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今年，新兴市场基于购买力的GDP首次占到全球GDP一半以上。1990年，在全球GDP比现在小得多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的GDP只占不到三分之一。从2003年到2011年，新兴市场占全球产值的份额每年以超过百分之一的速度增长（见表1）。全球经济在过去二十年内的显著快速增长是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转型。这种现象很可能不会再重现了。 根据智囊机构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近期一项由Arvind Subramanian和Martin Kessler进行的调查，从1960年至1990年代末，可获得数据的发展中世界中仅有30%的国家的人均产值增速快于美国，从而实现了所谓的”追赶式增长“。这种追赶有点力不从心：消除差距的速度仅为每年1.5%。但从1990年代末开始，格局就发生了转变。研究者发现，73%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超越美国，且追赶的速度达到平均每年3.3%。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最引人注目的增长来自四大新兴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01年，投行高盛的Jim O'Neill将这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为一个词BRICs（金砖四国）。这些经济体的增长方式和原因各有不同。但其规模（就购买力而言）不得不让人另眼相看——金砖四国是经合组合（一个富国俱乐部）之外规模达到万亿美元的唯一经济体组织——其增长速度也是如此（见表二）。O'Neill先生认为，十多年后，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金砖四国也会成为名列前茅的经济体，事实证明他说对了。今天，金砖四国已跻身全球前十大国家经济体。 新兴市场（尤其是金砖四国）的显著总体增长以很多方式（有些甚至是痛苦的方式）令全球经济转型。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制造和人工成本下降。全球贫困率下降。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均衡催生了金融动荡的时代，给全球经济危机埋下了种子。新兴经济体中劳动力越来越充足而且十分易于获取，这成为导致富国工资滞胀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 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将会继续。但最激动人心的阶段似乎已多多少少告一段落。金砖四国的增长率均已下降。其增长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其新模式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直接影响将不如以往。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在不远的将来产生的影响不太可能与金砖四国在不久的过去产生的那种影响相当；它们没有金砖四国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追赶潜力。金砖四国经济增长改变世界其他区经济的方式将减弱将来任何类似快速增长的强大影响。新兴大国将继续增长，其排名也会高涨；但其步伐不会再像以往那样震动世界了。 伟大的回归 金砖四国的时代始于全球贫富分化严重的世纪之末。19世纪末，美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截至1992年，总人口占世界38%的中国和印度产值仅占世界总量的7%，而总人口仅占世界12%的六个富国的产值却占到世界总量的一半。1890年，一个普通美国人比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约富有六倍。而截至1990年代初期，前者比后者富有25倍。 接下来就是Subramanian先生和Kessler先生所说的“报复性趋同”。中国向自由化和全球市场的转型正值政治、商业和技术上的良好时机。相对而言，富有经济体对全球化和经常项目赤字感觉较良好。比尔·克林顿治下的美国蓬勃发展而充满自信，但对中国工业的增长或工作机会流失到印度感到困扰。而建立和维持复杂供应链所需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使企业能够跨越国界甚至大洋拓展业务。 降低的运输和通讯成本激发了全球化的“二次拆分”（第一次是向一个地方的消费者提供另一个地方的商品的简单能力），这是由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Graduate Institute in Geneva）的经济学家Richard Baldwin提出的概念。随着较长供应链渗入并连接拥有庞大且迅速增长的工作年龄人群的地方，大量便宜的新劳动力涌入。根据智囊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提供的数据，发达经济体在1980至至2010年间增加了约1.6亿个非农业工作。而新兴经济体增加了9亿个工作。 叱咤风云 便宜劳动力的成果是全球贸易的大步向前。商品出口在1990年代中期占全球GDP的16%，在2008年猛增至27%。