房门，好像害怕别人听到。我像对待成年人那样开始给我的孩子上“第一课”。 　　“妈妈为什么关门，巴图？妈妈怕别人听见，因为你今天做了一件特别丢脸的事情！”我们对面而坐，我看到他的神色很紧张。 　　“大人挣钱很不容易，工作特别紧张，挣来的钱要养家，要做许多事情。你不能想要什么就一定得到，得不到就大哭。街上的人都看着，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你是个不懂事的令人讨厌的孩子，因为想要什么不给就坐在地上大哭是最令人讨厌的了。而你本来不是这样的孩子，你从来都那么乖，你今天怎么了？”我看着他的眼睛，“今天你很让我为你伤自尊！” 　　巴图的眼泪再一次涌到眼眶里，我走过去帮他擦掉：“妈妈知道你已经明白自己错了，妈妈知道你以后再不会这样了，妈妈不会告诉爸爸和爷爷。因为妈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会改。” 　　我们抱在一起，我感觉得到他小小的心脏“嗵嗵”跳着。 　　“妈妈，我改。”他说。 　　两个星期以后他就要上幼儿园了，为了锻炼他的生活能力，我们决定让他上整托。一个星期六，我带他去买衣服，我想这是我儿子“走向社会”的开始，应该体面一些，应该让他觉得很“正式”。 　　我们来到国贸地下卖童装的地方，童装和玩具的柜台是挨在一起的。我正在挑衣服，听见巴图叫我，手里拿着一只毛绒绒的玩具小狗。 　　“妈妈，”他说，“我怎么这么喜欢这只小狗呀？你说我怎么这么喜欢这只狗？”他看着我，露出祈求的目光。 　　“放回去，巴图，”我轻声说，“这个小狗是挺好的，但是妈妈今天没有那么多钱。今天的钱只够买衣服的。” 　　“但是我太喜欢它了，它怎么这么好呀！”看着他那可笑的样子，我使劲控制着马上要笑出来的表情。 　　“巴图，妈妈说过了，你该放回去。” 　　他慢慢走开，把它放回去了。回家的路上我许诺他：“如果下个礼拜你在幼儿园表现好，妈妈带你来买。” 　　当然他那个星期表现很好，然后他得到了那只狗。但是有一天姥姥告诉我，他在电话里对她说：“我的妈妈拓（特）别穷呀，我的妈妈没有钱。” 　　从那时到现在，他没有因为想要一样东西得不到而哭过。他有非常随和的性格，他几乎从不“自我中心”。

孩子是“夸”大的 　　我始终相信，一定要经常发现孩子的优点，随时表扬，因为表扬比批评重要得多。孩子很重视大人的看法。如果在餐桌上，他没吃茄子，然后你不经意地说：“这孩子怎么不吃茄子？我发现他从来不吃茄子！”于是这个信息立刻会传达给他，他会认为“我这个人不吃茄子”，于是可能他好多年或一辈子都不再吃茄子。 　　当孩子任起性来跟父母“较量”的时候，如果做父母的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拧呀！”“这孩子脾气太大了！”你的日子就要惨了，你将有一个“拧”孩子，他的脾气特别大，他动不动就会闹，因为你已经把这个信号强有力地输入他的大脑。 　　有一次巴图生病，医生开了中、西两种药。我先给他吃了西药，他很乖。我就对小阿姨说：“我发现巴图和别的小孩儿不一样，别的小孩儿吃药都哭，可他从来不哭，他不怕吃药。这一点他和别的小孩儿真的不同。”然后我把中药端给他。他捧着碗，烧得红红的小脸一副紧张的表情，闭着眼睛一口气就把药喝下去了。我们大家都赞不绝口。从那次起，多么苦的药他都不怕，并且得意地告诉在场的人：“我最不怕吃药了！” 　　孩子不是骂大的，孩子是夸大的。 　　一次我们全家去希尔顿饭店吃自助餐。那里的自助餐很丰盛，水果、汤、各类荤素应有尽有，只是饮料很贵，要50多块钱一杯。在去饭店的路上，我无意中唠叨了一句：“喝饮料真不上算，还不如喝冰水，冰水不要钱。” 　　我们在餐桌旁坐下，服务员走上来问：“喝点什么小朋友？有各种鲜榨的果汁。” 　　“我最不爱喝饮料了，我只爱喝冰水，是不是妈妈？”他看着我。 　　“你可以喝一杯，儿子，你可以喝杯果汁。”我说。 　　“不！”他趴在我的耳边，轻声说：“太贵了，还不如多吃点水果！” 　　我笑着亲了他，我的儿子那么懂事。我们谁也没喝饮料，但是吃得愉快极了。 　　每一次小阿姨带巴图出门，我都会告诉她：“让孩子自己拿自己的东西，如果不太重的话。”我需要让他学会为自己负责，并为别人着想。 　　为了培养儿子善良的品性，我和他爸爸都教给他应该热爱动物。他很小的时候，一次在院子里玩儿，用手捏死了好几个水妞儿（蜗牛）。我发现以后，就对他说：“你知道它们在干什么吗？它们可能正要去找妈妈，它们的妈妈出门了，可能去给它们找吃的去了。但是你把它们都弄死了，它们的妈妈回来找不到它们怎么办呢？它们的妈妈会多么难过呀！” 　　巴图的眼睛红了，我看得出他的懊悔。后来我常常发现他盯着水妞儿观察。“妈妈，”他说，“它们可能都病了，因为老趴着不动！” 　　孩子就是一张白纸，可以由你来“作画”。纸上每多一抹纯澈的色彩，你的由衷的欢乐都是难以形容的。 　　巴图6岁生日那天，我们为他买了一个大蛋糕，插上6根蜡烛，并没有准备其他礼物。我让爷爷和爸爸（当然还有我自己）每人给他写了一封信，写下我们最想对他说的话。点上蜡烛以后，我拆开这3封信念给他听。我的信大致如下：今天是你6岁的生日，妈妈给你写你一生中的第一封信，以后你每年生日妈妈都会给你写一封信，告诉**妈多么爱你。我的儿子，你6岁了，很快你就要上学了，这对你可能是个有些困难的事。你得像大人那样学习和独立安排生活。妈妈相信你能成为一个好学生，长大了能像爷爷和爸爸那样成为了不起的人才，因为你是那么听话、那么聪明和懂事。妈妈从来没有奢望过能有一个像你这么可爱的孩子，妈妈那么为你自豪。祝你生日快乐！ 　　英达给他写的信大致是：爸爸非常难过不能像许多别的孩子的爸爸那样常常陪着你玩，爸爸要在这里说声“对不起”。因为爸爸得好好努力工作。你长大了就会明白，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娶到像妈妈那样好的妻子，才能生像你这样可爱的儿子。尽管爸爸很忙，今后爸爸也会尽量抽时间和你在一起，告诉你很多道理并给你讲很多的故事……

