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管理经济从全面审核转向负面清单管理，是个革命性进步，希望中国前行者惟有一起推进改革，共同努力。 目前是改革理念扩展期，初步行动期，要取得实质性进展，还需要配套措施跟进，全面改革的推进。 2月1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提出今年政府反腐倡廉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进一步简政放权，他明确表示，简政放权是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进行探索。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这是先进的理念，也是市场长期呼吁而无法实现的理念。 理念成为现实的距离，无异于唐僧从长安走到天竺的距离。改革难点在于，权力无法自改革，以各种理由保留审批权。作为改革标本的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目录并未减少。并且，虽然减少审批事项，但舍不得放弃关键审批权，以放长线钓大鱼，为日后权力重新插手市场埋下伏笔。权力与市场力量的博弈至今未歇，导致权贵经济横行。 目前政府管制不仅没有建立信用市场、没有建立基本的市场规范，反而放弃了事后监管与法律的事后惩戒，直接导致权贵企业、僵尸企业横行。越审批市场公平越恶化。 李克强总理提出，减少事前审批，事中事后的监管必须跟上。“我一再强调要放管结合，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新监管方式，建立一套科学监管的规则和方法。现在的问题是，监管还不到位，公平的市场秩序没有完全形成，对侵犯知识产权、搞假冒伪劣或坑蒙拐骗惩治不力，这样，守法诚信经营的企业，成本相对就高，这是不公平的。而且监管随意性较大，一有问题就搞‘突击’监管，搞‘大检查’”，高层对权力的越位与缺位看得非常清楚。 怎样制约权力，怎样科学使用权力？ 负面清单管理体制赋予企业决策权，以法律保障企业权力，所谓法无禁止即视为可行，没有法治市场背书，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无法推进的。 目前是国务院强力推行自改革，李克强总理在会议上说，去年国务院部门共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地方政府也加大了简政放权力度。我们还深化了投资体制改革，修订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由中央核准的项目数量减少60%。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 改革还在高强度持续。国务院日前决定，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锁定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底数”，接受社会监督，并听取社会对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意见。各部门要于近日在门户网站公开本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笔者查找了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国税总局等官网，均在醒目位置公布了取消事项。 中国机构编制网则公布，国务院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另建议取消和下放6项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行政审批项目，国务院将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通过这一公开，我们才得以了解国土资源部连中国温泉之乡（城、都）命名都要审批。你说，保部进京的人怎么可能下降。 各部委保留、取消事项反应改革的诚意。发改委审批权多且重，没有列出取消项目而列出保留项目，增加阅读难度。保留项目包括，跨省电特大型主题公园、新建机场等仍列入审批事项，甚至包括国家企业（集团）技术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认定等等，而企业债发行、境外发债审批等，很多职能与财政部、央行等重叠，同档予以保留。国税总局保留事项同样既重且大。教育部对高校管头管脚，连“高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都要审批，高校各系花半年造册应对教育部检查已成常态。 希望各部门能够一起列出保留与取消项目，包括此前保留与取消项目，以示改革诚意。 国务院的负面清单管理体制将遭遇强烈的反弹，这是行政公开、财政公开的第一步，习惯于内幕操作的人，不愿意见光风化。另一方面，该项改革取决于配套措施，如果遭遇体制内人员集体抵押，有意渎职坐视风险加剧，改革本身将成为替罪羊。系统性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负面清单与注册制改革与融资、资质评估等相连，仅改注册制还不能动摇审批根本。 从传统的县官治理模式，但现代的监管、法治模式，中国公权力正在刮骨疗毒。

