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20年前，我在伦敦收拾好东西，搬到了日本。那时，东京股市大约在两年前崩盘；房地产市场正大幅下跌；依赖建筑物作为抵押的银行正苟延残喘。然而，当时这个国家拒绝承认自己的问题。没有人想象得到，如今日本会遭受20年来第5次衰退。 问题是欧洲是否正在走日本的老路。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样，欧元区政策制定者现在认为，他们正在政治允许的范围内尽力而为。就像日本一样，金融市场以一个又一个平静期哄骗着他们。然而，同样像日本那样，财政和货币政策正阻止短期内出现足以摆脱衰退的飞速增长；结构改革不足以在中期内带来合理增长；而政府低估了长期内债务和人口结构状况的双重挑战。 欧洲人一开始遭受的冲击比日本更严重。在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崩盘之后的4年里，日本经济实际上共增长5%。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的4年里，欧元区经济收缩1.5%。在危机过去4年后，日本股市下跌幅度看上去与欧洲外围国家迄今的遭遇类似，但日本房价跌幅不及西班牙或爱尔兰。 在此次危机初期，欧洲的应对政策更好一些。从2008年10月起，欧洲央行(ECB)在7个月里将短期利率调降3.25个百分点；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用了20个月时间才做出这种幅度的调整。欧洲的财政政策也更为大胆：在此次危机的第一年，欧元区各国政府赤字共增长4.3个百分点，而日本是略有下滑。 但在此次危机过去4年后的今天，欧洲在此类对比中表现不那么好。日本政策制定者当年保留了一些“弹药”，但如今的欧洲政策制定者已无法再大幅调降短期利率，而且似乎不愿考虑大规模的定量宽松。同时，紧缩政策，再加上拒绝发放欧元区债券，使欧元区财政政策没有像同一个阶段的日本那样起到支撑作用。 结构改革方面呢？在实体经济中，日本在放松零售业管制方面进展缓慢得让人痛苦，这与欧洲好坏不一的记录类似。意大利实现了劳动法的半现代化，对能源市场进行了一半的改革，对其受到保护的各种职业放松了一半的管制。 在金融业，日本犯下的一个大错是，等待了8年之久才用公共资金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使得大有希望的公司长期得不到贷款。危机爆发4年后，欧元区正开始应对这一问题，从而将其错误限制在中等规模。但在清楚了解其监管未来（这意味着化解围绕银行业联盟的纷争；本周的欧盟峰会不太可能做到这点）之前，欧洲各银行将不会实现真正的健康。 最初的大规模冲击；宏观经济政策接近用尽；结构改革进展混乱：情况还能变得比这更糟吗？答案是肯定的。日本是带着低水平的公共债务比率陷入危机的，而欧洲外围国家的开局要么更糟一点（爱尔兰和西班牙），要么糟得多（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尽管日本的人口结构糟糕得出名——成人尿布的销量现在超过了婴儿尿布，但欧洲外围国家的前景也糟糕得令人恐惧。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将人口结构和福利承诺纳入“财政可持续性指数”。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甚至荷兰的境况比日本更糟。 一些观察人士从下列事实得到安慰：日本的公共债务累积到巨大规模，却并没有带来破坏。或许，欧元区能在不付出高昂代价的情况下让自己的债务达到很高水平？确实，正如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所辩称的那样，资产负债表衰退过后，企业和家庭在相当长时期还债而非借款，结果是政府能够以廉价的成本借入资金，巨额公共债务似乎是可承受的。 但这并不能让人安慰。一旦资产负债表得到重建，不断升温的私人信贷需求将推升政府借款利率，欧洲外围国家将很快感受到这一惩罚，因为该地区的平均公共债务期限只有6年。另一种选择是资产负债表低迷无限期存在。日本连续两个“失去的10年”正是欧洲不应希望效仿的结果。 然而，把日本与欧元区进行对比的最可怕教训是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不管是好是坏，日本拥有单一民族的社会和安静的政治；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显然是下周日日本大选中选民最青睐的政党，即便它是给日本经济带来灾难的泡沫的制造者。 日本的凝聚力既反映于低得出奇的官方失业率，也得到后者的保护，过去30年，日本失业率从未升至5.4%以上。把这与西班牙或希腊（失业率为25%左右）或法国或意大利（失业率为11%）比较一下吧。再加上欧洲各国的骚乱和示威，你会开始质疑欧元区中心如何能够维持局面。 本文作者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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