　　爷爷的信大致是：我们英家的人总觉得自己是个学生。你爸爸研究生都毕业了还常常觉得自己是学生，爷爷都老了还常常认为自己是学生。明年你就要开始做学生了，希望你好好学习，一生做个好学生…… 　　之所以只能记下这些“大致”的内容，是因为几个月后我们离婚，使这几封信丢失了。我走得太匆忙，没能将它们保留下来，直到今天还是非常自责。这是巴图最后一次和父母一起过生日，而这3封信应该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纪念品。 　　我永远忘不了巴图听我念信时的样子。随着我的朗读，他的小脸上时而呈现出微笑，时而流露出羞涩的表情。特别是当我读到“爸爸非常难过不能像许多别的孩子的爸爸那样常常陪着你玩，爸爸要在这里说声‘对不起’”时，巴图害羞地笑着摇了两下手，小声说了句“没关系”。 　　在这一刻，我的心融化了，甜蜜、温暖而柔软，并且在后来的许多许多年中，无论他多么调皮，惹我多么伤心，我都始终记得他羞涩的笑，始终相信他其实是个非常善良、非常善解人意的孩子。

全班“第一闹” 　　1996年9月1日，巴图成了一名一年级的“小豆包”。尽管我们并没有期待他能成为优秀的学生，尽管我们做好了足够心理准备以后可能经常被老师“请”去谈话，但他的表现依然令我们失望。 　　他入学时我和英达正在美国拍戏，回来后我去学校接他。在回家的路上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妈妈，老师说我是个什么马！” 　　“对啊，你和你的大多数同学应该都属马。” 　　“不是！老师就说我一个人是，是……什么什么马。”儿子急切地摇着小手，一副想说又说不出的样子。 　　“就你一个人？什么什么马？难道是……害群之马？” 　　“对啦妈妈，就是这个马！这是什么意思啊？” 　　哎……我在心里叹了口气，但脸上还是作出无所谓的表情，告诉儿子不用理会这种说法。 　　第二个周末我又去接他，这回是好消息，他告诉我他得了一个奖状。 　　“什么奖状？”我很惊喜。 　　“就是比进步退两步，妈妈。那叫什么步呀？”巴图望着我。 　　“多少人有奖状呢？”我想根据得奖人数的多少判断一下“含金量”。 　　“当然全班都有！你看，妈妈，比进步进一步叫‘有很大进步’，比进步退一步叫‘比较有进步’，可是比进步退两步叫什么‘步’呀？” 　　我实在听不明白。我正在开车，无法到车的后备箱去拿那个令他如此激动的“奖”。回到家里我才看到了它。我才知道全班40名同学有37人得到了“有很大进步”的奖，而只有三个同学（当然这其中就有我儿子）得到了那个“比进步退两步”的光荣称号。奖状上写着：英如镔同学自入学以来略有进步。 　　他太好动，他和他爸爸小时候一样有好动症。他迅速听明白了老师讲的课，然后就前后左右地骚扰同学。无论我怎样做工作，他都不可能再次“略有进步”了。 　　据英达说他自己直到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还没有入队，是全班仅剩的一名“落后分子”，班主任的“眼中钉”。所以与他爸爸相比，巴图还是“有很大进步”的。在他一年级结业那天，我去学校接他回来放暑假。他见到我就捂着胸口跑过来，我看见他胸前别着“预备队员”的布牌儿。一年级的最后一天，老师将这个看上去充满希望的称号授予了全班仅剩的3个“白丁”。当然，我知道巴图也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同学中拉选票，并对几个关系较好的同学“行了贿”。 　　一路上他都在抚摸着它。他那么兴奋地向我描述着经过：3个“白丁”站在讲台前，由3个正式的、优秀的“预备队员”走上前来给他们佩戴这个“标志”。而给巴图佩戴标志的同学按巴图的话说“实在是太笨了”，他老也打不开那个别针。巴图着急地小声说：“我帮你打。”打开后巴图交给他，而他又在巴图的胸前扎了半天戴不上去。巴图再次急不可耐地小声说：“我帮你戴！” 　　就这样，他自己授予了自己这个称号。他成了“预备队员”，于是有资格在二年级参加评选少先队员了。 　　我曾经询问他在班里是否有好朋友，我告诉他每个人都应该有朋友，并且应该对朋友慷慨大方。他认真地点了点头，“当然有了，妈妈，我有两个朋友！” 　　“真好！两个也不算少呢！他们是谁？”我为儿子自己的“社交”感到高兴。 　　“一个是我们班第二闹的，一个是第三闹的。”他说。我知道所谓“第几闹”一定是那个年代的老师不顾孩子们的感受而给他们排的座次。 　　“第一闹是谁？是你？”我担心地问。 　　“对呀！”他说，“当然是我！” 　　气死我了！气得我半天说不出话。他就是坐不住。我知道这个毛病不可能一下子改掉，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一生的努力。如果一个人不能专心地做一件事，他将一事无成。但我不能着急，不能简单粗暴地批判他，那样做除了伤害他，丝毫于事无补。他需要的是具体的、耐心的帮助，需要找一些他有兴趣的事情来培养他的耐性。孩子多么需要母亲的呵护和关怀，并且在今天回想起来，我多么庆幸他有那么开朗的性格，说起自己是“全班第一闹”的时候，态度是那么简单和无所谓。 　　巴图很怕我。我对他说过的最严厉的话是：“妈妈非常不高兴。”他每次听到这话会立刻安静下来。我不会在人前责备他，因为孩子的自尊和自信如果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很容易就会转变成自卑和自弃。每当我发现他在公共场合或客人面前表现得不太好，或有些“自我中心”，我会趴在他的耳边轻轻告诉他：“巴图，你这样不好。”他立刻会改变做法。当着别人的面我毫不吝惜对他的夸奖，告诉大家我的儿子很聪明，很优秀。有一次他到医院去看望爷爷，我对好几个护士讲他是多么懂事，他很注意地听着，然后悄悄走过来，咬着我的耳朵小声儿说：“妈妈，我知道你多么爱我，因为你总是对人夸奖我。” 　　我怎么能不夸奖他呢？他真的是个很可爱很懂事的孩子，虽然他太好动，在班上“第一闹”，学习马虎，成绩不怎么太好，但在学年结束时的计分册上，他的品行一栏工整地、令人欣慰地写着：全优。