新任总理的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出炉。 工作报告的改革诚意体现在语言上。 使用公众乐见的白话语言，不再让大众对着长文猜谜。如在今年的重点工作中，“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提及食品安全时，用到如下词汇，“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严守法规和标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政府的自我革命，与舌尖上的安全，网络上比比皆是，但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却是首次。这样的用语，比某些官方僵化的社论尺度更大。 能够用数据的就用数据，这不仅是中国日益推进的数字化管理时代的需要，更是政府的承诺，年底是需要核对交帐的。如“很大程度上推进改革”，与“取消审批事项200项”，两种表述截然不同。政府工作报告承诺，“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要减少三分之一，今后还要进一步减少”，“今年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落后产能，确保‘十二五’淘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真正做到压下来，决不再反弹”。 这样数据的背后是改革与承诺，经济不会轻松转型，压产能、减审批、减转移支付的项目，无法轻易完成。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减少三分之一，意味着某些地方、某些项目资金来源将枯竭，意味着以往的三分之一的项目将被大刀砍削，未来这些项目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地方政府来做还是民企来做，资金从何而出，都是一个个未解难题。 财税改革的方向是公开透明便于各方监管，工作报告提出“着力把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各级政府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部门预算要逐步公开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所有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打造阳光财政，让群众看明白、能监督”，如此一来，部委地方政府藏在夹袋里的收入几乎全部曝光，双方的财税分割也就摊到了台面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理顺利益格局成为当务之急，营改增过程中双方的博弈不可避免，一旦占地方收入大头的土地出让金下降，地方政府的收入将比各省公布的GDP的增速减缓的速度更快。 高效与民生来自于改革，本届政府再度吹响改革号角。 《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77次提到改革，朱鎔基、温家宝总理在1999年、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分别提到62次、56次改革。当时的情况都岌岌可危，朱鎔基总理时期，经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银行坏帐成堆摇摇欲坠，国企朝不保夕。温家宝总理时期，2003年值SARS之后百废待兴，出口与消费在上半年突然失速下滑，虽然2003年总体经济数据不错，但2003年的阴影尚未退却。 此次改革与前两次有所不同，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出口高速增长，加上成功加入WTO，中国成功嵌入全球产业链中。国内除了基建投资外，房地产与汽车成为拉动制造业与投资的两大主力引擎。而现在的改革红利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房地产与汽车发展到一个阶段，需要标准制订与产业升级，后WTO时代需要的是融入全球主要自贸区，而现在突破艰难。 改革已成为系统工程。以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跨境电子商务为例，目前突破不大，因为海关通关、关税设置、跨境支付，均为传统的贸易模式服务，赶不上跨境电商的发展步伐，税收、邮政与海关管理改革、跨境金融的滞后，使电商成为庞大的灰色地带。各保税区各自为政，邮政等垄断行业蠢蠢欲动，财政部、海关列出电商关税项目，税收优惠对象，总体而言改革缓慢。不仅跨境商务，包括金融、国企等方面的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本次政府工作报告千头万绪，包罗万象。 真正的改革在于政府部门的“自我革命”，减少审批事项，审批事项的公开，在这些国务院能力所及范围内的改革，绝不含糊一竿子改到底，显示了中央政府部门自改革的决心，以期推动各级政府的改革。 改革没有一定之规，法无禁止即为可行，这是经济组织方式的颠覆性变革，允许试错，这是中国发展的必经之路，排除不合适的路，找到正确的道路。如风投项目，五家失败有一家大成功，就能扭转乾坤。政府行政改革、经济改革也罢，全都如此。

