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阅读报纸的经济版，或看商业电视节目，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英格兰银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做出这类利率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几个月来，有关利率周期已经逆转的猜测无休无止。英格兰银行已经三次加息，美联储何时跟进？利率会在今年九月达到巅峰吗，或者要等到明年？”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如此质询“证券交易员眼里昏天黑地的世界”。 　　6月30日，美联储给出了它的答案。其决策机构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调升25个基点至1.25%。而其尤为值得关注之处在于，美联储上一次升息还是2000年5月16日的事情。 　　中国的情况正与之类似。自1996年以来，人民银行已经八次下调利率，其中最近一次调整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还是在2002年2月。现在，关于升息与否的讨论充斥着媒体的版面，央行的技巧与耐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这种全球性的对于利率近乎痴迷的关注显然暗合着某种货币主义的教义。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弥尔顿·弗里德曼论证道，对大萧条的最佳解释不是市场处于病态，而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在30年代初期没能防止货币供应的减少。与之相反，只要是新增货币，那么无论这些新增货币是由政府还是由私人来花费，都可以周期性地刺激经济。 　　但供应学派不会就此觉得失意。至少在美国，共和党政府一脉相承的经济思想保证了他们仍然能够在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继续自己的实验或完成自己的复兴道路。弗里德曼称其一直尽力搜集那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向实施的实例，现在的情况似乎正在走向这一极端。 　　1935年，凯恩斯在其所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洋洋自得地宣称：“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正确还是错误，都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具影响力。其实，统治世界的除了这些人的思想之外，几乎别无其他。讲究实际的人自以为完全不受知识界的影响，其实他们通常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在这里，凯恩斯用一种含糊的逻辑将自己几乎置于了不败的境地，在他逝世后的几十年里，他的《通论》也确实成为了美国和欧洲经济决策的基础。但在这之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技巧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这些技巧加在一起形成一种连贯的、可靠的经济科学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经济思想史学家戴维·科兰德对此“恶毒”地表示：“如果你提出有关经济理论的大问题，那答案只能是一堆垃圾。” 　　这一说法多少道出了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实情，譬如说，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危机而应作出的反应，采用同样的方法、笃信同样的原则、曾经从师于同一些人的经济学家们提供的答案却大相径庭。萨默斯和费希尔支持刚柔相济的政策，既向发生危机的国家提供IMF贷款，又要求那些国家关闭不计后果的银行、提高利率和削减政府开支；萨克斯主张制定一项国际破产法，使陷入麻烦的国家可以据以寻求保护；克鲁格曼敦促各国实行资本控制；教过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的多恩布什则说克鲁格曼的主张是胡闹。 　　那么，眼前这种四分五裂或者说百家争鸣的局面究竟喻示着一度高高在上的经济学的春天还是冬天？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经济决策究竟应该遵循何种路径而得出答案？知识界的影响不再重要了吗？萨默斯曾说道，“归根到底，没有什么能取代判断———你是永远不能从某种模式中得到答案的。”从今往后，理性的、先验的规划还会有吗？ 　　这真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有一阵子，每月的国际收支统计数据经常成为电视的头条新闻。而每月通胀率、失业人数，乃至货币供应量，也都曾在某一个时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当今，市场着迷的对象则是利率和房价。但在这之外，究竟谁能告诉我们，2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在美联储的公告中，投票赞成这次升息行动的人员包括：格林斯潘、盖特纳、贝南克、比斯、费格森、葛雷林其、洪尼格、科恩、密娜汉、奥尔森、皮亚纳尔托、普尔。但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