最寂寞时我们相依为命 　　巴图小时候刚刚会讲话，我们怕他丢了或出什么意外，让他熟背家里的地址、电话和亲人的名字。有一次他跟姥姥坐公共汽车，上车后一个中年妇女给他让座，并逗他：“你叫什么呀？” 　　“我叫英巴图，今年3岁。我妈妈叫宋丹丹，爸爸叫英达，爷爷叫英若诚。我们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富建胡同3号，我们家的电话是5131531！”他认真地、一股脑儿地把“家底儿”和盘托出，在场的人无不哈哈大笑。 　　是的，他曾经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出色的。而在他还不到7岁的时候，一夜之间就什么都破碎了。 　　离婚后我飞往美国旧金山度假。在美国期间我发现并忏悔我犯下了一生最大的错误。我心如刀绞地思念我的儿子，无法控制自己的懊悔。我原本以为一切是可以补救的，但英达的迅速再婚打破了我所有的幻想。 　　3月20日是巴图的生日，我从美国寄给他两张照片和一个漂亮的生日卡： 　　我最心爱的儿子，我的宝贝： 　　妈妈简直没法儿说多么想念你。美国的天气特别好，蓝极了，云彩特别白。但是妈妈无心在这里呆，因为妈妈只想尽快回去，马上见你、抱住你。回去以后妈妈会带你过周末，睡一个被窝儿，给你讲故事。 　　我的宝贝，你7岁了，真是大小伙子了。妈妈希望你永远做一个善良的、诚实的人。 　　宝贝，妈妈会在3月底以前回去，妈妈会给你带礼物。 　　永远爱你的 妈妈 　　1997.3.10. 　　我对不起孩子。我只想到自己。我义无反顾地离了婚，把孩子留在那个家就走了。万万没想到，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心就被吊在了半空中，无法踏实下来做任何事情，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会飞向何处。 　　上帝是那么公平：你迈出一步，就只有向前走了。 　　回国后，在约定好的一天里我见到了巴图。我对他说：“你已经大到了可以了解我要跟你分享的事了，你准备好来听了吗？” 　　“当然啦。”他回答。 　　然后我告诉他我正准备把他要回来，我告诉他妈妈现在没有家，不能给他很舒适的生活，但妈妈永远也不想再离开他了。 　　他是那么明亮、那么从容，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听完后马上问我：“妈妈，爸爸已经结婚了，你什么时候结婚？” 　　“我不知道，儿子。”我说，“妈妈如果找到一个爱妈妈的男人，会让你来为妈妈作决定，你觉得好，妈妈就嫁给他，你觉得不行，妈妈就……”我伸出一条腿，做了一个“踢”的动作。 　　他大笑起来，那么开心。他觉得自己有了很大的权力，他感受到了他对妈妈是多么重要。 　　“对呀，”他说，“要是爸爸只爱妈妈，而爸爸不爱我，妈妈就也不幸福。” 　　“不！”我看着他，“爸爸永远都爱你，只是由于某些原因爸爸和妈妈不能一起生活了，而爸爸和妈妈都永远爱你！”我坚定地说。 　　“不是！”他有些急了，“我说的不是自己的爸爸，我说的是将来的爸爸，那个和妈妈在一起的爸爸。” 　　那一刻我的膝盖软了，我没想到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我抱住儿子，在那看似最寂寞的时候我们抱在了一起。 　　“你会比别的孩子都幸福，我保证。”我对他轻声说，“你看，别的同学只有一个家，而你有两个家，两个家里的人都是你的亲人，你比别人幸福！” 　　我只想告诉他也告诉自己：太阳还会发光，我们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那年6月30日，我要回了儿子的“监护权”，吊在半空中的心落回了原处。 　　他上的是寄宿学校，星期五中午，我去接他。一进大门，传达室的老大爷就对我说：“您来啦？您儿子这礼拜从头到尾都在对别人讲：‘星期五我妈妈来接我，我归我妈妈了！’”所有的老师见了我也转达着同样的话。 　　我的心“扑嗵嗵”跳着，张着双臂等待着他向我跑过来。 　　把儿子接到身边以后，我从来不会在他面前讲他父亲半点“不好”，我不能让他在心里困惑父亲的为人。如果说从前父亲在他心目中是榜样，是权威，是偶像，那么我需要让他一直相信这一点。 　　我从来认为父母离婚给未成年的孩子带来的，除了“害怕”就没有别的了。他不可能懂，也没能力表达。我从来不以为孩子越怨恨父亲，便越是会爱我。 　　孩子的爱不是一盆水，倒给了爸爸，妈妈便没有了。它更像一口井，如果你在他幼小的时候教会他如何去爱，在他漫长一生中是受用不尽的，他会爱朋友，爱师长，爱生活，更爱父母。而一个心里被灌输了“恨”的孩子，属于他的那口井就干涸了，他不爱父亲，同样不会爱母亲，他很自私，只爱自己。 　　我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昏了头脑，让孩子背负父母间的恩怨。更何况走到今天，我已经非常理解关乎此事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如果说有谁做错了什么，我也已经全部原谅，同样，包括我自己。