李克强总理强调，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法无禁止即为许可，这是中国经济监管模式的根本改变。 无论是三中全会，还是两会，都是推进中国市场经济走向深入与规范，而不是相反。 余额宝可以测量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度，以及面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智慧。余额宝的发展规模超过意料之外，无联网时代的非线性发展特点在余额宝身上体现无疑。《经济参考报》转引余额宝背后的天弘基金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月26日，余额宝用户数突破8100万，在短短近半月时间增加2000万用户。2月中旬余额宝户均规模约6500元，业内人士推测，目前余额宝规模或已经突破5000亿元。而济安金信2月24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则预计，货币基金目前很可能已突破万亿元大关，2月底规模将可能达到11000亿元。 余额宝理财这一创新事物对银行有冲击。以11000亿计，原本银行只需要支付活期存款利率0.35％，而现在通过余额宝归集到天弘基金麾下，则需要支付4％到6％不等的拆借利率，以年化收益率4％计，11000亿元每天支付的利率就高达1.2亿元，比活期利率多1.1亿元，对银行而言是直接损失。因此，银行活期存款流失越多，利润下降就越快。 余额宝、理财通们希望获得金融参与权，通过智能接口牢牢把握未来支付系统，并进一步扩展到贷款、投资等领域。传统霸主银行在短暂的沉默后主动出击，代表银行利益的银行业协会“出于维护公平竞争金融市场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的考虑，建议把余额宝类的互联网货币基金纳入一般性存款而非同业存款，计缴存款准备金。同时，提前支取罚息。这从根本上堵死了余额宝背后互联网货币基金的发展之路，可谓一剑封喉。 银行业有自己的利益发声团体，互联网金融也应该有自己的利益共同体，各为自己利益进行博弈，无可指责。作为中国金融全局的把握者，必须在敏感的金融领域掌握金融市场化与金融安全的平衡，既要鼓励金融高效防止银行共同体走靠息差轻松赚钱的老路，又要防止金融出现全局性、系统性风险。 从法无禁止即为许可这个层面说，把互联网金融一棍子打死，将断送中国金融改革的前程，不符合未来改革的大方向。 事实上，银行自身也在推行各种类似于“余额宝”之类的产品，说明银行意识到了互联网金融的效率，在余额宝的竞争下，被迫部分还利于储户，这是中国银行业的进步。为银行辩解的人表示，把余额宝纳入一般存款系统，并不是一棍子打死，这种狡辩不值一驳，拿刺刀刺死与拿棍子打死本质相同。如同中国的石油行业，并没有禁止民营炼化企业发展，但掌握原油批发权、掌握原油进口配额，与直接扼杀民营炼化企业，没有本质区别。 法治经济讲究规则，讲究大家遵守共同制订的游戏规则。余额宝、理财通等产品的背后是货币基金，是一种理财产品而非存款，遵循的是不同的监管规则。从来没有听说把货币基金等同于普通存款，进行存款拨备。非互联网渠道的货币基金不必遵循的游戏规则，互联网基金就必须遵循，只能证明银行在压力之下，对互联网金融实行歧视，打入另册。这是不公平、无法治、是改革的倒退。 余额宝们同样必须承担投资责任。作为如此大额的投资品种，互联网金融有必要清楚地向投资者告知可能存在的风险，目前看似风险再低，理论上仍存在不可兑付甚至清盘的风险。某某宝们一味强调收益率超过活期存款10倍或者20倍是不合适的，他们越界了，投资类产品切忌夸大当下收益，刻意回避风险提示。 以余额宝的前辈美国最大的支付系统贝宝（paypal）为例，1988年成立的网上支付公司Paypal，次年设立了账户余额的货币市场基金，该基金由Paypal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联接基金的方式交给巴克莱（之后是贝莱德）的母账户管理，用户只需简单地进行设置，就自动转入货币市场基金。由于2005年到2007年货币基金收益直线上升，导致用户与投资者大增，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大规模放水实际利率为负，paypal收益下降再也补贴不起，不得不于2011年清盘。 余额宝们要说清楚风险，并且理应制订与银行之间相对公平的协定，如果提前赎回获得的利率就要下降，否则银行按照预计1个月的拆借时间给息，结果7天就赎回，银行无法应对。 余额宝是新生事物，绝不能因为威胁到垄断者的利益，而被驱逐出境。