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莱 2011-4-14 　　这不是一篇专业性的文章，虽然我研究生拿的是经济学学位，但自打离开大学教职之后，老姜就基本上没有理睬过这一专业了。不是专家的言说，但我也不会胡乱调侃，毕竟，谈自己国家的经济大事儿，还是认真点好。 　　观测中国经济，首先得走出一个误区，以为中国现在搞的是凯恩斯主义。这也是张维迎先生持的一种观点。张维迎我还是挺尊重的，可他老是站在自由主义一极，然后就想当然，把现在的中国经济放在凯恩斯一极批判，这就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在经济学领域，自由市场派与凯恩斯主义麦芒对针尖，可它们讨论的背景都是标准的市场体制，理论框架也以此为前提，而不是一个在谈市场经济，一个在谈权贵经济。他们假设的政府，也是一个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却是一个“善”的政府，这种政府具有民选的性质，也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儿。在这种模型之下，即使搞凯恩斯主义，政府也会恪守游戏规则，只在宏观领域做文章，而不会把手伸进微观领域，更不会直接动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定价权等权利，或者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跑到场子中间与民争利。此外，一个假设的“善”的政府，它的宏观政策目标也应该是善的，它如果实施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一定是为了增加就业，而不会夹带别的私货。这些凯恩斯政策的前提，在中国很难都具备。 　　好了，说完前提条件，现在说正事儿。我现在要说的正事儿就是：看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已近尾声，接下来很可能烂事儿一大堆，最有可能的是出现长期的滞胀局面。至少，中国经济即将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将转入经济中低速增长，民生无法根本性改善、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冲突会越来越厉害的时期。 　　一，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已近消耗完毕，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又无法形成。中国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三驾马车的拉动：地产经济，政府基础投资，出口贸易。如今，政府投资这一块，看上去虽然依旧凶猛，但疲态已现，如午后西下的斜阳。其中的原因，在于具有这种大规模投资能力的地方政府，大部分都集中在中东部发达地区。这些地方的基础投资，该投的都已经投了，无论普通公路和轨道运输、高铁、高速公路、航线、通讯等，都已经饱和，甚至出现了过度投资的状况。今后政府如果仍得靠这种投资拉动经济，就得向西部转移，在西部地区复制东部的投资密度和规模。可西部脆弱的自然环境，稀少的人口都表明，这种投资拉动模式如果真的移植到西部去，绝对是一笔大亏大赔的买卖，而且还会贻害子孙。我昨天就在跟一位西部来的朋友喝酒，谈到那里的公路不收费，他说，收什么收啊?几小时见不到一辆车，收的钱还不够发工资;而且在茫茫荒原处，几个人孤零零地守在一个荒凉的地方收费，不冻死就得吓死、闷死。 　　房地产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政府已经不得不给它降温，而不是靠它继续拉动经济增长了。但中国的房地产之虚火是如此病入膏肓，以致政府打压了近一年时间，高房价仍在挺着，这把虚火一时半会儿仍无法降下来。可以想象，在通胀威胁步步紧逼的情境下，在高房价已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的的背景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已不大可能再主要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至少已无法靠房地产来保障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当然，政府可以发展廉价廉租房，但照样问题重重。首先是地方政府如果把土地主要提供给廉价廉租房，它们的土地财政就会大大缩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财力和兴趣持续支撑廉价廉租房建设，值得打一个问号。其次，如果廉价廉租房成为百姓们获得住房的主要或重要渠道，现存的商品房市场就有可能彻底崩盘，它带来的问题，可能会远远超过已解决的问题。 　　出口贸易也遭遇了一系列的瓶颈，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高企，国际市场的打压和挤逼，汇率不得不一再提升，产品升级和创新有心无力等等。