“妈妈，我很快就长大了！” 　　巴图在一天天地长大，他继承了我引以为荣耀的一切：快乐、幽默、懂事、宽容。 　　他在朝阳外国语学校读初中，那是一个重点中学，大家成绩都非常好，巴图却总是调皮得让人头痛。6年小学念下来，他完全没有养成学习的习惯，自己闹不算，还打扰别人。这个学校从来没有处分过学生，他一下子受了两个处分，就连处分的名目都是单为他设计的。 　　当然他也有优点，就是英语口语非常好，大概是我遗传了一副好耳朵给他。我记得他的校长，一位70多岁的慈祥的老太太曾经和我说：“丹丹，你儿子根本不用学英语，闭上眼睛就会说。” 　　有一次，他们年级英语口语比赛，巴图自己编了一个小故事上台表演，赛后我问他得了第几名，他说：“当然是第二！” 　　“为什么‘当然’是第二？”我很诧异。 　　“妈妈！”他很不满意地看着我，“干吗非要我得第一？第一肯定是一班的班长。一班是全校最好的班，一班班长是全校最好的学生，我在我们学校是最‘烂’的，为什么老师要让我得第一名？” 　　这件事本身或许有失公平，但它使我看到巴图身上一种特别可贵的品性——知足常乐。有的孩子永远要争第一，得了第二就受不了。巴图却是哪怕得了倒数第二，回头一看也会大笑出声：“哈哈，后面还有一个那！” 　　我姐姐常说：“巴图就算有一天被人贩子拐走，在街上当乞丐，都一定是个快乐的小乞丐。甭管什么事儿，他都能发现好玩儿的一面，他的生活特别有意思。” 　　巴图13岁那年，我们家来了一个与他同龄的美国男孩儿。他不会说中文，和巴图用英语交流。 　　有一天，我带他们去俱乐部游泳。为了活跃气氛，我对巴图说：“你跟他比赛，游两个来回，看谁游得快，妈妈给你们当评委！” 　　“不，妈妈我不比。”巴图一脸不愿意。 　　“为什么呢？” 　　“妈妈——”他拖长了声调，“你明明知道他游得不如我好。要是比赛的话，他必输无疑啊！为什么要让他不高兴呢？” 　　这就是我儿子，一个善良的懂得为别人着想的小男孩儿。他的确有很多缺点，但我相信他会有一个很美的人生。 　　巴图大约13岁的时候，我发现他趁我不在拿过我的钱。说起来，那天我真是很没面子。我很认真地告诉巴图的老师我管教他非常严格，从来不给他过多的零花钱。老师愣了一下，疑惑地问：“是吗？那他怎么会请全班同学吃冰棍呢？”她这么说，我也愣了。 　　那以后我对自己的钱包严加看管。一天下午，巴图不在家，我发现钱包里少了100块！我立刻打电话给小区门卫，门卫告诉我他出去了。我又给门口小卖部打电话（可见我留下这些零七八碎的电话号码有多么英明），小卖部的老大爷告诉我：“您儿子刚走，从我这儿买了根冰棍。” 　　“他拿多少钱买的？” 　　“100块钱。” 　　巴图回来了，我很平静地问他：“巴图，你拿妈妈的钱了吗？” 　　“妈妈，妈妈我告诉你啊，那100块钱……”好小子，他倒是不抵赖，我认真听他如何自圆其说，“那100块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它飘啊飘，飘啊飘，就飘到地上了。” 　　我气坏了！我告诉他天底下没有自己“飘”下来的钱，告诉他这件事情牵扯品质，永远不可以再出现。我问他是否一定要被揍一顿才能记住这个教训。他说：“不用了，妈妈，你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改，现在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肯定改。” 　　那天我没听他的“花言巧语”。我揍了他，在他身上留下了几道血印儿。确实我原本没想打这么狠，但我气疯了。过后我还给他照了张相。他指着照片里自己胸前的血印儿委屈地说：“妈妈，这哪儿像亲妈打的呀？” 　　大约10年前我参与过小崔主持的一期《实话实说》，话题是“孩子是否不打不成材”，当天我坚决站在正方：说什么也不能动孩子一个手指头！ 　　10年过去了，我已深深体会到孩子管教起来多么难。他不听话的时候，他犯了错误老师找我谈话的时候，总有一股火苗从脚底一直蹿上我的头顶，随即我会陷入一种深深的自悯自怜。我禁不住又问起自己当初到底该不该离婚，尽管我先生对他非常尽心，尽管就算他的生父在身边，也未见得能帮得上什么。 　　青春期的孩子，说教对他是无力的，我几乎没有办法去扭转他已认准的方向，我只有等他长大，等待的过程却是那么漫长。我经常对着儿子说：“你是谁派来的啊？你是专门来气妈妈的吧？”一边说，一边止不住地掉眼泪。 　　所以当我后来又与小崔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跟他说：“咱再来场‘实话实说’吧，这回我一定站在反方！孩子不打不行，我实在受不了了！” 　　在我每一次扬起巴掌不知是想揍他还是想自残的时候，他总是使劲地抓住我的双手，抓得紧紧的，不让它们动弹，然后他捧起我的脸，对我说妈妈，妈妈，你看着我的眼睛！再给我一点时间吧，很快我就长大了。

他该有个完整的家 　　巴图写过一篇关于课堂的作文：“在我看来，上语文课和下课没什么差别吧？可以睡觉、看书、画画、打闹……我真的没有好好上过几节语文课。总是觉得语文课很无聊，还是睡觉的好。” 　　然后他说有几节语文课讲《范进中举》他觉得很有意思，那天他“奇迹般地”听了两节课。 　　张老师让同学们分角色朗读，我也使劲地举手。于是，张老师便叫了我读范进。 　　一开始，范进老是说一些特别窝囊的话，什么“岳父见教的是”。我那岳父嘛……就是杀猪卖肉的胡老爹。而张老师还让班上最猛的侯星云来当胡屠夫。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台词里，胡老爹对我说的话全都是骂我的话，什么“像你那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之类的话，像是真比我爸还厉害。