3月6日，媒体披露，三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总行不接受各自分行与余额宝旗下天弘基金为代表的各类货币市场基金进行协议存款交易，余额宝暴露出依赖银行的软肋，虽然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表态不会取缔余额宝，但卡住脖子窒息两分钟，余额宝就很难受。 余额宝背后的货币基金接受对于基金的监管规则，以公平的游戏规则行事。在法治与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金融新世界。 垄断被打破，权贵被瓦解，取而代之的必然是法治经济，中国市场化才可能深入发展，兼顾效率与公平。

新股注册制上了三中全会公报，上了政府工作报告，如此受关注亟待推动的改革，受到的质疑与追捧一样多。 注册制的核心是发行市场化，这句话只对了一半，注册制的核心是全面公平地披露信息，让市场给予相对准确的定价，如果发行信息造假，严惩不贷。只强调注册制的市场化，无法改变中国股市不公平的本质。 今年两会上，证监会主席肖钢先生秉持一贯的坦率，指出如果实现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100分，那么，目前我国市场、制度和法律基础的打分“大概在50分以下”。言下之意大概是，今年推出注册制是不靠谱的，今年完善改革方案，明年修订《证券法》，以免注册制有违法之嫌，今年继续严打内幕交易与信披造假，为实行注册制打下信用基础，是比较靠谱的推测。 推行注册制的前提是，不发生整体造假，造成市场价格彻底扭曲。有人士认为，推行注册制就不会有拟上市公司造假，嘿嘿，这是很傻很天真的认知。注册制发行意味着在发行阶段竞争加剧，每家公司大股东、中介机构都希望推高本公司的发行价，以获得最厚的利润，施行注册制不会让造假自动消失，而会变更造假的动机。 普遍失信是中国金融市场的顽疾，像牛皮癣一样难以根治。设想一下，如果美国的证券监管部门所遭遇的上市公司都是中概股这样的公司，如果这些中概股公司无法退市，退市过程遭遇包括投资者在内的顽强抵抗，监管手段将如何变化？是不是在压力之下，也会谋求加强不断自身权力？所幸的是，美国监管部门雷霆万钧，将多数造假公司逐出股市，美国投资者对借壳上市的公司低看一眼价格低估一头，而做空者放心发表做空报告，不会担心被捉将牢里去，两年之后，市场恢复正常。 笔者之所以强调普遍失信，是因为造假个案在任何市场都无法根绝，香港证监会对造假、内幕交易算得上不假辞色，也难免洪良国际上市案例发生。美国也是如此，在一本关于高科技企业的传记中，作者带着厌恶描述了高管释放信息导致价格瞬间飙升的事件，当时作者在发布会上到洗手间，恰遇后来进入的两高管嘻嘻哈哈地把股民称作傻瓜。 关键是比例，如果一个市场只有10%的公司造假，辅之以严厉的监管，还不足以改变市场性质，如果一个市场有50%的企业造假还能公然潇洒，酸柠檬必然越来越多，劣币驱逐良币成为普遍现象。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发行改革方案，只要有利于降低市场造假率、有利于提升信用与能力溢价，就是好方案。 美国对本土公司的上市监管并不弱，有州与联邦两个层面的实质与形式审核，中概股因为通常在国际板上市，所以不触及到州这一层面的实质性审核。别忘记，美国是联邦制，各州有独立的司法权监管权等。1933年美国《证券法》为发行注册制奠定根基，1956年《统一证券法》，包括纽交所在内的重要交易所被豁免，不必再经州层面的上市实质审核。联邦层面成为主要监管层面，另1996年联邦国会《资本市场改善法》，对于联邦注册的公开发行的证券等进行了豁免。美国实行注册制经历了200多年，绝非一蹴而就，直到现在，还有些公司、交易所无法被豁免。 从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案例来看，执法不可谓不严厉，2013年证监会共作出84项行政处罚决定和21项市场禁入决定。全部处罚决定涉及内幕交易37项，信息披露违法24项，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违法13项，其他类型共10项。上述决定作出的行政处罚罚没款总计约7.3亿元，被处罚当事人共计282名，对38名个人采取市场禁入措施，其中25人被实施了终身市场禁入。去年10月1日开始，证监会还授予所有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权，权力下放是为了快速与公开。84项行政处罚是否足够，证监会能否抵御住地方政府、权贵股东、赌场文化的冲击，还有待观察。 此次重启新股发行，利益之花落于谁家一清二楚：48家新股合计发行24.05亿股，募集资金334.9亿元。其中涉及老股转让的公司有39家，合计转让老股3.97亿股，涉及资金111.05亿元，占全部募集资金的1/3。老股转让、大股东、承销商、获得新股的机构成为获益最大者，有幸打中新股的普通股民分得一杯羹。48家IPO公司网下配售数量为14.57亿股，而网上发行数量仅为9.49亿股，二者配售之比为1.54：1。基金为例，据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月7日，累计已有近200只公募基金获配新股，其申购金额和获配金额分别达321亿元和50亿元。