上个月，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这可能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很可能预示着一种新趋势的到来。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的出口优势和能力正在相对下降，出口增长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至少，中国贸易盈余的大幅增加已不可能，主要依靠出口贸易大幅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迫使政府为控制通胀而放弃高增长目标;中国通胀的原因之复杂，涉及面之广，抑制通胀的成本之高，代价之高，难度之大都表明，被迫牺牲增长目标而重点防堵通胀，将成为政府的一项较长期的政策。通胀当然是一种货币现象，可它成为一种物价上涨现象时，结构性的原因便会直接凸显出来。说到结构的层面，老姜可以这样说：地球上所有国家物价上涨的原因，我们这里都有;地球上其他国家不存在的原因，我们这里也存在。首先应当看到，现在出现的通胀或涨价现象，都是从产业链的上游伊始，传递到中下游的，而不是收入高涨导致需求上升，并进而拉高了终端市场的物价。这也很好地说明了，为何我们的下游产品，尤其是消费品，一方面在涨价，另一方面却又大面积出现了过剩。也说明现在很多产品的涨价，都是成本推动型的被迫式涨价，不涨价有些企业、尤其是那些中小型企业就很可能亏损倒闭。这种由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基础性资源性产品推动的物价上升，应当说中国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世界性现象，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国际化，很难避免这种冲击。其次，中国的通胀压力，也不只是来自资源性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兴风作浪，还与国内已经和正在到来的劳动力成本的的上升有很大关系。中国已被称为世界工厂，但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其中占了一大半。多年来中国产品的廉价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打压劳动力价格成就的。但到了今天，不管是人口红利的好处已快用尽也好，农民工维权要价的意识提高了也罢，中国反正已经无法继续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高增长了。在底层社会的民生和收入已成为政治问题之后，中国的任何地方政府，恐怕再也无法通过伴大款、打压工人的涨薪要求来制造经济繁荣了。劳工薪资的上升已成为一个长期趋势，并必定成为一个推高物价的长期因素。 　　说到通胀或物价上涨，还得说一点我们的特色，这就是垄断造成的成本上升、物价上涨。中国的基础性产品、能增值的优良资源等，都已被利益集团把持，形成了特有的行政性行业垄断、部门垄断，权贵阶层垄断等现象。由于这一点，中国的通讯成本高过了欧洲，油价比美国还凶猛，形形色色的路桥费、政府罚款、行政性收费、行贿受贿等，更是造成了中国物流成本的奇高、交易费用的居高不下。这些成本传导致下游产业和市场，甚至造成了国内大宗产品价格在绝对值上高于欧美的奇观。糟糕的是，这种现象看来没有趋减的迹象，因为政府仍在为这种垄断推波助澜。这不仅表现为政府部门仍在大搞国进民退，继续漠视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困境，而且仍在百般袒护大型垄断国企。比如，国家发改委最近多次发出指示，要求经营大宗民生商品的企业不得涨价，却同时多次为中石油的涨价辩护开脱。不错，国际油价是在攀升，但攀升的不止是石油，还有农产品，而且石油等能源产品的涨价，也不只是影响中石油，还会影响一般的食品加工企业。现在全国都在防范通胀，你发改委怎么能一边要求食品企业不要涨价，一边却把中石油的涨价说得头头是道?一家小型食品企业，单位毛利可能就那么几分几毛钱，不涨价可能就会倒闭;一家巨无霸石化企业，内部消化成本的能力肯定是有的，难道就不能为抑制通胀做点贡献，把涨价这件事儿推一推?如果中石油这点都做不到，要么是无能，要么是无耻。 　　三，中国经济已进入“还账期”，这种“还账”既是资金债务式的，政府财政式的，也是民生式的，环境式的。这些都意味着，过去那种大投入高增长的浪费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尤其是各地方政府一直扮演着头号投资者的角色。政府的这些投资，不少来自土地财政的贡献，还有很多是借款。土地财政就不多说了。土地总有卖完的日子，不少沿海东部城市，实际上已没什么土地可卖了。土地财政已近黄昏，可累累债务却摆在那里。不少地方政府都负债累累，现在这些债务已进入还本付息的高峰期。老姜很是怀疑各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原因是这些借债投入的基础项目，大都不具备高回报的性质，有些根本就没有回报。不仅无回报，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维护维修费用(如那些天价造出来的奥运场馆)。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政府就会迟早进入捉襟见肘的日子。