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不一会儿，我便中了举人，我虽然疯了，被胡老爹打了一嘴巴，但是我醒了以后，胡老爹反而成了我儿子了，三番五次地讨好我。我想：哈哈！侯星云！以前你是风光够了，今天也栽在我手里了吧？弄得班里也热闹起来了，大家都很积极地回答问题、读书……张老师也很高兴。 　　现在想想，这样上课难道不比画画、睡觉强吗？同时，知识也学到了，也没有违反纪律。 　　我还是喜欢这样的语文课啊！ 　　那篇作文老师给他打了90分，我很感谢老师愿意去理解一个不那么“乖”的孩子。然而事实上不可能每一节课都那么“好玩”，都能够由着他的喜好来安排，所以巴图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毛毛躁躁的破坏分子，因为课堂让他感到“无聊”而表现得任性和多动。 　　他上初中时，老师始终安排他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紧挨着教室后门。他的视力其实很不好，经常看不清黑板，我曾经请老师考虑把他的位置换得靠前一些，老师说她做不到。 　　“您儿子实在太闹了，话太多了。他要逮所有的话茬开玩笑，不甩出包袱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不算完。他要是坐在前面，我们这个班就没法上课了。” 　　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向全体家长道过歉。我站在教室最前面向大家鞠躬，说对不起，我对儿子管教不严，让你们的孩子学习受影响了。我看到坐在底下的家长有的用眼斜觑着我，一脸不买账，心里在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也有的眼中含着泪花，他们是理解我这样的母亲的无奈的。 　　每天下午临放学前，我儿子的教室后门外都有只眼睛透过门上的窄玻璃盯着他，那就是我。我偷偷观察他到底有多“闹”，有多“害群之马”。我看见离下课还有20分钟的时候，他就已经把书包收拾得规规整整，往桌上一摆，然后就抄着手看其他同学写作业，一副与我无关的样子。 　　放学后，他一坐进车里，我就想揍他。虽然我明知他不是一个喜欢读书喜欢写作业的孩子，天底下也没有这样的孩子，虽然我明知自己小时候也比他强不到哪里去，但我控制不住我的愤怒和我的手！在中国的学校，面对中国的老师，我不得不被中国家长的价值观念牵着鼻子走…… 　　“巴图，巴图你为什么啊？为什么别的同学都写作业就你坐在那儿？妈妈为你难过死了，和你说过几百遍了你都不听，你是谁派来气我的啊？” 　　巴图的校长非常喜欢他，虽然曾经亲自给他两个处分。校长办公室就是巴图的避难所。她告诉我： 　　“宋丹丹你就偷着乐吧，我们从来没见过像巴图这么孝顺母亲的孩子。他调皮捣蛋的时候谁也管不了，但只要我们一说‘巴图，你再这样老师就要找**妈谈话’，他一下子就受不了了。他可以给老师写很长的信承认错误，他可以把老师堵在办公室门口说：‘老师你说吧，我有什么缺点？我什么缺点都能改，只要你不告诉我妈妈！我就是一不小心没控制住！’” 　　校长还偷偷把巴图写给老师的信拿给我看： 　　张老师： 　　听您说今天下午要请我妈妈来以后，我心里非常着急。我知道要找她来是因为我上美术课的时候影响了别人，可是我实在不想让她来，不是因为我怕她打我或者骂我，而是我真的害怕她的心理会受不了。您一定会说：“你如果真的体谅她，就别干让她伤心的事啊。”我也真的非常后悔，我上美术课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会使您把她请来啊！ 　　星期天的下午，我打完了球回到家里，看见她两只眼睛哭红了，躺在床上。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我问她是不是因为我的事，她还是说没事。我就猜到了是因为我的事，就问她到底是为什么。她说，到了英国，那里的中国孩子的父母都很有钱，他们会买车，买房，你可不能跟他们比。原来是因为那天中午我说过我很羡慕林子有好几个手机跟电脑。她怕我到了英国以后不学习，跟别人攀比。 　　但她的苦恼不只在经济上，还有父母、姐妹、家庭，还有她的剧院都在不同的方面给她压力，她的精神、身体上都受着各种的折磨。但她最不放心的还是我的前途。我实在不希望今天您再给她一个沉重的打击。当然，这不怪您，是我不好，但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给您找麻烦了！我保证！ 　　求求您再帮我一次，谢谢！ 　　赵如镔 　　2004.6.14 　　听校长一席话，又看到巴图幼稚的笔迹写满了密密麻麻两页纸，我的心是暖的，也是痛的。10年了，我一直相信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女人，离开那个家庭后，又找到真正的归宿，找到一个好男人，疼爱我，并接纳我的儿子。然而一想到巴图，从6岁的孩子长成17岁的少年，我始终不能确定父母离异对他的伤害更多，还是督促他成长更多。 　　今天的我，还是想劝做了母亲的女人们，哪怕自己多受些委屈，为孩子维护一个完整的家庭吧。