若按首日涨幅44%的上限计算，上述基金首日套现的话，累计可获利22亿元。 对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质疑随之而起，承销商包销不是欧美市场惯例吗？老股配售不是可以压低股价增加供给吗？上述这些书斋中的理论遭遇中国本土实际，头破血流。注册制必须有效抑制造假、退市这一前提，有下派部门对于数据真假的实质检验，否则下场一样。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令人大跌眼镜，继1月出口大增后，2月出口大降。1月出口数据与《华尔街日报》经济学界的预测值相差百倍，预测已经不起作用。 2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2511.8亿美元，下降4.8%。其中，出口1141亿美元，下降18.1%；进口1370.8亿美元，增长10.1%；贸易逆差229.8亿美元，去年同期为贸易顺差148亿美元。对“金砖国家”的出口量均下跌超过20%。季调后数据，出口环比下跌34%；进口环比下跌0.4%。包括铜、铁矿石、钢铁等大量资源被进口。 海关总署的解释是春节影响，节前争出口，节后进口开工导致。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表示，个别月份出现贸易逆差并不奇怪，特别是春节因素往往导致年初个别月份会出现贸易逆差。 从2012年以来，中国贸易领域出现了两件世界级大事，一是2013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二是从2012年以来，进出口数据大幅震荡。 海关总署公布的2013年数据是，进出口总值达到4.16万亿美元，经人民币汇率因素调整后同比增长7.6%，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这是几何级数增长：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2007年和2011年分别突破2万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有美国经济学家质疑，第一大国名不符实。 引人关注的是，从2012年开始，进出口数据大幅震荡，月度波幅极大，似乎无规律可循。2012年4月外贸减速，5月份出人意料大反弹，7、8月几近零增长，9、10月出口明显改善，11月出口增速又高位下滑。2013年同样如此，在一季度的高数据被质疑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措施打击伪造资金流入的造假出口发票，套利贸易在2013年5月被遏制。当年6月数据出现大幅下滑，1月至6月累计增速从前5个月的两位数降到个位数，6月当月下降2%，7月份恢复正增长；而11月出口数据增速冲破两位数达到12.7%后，再次被质疑有水分。 中国外贸数据印证了，在货物贸易体量上，中国已成为庞然大物，喜欢也罢讨厌也罢必须正视这一现实。除了对贸易、对原材料、对期货价格的影响之外，对全球金融领域的影响日渐增长。 海外质疑贸易数据之声不绝于耳。去年一季度贸易数据，通过与香港地区、韩国等对比后证明了质疑者有理，而今年1月疲软的中小企业制造业PMI数据无法与强劲的出口对应。订单短期化，进出口波动加剧，不足以让波幅震荡到患上心脏病。 外贸数据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有吻合之处。 从美元兑人民币月K线看，正是从2012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开始大幅震荡。人民币虽然总体趋势上升，但波动率明显增加;从周K线看，2012年下半年兑美元汇率企稳上升，出口上升趋势明显，2013年下半年一路露荡中上行，到今年震幅上升，从日K线来看，跳空上升下降成为常态，可以用心电图间歇式骤停来形容。相应的，进出口就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一刻不停歇。 仅举简单例子，去年由于出口意外上升，5月外管局发文严格结汇政策还对疑似套利企业有了一定的惩罚措施，挤压水份后出口应声下跌，人民币汇率同步下跌。 对外贸企业而言现在是多事之秋，汇率下行可以扩大出口，汇率转脸上升风险大增，多数外贸制造企业没有锁定风险的手段。笔者曾接触过一家企业，由于进行外汇结构性产品交易，差点倾家荡产，惊出一头冷汗。对于航空等公司同样如此，去年人民币汇率上升勉强赢利，几天大跌就把赢利蚀得差不多了。除了特殊的有固定客户的高科技企业外，制造企业只能接短单急单，外贸生态变差。 真正受打击的是套利交易者，今天通过虚假贸易换进大批人民币，明天就可能大亏，而从事铜、铁等套利交易的人也得小心，铜进口大幅上升实体跟不上，只要压制一下国内期铜价格，就让套利空间消失不见。 人民币汇率与贸易高低有着不切切割的密切联系。转引一组数据从另一种视野衡量两者的关系，2014年1月7日，美国非营利机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 （GFI）经济学家勒布兰克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国香港海关官方贸易数据，得出一个计算结果，发现2012年有1010亿美元以多开发票的方式潜入中国内地，2013年全年共有超过1000亿美元热钱通过伪造发票流入中国内地。从2006年至2013年第一季度，估计有多达4000亿美元通过虚假出口发票非法进入内地。1000亿美元与4万亿美元无法相提并论，但说明套利存在，并且大门日渐打开。 在为成第一贸易大国高兴之余，更应该看到，贸易泡沫化与泡沫贸易化，正在全球泛滥，中国处于风口浪尖。

