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罗纳德•里根 经济复苏真的来了吗。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尚没有进入真正的衰退轨迹： 2007年至今，国内经济的减速只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造成外需不足而已，国内经济的自身调整尚未发生，产能过剩内在危机不但没有解决，相反地在四万一一篮子经历经济政策下变得更为严峻。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时期，受基础货币供应充裕，金融体系蕴含的隐性风险在天量货币支撑的价格泡沫遮护下并未曝露。 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0年四季度，全球经济将筑出第二个顶部：第一经济增长顶部在2007年三季度。和第一个顶部不同的是，前者是世界经济资源全球化配置过程中失衡造成的，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了2007年到2008年期间的金融危机。第二个顶部则是为了规避全球金融危机，各国国央行大量注资市场造就的，各国央行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应创造需求，挽救将崩溃的金融市场，缓解过剩产能冲击。 2010年当各国政府耗尽货币财政政策资源，全球经济筑出第二个顶部后，世界经济探底下行的风险才能够展开。 世界经济不存在二次衰退的说法。因为，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只是全球产能过剩表像，表象背后的产能过剩危机才是真正的经济危机。在产能过剩危机全面爆发前，金融危机不过是产能过剩危机爆发的过门。金融危机可以通过各国货币政策干预而避免，但产能过剩危机只能过世界各国通过社会分配体制改革以及新一轮的全球国际分工与市场资源重置来消除。在产能过剩危机全面爆发前，任何以世界金融秩序稳定为理由鼓吹世界经济复苏的理由都是靠不住的。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政府都将挽救世界经济衰退的方法局限于经济政策层面，对于国内社会分配体制以及国际市场分工变革需求视而不见。 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资本与产业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在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加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竞争力。上世纪末，资本与产业的跨境流动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之间。全球经济竞争加剧，资本与产业的跨境快速流动导致全球资本与产业资源分配出现失衡。当其中一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经济因跨境资本与产业导致经济失衡时，其他国家也将出现失衡。当这种联动危机发生时，全球经济的互联依赖性导致各国无法置身世外。2007年之2009年期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全球央行一致救市客观反映了这场危机的联动性。 问题是，全球化危机根源的形成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各国政府仅仅依靠一两年的有限政策资源干预就能够幸免吗。答案是否定的。本轮危机爆发后，全球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讨伐就是答案。批判和讨伐的对象本身就是一对对立的矛盾。现在，各国政府已在理论与实践上陷入了这对矛盾形成的“囚徒困境”：一方面，在批判自由资本主义带来这场危机的时候，又不得不高调倡导贸易自由；另一方面，在高唱自由贸易的同时，又不得不大鸣大放地实施贸易限制措施。 全球经济失衡，看起来简单，但解决起来并非朝夕：其一，全球经济要实现新的均衡，就需要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出现逆转性配置，但全球产业资本的均衡性转移需要长期的时间与空间，没有政府能够快速创造出满足产业资本转移条件的时间与空间，除了市场本身。全球产业资本流动的安全性、增值性、避险性需求决定了陷入危机的政府是无能的。其二、全球市场失衡，实质是各国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内失衡的外溢导致外失衡，中美之间的内失衡不过是世界各国内经济失衡中最为集中的表现而已。要改变各国国内的经济失衡，需要各国通过国内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各国国民边际收入水平，而不是滥发货币，肆意扩大市场杠杆来扩张总需求。但是，世界各国政府已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社会分配体制改革有损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本轮危机中已体现，美国通用、花旗等大企业大财团得到救助，中国国企得到救助，而两国的中小企业则不断歇业或倒闭甚至破产。因此，以泡沫应对泡沫就会成为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常规手段，这也就决定了除了以泡沫应对泡沫的经济手段外，世界各国政府永远不会走的更远。 以上两方面说明，国际国内再平衡，要么各国政府无法做到，要么因保守的社会体制而导致各国社会购买力相对不足，从而根本上无法铲除产能过剩经济危机根源。当各国以泡沫应对泡沫的手段失灵后，剩下的国内国际再平衡的工具只会是一个选项：国家与国家之间强制平衡。通过国家对国家的经济强制实现全球经济与国内经济的再平衡。