给他一个他想要的人生 　　巴图上初一，我试过陪读，他自己什么都学不懂。 　　代数、几何、物理，已经依稀成浆糊的记忆全部重新清理出来，我陪他背长长短短的数学公式，教他算奇奇怪怪的长度角度，帮他画枝枝杈杈的受力分析图……还有英语，我买了一本英文笑话给他，让他背诵然后默写，我戴副老花镜坐在台灯下逐词对照，少写一个s都不行。 　　一陪1年多，我一部戏也没拍，还累得精疲力尽。开始我打算坚持，因为我认为这是我在为自己的错误埋单，人生中没有哪桩错误不需要埋单。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发现再这样下去我既养不活他，也养不活自己。我给他联系了一所英国的中学，送他远走高飞，不爱学习的孩子在国外会愉快一些。那时他刚满14岁。 　　他第一天在英国上学，我送他到宿舍就回酒店了。学校到酒店要坐1个多小时的火车。刚到酒店我就接到他的电话， 　　“妈妈，我饿，我特别想你。”巴图在电话里哭。 　　我不能跟他一起哭，只好很平静地告诉他：“巴图，你去找管生活的老师，问问他有没有面包给你吃，然后给妈妈回个电话，告诉我你吃到东西没有。” 　　一会儿，电话打过来了。“妈妈我吃饱了，老师不光给了我面包，还给了黄油和果酱。” 　　好像后来他就很少给我打电话。他很快适应了在国外的生活，不饿就想不起我。 　　可以想象，假如我们身边来了一个外国人，我们可以跟他客套地聊聊天气，聊聊新闻，却很难和他成为知己。巴图对于他的英国同学，就是这样一个外国人，更何况那群小男孩儿连客套也没有，他们很喜欢恶作剧。 　　刚开始巴图一进浴室，总有谁在外面“啪”地一下把灯关了，他只好穿上衣服，走出来打开灯，看见外面一个人也没有。然后他再进去，刚准备放水，“啪”一下灯又灭了，他又穿上衣服出来开灯，还是找不到是谁干的。直到那帮孩子看巴图被折腾来折腾去却不急不恼，自己觉得没意思了，他才能踏踏实实洗个澡。 　　但他很快和他们打成了一片，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小时候向同学拉选票“行贿”那一套在国外还是否行得通，只觉得他在人际交往方面是个天才，或许和他的快乐开朗有关。 　　由于女儿及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美国，巴图在英国的学校呆了不到3个月我就把他转到了纽约。 　　巴图的英语口语真是好，刚到美国，老师几乎不相信他是一个外国孩子。但是真正上课的时候他就懵了，尤其是生物课，肝硬变、肺叶、心肌炎——很多词听不懂可以猜，这些词却没法儿无师自通。所以在美国的第一年，巴图有好几门课得了D，用中文讲叫“挂红灯”。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成绩单上的字母就不再让我担忧了。 　　巴图在美国的第一个情人节很特别（在中国，没有哪个成人认为“情人节”和十四五岁的孩子有关）。他告诉我在那一天，老师作为“爱的使者”，可能会敲开305宿舍的房门，带着一束花，告诉他们这是407的Helen送给Johnson的，你愿意今晚与她一起看场电影吗？ 　　于是我问巴图：“有人送花给你吗？” 　　“目前没有，亚洲人都没得到花。”巴图措辞严谨，强调这种状况可能只是暂时的。 　　“那你给别的女孩子送花了吗？”我忍住笑问。 　　“目前没有，那些女生我都看不上。”这次他的回答理直气壮得多。依我猜，这孩子要是有钱，宁可拿去买“比萨”吃也懒得讨好哪个女孩子。 　　随着儿子一天天地长大，我也在学习不再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否则我累，孩子更累。 　　那天我闲来无事，打电话给巴图，是录音留言状态。“嘀”一声响后，我欢快地对着电话说：“巴图，妈妈给你打电话，妈妈很想你，你方便的时候来个电话好吗？拜拜！” 　　等了俩小时，没有回应，我又把电话追过去，仍是留言：“巴图，妈妈一直在等你电话，你怎么不回啊？你给我回一个好吗？”我装成很可怜的样子。 　　又过两个小时，我有些愠怒，心想这孩子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巴图，你怎么还不来电话？我告诉你，妈妈特别生气？你干吗呢？给我回电话！” 　　打第四个电话时我的情绪已经要失控了。“巴图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妈妈不睡了！看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过来！” 　　全部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的女人就是这样，很容易钻牛角尖。其实孩子能有多大个错呢？可能他听到第一个电话留言时正在和朋友玩儿，没工夫理我。听到第二个留言觉得妈妈又是老一套，没什么意思。然后稀里糊涂就接到第三个、第四个留言，妈妈已经气疯了，叫他还怎么回呢？这时候回电话，就必须瞎编，刚才为什么没有回，在干什么，和谁一起……最后就变成了惹不起躲得起，任凭你怎么喊怎么骂，我干脆不回了，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 　　而当他真的打电话给我，通常是遇到了什么麻烦：犯了错误、缺钱花，或是没考好。“妈妈！”电话里他一喊我，我的心“噗通”一下便落了地，“我跟你说件事……”一听这开场白，刚刚落地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 　　所以现在我再留言给他通常是这样措辞的：“巴图，你要是想跟妈妈说话就打个电话给我，实在懒得打就算了。妈妈很想你。” 　　我无法要求一个16岁的男孩子每天思念我，每周都想听我说话，我必须接受的是他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会经常思念着另外一个女人。我养了两只小狗，照顾它们给我带来乐趣。至于儿子，我一定会让他过自己想过的人生。