银行面临又一次关口，资产负债表重组，必须与以往的方法有所不同，体现 真实的信息，正确的激励机制。 2003年前后的银行改革，由政府动手为银行提升资产负债表的质量。通过剥离坏帐、注资、挂帐等办法，为上市做好准备。当时大型国有控股银行上市，既是这些银行的一次透明化、公众化的洗礼，理论上也是纳税人的钱冲刷坏帐的过程。 目前银行业又一次处于资产负债表重组的关口。蛛丝马迹显示银行坏帐上升或超预期，普华永道与中国银行业协会联合发布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3》显示，超过七成银行家对未来三年银行的收入及利润增长预期有所下调，近六成认为其所在银行未来三年不良贷款率将超过1%。中国信达总裁臧景范认为，从2011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连续九个季度持续上升，如果加上中小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总共的余额大概有一万多亿元。12月13日，中信银行在上交所和港交所发布公告称，为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完成年末资产质量控制目标，拟将2013年不良资产核销额度从20亿元增至52亿元，比原核销额度增加32亿元。 信息不透明使市场产生焦虑感，近两年中国的银行股大规模破净说明市场的忧虑远远超过了1％左右的不良贷款率，以及净利润增速略有下滑的预期。 此时要做的是让信息透明而准确，显示出负责任的改革意志。但近期的一则报道却让人对此产生怀疑。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向其投资银行子公司出售不良贷款，之后这家子公司将对这些贷款进行重组，以期能回收高于其收购贷款价格的资金。由于下属投行子公司对这些不良贷款的收购价预计将高于外部投资者，中国银行就可以计入相对较少的贷款损失。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3月26号在该行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行在今年要打一场资产质量保卫战。他说，中行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利用投行手段化解不良贷款。用投行手段化解不良贷款准确意义，不应该是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数字游戏，忽悠市场。 《华尔街日报》表示，根据中国的会计制度，在这些不良贷款被出售后，就不会再被计入中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但根据西方会计制度，此类公司内部交易通常不能被认定为出售交易。会计专家马靖昊先生表示，这一说法不准确，事实 是，被出售后的资产将作为正常资产计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良资产从左口袋导入右口袋，奇迹般地化腐朽为神奇。如此会计魔术，其本质就是“造假”，粉饰资产负债表。但资产质量并未因此改良，迟早要通过注资、减少赢利或者纳税人买单等方式加以解决。 目前我国的银行也算是半市场化的银行，不能再重演以往的故事。上世纪末银行业复活，政府引入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剥离、注资、上市等手段建立相对干净的壳，由企业、银行进行多元化、股份化运作。当初的承诺如今飘向空中，如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清盘，如银行业的彻底市场化，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不仅未能如他们在美国的同类一样清盘，让国民了解改革的成败效率，反而成为金融航母，越做越大，四处开花。 任何一次改革，前提信息正确，处理得当。财报如同化验单，只有保证财报正确，医生才能进行正确的医疗;医生只有进行正确的得当的医治，病人才能康复。如地方政府换届离任审计，明明一屁股烂账说得花团锦簇，如此一来，下任的主要任务就是支付成本还清欠帐，才能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银行的账务信息是真实全面的，市场才能进行相对准确的定价，改革才能对症下药。自以为聪明的财务粉饰，可以做一次不能再二再三，因为市场已经领教过，在分不清风险的时候会对中国的银行股进行全面的风险折价，目前的股价正是如此。以真实数据分清责权利，建立正确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以法治约束贷款业的利益输送，以数据分析控制风险，中国银行业才能真正健康。 粉饰的表既骗不了市场，更可怕的是，有时候把自己也绕进去，以为改革已然大功告成，不必进行艰难的制度改革，靠上市、资产处置游戏等等就能提高中国经济效率。游戏的结果必然是全民买单，利差无法收窄，投资风险上升，股市难有起色。