市场汇率政治化、贸易制裁以及更多的政治经济强制措施就成为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必选工具。 2009年中后期，当全球金融危机阴霾扫除后，贸易保护主义已成为各国挽救政局稳定的救命稻草。贸易保护政策，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国际收支，促进就业，毋宁说政客们为了维持议席和执政权更恰当些。贸易保护将成为各国政府最直接最有效也最能维护政府现状的无奈选择。 早在2009年4月伦敦金融峰会举行时，G20峰会就将成为世界经济去全球化的开端。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愈演愈烈，无论世界各国之间的多边经济关系还是双边关系，已不再具有相互合作的信任基础，国际组织将沦为强国施压弱国的工具，不再是各国讨价还价的公平磋商场所。“言行两重天”的国际经济策略在贸易保护政策中将淋漓彰显。如果说2009年是全球贸易战争的开端，那么，2010年将成为发达国家迫使发展中承担全球经济危机后果的一年，换句话说，发达国家要彻底摆脱这场危机，就必须将这场危机的后果倾力转嫁出去。 在这场国际危机转嫁过程中，危机转嫁国家的代表是美国，受害国家的主要代表则是中国。 在旷世经济危机发生发展展开的进程中，美中经贸合作主题变化的过程清淅地昭明了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策略：从危机爆发前布什政府的汇率摩擦发展到危机爆发后的中美能源合作战略会谈，再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决定对中国轮胎实施“特保”措施——此决定恰好发生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美国经济走出衰退之前，绝非偶然——美国政府这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演绎得非常高超：危机爆发前，坚定地施压人民币升值；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避而不谈，转而阔谈气候能源问题并在人民币汇率安排方面显示出极度慷慨的赞赏态度，这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似乎G2格局已定，中美经济“合作”方向将成为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的模式；2009年中后期，随着美国金融市场趋稳和消费市场及需求的扩大，美国不再需要廉价的中国商品充当抵御危机的重要工具，人民币汇率问题卷土重来，2009年三季度以来，美国接连不断的“双反”贸易措施彻底曝露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背后的真实意图：“我们不能再回到之前那个时代：中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只是卖东西给我们，致使我们在产生大量信用卡债务或房屋权益贷款的同时，却没有出口任何东西给他们。”奥巴马总统这句心直口快享誉世界的名言并非说说而已。 尽管奥巴马总统名言所指的问题已是既存经贸关系的结果，但在现实中，这句话却暗示出一个美国在二十一世纪经济价值观的取向，美国需要全球市场资源重回美国，美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美国向全球输出美元，世界供给它商品。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产出国与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对决将不可避免。 在中美经济对决的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对决也会伴随，当然，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再平衡矛盾也不会消停。 随着这场危机的深化，随着国家之间的经济强制，世界经济的萧条是难以避免的。2010年三季度以后，当各国国内政策资源被耗尽时，各国政府将会发现天量货币供应与公共财政支出所维系的经济复苏不过是昙花一现，在挽救投机泡沫的同时再次制造了泡沫雪崩。在经济激励政策的背后，家户、企业、公共财政以及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不是得到改善，而是变得更比过去为糟糕——“房奴”、“被增长”将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经济现象——各国国内以及国际间的融资负债链条已处在被崩裂边缘，市场已无法承受人为危机的扭曲，市场将通过自发机制报复各国政府。迪拜楼市危机、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呈现以及将来新兴市场国家产能过剩危机将客观演绎这个进程。 和世界各国相比，庞大的市场容量，充裕的中央财政以及宽松货币政策对房地产泡沫的维系将滞延后危机时代的到来。如果不及时进行社会体制变革，这场危机将会变得危如累卵。尽管中国经济被主流经济权威看好，没有社会体制改革，仅仅依靠经济手段，中国经济很难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坚，毕竟，“一只翅膀的雄鹰是飞不上天的”。 2010年，当激进的货币政策进退维谷时，制造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各国央行行长们应当变得更为憔悴才显得合适，尽管在未来并不惨烈的经济萧条过程中他们不会感受失业的窘境。

顶一下，觉得说得有道理，基本面的东东不懂:(

不是产能过剩危机，是美国赖账赖到自己人都心虚，害怕乃至恐惧了的。 实际上无非就是美国发现美元末日真的不远了，现有状态不可持续。否则的话，中国多造货美国多造人，地球装不下就造飞船迁月球和火星去住，反正都白来的，这样供需永远平衡，多么理想的经济模式啊！:handshake