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离婚后的那个夏天，我要回了巴图的“监护权”。我们娘儿俩在亚运村租了一套公寓住下来，一室一厅，月租高得惊人。白天，我以泪洗面，晚上抱着枕头说话，逢人便哭诉自己的悲惨境遇。听的音乐不是充满宗教色彩，就是“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基本上离精神病不远了。 　　这时候，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两个特别好的朋友：苏小明和张暴默。她们认为我不能一直以这副祥林嫂的形象示人，发誓要帮我一起开创新的生活。 　　每天，苏小明就在我面前“哗哗”地翻她那本通讯录，边翻边发牢骚： 　　“怎么他妈没一个未婚的！”她一心给我找一个可靠的男朋友，哪怕暂且不谈婚论嫁。 　　第一个男朋友用现在的话讲是个“海归”，非技术型人才，外形很各色：体重200多斤，头上系小方巾，开大吉普，敞着天窗。 　　“这人……身体太好了吧……”他硕大的体型使我不得不望而却步。 　　“我靠，那你说清楚了，你喜欢身体不好的？”苏小明恨铁不成钢，很快给我介绍了第二个男朋友，此君高瘦儒雅，对我非常体贴入微。我与他约会过两次，除了吃饭和聊天，绝无“越轨”之举。 　　苏小明知道后急了，一个电话打过去：“我说你怎么回事？有你这样的吗？你得‘扑’啊！（意指主动点儿）” 又回头对我劈头盖脸：“你也得主动点儿知道吗？今儿你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想找什么样儿的呀？” 　　我想了想，条件有三。第一，我是非常注重交流的人，他必须跟我说得上话。第二，我不要他特别有钱，我可以养活他。如果我的条件在某一方面比他好一点儿，他可能就不会丢掉我。第三，他最好是丧偶的，于是他懂得珍惜我，知道有一天爱人会离去…… 　　“得了得了，你这忒难了！”苏小明不耐烦地打断我，“还得先把人家老婆弄死！” 　　如此这般折腾几回，我已经心灰意冷，决意与儿子相依为命了此余生。很久没有人找我拍戏，为了维持生活质量，我打算“出卖隐私”写书赚钱。于是在我家里是这样一幅情景：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地上，铺天盖地全是稿纸，稿纸中间有一个不洗脸、不梳头、面如菜色的女人正在含着眼泪奋笔疾书，旁边是她幼小的儿子，坐在那里寂寞地玩着玩具。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回顾前半生的血泪史，苏小明打来一个电话： 　　“干吗呢？” 　　“写东西呢。” 　　“得了别写了，你今天晚上得出来跟我们一块儿吃饭。” 　　“不行啊姐姐，你是不是又要给我介绍男朋友啊？” 　　“你真没劲，我告诉你啊，绝对不会！就我们几个女的。” 　　尽管她一口咬定只是普通的朋友聚会，我还是隐约觉得“有情况”。 　　“姐姐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就是一个黄脸婆，还拖着个‘油瓶儿’，人家谁愿意理我呀？”话虽有几分玩笑，内心确是凄凉。 　　这时候，正坐在床上玩儿的巴图说话了：“我妈妈不是黄脸婆。”小人儿抬脸望着我，表情颇认真。突然间，我的眼泪奔涌而出。电话里苏小明还在做工作： 　　“哎我说，你在听吗？我跟你说你现在这样儿不行啊，这叫自暴自弃你懂不懂？” 　　“行，姐姐，你说几点吧，在哪儿。” 　　“今晚6点，建国饭店。你给我化点妆啊，见我们几个女的也不能拿自己不当人，听见没有！” 　　当晚5点55分，我再次提前到达建国饭店。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我逢约会必提前，永远学不会摆谱儿，特露怯。还好，尽管我再次提前，却是最后一个。 　　这伙儿人，果然被我猜中了。在座的除了苏小明、张暴默，还有一位英俊儒雅的男士，一眼望去相当赏心悦目。她们软硬兼施地哄我过来，我本有几分怨气，这会儿全打消了，脚下有些飘飘然，不过又立刻警觉起来——这人……肯定是有什么毛病吧？要不能落在我手里？ 　　席间我与这位姓赵的先生比肩而坐，话语十分投机。我记得他问我老家是哪里，我说山东，苏小明为了活跃气氛赶忙举手说她也是山东人，可是人家根本就像没听见，注意力全在我这里。我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今天居然白拣一个大便宜，忧的是天下真有白拣的便宜吗？ 　　趁着我去洗手间的工夫，苏小明和张暴默也“噔噔噔”脚底生风跟了过来：“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他还行吧？” 　　“这个人，条件忒好点儿了吧？是不是生理上有问题啊？”我其实特别不愿意这么不浪漫，但又确实不敢把现实想象得过于美好。“他要是没问题，怎么可能留给我啊？” 　　“没问题，我跟你说，不信咱可以打个赌！” 　　“多少钱？” 　　“2万！他要是有问题，我给你2万！” 　　“成，就这么定了。” 　　三个女人重新入席，各自心怀鬼胎，玩笑间动辄就提到那个2万的赌。赵先生不明就里，还很真诚地问道：“你们打的什么赌啊？我也下个注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没开车，我的车坏了，于是赵先生送我回家。到了楼下他帮我打开车前盖看了看，弄了黑乎乎的两手机油。我说：“上楼洗洗手吧！”他犹豫着这是否合适。我告诉他没什么不合适的。于是我们一起回到我那小得可怜的公寓中。 　　洗了手，我给他看我正在写的“作品”，他边看边笑。那些文字真是太重要了，尽管最终没有发表，却让他从中读懂了我伤痛而落寞的心。