　　信用卡(英语：Credit Card)，又叫贷记卡。是一种非现金交易付款的方式，是简单的信贷服务。信用卡在国外是消费结账的首选方式，因为他可以透支，消费也方便、安全，所以深受国外消费者喜爱。而在中国信用卡使用现状如何呢?中国人为什么会不喜欢使用信用卡呢?下面看看郎咸平教授对此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吧。 　　2014年3月22日，继工行、农行、中行之后，建行也下调了快捷支付转账额度限制。目前，四大行快捷支付最低限额5000元，支付宝、理财通等“宝宝类”产品将受影响。在此之前，央行还下发紧急文件叫停支付宝、腾讯的虚拟信用卡产品，同时叫停的还有条码(二维码)支付等面对面支付服务。给老百姓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支付宝等产品为什么被央行带上了“紧箍咒”，甚至判了“死刑”? 　　无奈的现状 　　目前的市场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对立的垄断，支付宝、财富通、余额宝、理财通，这四种不同的支付系统彻底的改变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习惯。过去的传统生活模式基本上是以现金、银联卡和少数的信用卡作为主要的支付工具。支付宝和财富通出现之后，老百姓食衣住行娱乐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或者微信进行支付。听起很简单，但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系统。如果我们以后的支付习惯变成手机，手机没电怎么办?当地的餐厅或者电影院没有3G网络怎么办?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不能支付了，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我们的支付系统的复杂程度是全世界之最，原因就是垄断。由于我们的银行和银联是垄断的，他们的垄断把我们老百姓逼得不得不用支付宝或者是财富通来作为我们的支付工具，这是一种非常迂回、非常复杂、非常麻烦的一个系统。 　　中国为什么不能用信用卡 　　郎咸平博客揭秘：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用信用卡 　　美国一家证券公司在中国做了一个调研，结果显示中国的白领中产阶级70%有信用卡，但是真正会用信用卡作为主流消费的人群只有9%。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用信用卡非常的不方便，在美国用信用卡非常方便且有两大好处是中国无法比拟的。 　　掉了怎么办? 　　在美国，如果信用卡被盗刷老百姓最多付50美金的损失，其他银行全部负担，如果老百姓信用卡丢失后立刻给银行打电话报失，50块美金都不用扣。这在中国绝对不可能，如果老百姓的信用卡被盗刷，老百姓要自己付钱，如果不付，其利息都会把他“吃”死。而等老百姓去报案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信用卡、银行跟公安互相扯皮，没人帮忙。目前招商银行还是比较好的，给老百姓1.5万元的盗窃险，如果被盗刷5万，那么多出的3.5万要自己付。所以对老百姓来说带着信用卡上街就跟带着炸弹一样，因为银联卡要输入密码才能消费，而信用卡都不需要输入密码，一旦被人盗刷后果不堪设想。 　　货不对版或没有到怎么办? 　　在美国用信用卡在网上买一件衣服或者打电话买了一件衣服，如果这个衣服没有送来，老百姓可以马上打电话到信用卡公司来取消这笔交易。如果送来的衣服货不对版，老百姓还可以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反映对货不满意，要取消这笔交易，他们就取消了，老百姓不会损失。在中国用信用卡的客户们有这种奢侈豪华的享受吗?没有!我们的银行由于垄断的结果，他们根本理都不理你。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不喜欢信用卡是因为中国的银行是全世界最垄断的银行、服务最差的银行，他们根本不想花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和美国银行那种以服务为主的银行是完全两码事儿。由于中国的信用卡不具有第二个优势，从而出现了支付宝、财富通! 　　记住!