政府没钱了，也很难再借到钱(除非制造更大的泡沫)，还得还钱，还得维护高额的行政支出，大手笔投资的能力和热情就会持续下降。此外，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在民生和环境上的欠债也太多，也都进入了多少得作点补偿的时期了。这些，也会严重制约政府继续充当头号资本家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欠下的巨额债务，有外国的，也有很多是自己银行的。靠大举借债发展经济，不仅政府在这样做，那些准政府的大型央企也在这么做。央企这些年来的奇迹式壮大，除了与垄断了实体与信息资源有关，也与他们垄断了金融市场有关。中国几家大银行的钱，大部分借给了这类企业;这些企业资产的突发式膨胀，也主要靠的是对金融市场的操弄。至于他们本该做好的实体经济怎么样了，却问号多多。广东最近就有一家大型国企露了陷儿，这家号称广东窗口的厅级大型国企，在世界各地都有投资，自诩成绩辉煌，如今却爆出了资不抵债、上层高管贪腐无能的丑闻。老姜要说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好，大型国企也好，都早已跟国内的金融机构绑在一起了，很可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果这些企业或政府出现重大的、集体性的债务和财政危机，那些银行很可能就会被殃及鱼池，甚至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现在有些专家，在那里大谈国际金融大鳄的阴谋，美帝的阴谋，甚至扯到了共济会，我觉得他们还是关心一下现实的危险更好些。 　　四，权力导致利益结构的极度扭曲和固化，利益结构扭曲又导致经济(产业)结构的畸形化，不仅大大抑制了国内的需求市场，也严重抑制了企业的创新需求和供给。中国已形成权贵经济及阶层，这已是公认的事实。权贵经济的形成并稳态化，造成了资源配置的逆导向：想想看吧，如果拿到一块地就能成为亿万富翁，搞到一个政府工程，哪怕弄些边角料来做做，也能赚上几千几百万的，有这等好事儿，谁还有心去好好经营企业?谁又会心甘情愿冒风险搞什么创新开发?大家都削减脑袋往权力部门钻啦。权力经济就是食利经济。有本事食利的家伙，首先依靠权力寻租，寻到之后，便大肆购置能带来更大或可持续的收租资产，权力资产收入，已成为中国高收入阶层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结构也随之扭曲：那些出除了权力贡献，即无创新又无技术含量的经济领域，成了最火爆最赚钱的领域，成了中国的主导产业，龙头企业的聚集地，而与权力沾不上边的竞争性行业部门，哪怕有技术有管理有创业精神，却过得战战兢兢，随时面临亏损关闭的命运。 　　与这种结构相对应的，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这种分化主要是资产性收入差别造成的，而不仅仅是工资性收入造的孽。十二五期间，政府将把主要精力放在民生上，提高普通百姓的收入，成了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在权贵阶层把持着主要的资产性收入的背景下，这种加薪式的改善民生的措施，已无法扭转两极分化的趋势。两极分化问题不解决，绝大多数民众的购买力不能与经济增长的幅度相匹配，扩大内需就是一个伪命题。内需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继续增长就缺乏市场的支撑。 　　我们的这种经济结构，收入结构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我看很难。如果不难，也就不会年年喊调整结构，喊了十几年，却至今未有任何起色。实际上，中国最佳的调整结构的时机已经错过了。现在，利益板块已经凝固化，利益集团已对垒分明，该抢占的资源山头已基本抢占完毕，楚河已分界，面包已切割，这时再来调整结构，重新划分利益疆域分面包，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了。这时的结构调整，哪怕看起来只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了。 　　当然，维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有一招，那就是继续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不过，老姜并不看好这件事儿。不看好的原因，是由于它已经过了拐点，城市化的社会边际收益率已开始下降。这不仅与前面说的利益板块已固化，城市前期的巨大收益已被既得利益者瓜分和盘踞，后来者已获利无门有关，而且还会造成这些恶果——在现有的利益、权力分布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未来的城市化，将按照惯性原理，使资源进一步向北京、上海这些既得利益大都市集中。由此，城乡环境会进一步恶化，城乡差别将更加突出，两极分化将更严重，社会问题也会更多更恶劣。这样的城市化，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收益，将远远超过由此造成的社会治理成本。直到它的环境、财政和福利净损失达到极限。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