中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超过11%，贸易额占该国GDP的一半以上。Subramanian先生和Kessler先生认为中国是继大英帝国鼎盛时期以来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的第一个”超级贸易大国“。 与贸易增长相匹配的是商品需求的增长，中国及其商品供应国大量使用能源和原材料，如铁矿石、铜和铅（见表3）。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给新兴世界的商品制造者带来无尽的机会，并促进了经济的整体繁荣，不仅使金砖四国中的另两个国家俄罗斯和巴西极大受益，也使较小的经济体（包括许多非洲的较小经济体）受益匪浅。 从1993年至1997年，中国每年平均增长10.5%。对贸易依赖较少的印度年均增长6.5%，是美国年均增长率的两倍多。这两个国家合计占全球产值的比例达到近16%，翻了一番。全球金融不均衡迅速加剧。从1999年起，发达经济体开始出现经常项目赤字，赤字在2006年达到最高值，占到这些发达经济体GDP总值的1.2%。新兴经济体的合并经常项目盈余在同年达到最高值，占到其GDP总值的4.9%。 外汇干预令出口猛增的势头更加难以控制。在19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后，许多新兴经济体开始囤积美元储备，以免因大量外汇外流而捉襟见肘。囤积外汇储备帮助成长中的经济体将汇率维持在本来可能会达到的水平之下，降低了出口的成本。中国尤其热衷于储备外汇，目前坐拥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几乎都是2000年以后囤积的。金砖四国合计拥有4.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的囤积造成全球储蓄过剩，相应产生的低利率使发达世界公私借贷十分活跃。有人认为，货币操纵还抑制了新兴市场中的消费，这样这些市场对大型发达经济体（如美国）的出口就不会被进口消费的相应增长所抵销。麻省理工学院的Daron Acemoglu、David Autor和Brendan rice、马德里货币与金融研究中心的David Dorn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Gordon Hanson主张，2000年代美国就业率增长的减弱主要可归咎于该国对中国进口商品一厢情愿的偏好。 金砖四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总是能被人及时察觉；有些影响（不论好坏）数十年都不会再被完全体验到。较大的经济体意味着较大规模的军队，也意味着繁荣的高等教育：从2010年到2030年，中国劳动力中可能会增加5,000万科学和工程学毕业生。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引起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历史性上升，目前比1997年高出三分之一，并对当地环境造成极大的损害。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是前四大排放国中唯一的非金砖四国的国家。 但尽管近期快速变化的影响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会被感受到，变化本身正在放缓。各种迹象表明，已到达重要的拐点。新兴世界的经济重要性将继续提高。但此过程将放缓，因为金砖四国急速上升的势头一去不复返了。 深呼吸 新兴经济体世界总产值所占的份额不再像2000年代那样迅速上升。2009年，该份额的年同比增长率为近1.5个百分点（见表1）。现在，该增长率回到了1个百分点以下。这与金砖四国增长率的明显放缓的情况相符。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令人咋舌的14.2%。同年，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增长率分别为10.1%、8.5%和6.1%。IMF认为中国在2013年的增长率可能只会超过7.8%，而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增长率则会分别达到5.6%、2.5%和2.5%。 毋庸置疑，这意味着，金砖四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正在减少。2008年，金砖四国的GDP增长在全球GDP增长中占到三分之二，2012年该占比略微降低。IMF认为在未来五年内该将维持在差不多一样的的水平。高盛预测，基于基本面分析，金砖四国的上述占比将在长期进一步下降。其他新兴市场将弥补一些空缺。但预计这些市场增加的占比不足以阻止世界经济增长步伐的总体放缓。 经过二十年的快速增长，大多数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体利用了通向繁荣的大多数最简易途径。这么说明一下：在1997年，世界上最快的100台超级电脑中无一来自金砖四国。而目前，中国已有六台电脑荣登该榜，其他金砖国家也有六台上榜。其中一台荣登榜首——天河二号，由长沙国防科技大学设计研制，其处理数据的速度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设备。这是一项杰出的成就，随着该项技术的铺开，经济增长潜力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也表明该国的经济增长目前还不会像过去那么快。前沿创新比经济追赶要困难。 其他国家也有很大的增长潜力。高盛推出了一份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和土耳其在内的“未来11国”（N11）清单。