支付宝、财富通的出现不是代表我们支付系统进步了，而是由于银行的垄断，让我们的信用卡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而我们又没有办法采用美国的信用卡支付系统，最后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支付宝跟财富通的支付系统。我们不必指望银行的服务会在短期之内改善，我们也不可能使用到美国的信用卡系统。我们只求3G赶快升级到4G，靠这两家民营企业，一个是马化腾的腾讯，一个是马云阿里巴巴，带领我们老百姓进入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支付系统，完成我们衣食住行娱乐的支付。虽然这个支付系统麻烦一点，至少我们还能够与世界潮流稍稍的挂钩。我希望4G推动之后整个支付系统能够变得更流畅，使我们老百姓付出的时间跟精力能够更少，也弥补我们在垄断之下所受的磨难。 　　银行发放信用卡目前动力十足，获悉交通银行对办信用卡客户送一百元，推荐三个新开户信用卡，还可以拿平板电脑，最近更是提高奖励，推荐三位新客户网络办卡，即可获得1799元的伊莱克斯空气净化器。但银行滥发信用卡导致消费者卖房还卡的案例也许值得反思。

　　创业的南派和北派 　　深圳创新谷邀请我参加创新谷举办的移动互联网大会并做一个高峰对话的主持。创新谷是深圳一家颇有名气的孵化器。大会会场坐了三四百人，在深圳估计已经不算少了。若用武侠的标准来看，深圳是南派，北京是北派。南北差异巨大，这样的会如果放在北京人数得至少乘以10倍。 　　南派务实，北派务虚。 　　南派喜欢躲在公司干活，北派喜欢聚，资源人脉整合。所以你看凡是媒体属性的互联网公司大都在北京，比如百度，优酷，新浪;消费和电商属性的互联网公司都在南方，比如腾讯，阿里，大众点评。 　　南派屌丝性创业，北派高富帅创业 　　创新谷移动互联网大会中，知名众筹网站大家投的创始人李群林做创业演讲，分享他创业成功的经历。李群林是老朋友了，他演讲的时候，台下就听到有人忿忿不平的吐槽：李群林这样的也能成功。 　　如果拿投资界北派的标准来看李群林，无一是处。长的矮小，其貌不扬，说话口齿也不是那么清楚。没有牛逼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创业也没有团队，光杆司令一个。李群林毫不避讳他草根的出身，他说他就是草根创业者，他做的大家投众筹网站就是想服务草根创业者。大部分的草根创业者融资太难了，去找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都是几个月碰一鼻子子灰，浪费时间和精力。这就是李群林，一个从来没做过金融业，没做过投资，做众筹网站的源动力。 　　大家投自去年9月份正式推广以来不到六个月，实现投资额超过1000万，成功帮助10个项目融资，实际出资人数超过150人。根据我看到的他内部的增长数据，不到一年就可以跻身为亿元俱乐部。而今年2月份，证监会来实地调研，调研完后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支持股权众筹发展。 　　创新谷余波在投资李群林前曾经问过李，怕不怕被扣上非法集资的帽子。李群林说了一句 “要钱没有，烂命则有一条”的回答打动了余波。这也是南北现在创业的差异吧，南方的草根创业者先干起来，而貌似北派现在很多创业越来越高富帅，越来越浮躁，不融个几百上千万则不叫创业。 　　我这么说不是讲北派创业者都是高富帅，而是即使北派创业者没有很多钱，也往往是先拥有很多社会资源和人脉后才会下海。我常遇到北京朋友回答我为什么不创业时都说：资源不到啊。但是南派创业者往往就是义无反顾的往下跳，纯白手，纯爷们儿。 　　南派重服务，北派重炒作 　　李群林演讲完以后来找我，很兴奋的跟我说大家投已经实现投融资过程的全程专业服务，包括：辅导创业者完善商业计划书、投资人催款、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与5年内报税年审所有手续办理、专职律师负责资方和项目方的投资协议协调。 　　而对于投资人来讲，大家投实现了项目尽职调查报告与term sheet条款的标准化。我去其网站查看了下领头人尽职调查清单，从创始团队学历，工作经历，公司财务数据等一项项罗列，很是专业。 　　简单来说，大家投变成了一个服务黑匣子，创业者把项目交给大家投网站，只要项目靠谱，就等着两个月后资金到位吧。而对于投资人，只要看准了项目，并愿意出资，那其他的工作也交给大家投统一处理。 　　这让我想起来去年李在第二轮融资的时候，找我来领投30万人民币，总募资金额300万。30万到不是什么很大的金额，但当时股权众筹市场上炒的火热。北京几乎所有的科技媒体都信誓旦旦他们也要加入这一大潮。这些科技媒体有品牌，有流量，焉是大家投这样的屌丝网站能比。于是我就退缩了，但半年过去了，这些声称有资源有流量的科技媒体没有一家真正介入到众筹。我想这是因为众筹这样为创业者服务的苦活，累活北派的企业不甚擅长有关。北派企业善于营销，善于做流量，资源人脉置换，轻运营和服务。所以咱们老见到媒体报道互联网思维花店，煎饼店，情趣店。然后那些店老板一个个都成为了大众演讲人。现在看来，错过大家投的投资，扼腕叹息。

前面理念的文章都很不错 看了一遍，现在没有更新了都，欢迎再次回来

无招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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