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和他们在一起 　　我从来没敢想象我的幸福来得那么突然。 　　那一天，他出现了，像一束光，把我和我的四周以及我目光所及的世界照亮。 　　我是那么幸福，浑身暖融融。我失去过爱，才懂得如何珍惜爱，才知道我需要什么样的爱情。 　　我忘记了高声说话的感觉，我回到了18岁。 　　“我有一个儿子，你能接受他吗？”在我们相爱的开始我认真地问他，因为这对我太重要。 　　“当然。”他说，“我从来都希望有个儿子，但这需要你做一定的工作，让他接受我。” 　　他有一个14岁的漂亮可爱的女儿，我见了她，我们像成年人那样谈了话。我愿意做她的亲人，因为我的心里洋溢着太多的爱，我愿让人分享它。我爱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我乐意付出，只要他能够快活。 　　但我担心巴图，因为他还太小。他怎么能够理解我们将打破从前的模式，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呢？他怎么能够懂得妈妈对感情的期待和寻求归宿的急切心情呢？他能接受这个高大的陌生人吗？我惶恐不安，我决定让他们见面。我在心里祈祷着他们能够彼此喜欢，因为这对我至关重要！ 　　那一天巴图正在二姨家玩，我到楼上接他，我的爱人在楼下的车里等着。天上下着小雨。我把巴图叫出来，在楼梯上我紧张地对他说：“儿子，一个叔叔爱上了妈妈，现在他就在楼下呢，妈妈打算让你认识他，帮妈妈看看他是不是行。妈妈希望你特别乖、表现特别好，因为妈妈非常爱他！”我替他抻抻衣服，抹去他嘴角上的脏。 　　“行，”他说，“但是我也得看看他是不是对我好。” 　　我们牵着手走出来。他举着伞等在车边。 　　“你好，巴图先生，我姓赵，男子汉见面都该先握握手。”他伸出了那只大手。 　　“赵叔叔好。”巴图把小胖手伸过去，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我的心从嗓子眼儿放回原处。 　　一路上巴图都在为我们唱歌，他左手搂着赵叔叔，右手搂着我。他在幼儿园时参加过全国少儿独唱比赛，得过第八名，他有很好的乐感。他唱了参赛歌曲，然后唱了新学的迎接香港回归的歌。他几乎唱遍了他会的所有的歌。车里洋溢着欢乐的歌声和笑声。我是那么快乐，我想我幸福地快要晕过去啦。 　　这以后的日子里我的睡眠很少，我总是不能入睡并且吃不下什么东西。我和我的爱人常常会捏一下对方的腿，问一声：“这是真的吗？” 　　有一天早晨五六点钟我就醒了，走出我和巴图的卧室，发现他在门厅里睁着眼睛。我们开始聊天，然后他拿出一个漂亮的心形的丝绒首饰盒交在我的手上。打开一看——一条精美的K金项链。那是他在澳门买的，意大利著名设计师的设计：两只手捧着一颗心形的钻石。我得到了一生中第一个“定情之物”。 　　正在这时巴图也走了出来。我的爱人对巴图说：“你看，这只大一点儿的手是叔叔的手，小一点儿的手是妈妈的手。” 　　“那颗心是谁？”巴图诡秘地看着我们，亮亮的眼睛里有所期待。 　　“当然是巴图，我们捧着巴图。”我们俩大笑起来，我们三个搂在一起。 　　我注视着他们两人的眼睛。在他们的眼神里，心灵的太阳光辉灿烂！如果用我的两条腿换那个时刻，我愿意换。我愿意从此为他们活着，做一切事，吃一切苦。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和他们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们俩关上灯在屋里讲故事，我坐在外屋的书桌旁写东西。我看到时间太晚了，决定让他们停下来休息。 　　“巴图，你该睡了，让赵叔叔出来。明天再讲吧。”我温和地说。 　　他们互相亲了一下，他就走了出来。我们小声在外屋聊天，聊了很久。我们以为儿子早就睡着了。突然巴图说“妈妈，你写东西不能有人打扰，赵叔叔呢反正也没什么事儿，要不然还是让他过来跟我再躺一会儿吧。” 　　我们俩大笑起来。他走进去，他们在黑影里抱在了一起。 　　我的儿子需要父亲，正如我需要丈夫。 　　如果我的生活一帆风顺，我将失去发自灵魂深处的喜悦。只有经历了黑暗，见到光明时才会欣喜若狂。 　　1997年8月25日，我与他注册结婚，距离相识仅有28天。那天恰是我的生日，新的年轮的开始，我从一个婚姻走向另一个婚姻的过程得以告终。 　　或许，这一次决定得有些仓促，以至于我们彼此都用了很长时间从上一次婚姻中抽离出来。 　　记得我们结婚一年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突发感慨：“我这人啊，活了这把年纪，除了我老婆和你，没跟别的女人过过夜。”我当下愕然，合着一年多了，你还没把我当老婆那？ 　　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努力地适应着新的角色，新的家庭，让自己慢慢地从过去的10年中走出来。结婚前两年，我常常从梦中哭醒，梦见自己被抛弃，被欺骗。我与英达再也没有联络，只是从朋友那里听说，他们很快有了一个孩子，又很快，有了第二个。这些消息使我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他真的已经离开我的生活了，而我的生活中没有这个人，一样可以向前继续。 　　知道补牙的感受吗？一颗牙坏了，医生把神经抽出来，再向空洞中填满新的物质，将洞口封死。奇怪的是神经抽走了，依然会感觉疼，感觉新的物质还没有与自己的牙齿融合在一起。对于这疼，每个人都需要适应，有的十几天，有的几十天。离婚到再婚很像这个过程。不同的是它会疼得更久，几个月，乃至几年。相同的是都有那么一天，我们永远不再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