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受朋友相邀,我曾两次光顾同一家日本菜馆。这里店堂极小,食物极地道,而且,我在这里还发现了一种如假包换的本地食物——炒五香花生仁。每一位日本酒客面前都有浅浅的一小碟,大约十几粒,很精致地在吃,倒是中国食客的桌上杯盘罗列,剩下的比吃下去的多。
将近三十年前,我也曾有过同时遇到日本人和五香花生仁的经历。那时我在上大学,与几位留学生一起唱京剧。有位日本女留学生会唱一段《春秋配》,也跟着我们一起玩。她的书包里有一只很精致的密封盒,里边是一包干燥剂和半盒五香花生仁,只有遇到最好的朋友,才肯分给对方三五粒。她告诉我,每个月她都要花一百五十元邮费,给她爷爷和父母寄去半公斤五香花生仁,因为她爷爷年轻时曾是天津驻屯军的少尉,回国后最让他牵肠挂肚的,就是五香花生仁和天津包子。
此后多年,我研究近代城市史的时候,专门在来华的日本人身上花了些功夫,结果发现,上个世纪初叶,让来华的日本人最感觉吃惊的是中国的食物和中国富人对食物的浪费。当时这些人多数都自觉记录在华的所见所闻,作为“社会情报”送回日本,其中一些记者和作家写了大量关于中国食物的文章,在日本引起轰动。据说,当时的日本政府曾一度禁止刊登有关中国食物的报道,原因是这些文章已经引起社会普遍的不安。记得,我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这位日本同学,当年的日本兵为什么进入中国村庄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抓鸡”?这位同学很认真,写信回去问她爷爷,得到的回答是,当时日本粮食不足,没有粮食喂鸡,猪牛羊肉就更少见了,有些贫穷的日本人,一生怕是都没吃过鸡肉,更不要说中国的“道口烧鸡”和“德州扒鸡”了;他们来到中国之后,最先下手的就是鸡,其它肉类则是在肠胃适应了油腻之后才开始享用的;不过,因为他驻扎在天津,军纪规定不准吃中国食物,他们只能偷偷地让中国人帮他们买来吃,为此,中国人常会笑话他们……后来,我在“东史郎”等日本士兵的日记中,证实了这位老先生所言不虚。不过,我上大学的时候日本人很富裕,中国人很贫穷,于是,我们便很难想象祖辈在食物上生出的骄傲。
在那家日本菜馆,我的朋友遇到了他的一位日本酒友,便叫他过来同饮。这位日本酒友是位大企业的高管,五十多岁,话不多,整晚都在礼节繁复地给大家斟酒,听我们讲笑话他也跟着一起笑。我的朋友说,日本酒友其实能听懂我们讲的每一句话,但他在酒桌上很少讲汉语,即便开口也只是几个应酬的单词。我问日本酒友为什么不讲汉语,他说“谦虚使人进步”。我问他要是和中国人吵起来怎么办?他说我只跟日本人吵架。
我愿意相信日本酒友说的是实话,但我也知道,日本人其实很能吵架。两年前校友聚会时,我见到过另一位日本同学,我和他不熟,所谓交情也只是在足球场上互相冲撞。我记得他能讲一口极地道的天津话,与天津人吵架从未落过下风,以至于他常被误认为是“伪装日本人的天津人”。然而,那次见面时,这位日本同学也像那位日本酒友一样,只肯讲几个应酬的汉语单词,尽管他毕业后一直留在中国工作,已经将近三十年了。
为了写抗战背景的小说,我对日本料理做过一些粗浅的研究,日本菜肴也品尝过不少,但这些都不是今天要谈的。我想说的是,要想了解日本人,必须得与他们亲自接触才行,书本上得来的东西多半都不可靠。与那位日本酒友第一次见面时,我让菜馆老板当翻译,向他请教了几个极粗浅,却在任何专著中都难以找到答案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日本料理的菜量那么少?他告诉我,日本宴席自古就“分食”,菜品多了,菜量自然就少,这是贵国唐代的好传统。再例如,日本人为什么多在餐后饮酒?他说,有健康饮食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日本男人下班后先吃一碗便宜的荞麦面,然后再到酒馆中饮酒,这样一来,花的主要是酒钱,而不用买很贵的酒菜。我问他中国人的饮酒习惯怎么样?他说中国人有钱。我问是不是中国人的钱更容易赚?他说也可以这么说。我问为什么?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方”的人。
那天我与这位日本酒友聊得挺投机,渐渐的连翻译也不用了。分手时,我的朋友告诉他,第二天晚上我们还会再来。第二天见面时,日本酒友给我带来一小包日本糖果,直接用汉语对我说,你应该请我品尝最原始的天津包子。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在小说里请日本人吃过天津的肉包子。我问他什么时候读过我的小说?他说昨天夜里,在网上读的,你把日本人写得都不太友好,但你却常常在小说里请他们吃中国食物,这很好。
我答应了日本酒友的请求,同时心情也很复杂。我不记得告诉过日本酒友我的职业,也没交换名片,不想,他却为一次毫无实际意义的会面,事先做了如此充分的准备。由这一点推想开去,或许我们真的并不了解这个邻近的民族,或许我们之间的误解远远大于理解,或许我们相互之间放大了对方的缺点,缩小了对方的优点,又或许我们“麻杆打狼,两头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