但有各种理由认为，N11产生的影响不可能达到金砖四国的水平。 首先，这些经济体规模较小。N11的的总人口只有13亿多，还不到金砖四国的一半。N11的人口仅比印度略多，印度是金砖四国中最有可能继续增长的国家，只要其继续自身的改革，为更多人创造就业。 其次，N11目前比金砖四国过去富有。经济学家认为，一国人均产值与技术领先国的人均产值的差距越大，其经济就能增长得越快。经人口加权，N11的人均产值已达到美国的14%。而当金砖经济体的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时，其人口加权人均产值仅为美国的7%。这是对印度持续增长潜力的测量，该国人口快速增长，其今天的数据仍仅为8%。 不仅仅是N11。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追赶潜力也不如以前了。人口最多的国家不再都是那么穷，穷国也不再都是人口多。经过金砖四周引领的二十年增长，挣钱非常少的人比以前少多了。根据《经济学人》对IMF数据的一项分析，1993年，全世界约有半数人口生活在人均GDP不到美国GDP的5%的国家（参见表5）。2012年，相同的数字则达到美国人均GDP的18%。 金砖四国的表现不可重复的第三个原因正是这种表现的成功之处。根据IMF的数据，世界经济的规模远远大于以前，与1992年相比实际上翻了一番。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无论是金砖四国或是N11或两者）须实现更大的绝对产值增加以产生与1990年代和2000年代相匹配的边际经济增长。 同样的算法适用于劳务市场。自此以后，新增劳动力的日子会更加艰难，从而损害全球经济。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认为，1980年至2010年间的新增的10亿个非农就业岗位促使全球经济增长了115%。如果全球在2010年至2040年间再增加10亿个就业岗位，则表示全球就业仅增加51%：增幅虽然不错但比以前小多了。 挖掘最大潜力 但现实可能仍然要平淡得多。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未来数年将增加数以亿计的新工人。但这种增长会被世界其他地区的老龄化部分抵销。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在2012年开始下降。具有更有利人口结构的印度正在努力创造足够的就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在2004年至2005年和2009年至2010年期间该国没有净新增就业。其他地区也有可能出现人口激增：例如尼日利亚的人口可能会在不到40年内超过美国。但这种增长只有在数十年后才会达到最大的影响。 世界经济对金砖四国崛起的反应已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类似的进一步冲击。市场已对猛涨的商品需求和价格作出响应。企业和家庭正在削减投入；企业和政府已迅速着手开发新的资源，如北美正在开发的页岩油气富矿。 货币的调整缩小了赤字。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35%。新兴世界外汇储备的积累与经常项目的失衡同时减少。自2011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基本保持不变。实际上，在近几年里，储备外流一直是困扰一些新兴市场的问题。 对新兴市场大国前进步伐的放缓首先产生焦虑的是这些国家的居民——经济增长带来较高的生活水平，这让他们渴望进一步的增长。而过渡不一定是痛苦的。在中国，只要经济中消费的占比相对投资的占比上升，工人们可能能够接受较慢的整体增长率。但在印度，情况就不是这么乐观了。 涨起的浪潮可举起所有的船，而落下的浪潮则让没穿泳裤的人一览无余。较为不利的条件可能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体系产生压力，投资者开始为此感到担忧。如果中央银行不能阻止资本外流，则增长的放缓会立即导致经济收缩。许多国家会发现商品不再是支柱。研究长期商品价格波动的英属哥伦比亚Simon Fraser大学的经济学家David Jacks认为，价格在趋势之下增长的时期可能已经到来。 放眼全球，增长放缓会令各国领导人专注于加强合作及重新促进自由主义。金砖四国的时代是在不存在重要的新贸易自由主义的情况下来临的（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无论如何，鉴于贸易发展得如此健康，回报显得微不足道。经济放缓可能会使人们重新关注全球贸易谈判。若能就解决非关税贸易壁垒（特别是服务贸易中的壁垒）问题达成协议，则会给各方带来极大的利益。 不过，事情也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发达世界对全球化的态度相比一二十年前要更加谨慎，它们更有兴趣保持自己的出口竞争力。一个世纪之前，最近一个伟大的全球贸易整合时代随着一场战争的结束而结束，新一代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国际冲突来临。近来增多的地区贸易协定可能标志着全球经济开始走向分散化。现已颇具规模的金砖四国的放缓可能导致一些国家的内部紧张，而这些国家可通过挑起外部争端的方式转移内部紧张。世界能否重现高速增长时代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崛起的大国能否为更广泛的全球合作开辟道路，否则，结局将是动荡、跌倒以及最坏情况下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